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的增大及西部城市化的理想途径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间论文,中国论文,差距论文,途径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处于急剧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1.1中国地区间发展差距的增大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先生指出，中国大陆依据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可大致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包括辽、冀、津、京、鲁、苏、沪、浙、闽、粤、桂、琼十二个省、市和自治区，面积为129.3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3.5%，1991年末的人口占大陆总人口的41.2%。中部包括黑、吉、蒙、晋、皖、赣、鄂、湘、豫9省和自治区，面积为281.75万平方公里，占全部国土面积的29.3%，1991年末人口占大陆总人口的35.7%。西部包括川、黔、滇、藏、陕、陇、青、夏、疆9省和自治区，面积为513.7万平方公里，占全部国土面积的56.4%，1991年末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2.8%。张塞先生又指出，三个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经济中所处的比重1978年以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8年东中西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1:0.64:0.34，1991年变为1:0.53:0.31（张塞1994）。如果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的话，1994年这一比例为1:0.47:0.23（中国年鉴1995，根据表2-11计算）。很明显，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虽然东部只占全国总面积的13.5%，但是在全国622个城市中，东部占了278个，相当于45%（中国统计年鉴1995，表10-1）。西部虽然占全国总面积的56.4%，却只拥有113个城市，占全部城市的18%。中部占全部面积的29.3%，拥有231个城市，占全部城市的37%。如果用一个地区的城市数在全国总城市数中的比重相对其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衡量该地区的城市化程度的话，东部和中部在全国城市中的份额都高于其人口的份额，反映了较高的城市化程度，相对东部和中部来说，西部在全国总城市数中的比重低于其人口比重，反映了较低的城市化程度。
本文准备探讨中国在顺应中国面临的四股深刻的社会变革潮流的同时，是否应该在其西部有选择地重点发展大城市，以防止西部的人口和经济在将来出现过度的萎缩，并借以尽快缩小西部与东中部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1.2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困难
中国社会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大转型时期，许多国家也曾经历过迅速社会转型。例如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和日本迅速从封建社会跃入资本主义社会；二、三十年代的苏联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与这些国家相比较，中国的转型有自己的深刻的特点，最显著的特点是四种历史性的变化同时快速地进行。这四种历史性社会变革分别为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Industriliazation,Urbanization,Marketization,and Globalization)。最后一种变化虽然随着现代大生产的出现便已开始，但是直到最近这一过程才开始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而大大加快。目前全球化大变化的过程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地区和国家。
应该说，我们中国对这四股历史潮流一开始并没有做到先知先觉。由于种种原因，除了工业化这股历史潮流在1840年以后在中学为体、西学之用的口号下勉强接受外，对其他三股历史潮流还是不知不觉的。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时期，对这三股潮流还作了种种人为的抵制和批判，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稠密、幅员广大的国家来说，突然要同时进行四种社会变革，可想而知，难度是够大的。前苏联这方面比我们还要强一些，人家至少早就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且由于有经互会中广泛发展国际分工的长期经验，全球化的概念对俄国人也不是那么难理解的事。除了德国和日本以外，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完成前三项历史性变革，使它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和资源来对付全球化的潮流。
1.3四大潮流不可阻挡
近百年来的各种经验教训终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类推动社会前进的最强大的动力。上述的四股历史潮流都是不可阻挡的。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四股历史潮流的产生都是基于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例如，工业化的发生，从需求层面来说，是因为人类对农产品的收入的需求弹性小于一，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会把收入的越来越多部分用于非农产品上，这就为工业产品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市场。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就会越来越小。一个本来以务农为主的社会只有将大部分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并且将他们安排到工业生产和其他的非农产业中去，剩下的农业人口才可能提高它们的人均收入。
城市化的发生是和这样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转移出来的人口会趋于集中而形成城市。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必须引进经济利益才能作出解释。造成人口集中的诱导性原因是规模效益递增规律和外部经济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提高，也就是徐滇庆教授所说的城市的积聚效应(AgglomerationEffects)（徐滇庆1997）。他例举了十条理由（规模效益、交易成本、分工、信息、外在效应、基础设施和服务、竞争和企业活力、要素流动性、消费者的选择机会以及厂商或产品的声誉）来说明城市化所带来的积聚效应的好处。他讲得非常透彻，我这里不就重复，请看他的大作。
市场化也是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谓市场化就是用竞争市场上均衡价格来配置资源。如果某产品有过度供给，其价格就会下跌，因而会鼓励消费而减少供给。如果对该产品有过度需求，其价格就会上升，鼓励更多的供给和减少需求。虽然用市场来配置资源仍有种种的缺点，这种方法，却是人类目前所知的资源配置机制中最为有效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少人一开始并不相信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只是在几十年的中央计划经济的试验失败之后，市场化才开始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发展过程。自从李加图提出比较利益定律以及其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取得各种发展以后，大家对国际分工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比较清楚了。对自由贸易所能带来的好处逐渐有深刻的体会。随着交通、通讯的发达，特别是随着资本流动的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现在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在投资时主要考虑的已经不是国界，而是何处设厂最能降低成本，最能节省运输成本。
二、中心和边陲的形成与转换
2.1农业社会的中心与边陲
决定农业社会的人口分布的最主要因素是可耕地的分布及其生产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解决粮食供应的方法无非有两个。第一个方法是提高已有耕地的生产力，例如改进耕种技术，或者提高复种指数。第二个方法是开发新的可耕地。在传统社会里，由于农业技术提高得很慢，主要是通过上述的第二条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这意味着人口必须不断地向外扩张，以取得新的土地。在比较肥沃的土地用尽之后，人们不得不进而开垦比较贫瘠的土地，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求得一块立锥之地。因此，农业社会人口分布的第一个特点是空间上的广延性，甚至在人迹罕至的荒漠沙滩之间，或者深山老林之中，都能找到务农人口。
农业社会人口分布的第二个特点是剩余产品出现的早晚及其大小决定了城市的出现的早晚及其规模。剩余产品的出现当然反映了生产技术的提高。但是剩余粮食只是使得一部分人口得以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这些非农人口之所以会集中在一起而形成城市则是上文提到的城市的积聚效应（徐滇庆1997）。城市人口的大小取决于其周围的农业腹地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的大小。显然，在农业社会里，每个城市都需要周围农业腹地的剩余粮食来养活城市中的人口。因此，农业社会中城市的分布取决于农业腹地的大小及其空间分布。中国的主要农业生产区域都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因而中国的中心城市大多分布在东部和中部。西部只有富饶的关中平原支撑了西安，素有天府之称的四川盆地支撑了成都和重庆。西部的其他的城市由于农业腹地过于狭小和零碎，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只能发展为中等城市。西部由于远离大部分的中心城市而成为边陲之地。
2.2工业社会的中心与边陲
工业社会城市的空间分布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有自己的规律而与农业社会的分布规律有显著的不同。工业社会对已有的中心城市大多会继承。这是因为城市的积聚效应，促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一般的情形下同时进行。已有的城市人口正好向工业部门提供市场、劳动和信息。原有的城市基础设施例如道路、仓库和港口等的存在也可大大减少铺设新的基础设施的成本。但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已有的城市无法全部吸收从农业部门中释放出来的人口，因而会促使新的城市的产生。这些新城市的位置就不再一定取决于其周围是否有广大的农业腹地。考虑新兴城市的位置时决定性的因素是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是否得以降低到最低。这当然又取决于该城市的主要工业部门的性质。在劳动力和销售市场不成问题的情况下，如果新兴城市的主要工业部门需要用到大量的运输成本高昂的原材料，然而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十分低廉，那么城市的位置就要靠近原材料产地，以便节省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如果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十分昂贵，那么城市的位置不但必须靠近主要港口、铁路或者公路，而且要尽可能靠近人口稠密的地方，以便尽可能接近市场。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与资源的空间分布相比，人口的空间分布对工业的空间分布有更重要的影响。著名经济学家P.克如格曼(Paul Krugman)在他的近著“地理和贸易”(Geography and Trade 1993)中强调指出人口的历史分布对工业和城市的空间分布的决定性影响。他指出工业生产，特别是需要投资于大笔固定成本的企业，一开始会在人口聚集的地方设置厂址，作这样的决定不但是因为可以使产品送到大部分居民手中的运输成本降至最低，而且由于大的市场需求，可使固定成本分摊到较大的产量而降低平均成本，这样作的企业自然就能轻易胜过拒绝这样作的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所有的企业都被迫会作这样的选择。只有当原先远离人口聚集中心的地方（例如美国的西部）因原有居民的繁殖和新居民的迁入而逐渐有了大量的人口之后，固定成本比较高的工业才会考虑迁移到这些地方去。由此可见人口在工业化前夜的空间分布对工业的空间布局有深刻的影响。难怪中国在工业化开始以前人口便集中在东部的历史格局造成张塞先生所说的今日中国资源优势偏西与生产能力偏东的“错位”矛盾（张塞1994）。用中心和边疆的术语来说，就是西部集中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却没有变成中国的经济中心，反而成了边陲。显然人口的历史分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关于中心和边陲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陆超明的文章（陆超明，1994）。
上海的崛起颇能说明问题。在农业社会的时代，上海的位置优势并不明显，甚至可以说因为太偏于一偶（因为一面是海），腹地不够大而无法成为向南京或者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但是到了工业时代，它的位置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它既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点，又处于中国最大河流长江的入海口，同时它又处于中国人口最稠密和最富裕的地区。对内，上海可以通过长江及其众多的支流以及漫长的海岸线辐射到半个中国的人口和土地；对外，上海可以通过太平洋与亚、美、欧、非、澳各大洲的港口相连，互通有无。由此可见，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新的经济中心并非偶然。当然，上海的崛起不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也是早期全球化进程的结果。如果我们设想当年中国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能够自发开始工业化过程，那么在以中国自身为中心的世界中，上海就不可能发展成今天的地位。今天的上海似乎会由武汉这样处于东、南、西、北的中心，并且扼水陆交通枢纽的城市取代。
三、四大历史潮流对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初析
3.1工业化对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
工业化本身当然有助于西部经济的发展。中国西部有大片的草原和森林，丰富的水利资源，有色金属资源，煤炭资源，石油的远景储量也很可观。这些都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些资源有的已经开发，更多的还要等待将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之后才能开发。为了要将这些资源运出来，现有的交通设施还远远不够。国家必须修建更多的公路、铁路或者铺设更多的油管或架设更多的电网。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又会进一步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这些资源有很强的前项联系(ForwardLinkages)，可以发展出一系列的下游工业。可以设想，如果有些下游工业并不需要用到大量运输成本很高的中间产品便能制造出最终产品，而最终产品的成本也不高的话，这些下游工业是有条件建立在西部地区的。例如用当地的丰富的煤炭资源或者水利资源发电。电就是一种运输成本很低，而需要量又很大的最终产品，可以通过电网很容易地输送到东部和中部去，或者邻近的东南亚各国去。另外，有些产品容易损坏或腐败，成为地区性很强的产品。这些产品也应该尽可能在西部生产。
但是应该承认，中国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东部或者中部，因此市场是在东部和中部。也应该承认，下游工业往往要用到大量的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的大部分都不是在西部生产的。如果把这些下游工业搬到西部来，它们的生产成本和运到市场上去的成本会高得异乎寻常。三线建设便是证明。因此，总的说来，工业化会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但是与东部和中部比较，西部的工业化进程是不会那么快的。
3.2城市化对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
西部也会自发地逐渐城市化，但是速度会比较慢，规模也会比较小。这是因为东部和中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会十分迅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西部的农业人口和中小城镇的人口会被吸引到东部和中部来。西部大量地流失人口当然会对当地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不利的影响。下文对这个问题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
3.3市场化对中国西部经济的影响
所谓市场化就是用竞争市场上均衡价格来配置资源。如果有过渡供给，价格就会下跌，因而会鼓励消费而减少供给。如果有过度需求，价格就会上升，鼓励更多的供给和减少需求。市场化的潮流对西部会有什么影响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象建设三线这样的错误是不可能再犯了，也不应该再犯了。中国在1979年以前对西部倾注了大量的资金，不计成本地在深山老林里建设一大批工厂。这些工厂远离原料的供应市场和产品的销售市场，现在成了大包袱。这个包袱现在只能逐渐缩小，不能再扩大了。通过津贴、补助、保护等措施来人为地发展西部的经济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市场化对西部经济也会有很多的积极影响。例如，西部盛产的能源、矿产等资源如果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话，往往可以得到更有利的价格。西部的劳动力也会逐渐获得更高的收入。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西部的劳动价格提高。首先，由于东部和中部的人均收入较高，市场化会诱导西部劳动流向东部和中部，以增加收入。其次，由于劳动的东流，相对地西部的劳动就减少了。根据供求关系，西部的劳动价格就会上升。另外，上文提到有些产品由于容易损坏，或者容易腐败而成为地区性强的产品。市场化的趋势也会促使这些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西部来。市场化还会促使东部和中部的一些产品在激烈的竞争中被迫升级换代。由于西部的劳动和土地的价格上升较慢，比较优势就会转移到西部来。西部可以将东部和中部要淘汰的工业接过来。西部甚至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迫使东部和中部的工业升级换代，以便接过它们现有的部分工业。
3.4全球化对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从全球化进程加速以后，传统概念上的边陲和中心受到严重的挑战。不少原先被视为不毛之地的边陲地区现在成了经济中心。香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新加坡、台北等也是由边陲转为中心的例子。全球化的加速是由国际资金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流动的权利，加上各国之间的交通、通讯成本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急剧下降引起的。即使三大生产要素中的土地无法流动，劳动因各国的移民政策的束缚也仍无法象资本那样自由流动，只要资本能够自由流动，投资者在作投资考虑时，就不用太受本国的劳动和土地供给的限制，也就是说，不用太受本国的边界和政策的限制，主要的考虑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使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降至最低的地点。在作厂址选择时，并不是只要劳动和土地价格低廉便好，还要考虑到原材料的价格，中间产品的价格，最终产品运输到主要销售市场的成本等。例如，有些产品是技术密集型的或知识密集型，其主要市场也在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拥有这种技术或知识的科技人员集中居住于发达国家，那么厂址就不得不设在发达国家。反之，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一般资本密集型产品，设厂时会多选择发展中国家，因为不仅那里的原材料、劳动和土地比较便宜，而且也是这类产品的主要市场。
近代以来，中国深受闭关自守之苦，今后再也不应该排斥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了。因此对全球化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应该把中国及其任何一个地区放到世界之中作考虑，而不应该把它或它的任何一个地区与世界割裂开来。例如，西部的新疆虽然远离本土的经济中心和主要港口，而成为边陲的一部分，但是它和许多中亚国家接壤，从这些国家来说，新疆就是主要对象，也是它们获得太平洋出海口的唯一通道。中国东部地区要想和欧洲作陆上贸易，也必须通过新疆。因而新疆成为欧亚大陆桥的关键组成部分。再如中国西南地区，也同样远离本土的经济中心和主要港口，而成为边陲的一部分。但是它和许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接壤，从云南到印度洋或者（经过广西或者越南）到太平洋的距离也不是那么远。从全球化的过程看，中国的西部还是大有发展余地的。
然而从短期来说，全球化的趋势可能对中国的西部是有不利影响的。由于全球化的缘故，资金、劳动、信息多流动到世界各国沿海岸线的中心城市。中国的西部不直接靠海，又没有比较主要的通航河流与海洋相通，是不容易吸引资金、劳动和信息的。
四、东西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4.1东西部收入差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简天伦1996）。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东西部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历史的原因，以及东、中、西三部分地区的自然秉赋的巨大差异造成的。从古代的农业社会起，东部因为有肥沃的平原，宜人的气候，充沛的雨量，便捷的交通，有利于发展出发达的农业，繁殖、抚养了众多的人口。相比之下，西部的自然条件要差得多。既没有大片肥沃的平原，又没有宜人的气候，交通也十分不便。目前中国西部居住了大约2亿多人，其中1亿多人居住在四川盆地、关中平原、云贵高原的一些河谷地和南北疆的一些零星绿洲之中。这些地区自然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虽然因地处边塞而交通不便，但是在农业社会的时代，这一点并不一定构成经济发展的障碍。其余的人口散布在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新疆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对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确实是十分不利的，另外除了四川盆地和关中平原联成一片而能支撑较大的人口外，其他地方即使有零星绿洲、河谷盆地，因规模不大而又零零碎碎，相隔甚远而难以联成一片以支撑大的人口，因而生产规模难以扩大，所以在农业社会的时代难以产生大的中心城市。
自从中国开始工业化以来，东部地区的便利交通，众多的人口，广大的市场，促使该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一直快于西部。上文提到，对农产品的收入的需求弹性小于一，国民收入中的越来越大的部分会用于购买工业品，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口因能满足这种需求而比较容易提高收入。西部缺少工业，西部人口，特别是西部的农业人口，就不易提高收入。
4.2四大历史趋势下东西部的收入差扩大的诸多原因
建国以来，如上文所提到，中国除了工业化以外抗拒了其他三股潮流，不但排斥市场化，闭关自守而拒绝全球化。而且也抵制城市化。不但禁止农民进城，还每年把大批的知识青年送到乡下去，或者把原来设在城市的工厂搬迁深山老林里去。这些做法降低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减慢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人为地缩小了东西部人均收入的差距，但是这种相对人均收入的差距的减少是以东西部绝对人均收入的提高速度的减缓为代价的。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自从中国决定顺应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潮流后，东部的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不但东部的大、中城市的经济发展大大加快，东部的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也大大加快了。乡镇企业的崛起使成千上万的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来，进入工业生产。他们的收入大大提高，但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多局限在东部，西部的广大地区很少有机会发展这类乡镇企业。因此，在中短期内，中国西部的相对人均收入的提高不可能象东部那么快，这是很难避免的。
五、西部应走大中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途径
5.1探讨城市化途径的重要性
由于中国的庞大的人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会有自身的特点。在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人口会向经济中心和自然环境比较优越的地区集中。例如，日本的一半人口集中在三个大城市的周围：东京、大阪和名古屋(Fujita and Hill 1993)，韩国的大部分人口集中在汉城等少数几个城市里。中国的人口太大，在城市化过程中很难靠几个超级大城市来吸收从农业中释放出来的人口。并且，在市场化的趋势下，也很难阻止人口的东移。自从允许农业人口自由流动以后，中国的人口从中、西部流向东南部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东部人口本来就比较稠密，加上西部和中部的移民，会使中国东部人口密度进一步升高。可以想见，东部庞大的农业人口加上从中部和西部迁移来的人口除了由现存的一些超级大城市市例如上海等和地区性的中心城市象广州、南京、武汉等吸收外，主要会靠密集的中、小城市来吸收。这些中小城市本来就相隔不远，随着人口的扩大会逐渐联成一片而成为所谓的城市群，因而也具有大城市的积聚效应，同时又避免了特大城市因过于庞大的人口造成的种种负的外部效应，但是，在中国的西部，应走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西部的城市化的快慢和途径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城市化是上述四种变化中其他三种变化的主要依托。
上文提到，中国正面临四种社会大变革。四种变革的潮流都是无法阻挡的。之所以说反映这四种变化的进程的最主要标志是城市化，是因为其他三种变化主要以城市化为依托。工业化体现在城市化中的原因比较容易理解。城市的积聚效应会吸引工业的各个部门在空间上相对集中以降低成本。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程度也主要体现在城市化的程度上。先看市场化，所谓市场化就是用供需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均衡价格的变化来配置经济资源。由于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一，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相对萎缩。经济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工业和服务部门，因而大部分人口也会转移到这些部门。由于城市的积聚效应，工业会集中在城市，由此在工业部门就业的人口也就集中在城市，自然为这些人口服务的服务业也就会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由此可见，工业化和城市化正是市场化引导的结果。市场化会促使大部分经济活动和从事这些经济的人口高度集中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全球化也是以城市化为依托的。由于各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中心城市。因此，所谓各国的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实际上主要意味着各国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全球已形成了若干个超级中心城市，例如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中国的北京、上海以及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等。它们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些超级中心城市拥有向全球辐射的力量。当然，这些超级中心城市又在各自的国家中与本国的其他地区性中心城市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些地区性中心城市也拥有向本地区的其他城市或农村腹地辐射的力量。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城市网络的形成是上文提到的四种社会变革潮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说明全球化主要是以城市化为主要依托。
5.2西部的相对贫困化的现状与长期化的可能性
本文一开始提到，东部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3.5%，1991年末的人口占大陆总人口的41.2%。中部占全部国土面积的29.3%，1991年末人口占大陆总人口的35.7%。西部占全部国土面积的56.4%，1991年末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2.8%。197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占50.5%，中占部32.3%，西部占17.2%。据新华社1997年5月4日北京电，199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上升为58%，中部降为28%，西部则降为14%。很明显，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的程度是相当快的。另外，据新华社同日北京电，经济增长速度西部仍然慢于东部和中部，虽然正在越来越接近东、中部。我们不知道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何时能追上东部和中部，希望这一天早一点到来。但是，即使这一天到来了，也只表明西部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不再下降了。只有当西部的经济增长程度明显超过东部和中部，西部在全国经济中的份额才可能上升。如果西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迟迟不能快于东部的速度，那么西部的相对贫困就有可能长期化。
5.3挽留西部人口与提高西部人均收入的矛盾
对于西部人口逐渐流向东部和中部，国内有许多讨论，见仁见智，以樊纲为代表的赞成者指出西部人口到东部打工，有多重积极意义。首先他们能通过汇回一部分的所得增加西部的收入，扩大西部购买力。第二，他们会带回东部的先进经验，增加西部人口的见识。第三，他们会建立起东西部的各种联系和渠道，长远来说对西部经济的发展是会有促进作用的，反对者一般着重于西部民工对东部社会的冲击，例如，增加交通的拥挤，住房的短缺，环境的污染，犯罪率的升率，并且使东部地区的就业问题更趋势严重，等等。我很同意樊钢的意见（樊纲1995）。在反对的理由中，有些在我看来是很勉强的，有些则是错误的。简单地通过行政措施用防、堵、遣的办法不准西部民工外出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不明智。但是在支持西部民工外出打工的同时，对如何减少因人口东移而在西部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人口的过度流失会影响西部的经济发展。第一，流走的人口大多是青、壮年，他们从小在西部长大，接受教育，已经积累了不少的人力资本和一定的工作经验，并且对西部的环境有一定的了解和一定的感情，正是可以在西部的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的离开，当然对西部是一大损失。第二，上面的讨论提到，人口是构成市场的重要因素。人口的移走，当然会对西部的市场发育不利。第三，西部要顺应世界四大潮流，当然也要走城市化的道路。但是，如果农业中释放出来的人口大部分流向东部的话，西部就不容易城市化。第四，上文指出，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主要依托是城市化。城市化迟迟发展不起来，当然就要影响到西部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第五，如果人口流失严重的话，西部经济不但不会赶上东部和中部，甚至有可能使西部经济萎缩。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一些国家中由于人口的流失造成的经济凋零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地区，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由于旧有的工业的衰败、人口的大量移走，经济长期处于不景气。中国西部已经面临许多三线工厂必须缩小生产规模，或者完全下马的问题，如果再加上西部人口的过度流失，西部出现经济的凋零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在现行的政策和体制下，挽留西部人口与提高西部人均收入发生着深刻的矛盾。
5.4西部地区自发城市化过程的障碍
上文提到，在东部，除了进一步加强几个超级大城市和地区性中心城市外，东部现存的稠密的农业人口主要靠发展中小城市来吸收。由于东部有密集的中小城市，它们往往相隔不远，中间也没有高山或沙漠阻隔它们的交通，很有希望发展成一个、一个的城市群，每个城市群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甚至一个超级大城市。所以东部走中小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在东部的人口空间分布的特点下，不失为一条既能收到积聚效应，又能容纳较多的人口的办法。例如，湖南以长沙为中心的京广线一带，河南以郑州为中心的京广线和陇海线一带、山东以济南为中心的津浦线和胶济线一带等，以及胶东半岛、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都已经出现这种趋势。
但是，西部和东部很不一样。西部没有联成一片的平原。东部的大片平原使农业人口的分布不但是密集的，而且是比较连续的。西部的农业人口的分布既是密集的又是断裂的。他们大部分聚在河谷盆地和零碎绿洲之中。少部分散布于深山老林之内或草原之上。先集中考虑聚集于河谷盆地或绿洲里的人口，因为它们代表了西部人口的大部分。前面提到，除了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等外，西部的大部分河谷盆地或绿洲都不大，无法支撑庞大的农业人口，而且这些河谷盆地或绿洲相互之间为高山峻岭或戈壁沙漠所阻隔而相隔很远，它们只能形成一些小城镇，因缺少人口来源而无法自我扩张成大城市，并因相隔过远而无法形成密集而相互呼应的城市群以获得事实上的大城市的积聚效应。这表明，西部人口很难加入城市化的进程中去。由于上文提到，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主要以城市化为依托，城市化的延缓当然又意味着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上的迟缓。这自然对西部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
5.5重点发展几个地区性大城市是加速西部城市化和富裕化的捷径
西部已经形成了一些地区性的大城市例如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贵阳和昆明以及象重庆这样的超级大城市。这些城市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表明它们自古以来就有比本地区的其他城市优越的地方，至少有较大的农业腹地和其他优越的自然条件，才能逐渐吸引人口的聚集。由于它们已经有相当的人口规模，因而已经产生着比较高的积聚效应。用徐滇庆教授的话，就是说这些城市有较高的规模效益、较低的交易成本、较发达的分工、较灵敏的信息、良好的外在效应(Extemalities)、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较强的竞争和企业活力、较高的要素流动性、较多的消费者的选择机会，厂商对其产品的声誉也更切切在心。应该使这些城市成为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的领头人，而不应该重点发展小城镇，因为西部的小城镇大部分无法成长成为有较高积聚效应的城市。而且要每个这样的小城镇都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对外交通和通讯设施，在布满崇山峻岭或戈壁沙漠，交通及其不便，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西部是代价高而效益低的做法。
张塞先生在他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文中提到，区域经济学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模式，例如“梯度论”、“点轴开发论”、“地域生产综合体论”、“优位区开发论”、“区域发展阶段论”、“差异协调发展论”等。他认为中国应该推行双梯度开发布局战略。我认为是极有见地的。他的基本思路是：第一个梯度是在宏观经济范围内遵循“东部—中部—西部”梯度开发顺序，这是一个大梯度。同时正视每一个区域内的不平衡发展，因而在每一个区域内也要实行梯度开发，即优先开发每个区域中比较发达的地方，这是一个小梯度。两个梯度应该相接合。我认为他的想法实际上和本文所主张的西部目前应该以发展大中城市为主达到缩小西部与东中部的发展差距的想法是一致的。因为所谓一个地区比较发达地方当然是该地区的大中城市。所以本文实际上是他的想法的具体化。本文同时还给出经济学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根据就是以城市化为主要依托的四个社会变革潮流是基于人类对物质利益的不可阻挡的追求之上的。
城市的积聚效应到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促进作用是不应该低估的。一般来说，一个城市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后，会自发地扩大其人口和生产规模。这是因为各行各业会发现聚在这个城市之中，可以享受到许多无形的好处，它们的生产成本会明显下降，生产效益会明显上升。因而它们会纷纷被吸引过来。由于这个问题极为重要，这里让我再化一些笔墨对城市化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效应作进一步解释。首先，城市人口增加意味着一个狭小的空间内生长出一个极大的市场，因而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工厂就可以通过迁入这个城市，扩大自己的产量以收到规模效益的好处。密集的城市人口还可以促进较发达的分工、因而收到因专业化而带来的高效率。人口的聚集又可大大提高信息周转的速度、大大提高切磋技艺的效率。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成百万人口聚集在一起，密切交往，当然更有可能产生思想火花。这种环境既有利于引进、消化新的技术，也有利于发展新的产品或者发明新的科学理论。另外，各行各业集中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某个部门急需什么零件，打个电话就行了，当天就可以拿到这个零件。从生产这种零件的厂来说，送货的交易成本也很低，送货的地点也许就在几条街之外，至少在一个城市之内。良好的外部效应(Extemalities)也是城市化带来的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效应。人口密集的城市相对人口散居的乡村来说，有较完备的基础设施。例如地铁、汽车等公共交通，电话，电台、电视台，各类学校，各类图书馆，各类博物馆，展览馆，设备较全的医院等等。城市文化是以较低的成本使一个庞大的人口得以沐浴，浸妊于现代的科学文明和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中而更快地改进自身的素质的极好办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改造我们这样一个几千年来以农立国，倾向于因循守旧的民族使之尽快适应当今日新月异的世界潮流，城市作为一座大学的教育功能是不可低估的。在各色企业林立的城市中，同行之间必然存在激烈的竞争，幸存下来的企业必然有十分强大的活力、厂商对其产品的声誉也更切切在心。大城市抗衡经济萧条的能力也比小城市要强。后者往往只有几种简单的产业，整座城市的命运主要系于一、二个产业，一旦市场对这类产业的需求下降，或者这座城市的这类产业竞争不过其他地方的同行的话，整座城市就会萧条，解雇的工人在当地也不易找到工作。目前一些三线城市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在各行各业集中的城市，一个部门的不景气很有可能为另一部门的繁荣所抵销，被不景气部门的工厂解雇的工人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本市之内找到新的工作。因为这个理由，象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解决下岗工人的再就业相对要容易得多。有才干的人当然也就更容易发挥自己的特长。因此，在大城市中，要素的流动性也大大提高。至于在城市中消费者有较多的选择机会，更是不言自明的了。
5.5几点具体建议
上文所讨论的是四种自发的潮流，是基于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因而是无法阻挡的。顺应这四种潮流，就能以多、快、好、省的效果达到经济发展。那么政府可以作些什么事呢？我想，作为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以下的具体做法：
1.西部地区的每个省份应选出一到几个城市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首先应集中有限的资源优先完善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加强它们对外的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联系，以及对外的通讯联系，以吸引内外资。
2.中央应该订出对西部的更具体、更优惠的税收、贷款、投资、经商、住房等方面的优待措施，积极鼓励东中部有一技之长者，或企业家移居这些城市，促进西部的经济开发。
3.本地区的新的工业、服务业投资在一段时间内尽量向这些城市集中，这样做，不但可以使这些企业和服务业分享已有的积聚效应，而且由于它们的加入，这些城市的积聚效应可以进一步增强，这些城市对整个地区会有更强的辐射作用。
4.随着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应比较迅速地扩大这些城市的人口。人口来源除了吸引东中部的人才外，主要来自本地区的小城镇，外出的民工回流人员，以及本地区的务农人口。
5.散布于已有的河谷盆地和绿洲的农业仍应该大力发展，但是不应该在所谓粮食自给的名义下，反对那些生活在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环境中的人口离开农业，寻求新的谋生手段。当生活其间的农业人口逐渐从农业中释放出来的时候，应创造条件使他们能被本地区的城市所吸收，以便将西部的人口尽量挽留在西部。上文已经指出，人口的大小对城市化和市场化有深刻的影响。
6.由于双梯度开发战略的实行，国家的资金重点会投在东部和中部。在这种情形下，西部对民营企业应有更优惠的政策来吸引民间各种资金，放手发展各种民营事业，并加速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或股份化。
7.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小学教育事业和职业学校。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良好的基础教育是促进城市化的有力手段。
8.西部的有些中心城市应建设成国际性的大城市。重庆当然不用说，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城市。其他如昆明应该建设成能对东南亚和南亚辐射的大都会，在沟通中国和这两个地区的蓬勃发展的经济往来中起重要的作用。又如乌鲁木齐应建设成能对中亚各国辐射的国际大都会。这些城市的人文历史非常适合它们成为这样的国际大都会。为此，在发展本地区的交通时，必须有国际眼光。对澜沧江、湄公河的开发，滇缅公路和铁路的修建，以及由新加坡到昆明的铁路的铺设，国家应加以特别的重视和帮助，使西部能加速融合到全球化的潮流中去，不但能分享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繁荣，而且能够分享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繁荣。
六、结束语
西部在中国目前所推行的宏观发展战略中已是重点，这是加速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西部不应该消极等待，而应该积极顺应四大社会变革潮流，以优先发展地区的中心城市来形成本地区的增长点，加速本地区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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