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点_爱国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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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救亡”。围绕这一主题,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志士仁人都卷入到爱国主义斗争之中,并把救亡图存和向西方学习相结合,给传统爱国主义思想增添了活力,注入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内容。

关键词 爱国主义 救亡图存 师夷 学习 器物 制度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爱国主义始终是一面旗帜,鼓舞和激励着民族的脊梁们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面对各种矛盾和潜在的危机,紧紧地集结在一起,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而斗争。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无数内忧外患,几经濒临绝境,然而始终维系不坠,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代的爱国主义,有着各自鲜明的时代性。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爱国主义主要是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反对外来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反对国家分裂和维护祖国统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在历代反对外来民族侵略和反动统治压迫的斗争中,表现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令人感动至深。而到近代以后,由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爱国主义也被注入新的内容。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掠夺中国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从此,中国一步步地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除了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对主要矛盾外,又增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一主要矛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响彻“救亡”这一爱国主义主旋律,“救亡”二字概括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新内容。救亡图存,争取祖国独立、富强,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斗争的特点。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探索史。近代中国人民以救亡为基调的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内容:其一表现在近代中国各阶层的志士仁人们,为捍卫民族独立和生存,为争取民族的进步和发展,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其二表现在近代中国人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的狭隘爱国主义,急剧向以“向西方学习”、探索富国强兵之路的爱国主义升华,使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放性。近代爱国主义的演变与升华,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基本特点。

一、集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各阶层人士的英勇斗争

1840年以后,降临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是无穷的灾难,国家任资本主义列强宰割,人民遭受侵略强盗蹂躏,亡国灭种的威胁时时撕啮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国向何处去?民族的希望在哪里?就成为中华民族各阶层人士共同关心的事情。

中国近代社会各个阶级都有各自的阶级利益,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各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们都卷入到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斗争之中,谱写出一曲曲英勇反抗侵略者的伟大颂歌。

第一,农民群众的反帝斗争。

近代中国百余年间,最早起来捍卫民族独立,反抗外来资本主义侵略的是农民群众,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领导者和主力军。

1840年,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但是,就经济形态来说,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依然是农民。农民阶级身处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重,反抗性也最强,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奴役下,他们首先挺身而起,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了反帝反封的双重历史重任。

随着侵略者闯入中国,农民群众就自发地投入到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去。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1841年),广州城北郊三元里一带的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英军侵略的斗争。他们以“宁死不屈,打死无怨”的决心,与敌人展开搏斗,使英人“自过虎门以来,未有如此受创者也。”①在他们的影响下,东南沿海各地人民都展开了反抗英军侵略的斗争。浙江人民组织“黑水党”,打击来犯英军;福建、江苏、台湾人民也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些斗争宣告了中国的农民群众同外国侵略者永远誓不两立。

三元里以及东南沿海人民的抗英斗争完全是自发的。不久,就出现了太平天国抗击英法联军的斗争。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主要是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但是,当外国侵略者撕去伪善的“中立”外衣,露出狰狞凶残的真面目时,农民英雄们就毫不犹疑地展开了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他们在战场上狠狠地打击侵略者,曾击毙了帮助清政府镇压农民革命的洋枪队的头子美国流氓华尔,活捉了英法组织的“常胜军”、“常捷军”的一些统领,使侵略者龟缩在城内不敢出战。太平军将领李秀成曾自豪地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②表现了农民阶级不畏强暴,敢于同外国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概。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又是一场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遍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反侵略斗争的继续、发展和总汇合。义和团的斗争矛头一开始就指向了外国侵略者。他们在揭帖上写道:“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以免生灵涂炭”③他们高举“灭洋”的大旗,抱着“还我河山还我权”的信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同拥有近代武器装备的八个国家的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尽管,义和团运动中的盲目排外倾向是不可取的,但他们激于反侵略的义愤而进行的爱国主义斗争,却是值得肯定的。

农民群众在单独进行反帝斗争时,既没有先进的物质武器,也没有科学的精神武装。他们的力量来自同侵略者不共戴天的阶级本能和民族意识,来自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到外来的侵略和蹂躏。他们一旦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就会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爱国士兵和将领的英勇斗争。

当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一批爱国的士兵和将领冲破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阻力,竭尽全力地进行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为保卫祖国而不惜流血牺牲,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林则徐是地主阶级中爱国将领的典型代表,他曾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运动,坚决主张查禁鸦片。在鸦片战争期间,他积极备战御敌,英勇地抗击英军的进攻。在他的带动下,一批有骨气、有正义感的官员和将领,纷纷奋起抵抗。闽浙总督邓廷桢,在厦门等地加强防务,挫败英军的进犯企图。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提督陈化成,都是年逾花甲的老将,他们在“身被创数十处”的情况下,还坚守炮台,奋勇杀敌,直至“以死报国。”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在英军大举进攻时,率部殊死抵抗,浴血奋战6天6夜后全部壮烈牺牲。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在力战不支的情况下,投水自尽,壮烈殉国。守卫镇江的副都统海龄,率领1500名旗兵,同数倍于己的敌人英勇搏斗,城破后又进行激烈的巷战,“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恩格斯对镇江守军的爱国斗争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绝不缺乏勇气和锐气”。“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④

鸦片战争时期爱国官兵抵抗侵略斗争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以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都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大沽炮台守军,曾给英法联军以重创,使侵略者的进攻遭到惨败。中法战争中年近7旬的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战役中身先士卒,率领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众将士奋勇杀敌,打得侵略者溃不成军。这是中国军队在对外战争中打得较好的一次战斗,它充分显示了爱国官兵的顽强斗争精神。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致远管带邓世昌,在战舰受重伤势将沉没之时,毅然“鼓轮怒驶”,为撞沉日舰吉野,全舰官兵壮烈牺牲。抗法、抗日名将刘永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台湾各种抗日力量配合作战,抗击日本3个近代化师团和1支海军舰队的进攻……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60年间,成千上万的爱国官兵,在同优势的敌人作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中的很多人本可以明哲保身,全身而退,但他们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义不独生”,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虽然他们的斗争没有能扭转战争的败局,中国在对外战争中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但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斗争事迹,却长留史册,令后人永世难忘。

第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爱国活动。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19世纪70年代产生,9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在民族灾难深重,国家面临危亡之时,其上层政治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中下层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挺身而出,以“救亡”为己任,发起了一系列政治运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强烈刺激下而迅速觉醒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一个泱泱大国,竟败于一个岛屿之邦,而且败的那么惨,战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那么苛刻,国人皆感奇耻大辱。”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⑤战后,各帝国主义争相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使原来以著书立说为主的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的变法维新思潮,迅速形成为具有一定群众性的变法维新运动。

变法维新运动的起点是“公车上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进京应试的各省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了一套变法维新的主张。改良派满怀爱国激情,积极创办学会,发行宣传变法的刊物,将维新变法思想观点广泛传播,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浩大声势。在不断高涨的变法维新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不甘作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在103天内,颁布了一系列维新诏令,从而掀起了变法高潮。

资产阶级改良派幻想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来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但他们强烈的爱国精神,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作出了重大贡献。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甘愿为维新变法而献身,催生了新一代的改革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一大批“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的志士仁人成长起来,前赴后继,继续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了,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20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许多人还是留学生。他们有理想、有文化,充满爱国思想和革命激情,甘愿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认为,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是由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引起的。因此,中国要独立、富强,当务之急就是首先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孙中山在1894年组织兴中会时,就明确表示创立此会,是为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尖锐指出:清政府是“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去奉献给外国人的卖国政府,是全国人民的“公敌”,要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它。⑥陈天华在《猛回头》中说:“其实洋人也是个人,我也派这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和对中国革命的真知灼见,使人们坚定了一个信念,即爱国必须革命,救亡必须反清。中国人民只要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就能挫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富强。

从1895年到1911年短短的十余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策动新军,发动一次又一次“碧血横飞,浩气四塞”的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反清斗争的高涨。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从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救亡图存”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振兴中华”,反映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都无不把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作为自己活动的目标。改良派和革命派本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双方政治立场在很多方面相左。但是,当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家处于危难之机时,他们都投身到反抗外来侵略、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主义斗争中去。抵御外侮,振兴中华,成了他们共同的愿望。

二、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升华

近代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一方面进行不屈不挠的捍卫祖国独立的反侵略斗争,来阻止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企图;另一方面,先进的仁人志士们又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改革,寻求富国强兵,以御外侮的道路。

在1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西方列强既是侵略者,又是先进者;清王朝既是挨打者,又是落后者。落后的中国要捍卫国家的独立,振兴中华,必须既反对自己的对手,又要向自己的对手学习,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因此,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就成为近代爱国主义一个不可回避的焦点。

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鸦片战争中国的惨败,不能不引起他的震惊和思考,在对中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后,他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并通过他的挚友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林、魏提出向西方学习,主要是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用魏源的话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⑧他们认为,“船坚炮利”是西方战胜中国的主要原因。魏源拟订了学习西方的具体措施:(一)举办军事工业,开设造船厂、火器局等,生产轮船、枪炮;(二)仿照西法编兵、编练一支新式海军,延请西洋人教练。(三)创办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集资开设厂局,制造轮船,机械等,产品可自由出售。可以看出,不论其自觉认识程度如何,“师夷”的内容已远远超出军事技术的范围。在其编撰的《海国图志》中讲科学技术的卷帙,占了1/5的篇幅,这在以往的历史撰述中是罕见的。而且所辑内容,还涉及到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法律、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等。可见,魏源已开始把发展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纳入“强国御侮”的范围内了。

几乎与林、魏同时,农民群众在同地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进行生死搏斗时,也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洪仁玕写出一部要建设“新天新地新世界”的《资政新篇》,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虽然《资政新篇》具有空想性质,严酷的战争环境使之无法付诸实行,但它却反映了农民革命领袖们要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向西方学习,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美好愿望。

地主阶级洋务派是做为农民革命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可是在向西方学习,要求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主张上,他们却颇有相通之处。洋务派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相当一批人,包括李鸿章等,也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千古一变”的局面,⑨“此三千多年一大变局也”。⑩为此,在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在“求强”、“求富”的口号下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创办了一些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并创建了一支新式海军。这说明不同的阶级,甚至是敌对的人们,在国家危难之时,都产生了“师夷”的思想。尽管他们的认识悬殊,但在借助西法改革中国社会这一点上却形成了共识。

19世纪70年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反映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思潮开始出现。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是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早期改良派认为,西方国家都是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只有发展了工商业,国家才会富强。为此,他们提出要和西方进行“商战”,即发展民族近代工商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他们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11)此外,早期改良派还较早注意从政治体制上实行改革,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些思想和主张不仅比鸦片战争时期林、魏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与洋务思想划清了界限,明显地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在当时的中国是很难实现的。它直接启迪了20年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从改良派到革命派,在爱国主义的传统涵义中,都赋于更明确的学习西方的内容,以改变封建专制体制,解决民主与独立问题。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第一次触及了清政府的改造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既不能象顽固派那样,将西方文化看作低等文化而拒绝学习;也不能象洋务派那样,将中西文化看作彼此抵触的体系,只主张学习西方器物,不学习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他们主张变政,变中国之“体”。康有为指出:“近者设立海军使馆、招商局、同文馆、制造局、水师堂洋操船厂”等等。但由于“根本不净,百事皆非”,这些新政措施不但没有收到富强实效,反而“徙靡巨款,无救危败”。(12)他强调,欲救中国必须从根本入手,进行根本制度的变革,也就是变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为君主立宪国家,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没有成功,但它标志着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已开始从表层转向深层,从器物层面转向制度层面,把学西方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驱使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封建政权。孙中山认为封建专制暴政是罪恶的渊薮,“妨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造成可怕的贫困和落后,使人民处于无权的状况,“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他主张通过“国民革命”的途径和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

由于缺乏必要的土壤与气候,共和制度未能真正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仅仅存在了三个月就夭折了。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没有历史地位了。辛亥革命既是一场社会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又是一场政治、思想的启蒙,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从此以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主义思潮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中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从戊戌变法时期学习西方政治理论到辛亥革命实行民主共和,说明先进的中国人在与西方的对比中认识了自己的差距。“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发展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再发展到“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13)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既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过程,也是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升华的过程。把救亡图存与向西方学习结合起来,这种对外开放的爱国精神,不仅意味着维护国家的独立与稳定,更意味着促使国家走向世界,参与竞争,意味着推动国家民族的进步和发展。这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的符合理性的爱国主义。

今天,我们的祖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追求国家的富强与争取民族独立一样,同样需要付出艰苦的探索与奋斗,爱国主义不仅在近代中国是催人警醒的精神力量,今天仍然是我们振兴中华永远高举的一面旗帜。

注释:

①丛刊:《鸦片战争》(六)第28页。

②丛刊:《鸦片战争》(三)第822页。

③佚名:《拳时上谕》附录《杂录》第117页。

④《马恩全集》第12卷,第190页。

⑤《谭嗣同全集》第540页。

⑥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第1册,第333页。

⑦陈天华《警世钟》《陈天华集》第66页。

⑧《海国图志》卷2,第15页。

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第37页。

⑩《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12页。

(11)郑观应《盛世危言》。

(12)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13)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之概论》《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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