1961：周扬与难产的电影《鲁迅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电影论文,周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9)03-0068-05
在文革前17年的鲁迅形象工程中，一个重要课题是把鲁迅拍成电影。学术研究当然是需要的，但学术著作的影响毕竟有限，要在一代人中造就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鲁迅形象，还需要调动各种形式。当时采用的手段主要有二：一是通过媒体进行宣传，在鲁迅诞辰、忌日等纪念日发表有现实针对性的纪念文章，塑造一个符合时代需要的鲁迅；二是通过学校教育，根据需要选择鲁迅的文章编入课本，通过体制化的普遍灌输，造就一代人关于鲁迅的知识基础。除此之外，就是文艺形式，电影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当然会被首先想到。因此，把鲁迅拍成电影，就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早在1956年，就拍过一部《鲁迅的生平》上映，但那是纪录片，拍的只是一些实物，并没有把鲁迅的形象搬上银幕。从宣传教育的效果看，当然需要拍出更受观众欢迎的故事片。正因为这样，从1960年初开始，电影《鲁迅传》的拍摄工作开始启动。经过精心的准备，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最后，电影却以流产告终，留给历史的，只是反复修改的电影文学剧本，一次次的修改记录，和各方面的修改意见。面对这样一堆材料，就像面对一个半途而废的建筑工地，难免让人叹息。不过，就是这堆废弃的材料，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密码，为我们认识那个年代的文化，认识鲁迅在当时的命运，认识文化掌控者内心的奥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本文所进行的，只是一些粗浅的清理。
一、可观的阵容与充分的准备
电影是在1960年初由上海电影局、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开始筹备的。作为第一部鲁迅传记电影，它被国务院文化部、上海电影局确定为重点片，受到了高度重视。所以，一经获得批准，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实力可观的队伍：陈白尘、叶以群、柯灵、杜宣等集体编剧，陈白尘执笔，于伶担任历史顾问，陈鲤庭执导，赵丹饰鲁迅，于蓝饰许广平，孙道临饰瞿秋白，蓝马饰李大钊，于是之饰范爱农，石羽饰胡适，谢添扮演阿Q……
为了拍摄《鲁迅传》，剧组曾走遍全国各地，进行访谈，召开座谈讨论会，广泛征求意见。2004年，就在丁荫楠执导的《鲁迅传》即将开拍的消息传出不久，上海作家陈村公布：他在网上购得一册1960年上海天马电影厂内部资料《〈鲁迅传〉创作组访谈记录》。在这本油印的资料中，汇集了茅盾、巴金、夏衍、沈从文、许广平等数十位文化名人的访谈记录，是1960年3月至6月间创作组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走访和座谈的结果。从中可见当时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创作者的严肃认真态度。
作为鲁迅的饰演者，赵丹曾经回忆说：“听说文化部计划中要拍摄影片《鲁迅传》，预定在1961年9月鲁迅诞辰80周年时公映。前期筹备的任务交给了陈鲤庭，而且叶以群已经写出了剧本的初稿。于是，1960年我先在北京毛遂自荐地向陈鲤庭提出，我要演《鲁迅传》里的鲁迅！回上海，更进一步地向组织硬要下这个任务。文化部、上海电影局确定建立重点片《鲁迅传》筹备组，由陈白尘、叶以群、柯灵、陈鲤庭等编写剧本上下集，于伶担任历史顾问，并明确宣布由我主演鲁迅。我得到了自己最倾心的角色演，浑身经脉都舒畅，兴奋得不得了，就像换了个人似的。”①为了演好鲁迅，赵丹曾多次到与鲁迅有关的绍兴、北京、广州等地深入生活，甚至完全沉浸于鲁迅的生活情景之中，体验鲁迅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趣味。比如：用“金不换”毛笔写字，抽烟抽到根，用小酒盅喝绍兴黄酒。他还把家里变成了“鲁迅的书房”，一张写字台不但被鲁迅当年使用的那种毛笔、墨盒、八行红格纸占据，还挤满了糨糊、竹条、瓦片等。他还学着像鲁迅那样亲自动手装订图书和画册、补裱残旧古书……
关于这部电影，高层领导人也非常关心。周恩来亲自过问，发表过原则性的意见。由陈村购得的油印材料可见，柯灵、陈鲤庭传达过周恩来的指示：“总理首先指示：《鲁迅传》影片应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关于党的领导，总理指示应该写瞿秋白同志和鲁迅的战斗友谊；总理还提到内山，他说，这个人至今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②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演员早已进入角色，导演和摄影也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剧本却迟迟不能定稿。剧本由陈白尘、叶以群、柯灵、杜宣、陈鲤庭集体创作，陈白尘执笔。这是一个由著名作家和著名理论家组成的班子，水平无须怀疑。但是，从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半部剧本的多种修改本的情况看，却实在不敢恭维。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修改，却不是越改越好，而是常常相反，越改越糟糕。最先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1-2期的稿本是第3稿。这一稿发表后，又经过两次修改，第5稿发表于同年的《电影创作》第6期。然后又经过多次修改，才于196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然而，直到最后，它也是只有上集而没有下集，只是半部《鲁迅传》。
二、关于剧本的内容
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的上集，反映的是鲁迅从1909年到1927年这18年的经历。我掌握的材料不全，不知道电影为什么不写鲁迅童年在绍兴的生活，也不知道电影为什么不表现鲁迅在南京接受新思想的过程，更不明白为什么不去表现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人生选择和思想探索。这半部《鲁迅传》只表现了鲁迅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四·一五”广州清党这几件大事件中的表现。其中反映五四时期的情节最多，比如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鲁迅与李大钊、鲁迅与北京大学学生……都写到了。之所以写这些，大概因为这些事实比较清楚，也较少争议，是比较容易写的。回避不写的地方，都是比较难写的。后半部之所以一直没有出现，大概主要原因就在于鲁迅在上海那一段所必然要涉及的那些矛盾。尽管创作组的成员都是著名作家，具有很高的写作技术，但面对“左联”的解散、“两个口号”的论争、答徐懋庸信等重大问题，大概仍然难以落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周扬虽然已经大获全胜，成了“文艺沙皇”，左联的历史可以按照他的意志书写，鲁迅的形象也可以任他打扮，在萧军、胡风、冯雪峰等都相继倒下之后，这已经不成问题，但是，因为最高领袖对鲁迅总是那么关注，他还是保持了足够的谨慎，所以，关于鲁迅的上海岁月，最好的办法还是暂且不写。
透过剧本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年代在艺术处理上的一些特点。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剧本不能不对历史事实有所选择、有所遮蔽和改造，因而对鲁迅的活动也不能不有所选择和改写。在经历过1958年“文艺大跃进”并接受了“两结合创作方法”的作家那里，事实似乎并不重要，一切历史细节都可以通过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得以实现。这种情况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
要写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活动，不能不写到一些人：同事、学生、朋友等。而这些人在后来有的跟了国民党，有的一直远离革命，鲁迅却与他们关系密切，怎么写呢？比如钱玄同，是他把鲁迅拉进了《新青年》集团，是他一次次去找鲁迅约稿，督促鲁迅写出了《狂人日记》，一步步成为新文学的主将。可是，钱玄同没有走向革命，而是“消沉了”。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执笔者陈白尘也认为他应该在电影中出现，却不让他以真名出现，而用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使用的名字：“金心异”。倒是周扬显得比较宽松，也比较通情理，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个人没有大问题，介绍一点知识给青年，用钱玄同真名也没有关系。他是五四时代的人么，不要丑化，也不是坏人。”对于那些国民党人和后来跟随了国民党的人，名字就不能在电影中出现了。从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北大学生领袖，到戴季陶、朱家骅这样的人物，都需要想办法处理。傅斯年与罗家伦合成一个，成为一个类型化的人物。戴季陶与朱家骅合成一个，也是类型化的，名字就叫“戴家骅”。
与此同时，剧本极力突出了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作用。众所周知，鲁迅在1926年离开北京南下，虽然与“三·一八”之后的北京局势有关，但主要原因却是爱情——为了与许广平的关系，他选择了离开北京的方式摆脱与朱安形式上的婚姻。但在当时，这样的事实却不能写，因为那不但没有意义，而且似乎贬低了鲁迅的形象，所以必须为他离京南下寻找政治理由。于是，一些细节被虚构了出来：李大钊到西三条拜访鲁迅，催促鲁迅“到南方看看”，体验一下那里的革命。同样，鲁迅1927年离开广州去上海，虽然与那里的鲜血有关，但主要还是个人的原因。但在当时，同样不能照实写，因为那似乎有损鲁迅的形象，所以必须处理为政治上的选择。剧本还虚构了这样的情节：共产党人敦促并护送鲁迅和许广平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了解情况的人们都知道，鲁迅离开广州时非常孤单，只有一个名叫廖立峨的学生前去送行，而廖立峨不是共产党员。
在电影剧本中，鲁迅个人生活的一些内容没有出现。对于一般的人物和情节，作品当然可以取舍，但有一点让今天的人们看来大概说不过去：表现鲁迅在北京的生活，常常出现鲁迅家中的镜头。我们知道，鲁迅家里不仅有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妻子朱安，在许多情节中，还应该有他的弟弟周作人。朱安的存在是无法忽视的，无论他们之间的感情如何，都是鲁迅那段生活无法回避的一个背景。然而，在这个剧本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朱安的影子。众所周知，在兄弟失和之前，鲁迅与周作人不仅住在一起，而且兄弟之间不是一般的亲密，许多事是一起做的，许多文章是一起写的。而在这个剧本中，也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周作人。这样，鲁迅的生活就被阉割了。在这种不完整的生活基础上，很难再现一个完整的鲁迅形象。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时代风尚的集中反映。在剧组进行访谈的时候，就连巴金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有些人物可以取消，如许寿裳作用不大，可以略。凡是合乎鲁迅性格的，可以创造一些，不必完全拘泥于事实。对反派人物，可以夸张一下，可以加一些东西进去。有些人物可以集中概括。有些人物，与戏关系不大的，可以不要。写鲁迅主要是写他的思想发展，私人生活可以精练一点……”③
众所周知，鲁迅的性格和思想都是存在矛盾的。但在当时，电影文学剧本却不能表现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是极力淡化那些矛盾，努力把鲁迅塑造成时代所需要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表现人的思想，电影的形式本来就受很大的限制，仅仅依靠画面是不够的。电影为了使鲁迅高大，干脆采取了回避的方式，思想感情中的矛盾都不存在了。
与此同时，剧本原稿虚构了一系列情节，比如，写了李大钊向鲁迅讲革命道理，写了鲁迅在“三·一八”的幕后活动，写了他与许广平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写了他在广州与陈延年的来往，写了他阅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了他在船上听到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消息……事实上，这一切都毫无根据。多年来鲁迅研究的成果证明，鲁迅谴责惨案的制造者，却并没有参与“三·一八”的幕后活动；鲁迅与早期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是老朋友，但与他的儿子陈延年在广州是否有交往，却没有史料证明；至于鲁迅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完全没有任何根据。但是，在当时的风气中，电影编剧已经习惯了向着革命的方向虚构，正在形成之中的“高、大、全”和“假、大、空”模式在电影剧本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所以，那部《鲁迅传》如果当时拍了出来，给予观众的，也是一个片面而虚假的鲁迅。
三、关于周扬的修改意见
在剧本的修改中，周扬曾经多次谈话，进行具体的指导。他的意见本身的内涵丰富而复杂，放在特定的背景上，更显示着特别的意味。
在1961年3月17日的谈话中，周扬说：“鲁迅的道路有他的特殊性，他是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确实有他自己的道路，经过了很长的摸索。他自己引了屈原的两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下求索，道路很长，他是深刻的思想家。写鲁迅找到革命道路容易了，看起来就不够真实。现在有个倾向，写历史人物写得过分的革命化了。鲁迅当然是革命的了。但过分革命化的结果，就会不真实。”④
让后人惊奇的是，竟然是周扬在强调艺术的真实性！竟然是他在反对拔高人物，反对把人物写得“过分革命化”！如果单从字面上看，真应该为周扬叫好。那个年代的文艺的确有这样的倾向，把历史人物写得过分革命化，无论什么情节，总要努力向革命引申，结果是导致了不真实。从周扬的批评，可以看到电影文学剧本存在的问题，即使在他提过批评意见之后的修改本中，也仍然存在把鲁迅过分革命化的问题。这是那个时期文艺作品共同的毛病，也是一直难以克服的毛病。周扬反对把人物过分革命化，反对把人物拔高，真是非常难得。
但是，面对周扬这种意见，任何熟悉周扬与鲁迅关系的人都不能不注意到一个问题：周扬是在反对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的弄虚作假和拔高人物吗？他是反对文艺把历史人物过分革命化，还是单单反对把鲁迅过分革命化？他不愿意看到电影拔高鲁迅，背后的原因是否仍然是历史的恩怨？在“文革”时期，有人抓住这一点，说周扬恶毒攻击和污蔑鲁迅、妄图贬低鲁迅的形象，固然是欲加之罪，但是由周扬出面反对拔高鲁迅，的确难逃这种嫌疑。
还是在这次谈话中，周扬又说：“鲁迅关于人民讲过两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很欣赏这两句话。这两句话一面说明了鲁迅的伟大，一面也表现了鲁迅的局限性。
‘哀其不幸’是他同情闰土、祥林嫂、阿Q……
‘怒其不争’则不尽然，人民在‘争’。太平天国、义和团在‘争’了，包括历代的农民起义。因为他没有看见这一点，因此他也没有能够表现这个方面。
……
《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是启蒙主义的杰作。当时主要是想搞思想革命。农民革命问题他还没有看到。他就是认为农民还没有起来，还没有斗争，因此——‘怒其不争’……
有些人写古代人物，用了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古为今用’，这一点用意很好，但决不是把古人变成今人。如果把古人写得那么好，我们现在亦不过如此，不是反而贬低了现在吗？……”⑤
这段话的最后一小段，看上去拐了个弯，离题说古代人物去了，其实并未离题，前后意思是连在一起的。他反复叮咛的是：写鲁迅对革命的认识，不要超过当时的实际，不要无限拔高；鲁迅也上过当，受过骗，后来在上海就被胡风骗了；写鲁迅，要写出他摸索的艰难，写出他的发展。关于鲁迅性格，他强调了两点：“一个要写出他性格中的丰富性；一个要写出他性格的发展。这样才能写出鲁迅的真正面貌，真正伟大之处。”⑥但明眼人不难看出，写出鲁迅的“真正伟大之处”是虚的，而不能把鲁迅写得太高才是实的，关键在于“如果把古人写得那么好，我们现在亦不过如此，不是反而贬低了现在吗”？这里的“现在”也就是“我们”。这“我们”当然不能具体化为“周扬”，但可以具体化为“毛主席”和“我们党”，而后者当然包括周扬。说到底，鲁迅不能高于“我们”。而鲁迅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怒其不争”。周扬举出足够的证据说：人民不是不“争”，而是“争”了，鲁迅没有看到，是他自身的局限性。他写了农民的消极面，没有写出农民的革命性。周扬还特别谈到了阿Q：“阿Q想投革命，最后被反革命所杀。因此尽管有千条缺点、万条缺点，只要有了‘要革命’这一条，就当作同志对待，是阿Q同志，不是阿Q混蛋。……”⑦
周扬在发言过程中问：“阿Q还有没有别的优点？”陈白尘回答说：“阿Q真能做，劳动好。”周扬说：“很好，还有一条劳动好。这两条很重要，一条要革命；一条肯劳动。有了这两条，阿Q就站住了。其他都是缺点。毛主席对阿Q的估价，还是当他革命的。在电影上阿Q的确很难表现，我看把阿Q搞得引人同情好一些，不要使人有厌恶之感。”⑧
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所透露的，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对于阿Q阶级身份的认定，是权威对于阿Q的态度。无论阿Q有多少弱点，只要有“要革命”这一条，又“肯劳动”，那么就是“阿Q同志”。既然是“阿Q同志”，人们就应该首先考虑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那么，就只能批判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而不能批判阿Q不准小D革命；就要批判辛亥革命脱离群众，没有让阿Q走上革命道路，而不能批判阿Q的“革命理想”。否则，就是轻视群众、污蔑群众、打击群众的革命精神。按照那个年代的见解，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人民带来利益。赵秀才与假洋鬼子串通一气挂出了革命的招牌，而要革命的阿Q却被拒绝在革命的门外。如果讽刺和打击阿Q，也就站到了赵秀才和假洋鬼子的立场上。
在1961年3月19日的第二次谈话中，周扬讲了这样一个重要内容：“民主主义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区别也在这里。能‘哀其不幸’的，是民主主义者，同情不幸的人，同情下层人，人道主义；‘哀其不幸’再加‘怒其不争’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如鲁迅就是这样，主张要起来反抗；而发现农民的斗争力量的，那就是共产主义者了。当时已经有农民在斗争了，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没有看到，包括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的人道主义者都没有看到。唯一能看到这一点的是共产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人。”⑨在当天晚上的谈话中，周扬又说：“对于农民运动的认识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鲁迅比其他作家对农民有更多的了解，但是不是已经真正看清楚农民的基本问题了呢？那还没有。在辛亥革命以前他是启蒙主义者，他认为根本问题是要启蒙，要农民起来，‘怒其不争’，是怒其还不觉悟。他看到了农民被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统治，‘蒙’么，不觉悟么，要启蒙，强调知识，知识启蒙，‘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伟大在此。至于要真正认识农民问题的根本是要解决土地问题，推翻地主的统治，武装起来等等，不是容易的。只有真正的革命家深入到农民中去了才能认识的。……真正把农民问题提到理论高度的是毛主席。”⑩
周扬这两段话讲得很巧妙，他在歌颂毛泽东的同时把鲁迅与毛泽东进行比较，含蓄而明确地指明了鲁迅的位置：他只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多么伟大，都比共产主义者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低了一个层次。鲁迅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根本是解决土地问题，因而没有能够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事业，这是人们不能不承认的。
仔细品读周扬的谈话，既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力量，又可以体会到周扬个人面对鲁迅时的复杂心理。周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不要把鲁迅写得太高，要写出他摸索的过程。二、不要把鲁迅写成革命家，应该主要写他的作家身份。应该承认，他的意见非常合理，所以演员赵丹也非常赞成。赵丹在1961年为《人民中国》杂志写过一篇题为《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文章，其中就删节毛泽东对鲁迅的三个“家”、五个“最”的评价。他当时还在笔记本上写道：“无论如何不能抱着主席夸赞鲁迅的几个伟大去创造角色，那就糟了，必须忘掉那几个伟大。”(11)需要注意的是，这正是周扬等人所要的。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是：电影《鲁迅传》一直没有上演。关于电影的流产，一般的说法是遭到了无法抗拒的政治压力：“当时江青开始访问中国有名的京剧团，劝他们多演现代戏、适合社会主义阶段的戏。同时在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上，市长柯庆施提出‘不要写古人、死人，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所谓十三年就是1949年建国以来的十三年。样板戏的时代即将到来。在文艺依附政治而生的那个年代，在‘大写十三年，大演十三年’的政治压力下，《鲁迅传》摄制组被迫解散了。”(12)
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江青也罢，柯庆施也罢，虽然提倡“大写十三年”，但并未排斥现代历史，这是样板戏的取材可以说明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写的都不是“十三年”。应该说，《鲁迅传》的流产原因复杂，周扬派的鲁迅形象是否能被普遍接受是重要原因。对于周扬来说，最好的时机错过之后，气运由盈转亏，开始失掉领袖的信任，按照他的意志塑造鲁迅形象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取代周扬的意识形态掌控者当然需要自己的鲁迅形象，但拍电影的条件却一时难以成熟。而且，历史最终也没给他们机会。
注释：
①赵丹：《我与〈鲁迅传〉》，《新闻午报》，2005年9月4日。
②③彭伦：《40年前〈鲁迅传〉访谈记录惊现》，《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7月12日。
④⑤⑥⑦⑧⑨⑩周扬：《和电影〈鲁迅传〉摄制组创作人员的谈话》，《电影艺术参考材料》，1961年第4期。
(11)黄宗英：《痴迷二十年，赵丹只为演鲁迅》，《文汇影视》，2004年3月6日。
(12)徐海屏，濮存昕：《电影〈鲁迅〉是我的天赐之福》，《时代人物周报》，2005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