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对东亚和拉美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的制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拉美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外国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04)01-0019-(05)
外国直接投资在亚洲和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以下简称东亚和拉美）的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地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在处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上，东亚提供的经验多于教训，而拉美则是教训多于经验。这种结果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东亚和拉美制度上的差异导致的。本文主要对东亚和拉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进行制度上的比较分析。
一、政府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地位和信用
外国直接投资会加大制度的非均衡，进而导致国家经济不安全。因此，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管理外国直接投资、创造制度均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地位和作用随着政府本身地位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异，这在东亚和拉美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一）东亚和拉美“三联盟”模型的差异
“三联盟”模型，即在“官僚——权威主义”体制中，国家、外国资本和民间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着联盟关系，大众从政治上和收入分配上被排斥在这个联盟之外[1]。从表面上看，东亚和拉美的政体形式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都具有较高甚至极高的“政府强度”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从“三联盟”模型的角度进行认真分析，就会发现两者的政体形式存在着很大差别。东亚和拉美政府干预政策及其效果的差异，就是由两地政治体制中不同的内在特点决定的。
在东亚，国家或作为其直接代表者的政府拥有绝对权威，不仅政府机构中各级官僚必须服从于政府的权威，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国内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完全遵从权威政府的安排，而且政府代表着整个民族资本的根本利益，对外国资本进行程度不同，但总地来说是十分严格限制的。在拉美，虽然表面上看国家或政府拥有权威，但实际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受到不同利益集团支持的政府官僚们拥有很大权威，他们或者是代表着某些个别民族资本的利益，或者是作为“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同盟”的代表，因而实质上使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因此，有的学者把东亚的政体形式称为“国家权威主义体制”（即“政府权威体制”），把拉美的政体形式称为“官僚权威主义体制”[2]。
（二）政府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根本经济利益不受伤害。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外国直接投资必然会对发展中东道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这只重点涉及外国直接投资对东亚和拉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以及民族工业的影响。
1.对民族工业发展的影响
政体方面的差异使东亚和拉美在民族工业发展方面形成了较大差距。东亚的政府能有效地将绝大多数外国投资引导向制造业部门。战后，外国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中的比重，韩国为50%以上，香港为70%以上，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达80%以上。由于外国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其投资效果较为明显，迅速地推动了东亚的工业化进程。与东亚相比，在战后，虽然拉美制造业中外国投资的增长也比较迅速，但由于其自然经济特征，加之政体方面等原因，外国投资的相当大部分没有投入制造业部门。美国对拉美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投资总额的比重，1950年为17.5%，1960年为18.2%，1973年为39.2%，1980年为37.9%，一直低于50%。而且，由于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拉美外国投资企业的产品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而非国际市场，从而对民族工业的成长未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其结果，战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民族工业发展迅速，已经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向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转变，情报产业和知识产业等知识集约型产业部门的发展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相比之下，尽管战后拉美各国的民族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其“官僚权威主义”政府受到各种国内外利益集团，尤其是长期进口替代条件下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牵制，未能进行适时的发展战略转换，再加上高度的外资控制等原因，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其产业结构的升级受到很大阻碍。
2.对本地资本积累的影响
在拉美地区，由于外国资本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程度很高，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资金外流。据统计，美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的利润额从1966年的13.26亿美元上升到1981年的58.44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近4倍。韩国外资公司的利润返还占总出口额的0.6%，而巴西外资公司利润返还则占总出口额的6.5%。
外国跨国公司在对拉美各国投资的过程中，其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一部分利润再投资、折旧和在东道国市场上筹措，而不是取自母公司的新投资。1958-1968年，在美国跨国公司对拉美制造业的投资总额中，来自母公司的资金仅占20%，而子公司内部资金以及除母公司以外的外部资金则各占40%。由此可见，外国跨国公司不仅没有更多地弥补拉美各国国内储蓄和外汇资金的不足，反而占用了相当大规模的内部资金。这也是导致拉美各国资金外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的情况则不同。韩国虽然在战后初期接受了大量美援或外国借款，但其投向主要是用于扶植和促进以财阀为核心的民族大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推动其资本积累；中国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美援占投资总额的比重曾一度高达40%，但由于这些外国资金大部分由当局直接控制并推动以公营企业为核心的内部资本积累，从而使自身的积累能力迅速提高，60年代后期，其内部积累在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重已高达90%，甚至更高。正是由于东亚注重发挥外资的“造血”功能，迅速提高了自身的积累能力，才使积累资金来源很快地从外资为主转为以内部积累为主。这种在利用外资的同时注意培育内部积累机制的结果，与拉美只利用外资而不注重培育内部积累机制，结果陷入债务危机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不同发展模式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外在制度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中拉美和东亚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虽然发展模式并不完全符合外在制度的定义，但是，在这当中具有外在制度特点的政府法律、法规和政策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且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此把它们近似地看成外在制度。
（一）外在制度与发展模式
外在制度是由一主体设计出来并强加于共同体的，这种主体高踞于共同体本身之上，具有政治意志和实施强制的权力。“外在制度是由统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设计出来、强加于社会并付诸实施的。外在制度永远是正式的，它要由一个预定的权威机构以有组织的方式来执行惩罚[3](131)。政府是外在制度的最主要的设计者和推行者。在东亚和拉美的经济发展中政府制定和推行的外在制度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在制度在这些国家（地区）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差别，这突出表现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
从战后时期来看，大多数东亚国家（地区）实行的是典型的“出口替代”发展模式，而拉美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则是典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把两种发展模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呈现出以下特点：
1.两种模式在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结合上各有侧重，但东亚比拉美的政府干预更为灵活有效。在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政府的职能与市场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干预表现出灵活务实的特点，有效的措施通常能被继续采用，而失败的措施通常被放弃。这种灵活务实性，更为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同东亚模式相比，拉美国家干预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较差，缺乏及时调整的能力，有些合理的政策调整不能及时推行，有些政策措施虽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但仍然得不到及时纠正，长时间坚持进口替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从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的角度分析，两种模式都是外向型经济模式，但在开放程度、侧重面以及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它们表现出重大差别，东亚比拉美更为外向化。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从整体上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拉美国家经济的开放度还是比较低的。在拉美的进出口总额中，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1992年巴西只有10%，墨西哥只有8%，而同期韩国为26%。
（二）东亚与拉美不同发展模式下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1.不同的发展模式下，拉美和东亚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从历史上看，东亚和拉美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拉美国家在19世纪初独立前就作为中心国家的原料和农矿产品的供给地而存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外国资本与农业、矿业紧密联系的传统。二战后，工业化大规模进行，外国资本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随着主导工业部门的创立，跨国公司被赋予了优先地位。由于当时进口替代的工业方向，跨国公司不仅控制了生产，而且较轻易地占领了市场。
与拉美的情况不同，跨国公司实际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在东亚出现。当时，美国的跨国公司正忙于接手巴西和墨西哥刚刚起步的耐用消费品工业。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由于资源相对贫乏，市场过于狭小，而且由于政治乃至战争等原因没有引起跨国公司的兴趣。在20世纪50年代，美援、没收战前日本的投资、提高国内储蓄率成为东亚地区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的主要投资来源，这使得国内企业逐渐巩固、强大，避免了跨国公司的全面占领和控制。东亚和拉美在工业化初期形成的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差异并未随工业化的深入和扩张而减弱，相反由于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这种差异继续扩大。
2.不同发展模式导致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差异
外国直接投资在东亚与拉美存在着种种差异，其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国（地区）政府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和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从战后拉美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变化中可以发现：(1)拉美各国政府对待外国投资的态度是欢迎的，在政策上是宽松的，实际实施严格的限制时间较短；(2)政策多变，缺乏全局和战略考虑，并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缺乏远见；(3)对外国资本缺乏驾驭能力，没有把跨国公司纳入本国经济服务的轨道。各国始终没有全面推行出口导向战略，把跨国公司推到出口第一线，发挥其在出口方面的巨大潜力。反而仍旧依靠廉价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来支撑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口、利润汇回和特许权、专利权的使用费，保护型进口替代的诸多弊端得不到消除。这是拉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问题上最严重的失误之一。
相比之下，东亚引进外资的策略是比较成功的。成功的首要因素是具备有效的管理。韩国对待外国直接投资在政策上有3点值得注意：(1)既吸引又限制。随着民族工业的成长、壮大，对外资也有一个从严格到逐步放松的过程；(2)总的原则是以出口为导向，促使外国投资适应出口发展战略的需要；(3)引导外资投向与国内工业结构升级相一致。这些虽然是韩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在东亚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三、文化差异对拉美与东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内在制度分析
拉美和东亚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两个地区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一定的历史积淀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作为一种事关国家、企业和居民的关键活动，也必然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而文化与内在制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内在制度与文化
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大量的内在制度根据经验不断演化并控制着人的相互交往。内在制度离不开文化，最早的制度形式是人类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习惯。文化是一种通过教学和模仿等手段从一代人传递给另一代人的知识、价值观和其他一些影响行为的因素信息，是人们共享的价值和一套规则系统。这种意义上的文化由语言、思想、价值、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构成，在多数定义中，文化还包括工具、技能、艺术作品以及支持文化中纯制度性部分的各种礼仪和符号。文化含有许多内在制度（习俗和习惯）来自实践，且很难予以清晰阐述，也很难孤立地传递给不属于该文化的人们。因此，我们可以视文化为一套基本上不可言传的规则系统，它靠各种符号和其他有关其制度性内容的有形提示物而得到巩固。因此，可以说许多已经在一个共同体内发展起来并已成形的非正式制度构成了“文化”这一系统中的组成部分[3](119-129)。而这些非正式制度恰恰是内在制度的组成部分（注：制度的内在性和外在性之间的区分与制度的起源有关，而制度的非正式性和正式性的区分则与实施惩罚的方式有关，即与惩罚究竟是自发地发生的还是有组织地发生有关。但是，从内在制度的含义来看，其与非正式制度是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所以，这里从内在制度的角度来分析文化是有一定根据的。）。
（二）文化差异对拉美和东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一般来说，文化对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很难直接表现出来。文化往往是通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间接地来影响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和行为，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
1.“儒家文化”对东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一般来说，“儒家文化”主要有以下3个最为明显的特点，无疑是有利于东亚经济发展的，从而也有利于其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上很好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
(1)儒家文化提倡节俭，从而使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成为可能。投资主要来源于储蓄，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居民酷爱储蓄，这就使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靠内部积累资金，大大减少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1981-1990年，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年均储蓄率分别达42.3%、31.8%、32.9%和30.5%。而拉美储蓄率长期偏低。80年代初达到22%。陷入债务危机后，储蓄率降至16%～17%。随着储蓄率的上升，东亚的投资率也不断提高。1965年，东亚的投资率仅为20%，略高于拉美。而到1990年，东亚的投资率已扩大到35%，为拉美的2倍多。
(2)儒家文化鼓励人们吃苦耐劳，勤奋努力，无形中就为外资企业创造出了一个良好的劳动力环境。在儒家看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只有勤劳，才能创造丰富的财富。儒家文化的这一特点在东亚华人的早期创业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3)儒家文化重视教育，从而促进了东亚国家人力资源的发展。从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来看，我们很难说拉美国家不重视教育。但是，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高低除决定于国家用于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外，也与家庭和个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有关。后者当然决定于家庭和个人的收入，但文化因素对此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研究韩国和东亚发展模式的学者在论及东亚的教育成就时认为，成就的取得在相当程度上是儒教影响的结果。韩国学生读书的费用主要由家庭负担。1977-1982年，在小学阶段中，家庭负担为40%，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家庭负担在70%以上。拉美国家与此有明显差距。
2.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对拉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虽然，拉美各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在承认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的同时，我们依然可以认为拉美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即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不可否认，这种文化包含许多积极因素，但是，与儒家文化相比它也存在许多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拉美的经济发展，从而也导致了其在处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中屡有失误。
(1)拉美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与马克斯·韦伯所颂扬的新教有很大差异。新教倡导惜时、节俭、
尽职、勤奋、自律和刻苦工作的伦理观念，告诫人们应该把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拉美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则更多地强调运气、英雄主义、地位和身份，缺少对工商业及其所依赖的道德品格应有的尊重。哈利森[4]明确指出“今天，坚信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传统构成拉美进步的障碍的拉美人越来越多。”同时他还在其《欠发达是一种精神状态》（1985年）一书中指出，拉美文化的特点是“反民主、反社会、反进步、反创新以及反劳动（反劳动这一特点至少在上层社会中是可以找到的）”。一些拉美人对上述观点也有同感，委瑞内拉人C·兰赫尔(Carlos Rangel,1987)认为，拉美的欠发达主要应归咎于文化，“拉美的现状完全是由天主教决定的。……拉美的历史表明，与新教相悖的天主教是失败的，至少说明天主教伦理不及对美国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新教伦理。”
(2)“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普遍鄙视体力劳动和厌恶经商，不思开拓，缺乏创业精神。独立后，虽然多数拉美国家都经历了民族文化主义运动，并不断受到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影响，但天主教宗教观、鄙视劳动不思开拓的价值观、偏重娱乐和感官享受的社会风气却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时至今日，由于受天主教宿命论的影响，不少拉美人缺乏主动性和创业精神，不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而认为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拉美4国和美国的城市居民就工作态度问题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回答“努力工作无关紧要，它未必导致成功，成功更多要靠幸运和关系”者，美国居民占12%，而墨西哥人占25%，智利人占29%，阿根廷人占30%，巴西人则高达59%。
综上所述，文化因素确实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与决定经济发展的其他内部因素（如经济政策）相比，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是有限的。探讨文化因素的作用并不是为了把各国、各地区在经济业绩上的差异完全归结为文化特点的不同，而是为了使我们能更好地懂得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
收稿日期：2003-08-20
标签：外国直接投资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经济安全论文; 经济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