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向型模式转变与国际收支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收支论文,结构调整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全球经济失衡与中美贸易不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之一。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美国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与投资不均衡是失衡的根源，全球经济发展应当减少对美国消费者的依赖。①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支出者和借款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储蓄者和贷款人，各应为失衡承担一半责任。美中贸易不平衡是由中国特定制度和产业政策造成的，中美逆差在美国全球货物贸易逆差中的比重，已从2007年的56.7％升至2008年的68.6％；人民币汇率被明显低估，是对美国和欧盟等贸易伙伴的极大损害。②对此，胡锦涛主席在G20匹兹堡峰会上的讲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失衡根源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③
首先，全球失衡与全球治理结构的制度缺陷有关。在全球化环境中，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只是表象。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建立了全球生产体系，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趋势。随着全球金融开放促进了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大大增强了华尔街、伦敦城等全球性金融中心动员和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在缺少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条件下，发达经济体先后制造了IT泡沫和金融楼市泡沫，在国民负储蓄的条件下仍有大量过剩资本，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创造虚拟需求，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治理结构缺失是问题的核心。
其次，主要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失衡调整的责任更增大了失衡调整的代价。如果全球经济失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金融失衡，那么，积极推进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合作建立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对冲体系及制衡机制就变得十分重要。然而，失衡矛盾的焦点被引导到贸易失衡，导致货物贸易逆差国(如美国、英国、法国)与顺差国(中国、德国、日本)之间的利益冲突正在显性化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国际压力增大。
再次，全球经济失衡是过度强调经济自由化和便利化、有意识忽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任何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如果只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就一定会扩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然而，现代全球化就存在只强调效率而严重忽视社会公平的倾向。对于多哈回合谈判、低碳、能源、金融、货币等重大议题，特别是涉及全球失衡调整代价的分配时，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对外转嫁危机和调整责任，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问题。如果全球治理结构缺失的矛盾不能有效解决，全球失衡的根源就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中美贸易不平衡成为全球失衡的热门话题。美国是全球经常项目最大的逆差国(2008年为7060.66亿美元)，中国是最大的顺差国(2008年为4261.07亿美元)。然而事实证明，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分工的必然结果。中美贸易中的美方逆差，既因双方统计数据差异，也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所形成的顺差转移，还有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等原因。据WTO统计，美国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在1948年到2008年从21.7％降至8％，低于中国和德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但美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从1990年的22.05％略升为2005年的22.54％。联系到美国对外金融资产中股权投资比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现实，说明美国早已完成了跨国公司生产链的全球配置，美国货物出口比重下降的现象，掩盖了其货物贸易全球控制力显著上升的实质。
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2000年和2008年中国贸易顺差分别为241亿美元和2981亿美元，不到10年增长了12倍。中国加工贸易顺差同期分别为451亿美元和2967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等于或大于贸易总顺差。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顺差是贸易总顺差的135％。加工贸易是全球工序分工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一项研究成果发现，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加工出口直接增加值率和完全增加值率分别为16.6％和28.7％，远低于美国对华出口的45.2％和88.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大户，但其直接增加值率和完全增加值率仅为12.4％和19.0％，在制造业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一。⑤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及贸易顺差跨境转移的结果。据美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贸易顺差达490亿美元，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对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的总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6年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5％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有90％以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约有65％是在高新区等特殊区域完成的，其单位价值往往比在美、日、欧生产的同类产品低几倍、几十倍。⑥中国只是承接了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值生产环节，如高技术产品中的包装、五金配件、塑胶零部件等加工组装工序。
美国高技术产业和军事工业在全球居于独霸地位，却对其高增值、高技术产品设置了出口限制。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产品中，农产品和矿产品占比13.86％，工业原材料约占17.36％，机电设备零部件21.02％，高新技术设备10.76％。即使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的比重超过了高新技术设备出口，美国大豆出口已经造成中国大豆行业全行业亏损，美国有参议员还在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美国农产品的进口。
中国贸易顺差是否会继续上升呢？我认为不会。
首先，中国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正快速上升。预计在未来10年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基本转移完毕。当中国低成本的要素禀赋优势发生变化时，加工贸易的对外转移将成为趋势，从而带动加工贸易顺差的大幅度下降。
其次，国外承接低成本工序的转移地正在逐渐成熟。如印度的劳动力资源更年轻，人均收入更低，绝对人数更多，很有可能成为全球低成本劳动力的新供给地。如15至34岁人口组，中国有3801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9％，而印度有3829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5％。中印之间差距主要表现在制造业率和基础设施条件上，但随着外资大量进入印度基础设施领域，这个差距在迅速缩小。
再次，中国正在实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政策。预计从“十二五”规划时期(2011-2015年)开始，中国将更加重视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重视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发展的贡献，更加重视汇率、利率、价格和货币等名义总量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从而引致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
最后，外商来华投资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如在华生产并本地销售的外资比重在显著增加；房地产等服务类外资的比重在大幅上升；来自避税天堂或自由港的外资增长率更高，也会引致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的趋势性变化。
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不会明显减缓全球经济失衡。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中国需要在增加国内需求的同时，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体制，这将是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根本性贡献。然而事实上，人民币小幅升值无助于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失业。2005年7月至2008年8月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6.7％，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在持续扩大。而2008年8月人民币重新钉住美元后，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不升反降。2009年逆差为2268.3亿美元，较2008年下降了14.8％。如果人民币在外部压力下大幅升值，虽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能会减少，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会增加，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跨境转移，美国贸易总逆差并不减少。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过猛，中国的出口部门将遭受沉重打击，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会更严重。中国内需萎缩将显著减少从美国的进口，使美国扩大出口和就业的预期落空，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失衡形势。
当前，无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国际经济环境如何演变，中国都将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渐进、可控、有条件地推动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可以预见在“十二五”规划期内，扩大内需和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将是中国实现内外均衡与促进结构调整的重头戏。
二、外向型模式调整与国际收支结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区域推动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的外向型模式一直存在着争论。即使是东亚模式已证明出口导向的发展业绩要好于进口替代⑦，但出口导向的小经济体发展模式能否适用于大国，也一直受到置疑。著名国际贸易学者巴格瓦蒂(1988)就指出，外向型经济的激励导向过度偏向于出口，引致资源过度流入出口部门。⑧在中国，“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战略取向及利弊比较；加工贸易的作用和转型升级方向；国际分工地位及进口的作用；“市场驱动型”与“成本驱动型”外资的综合成本与效益比较；跨国公司在股权、市场份额、品牌和技术上的产业控制；国际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污染和耗能产业；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外汇储备资产的性质及多元化运用，人民币形成机制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对这些问题一直有各种不同观点。⑨在经济实践中，由于坚持了“先试点、后推广”、“摸石头过河”、“路径依赖”、“发展是硬道理”等发展理念，通过建设各类开发区，构造空间集聚和产业集群的新增长级；通过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换的新经济部门，大大缓解了外汇和资本短缺的发展瓶颈；通过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冲破了旧计划经济的体制束缚；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提高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率；通过开放竞争与国际合作，形成了混合所有制结构和内生性增长因素，国民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业绩。
然而在新形势下，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到1995年，中国已渡过了外汇和资本严重短缺的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目开放进程明显加快。然而，1995-1996年的高通胀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这个改革进程被迫中断。加入WTO以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余额快速上升。然而，由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开放和国际收支结构调整步伐没有跟上，导致这个时期的国际收支顺差大部分转化为外汇储备资产(储备余额达2.5万亿美元)，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内外部经济失衡的局面。
首先，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造成实际资源长期净流出(表1)。不仅使能源资源及环境的承载能力已达极限，而且由于净出口增长与国民福利和生活品质提高不同步，其负面效应日益显现。为此，加快推进产业和出口结构调整，提高成套设备和零部件贸易出口比重，鼓励一般贸易发展，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将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加工贸易环节转移出去，鼓励国外先进技术、机器设备及服务贸易的进口，降低消费品的进口壁垒，增进国内居民消费和生活品质多样化，以实现经常项目基本平衡，已迫在眉睫。
其次，长期偏重于“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影响经济福利增进。在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大致在6％左右，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近70％，资产净收益率很低；而在对外金融负债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约60％，资产净收益平均高达20％以上。在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占比始终在50％以上，2009年外资企业创造的贸易顺差占贸易总顺差的比重高达73％。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已影响到本地市场经济因素的发育和成长。下一步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促进资产组合多样化。包括鼓励企业到海外建立加工组装基地，境外分销、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体系，研发、设计及创新中心，境外能源和资源供应体系；形成出口零部件，进口最终产品的新模式；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推动“私人资本流出”，实现国际收支自主项目的基本平衡。
再次，国家外汇资源转化为央行外汇储备资产造成国民福利净损失。我们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2007)，中国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应保持在6000—8000亿美元左右，多余的部分应逐步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按照“藏汇于民”的原则多元化管理和运用，除用于金融投资组合之外，更多地用于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加大战略性资源储备及关键技术设备的成套进口，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等。⑩
国际收支结构调整中的潜在风险值得重视：一是未来的5-10年内，要重视加工贸易顺差可能出现的拐点变化；重视从低成本竞争优势到新竞争优势转型可能出现的停滞期；重视过度追求跨境服务顺差可能对出口部门竞争力造成的负面影响。二是未来5-10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低速增长并存，将显著减少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证券投资及私人对外金融投资将明显增加，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将增大；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更富弹性和灵活性，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加快等，都会增大金融风险，使金融监管和信息披露、金融系统性风险对冲、确保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等工作变得更加重要。三是确保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需要持续提高对外投资收益和“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2009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在经常项目差额中的比重已降到84％，投资收益顺差的比重已升至15％(表2)。持续改善贸易收支、经常收支、资本和金融收支的效益和质量，是国际收支结构趋于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总之，要走出目前内外失衡的困境，一要坚持“内需为本、外需为辅”的大国战略；二要逐步形成“零部件、中间产品出口为主，能源、资源和技术设备进口为主”的贸易体系；三要推动创新和人才“引进来”，商品、资本、人民币、银行服务“走出去”的开放经济新格局；四要培养一批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集团，提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在未来30年内逐步构造中国自主的全球生产体系。
三、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前30年，中国是以低成本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我们是“被”分工；未来30年，中国将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建立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
首先，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经济融合和一体化是中国东亚区域合作的核心部分。中国内地的市场规模和多样性动态比较优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经济国际化优势，台湾的科技创新和综合管理优势，澳门的国际旅游和欧洲商业联系优势之间的有机整合，将形成区域乃至全球最具活力的新经济增长区域。
其次，东盟与中国“10+1”经济融合和一体化是中国东亚区域合作的重点区域。尤其是2010年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全面启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加强商品、资本、货币、银行等全方位经济合作创造了机制性保障。
再次，中日韩之间的FTA合作进程在明显加快。根据我们采用CGE模型的计算结果，中国区域合作的综合经济效益最好的是“10+3”的FTA方案，然后是中日韩FTA方案，再次是“10+1”的FTA方案。但在实践层面上，则是先易后难、逐步推进。上述东亚区域合作层面正好构成了三个环，做好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经济融合的“核”，从大局上推动周边区内贸易、投资、货币、银行合作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优势互补、合作互动、互利共赢。
为了保障东亚区域合作的“三环”战略的顺利实施，还需要有两个纵向合作框架支撑。
一是中国经济再平衡战略、对外金融资产再配置战略、“走出去”战略在东亚区域的实施和结构深化。这是中国经济国际化战略，即在本地区加快推进人才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产业国际化、贸易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通过对外金融投资组合、对外直接投资组合、对外战略性资源储备组合等“走出去”战略实施，逐步提高区内相互贸易和投资的比重；培育和发展区域内自主营销、自主品牌、自主创新网络；提升区域市场和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减少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形成中国的区域生产网络体系。
二是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中国推进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的三件大事，包括推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推动亚洲货币和金融体系合作，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其中人民币区域化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阶段。加快推进人民币在边境贸易、“自由行”、货币互换等领域的使用并进一步扩展到大宗贸易跨境结算、跨境投资、贸易融资及相关金融服务领域。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根据日本经验，首先会遇到东亚生产网络中三个货币标准，即美元、日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关系。(11)我们必须意识到，人民币的坚挺对维护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意义非凡，能够起到一个“锚”的作用，维持稳定。
为此，中国要研究探索如何在东亚地区形成“逆周期”的调节机制，即在东亚地区经济减速时，中国通过增大对周边地区的贸易、投资与合作，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人民币与美元、日元、韩元等区域主要货币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人民币与本地其他货币之间的直接汇率，适时推进人民币的跨境结算和计价、国际投资和交易、国际储备等货币功能，审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在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资本项目开放，另一个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和灵活性。这两个条件是人民币区域化必须要过的坎。表3列出了中国资本项目管制的现状，目前仍严格管制项目包括：尚不允许居民个人向非居民、非居民向居民个人提供贷款；非居民不能在境内发行股票和有参股性质的其他证券；非居民不能在境内出售或发行货币市场工具；非居民不允许在境内购买、出售和发行衍生工具。其开放的前提，主要取决于监管能力和风险应对防范能力。表4列出了张哲人(2010)的研究成果，他建立了MER_CGE模型(Multilateral Exchange Rate CGE)，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三种情景：一是假设美元兑其他货币汇率维持不变，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的宏观影响；二是假设美元兑其他货币汇率贬值10％，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10％，即人民币不跟随美元贬值的宏观影响；三是假定美元兑其他货币汇率升值10％，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即人民币跟随美元升值的宏观影响。结果发现，第二种情景的人民币升值10％的宏观代价最小。(12)
香港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表明，要顺利迈过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和金融开放的这个坎，“双轨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途径。但内地的这条“轨”不能走得太快，那么，香港的这条“轨”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让内地的“轨”能够逐步与香港接轨，以顺利实现内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和金融开放的高端市场体系建设。二是涉及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市场体系建设，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资产证券化及金融创新领域，能否在管住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之间联结的输出和输入两个端口，在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先行先试”，香港和内地合作发展联合监管体制机制，从信息透明度到短期资本流动跟踪；从离岸业务与在岸市场互动，到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控制，实施全流程监管。实际上，人民币输入和输出这两个关键环节控制好了，离岸市场就能放得更开一些，以便在实践中探索离岸人民币的计价、跨境结算、交易、储备等环节的管理和运用。三是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关键是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监管与控制，香港与内地加强合作，以建立防范金融风险的防火墙机制和有效监管程序，一旦发生国际金融动荡或国内金融不稳定性冲击时，这套机制和程序可以有效切断金融风险的连锁性反应。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环境中，内地金融市场越开放，人民币汇率弹性越大，建立防火墙机制和有效监管程序的要求就越高。四是从金融全球化的角度看，东亚地区需要有本地区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以对冲全球系统性风险。两地合作打造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建立一套更有效的金融合作机制。事实上，如果内地的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区域化在体制机制上不能顺利推进，那么，香港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如果香港的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不能转变到为实体经济和大国经济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轨道上来，包括提供为科技创新的投融资服务，低碳发展的投融资服务，“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投融资服务，对冲金融风险的市场工具服务等，香港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如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之间是否需要隔离，不隔离，香港自由港与内地之间就很难建立防火墙机制；如果隔离，事实上香港已经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相对自由的资金往来，很难隔离在香港模式，美、日模式，新加坡模式以外，能否探索出适合两地发展的新模式，仍是一个挑战。总之，通过香港与内地之间密切的金融合作，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不但能够加快，而且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进步。
注释：
①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2009年10月19日在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主办的亚洲和世界经济会议上的发言。
②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09 Report To Congress,November 2009.
③胡锦涛：《全力促进增长，推动平衡发展》，在G20匹兹堡峰会上的讲话,2009年9月25日。
④如果从跨境服务差额的角度来看，顺差国与逆差国的位势会调转。
⑤祝坤福：《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年。
⑥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The Rising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Exports:Assessing the Roles of Processing Trade,Foreign Invested Firms,Human Capital,and Government Policies,Paper Prepared for the NBER Project on the Evolving Role of China in the World Trade,September 2007.
⑦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⑧Jagdisb N.Bbagwati "Export-promoting Trade Strategy Issues and Evidence"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1988,January.
⑨张燕生：《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进程、特征及前景》，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⑩张燕生、张岸元、姚淑梅：《现阶段外汇储备的转化与投资策略研究》，《世界经济》2007年第7期。
(11)沈联涛：《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5页。
(12)张哲人：《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国内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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