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政治研究：进程与争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进程论文,政治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网络政治是互联网上客观存在的、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关于政治权力、政治意识、政治体系、政治行为、政治管理、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等内容的政治现象。① 显然，网络政治学是关于网络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网络政治研究的理性演绎和科学归纳。本文以1994—2010年间CNKI检索文献及主要论著为分析对象，对网络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基本内容、主要特点进行历时性梳理，检视中国网络政治学的学术景观，并对未来网络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学术展望，从而不断推动网络政治学研究走向深入。
一、网络政治研究的发展阶段
1994年，中国开通第一个互联网节点，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此后，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及专家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这股新兴的力量。通过对CNKI进行主题词检索发现，中国网络政治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自1994年至今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见图1），根据1994—2010年检索文献数量及主要内容的变化，可以粗略地把中国网络政治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图1 网络政治研究的主题关注度
数据来源：CNKI检索。关键词分别为“网络共同体”、“电子政府”、“网络权力/网络权利”、“网络管制”、“网络参与/网络参政”、“网络思想政治”、“网络民主/电子民主/网上民主”等；范围“核心期刊”；时间“1994—2010”；匹配度“模糊”。因CNKI 2008年数据未完全入库，为使分析具备连续性，取2006、2007、2009、2010年的均值作为2008年数据。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2010年9月26日。
起步阶段（1994—1998）：这个时期，互联网研究刚刚起步，CNKI核心期刊上与网络政治相关的论文数量每年都有增长，但增长速度较慢，1998年达到历年中文章数量的顶点，却也仅有64篇。从文献内容上看，这些文献多是对国外互联网建设状况的介绍，讨论本国互联网建设状况的不多，文献风格多为评议型，如《政府上网了大众要跟上》② 等，表明学术界对于互联网这一新兴事物仍保持着好奇而又谨慎的态度。而互联网研究的系统化和技术化要归功于政府的推动，1997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授权中国科学院组建和管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这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研究机构。此后，CNNIC每年对中国互联网发展情况进行了两次统计，其统计数据为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权威的参考资料。此外，在这一时期，一些经典的外国文献被陆续引入国内，如《数字化生存》、《未来之路》等，成为中国迈入网络时代之际影响较大的启蒙读物。而国内研究成果则略显单薄，1997年出版的《网络为王》③ 成为国内首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著作，但该书中对网络政治现象的专门探讨不多。
成长阶段（1999—2005）：1999年，中国发起了“政府上网工程”，随后两年内“企业上网工程”和“家庭上网工程”亦陆续启动，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普及预示着网络研究大潮的来临。从CNKI检索情况看，自1999年起，网络政治相关文献数量成几何次方增长，到2001年实现突破300篇，是3年前的5倍。2002年增速稍缓，2003年又进入第2轮急速增长期，2004年突破500篇。由于刚刚起步不久，研究主题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电子政府”的讨论，该领域的论文占了论文总量的一半，国内信息化专家围绕电子政务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全面分析了电子政府的建设环境、建设意义、基本模式、现有困难和社会影响等，并自2004年伊始对电子政府的发展趋势进行年度性预测，为电子政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④；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欣欣向荣的同时，网络黑客、网络诈骗、网络侵权的现象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因此“互联网安全”成为政府部门关心的第二大课题。从2001年至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政治学方向共发布过4个与互联网相关的主题，其中3个为“互联网条件下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国家对互联网小心谨慎的提防态度。也是出于维护网络秩序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管制”成为仅次于“电子政府”的两大主题（见图1）。从著作出版情况上看，更多国外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曼纽尔·卡斯特（Mnuel Castells）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米切尔（William J.Mitchell）的《比特之城》等⑤。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在不断地探索和总结中成长，并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1999年，论文《网络政治学解读》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网络政治学”的概念，对网络政治学的基本要素和内涵进行了介绍；2002年，《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出版，该书从网络政治的研究范畴、网络政治的基础理论、网络空间的虚拟政治现象、网络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网络社会的国家治理及网络政治的发展趋势六个方面对“网络政治”的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⑥ 有学者看到了20世纪的政治学在回答由网络引起的政治问题时产生的危机，纷纷呼吁国内开辟网络政治研究领域，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论文中对网络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任务和关键问题进行了阐释。⑦ 这段时期内，一些挂靠在省社科院及地方高校的互联网专门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这其中包括天津市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等⑧。
发展阶段（2006—）：由于网络政治权力、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民主等主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文章数量大幅度上涨，历年来处于一枝独秀地位的电子政府研究在总体研究热度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论文所占比重相对减少。在新兴的话题中，网络政治参与相关文章数量的增幅最大，这表明随着互联网覆盖范围的拓宽和深度的推进，网络政治研究者们开始真正关注起互联网的草根特性以及网络主体的行为价值和政治意义。这种学术视野的拓展在国家社科课题基金项目分布情况中也反映出来：具体表现为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下中标课题的比重逐渐上升，并逐渐与传播学和图书馆情报学课题数量持平（见图2）。而政治学近4年来的课题指南，分别为“数字城市与城市管理研究”（2006）、“互联网与廉政建设研究”（2009）、“互联网与公民权益保护的关系研究”（2009）以及“网民政治心理与网络治理研究”（2010），这表明“网络政治”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唯一命题的阶段，而进入多主题繁荣并存阶段。这一时期，国内推出了一系列网络政治与治理的优秀著作，例如，《网络政治学导论》、《众声喧哗》、《我们的防火墙》等⑨。从研究机构的成长上看，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2008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成立，该室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并编辑发行了第一本有国家正式刊号的网络内参《网络舆情》，在舆论压力指数测试、网络人文地图绘制以及网络突发事件案例库建设上做出了显著贡献。
图2 网络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
数据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http://www.npopss-cn.gov.cn/）
二、网络政治研究的主要论域
通过对CNKI的相关文献及国内外主要著作的阅读和分析，网络政治研究的主要论题和内容表现在网络政治主体、网络政治权力、网络政治行为、网络政治文化及网络政治民主等五个方面：
（一）网络政治主体
网络政治主体主要包括网民、网络社群和网络政府（电子政府）三者，根据互联网史研究专家迈克尔·豪本（Michael Hauben）最早提出的概念，“网民”是指非以地理区域为依据所形成的，具有社区意识的、相互发生行为联系并愿意为网络建设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一群网络使用者⑩。国内目前对网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总体特征（包括总体数量、性别构成、文化程度、分布区域等）及心理肖像两个层次上。对中国网民的总体特征，CNNIC的历年报告进行了详细而及时的描述，而对网民的心理肖像描写则分散于对网民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行为表现等文章中，作为集合概念出现，至于对单个网民的研究并不多见。网络政治主体中研究较多的是电子政府和网络社群，前者往往以管理者身份出现，后者则主要处于参与和从属的地位。
电子政府是互联网上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和管理主体，也是网络政治最热门的研究对象。它的概念于1993年由前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率先提出，根据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定义，它是指“政府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运用到政府的全部职能中，特别是利用因特网及相关技术的网络化潜能来改革政府的结构和运作”(11)。中国电子政府建设始于1999年的“政府上网”工程。此后，根据其建设目标的不同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00年，以“十五”为标志。以网站建设与信息建设为中心任务，文件明确提到要整合网络资源，建设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构建政务信息网络平台、数据交换中心、数字认证中心，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第二阶段起步于2004年，温家宝在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上反复强调“要把推进信息化与改进政府管理结合起来，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12)，标志着电子政府的建设目标转移到推进政府转型和公共服务上来。这引发了学术界对电子政府研究兴趣的集体转型。如果说2004年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子政府内部建设（包括政府信息共享管理、信息安全保障等问题），那么2004年以后，伴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发展，学界对电子政府的外部功能（包括在线服务、互动交流等）的关注明显增多。例如，有学者从需求面、供给面、结构面考察了电子服务的流程特性，并从低到高依次确定三个级别的电子服务：即“低复杂—服务度”的基本信息服务（如信息公开等）、“中复杂—服务度”的信息交流以及“复杂—服务度”的事务处理，为电子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13) 还有学者对此三个层次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通过网站测评与综合调查，指出中国电子政府发展出现低水平“拥塞”现象，即在电子政府测评成绩年年进步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缺陷——中国电子政府职能重“信息公开”，轻“互动交流”和“在线办理”；公共服务功能的进展始终处于“量变范畴”，没有实现突破。(14) 学者们对电子政府研究重点的转变恰恰反映了在新信息技术认识上的学术分野。对于新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兴起，学术界一直保持着两种不尽相同的态度。一部分学者站在“工具论”的立场上看待信息技术，认为信息技术“对于政府的效率、服务及民主标准这三方面的产出所产生的作用可能也只是功能性的、间接的。因为相对于信息技术的影响而言，政府管理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制度变迁，对于政府管理活动的三个产出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必然”。而另一部分学者将信息技术视为“革命性”的力量，认为对于传统的官僚体制而言，电子政府不仅是一种管理工具，而且将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在他们看来，“电子化政府的本质，并不是单纯地把信息科技应用于政府和公共事务的处理问题，也不是如何应用信息技术来提供信息和电子服务，增进行政的效率问题，而是政府面对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规范的挑战，如何进行政府的再造，促进政府的转型，建立适应信息社会需要的新的政府治理典范，促进善治，实现善政的问题”。(15) 中国学术界之所以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寄予如此厚望，原因在于电子政府这一极具草根性质的治理形态的诞生，不但为中国的民主进程撞开了一条通道，更可贵的是它体现了中国政府改革治道的强大决心、勇气和智慧。
当网络上的BBS、聊天室为网民提供了“群居”的条件时，网络空间开始出现了虚拟社群（Virtual Community）。它们是“围绕着共享利益或目的而组织起来的，自我界定的互动式沟通之电子网络”(16)，是互联网上的另一支行为主体。如果电子政府代表的是官方的力量，网络社群则主要是来自民间的声音。对网络社群的早期研究总是与网络空间（虚拟社区）的特性紧密相连。研究者们认为，由于网络聊天室、BBS等网络空间具有高度开放性、自治性和流动性的特点，网络社群便无可避免的具备了成员身份的非现实性、人际关系的“似真性”（verisimilitude）、交流互动的平等性等特殊形态。(17) 研究者对网络社群最初的兴趣集中在其自助和共享功能上，例如对英国的网络学习共同体（NLCS）系统的研究(18)，学者们认为，要实现此类学习型共同体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需要一些基本的技巧，包括“协调人”的存在、成员“个性信息”的展现、充分的信息交流、成员的价值感、成员的责任意识、匿名的消除、宽容的态度和公私信息的结合等。(19) 这些技巧其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网络社群。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有人开始关注网络社群在公共领域的作用与价值，建构了“网络共同体”的概念。网络共同体是指“网络”与网民“共同体”合成的产物，是网民在网络上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所结成的一种“团体”或“组织”，它具有民间性、松散性、一定程度的政治性。(20) 网络共同体在网络社会无处不在，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孙志刚案”、“反击CNN”、为农民工“讨工钱”、反腐倡廉等事件中，它们都展现出了强大的舆论力量。鉴于“网络共同体”在公共事件中的舆论角色地位日益凸现，学者们对其重视程度，尤其对共同体中意见领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一般认为：意见领袖的存在对共同体内部关系的协调、情感的维系和共同体品牌形象的塑造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学者指出，正因为意见领袖的存在，共同体内的信息传播不再是完全平等的，陷入了拉扎菲尔德（Paul F.Lazarafeld）所谓的从媒体到意见领袖再到不活跃人群的“两级流动传播”状态。(21) 网络共同体中的意见领袖的政治参与，既可能出于社会责任感，出于自身利益，也可能出于非法企图；既可以推动共同体发展为理性而活跃的政治助力，也可能将共同体塑造成冲动而具有破坏性的反动力量。因此，有学者提出必须对意见领袖进行相应的引导，或从三类人（行业领导者、专家学者和事件积极参与者）中扶植符合要求的意见领袖，以把握网络共同体的意见走向。(22) 那么，网络共同体究竟以什么方式获取网络权力？它们能否超越网络对现实政治格局起到更深远的影响？这些问题在网络政治权力、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方面都有涉及。
自2008年至今，随着微博的发展，“微生物”成为新媒体时代最活跃的网络群体。“微生物”是微博用户通过微博这一共识的行为方式和采用独特的微博语言为自己建构的身份。基于web3.0技术的微博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因自身跨媒介传播的特点而导致传播阶段和模式呈现出多极化状态，从而使微博的传播形态从最初的分众传播逐渐升级为大众传播。新的传播形态使“微生物”表现出新的群体特征。有学者研究微博时代的粉丝传播，将微博粉丝群体的新形态总结为三点——“微信息”、“微距离”和“微革命”。有学者认为不同于前微博时代的“两级流动传播”，微博时代的来临使“从粉丝团首领到普通成员，从粉丝贴吧的管理员到一般的注册会员……找到了近似于乌托邦的全新社会关系”(23)。还有学者以“嵌套性”理论解释微博的传播机制及由此引起的网络社会关系变化，乐观地认为通过微博的“加关注”功能实现微博用户圈子的嵌套，地球上的任何两个人之间都有可能直接对话……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半个世纪前所预言的“地球村”将会被实质性推进，“所有的地球人重新部落化为村落里的一员，彼此成为消弭了地理障碍的邻居”。(24) 但对于微博的发展将推进网络社群的团结化、平等化和民主化的观点，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微博通过自身文字规则形成的独特的碎片化语言和信息快速传递导致的快捷生活方式共同构建了微博的社会文化现实，这种现实最终导致了微博群体的分割。(25) 还有人指出，微博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网络意见领袖功能的终结，恰恰相反，微博传播“强辐射化”、“高到达率”以及“个性化”、“私人化”、“碎片化”等特点将有助于“意见领袖”影响面、影响度及亲和力的提升。还有学者直接指出微博传播的负面影响，认为“微博看似无限自由、无穷边界，可以接受无数信息，但实际上却有意无意地屏蔽了许多真实的信息，加之带有激烈的言辞和过分情绪化的渲染，往往容易形成‘圈子化’的、‘群起而攻之’的、‘多数人暴政’的现象……在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微博等新媒体所建构的民主努力还只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微博的出现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裁判所”。(26) 微博技术发展至今不过短短几年，对微博时代网络社群的新变化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有益引导都是值得持续深入探讨和关注的话题。
（二）网络政治权力
权力的存在及其运行方式是政治现象中最核心的问题，因此网络权力是研究网络政治的人绕不开的话题。网络政治权力结构是由网民的政治权力、网络共同体的政治权力和网络政府的政治权力所构成的有机统一体。(27) 在目前的研究中，网络政治权力也常作为“网络政治权利”，学者们大多将此两个概念混用。有学者认为网络政治权力和权利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出对他人的影响力。以资源掌握数量及行为的公共影响程度为标准进行分类，网民的政治权力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利，包括自主权、自决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技术权力等等。网络政府与现实政府类似，拥有网络立法权、信息监督权、资格审查权等等。是具有强制性和广泛性的影响力。而网络共同体的权力既包括普通网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又通过公共契约和集体表达而对其他网络共同体、网络政府甚至对现实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我们将网络共同体的权力视为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融合。另一种更为普遍的研究思路是以网上和网下两个维度进行划分，一是研究网络中的权力，二是研究网络与现实权力的关系。前者主要讨论的是：互联网中是否能生产出新的权力？而后者主要关注的是：互联网如何改变传统权力的分布格局及运行状况？
沿着第一种路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就以演讲或撰文的形式预言：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信息技术将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实现全面渗透，并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一支影响主权国家及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以一种“言说”的方式表现出来，网络政治权力首先表现为网络话语权。由于网络具备开放性、广容性、互动性、匿名性等特点，一般认为，相较于传统媒体，网络话语权具有更明显的社会性——其权力形态更具分散性、参与性、平等化与循环性，(28)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网络言论更自由化，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广容性削弱了政府对舆论的控制能力，使公众在网上可以真正做到畅所欲言，唇枪舌剑；其次，网络言论更多元化，网络对参与群体无差别的接纳，解构了社会传统媒体对“新闻”和“重大事件”解释的权威地位，从而打破传统媒体时代的一言堂格局；最后，网络言论更平民化，网络打破了现实中以财富、职业等为标尺的社会等级，使网民更轻松地与其他主体进行信息沟通，网民更看重话语中的观点、态度，而不再像现实生活中那么依赖权威，这使网络话语权的平民化特征表现得极其鲜明。然而也有人认为，网络话语权同样具有严格的等级特征：从宏观层次上看，“数字鸿沟”的存在使网络话语权力的核心依然牢牢把握在掌控着优势信息及技术的国家或集团手中；从微观层次上看，即使是在某一网络社区的内部，依然存在话语权力的分层。有人以BBS为例探讨了网络话语权的等级特征：网管作为网站从业人员掌握最终的生杀大权；斑竹（版主）通过删帖、改帖、置顶等权限引导BBS的趣味和方向，是BBS上的显性掌权者；资深网民是BBS上说话影响力较大的一群人；而普通网民构成了BBS上数量最多却最没有影响力的“沉默者”。(29)
无论平等与否，互联网已在一定程度上以它独立的意志建构了一个权力系统并与现实权力系统并行或交叉运动着，最终改变了现实政治的权力格局和运行状态。网络对现实权力的影响，这是研究网络权力的第二种路向。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现实世界中的权力。首先，网络传播促进了现实社会的分权化进程。在信息化的知识经济中，社会信息资源不再仅仅来自于官方，BBS、博客、即时通信已经成为了公众间最常用的信息发布及获取渠道，掌握了社会问题关键信息的公众随时具有参政议政的资格和条件，进而在政务信息公开、政治参与扩大等方面加速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化进程。(30) 伴随着分权的现实，“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31) 公民权利，特别是以对抗公权力为主要功能的宪法权利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32) 其次，网络还引发了权力中心的转移。有学者通过对2008年中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新闻事件进行统计与分类整理，指出媒介权力正逐渐从大众媒介向公用媒介转移，而公用媒介的广泛使用“建立起了一个以网络化数字媒介为载体，有机混合了社会精英与普通大众的中间化信息使用及传播群体。这个迅速壮大中的媒介新社群主张不再以物质财富、地位、权力等传统标准来划分自己的阶层归属，而是将信息传播力与影响力作为更重要的价值尺度，其中主要包括信息沟通、意见表达及舆论整合的能力”，这一过程催化着社会结构沿着“金字塔型—离尖型—离端型—多元混合型—多元融合型”演变，(33) 而“揭露政治”是对公权力发起的最猛烈挑战。(34) 网络传播的草根特性不仅增大了个人权力的表达空间，也为网络群体提供了更宽广的活动平台。有学者认为：我们进入了网络结社时代，网络结社的出现适时地改变了结社问题上权利和权力的分布状态和力量对比，原有以严格登记为特征的立法模式不仅不能控制结社，反而会使网络结社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主观目的和客观效果严重背离。而预防网络结社负面影响的理性选择却要从现实层面上着手，包括正视公民结社权、制定法律层面的结社法、降低成立社团的门槛、加强对社团的事后监督等。(35)
（三）网络政治行为
由于网络上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政治主体——电子政府和网络社群，网络政治行为也同样被主要划分为两类——网络管制和网络参与。根据互联网发展史及网络政治研究的总趋势判断，中国网络政治行为是先有管制后有参与，或者说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是在政府划定的框架下展开的。
互联网的匿名性、便捷性、全球互联性决定了它生而具备成为最自由、最草根的传播媒介的潜力。因此，对于“互联网是否应该管制”是学术界早期争论的焦点。(36) 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针对互联网管制，要回答的已不再是要不要管制？管制多少？而是对互联网的什么进行管制、怎样进行管制。人类社会从未存在无限的自由，自由的保障从来都存在于其对规则的让步之中。网络管制的研究始终以保护国家及个人信息安全，维护网络秩序为目的。从2001年到2004年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每年都将“互联网信息安全”和“互联网条件下的国家安全”单独开列，可见国家对网络安全立足于宏观层面。例如有学者围绕“信息安全、网络监管与中国的信息立法研究”课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重点讨论了信息时代宏观战略环境的变化并提出了信息立法的原则和内容框架。(37) 同时，学者们对个人隐私权问题也给予了一定关注，相关文献认为：网络时代的来临将使人置身于“玻璃社会”中，个人的隐私空间越来越小，隐私权常遭受他人的非法侵害，因此强调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网络立法和使用者的教育并重是有效保护网络隐私的有效途径；但文献同时指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公共空间的私人化与私人空间公共化的同步进行导致网络环境中的公与私之分成为一个动态的、辩证的妥协过程。(38) 在这里，“隐私权”成为一个暧昧不明的词汇，或许一位外国学者能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处理方式：“将隐私权作为一种权利来对待，并以对待共同善的方式来加以平衡——或者将之作为共同善中的一种，而不要对之给予优先的关注。”(39)
近年来，随着网络舆论力量兴起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增多，“舆情防范”与“网络维稳”的话题越来越引发了各界的关注(40)。有一批学者就网络舆情的预防预警机制、应急反应机制、分析甄别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及各项具体分析技术都做出了有益探讨。(41) 为了更好地规范网络信息传播，防止网络舆情危机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学者们设计了不同的网络监控模型。根据主要控制阶段的不同，可以粗略划分为“预先控制模式”、“主体控制模式”和“后果控制模式”。第一种模式认为要在信息来源处设立关卡，这种模型的提出是基于对网络诈骗、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等信息污染和违法行为普遍存在的认知，相关研究者主张建立系统的网络法律规范体系（包括网络信息传播基本法和各项专门法），推动网络立法的国际合作等；第二种模型提出要对事件爆发后的传播行为进行监控，持该意见的学者将网络“意见领袖”作为左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事态发展的关键因素，秉持“擒贼先擒王”的理念，主张第一时间找到意见领袖的位置并对其进行规劝或压制；第三种模型主张根据信息传播的效果制定管理方案，认为由于信息发布者与接受者之间存在经验差异，传播信息会呈现不同程度的“游离”与“契合”状态，换言之，网络群体性事件不一定会酿成网络危机，因此对其管制行为的政治与社会学判断，应该基于对具体传播效用水平的度量。
毋庸置疑，对网络信息的管制比对传统传媒的监管难度大得多，这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网络匿名性使网络责任主体难以明确；二是各国文化差异导致全球性互联网法规难以建立；三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特定性公共领域”属性排斥公权力的过多干涉，因此对网络信息的管制既不可能局限于一个环节一种方式，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层层监控。从1996到2005年，涉及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近50部，但目前为止尚未有完整的网络综合管理条例；在互联网监管上，涉及包括中宣部、国新办、安全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在内的14个政府部门，但没有专门的网络管理部门对互联网实行监督，各部门也没有实际的执法权力对网络群体性冲突甚至网络犯罪进行调查和干预。网络监管主体的广泛性及程序的模糊化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规范的混乱。合理的互联网管制方案应该既能防范网络失序和网络犯罪的出现，又能促进网络公共空间和民主力量的生长。桑斯坦（Cass Sunstein）对此提出了很有益的建议：（1）保持网络规范在内容和观点上的立场中立；（2）拓宽网上民主商议的空间；（3）进行网络揭露；（4）鼓励信息提供者自律；（5）将网络管理权移交非赢利组织；（6）实行“必须刊载”规定以避免群体极化。(42)
显然，网络管制并不排斥网络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是政治参与主体由于“利益”追求的驱动，以网络为载体，通过“互动”式的信息交流，进行利益表达，形成舆论共鸣，引起政府关注，促使参政目标实现的过程。目前的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和网络政治参与影响两个方面。对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特征研究。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网络中的人大多是具备“双重人格的”，因为对网络的热衷和沉溺会孤立个人与家人的关系，减少社会交往，削弱个人的现实归属感。而近年来几位国外学者的实验成果对这种观点构成了挑战，他们运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通过对联网居民与未联网居民长达3年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经常运用互联网的人不仅在网上会表现得很活跃，在现实社区中同样表现出较高参与热情。(43) 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民意通过自下而上的渠道进入决策层不够顺畅，而互联网以一种相对便利而有效的方式在政府高层与基层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也同时为公民政治意识的成长提供了空间，使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信赖感和政治责任感都得到了提升。(44) 其次是对网络主体参与方式的研究。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包括网络利益表达、网络情绪宣泄（例如“网络民族主义”）、网络公共事件讨论和网络权力监督等。(45) 而事实上，以上4种网络参与形式之间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它们常常同时出现于同一个网络事件或活动中。中国网民在持续增加，但其政治参与水平良莠不齐，表现在论坛中的“潜水者”数量远远大于活跃者，网络议政水平不够，以“人肉搜索”为代表的网络暴力现象亦时有发生等。因此，如何培养成熟、理智的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理所当然地成为该领域的第三项研究重点，有学者认为，要使得网络公共讨论真正成为推进商议民主的空间，必须从民主观念、民主品质及参与方法上加强对网民的培养。(46)
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渗透于公共决策、网络民主、伦理道德、文化安全、公共事件等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网民现阶段的网络参与行为大多停留在话语层面，其作用主要表现在“网络舆情”的影响上。网络舆情对公共生活的影响一直是一个充满的争议性的话题，目前的学术界唯一能达成共识的是：网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比如对于公共决策，它既能提供“原生态”舆情基础，增加决策科学性，也可能由于舆论群体的极化效应而给公共决策造成错误诱导；对于网络民主，它既可以对公共权力进行有力监督，防止权力的腐败，又可能陷入“众声喧哗”的状态，使真正有价值的声音被埋没于无意义的口水之争中；对于公共事件，它既可能呼唤起网民的理性和热情，在汶川地震中表现出强大的支援力，也可能引发网民的集体无理性，陷入网络无政府主义境地……总之，要发挥网络舆情的积极作用，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治理。目前对网络舆情治理手段的研究主要以监管为主，这从国内最早发表的“网络舆情”相关论文的标题可窥见一斑。(47) 实际上，从互联网迅速普及之初，国内对网络舆情的态度便是防御性的，直至现在，政府在鼓励公民网络参政的同时依然保持着小心谨慎的态度。
（四）网络政治文化
网络政治文化分为网络制度文化和网络精神文化两个层面，前者包括针对网络政治现象中的各种规则、政策、法规和道德规范等，后者主要包括网络政治信息、网络政治知识、网络政治心理、网络政治理念等内容，是网络政治文化的核心和精髓部分，(48) 在CNKI上输入关键词“网络政治文化”，检索到的论文绝大部分涉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可见，网络文化的精神力量一直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互联网文化具有民粹性和多样性，在解构权威的同时将人们推入了碎片化的文化语境，“商品权力话语消解了高雅文化的壁垒……将日常生活作为市场需求和世俗文化模式设定为当下社会文化的普遍原则，并力图将消费主义作为当代人生活的合法性底线”(49)。互联网解放了思想的同时埋下了失序和混乱的隐患，于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被置于网络文化管理的核心战略位置。
在网络影响方面，类似“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互联网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冲击”、“互联网对青年世界观的影响”等题目在CNKI上比比皆是。一方面反映出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度之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该主题研究成果在内容与结论上具有强相似性。对既有研究进行归纳，网络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1）西方网络强势力量易诱发青年意识形态方向转向；（2）网络文化的全球性极易淡薄青年的民族国家意识；（3）网络文化的自主选择性易滋生青年极端自由主义；（4）网络文化的混杂性容易模糊青年政治价值评价标准；（5）网络社区的虚拟性容易削弱青年的道德人格；（6）对网络的沉溺易造成青年对现实人际交往的冷漠。(50)
针对已产生的问题，学者们提出要从网上与网下两条路径出发，加强对青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种意见称对网络的挑战要从网上开始应对。他们中有的认为要从网络规范建设入手，加快网络立法，加强网络伦理、网络道德等各项规范；有的认为要走技术改造路线，提出要研发“德育课件”，用互联网技术和软件技术改造传统教育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系统、生动和活泼；还有的认为要从更超越的视野上重构青年的“网络世界观”，引导他们对网络世界的本质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进行正确评估。(51) 而另一种意见认为，网络思想政治是现实思想政治的一部分，对青年网络价值观的引导必须回归于现实。他们主张要在日常生活中用“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构筑青年价值观基础，加强对青年国家意识、政治理想的培养，加强对民族精神的弘扬。
（五）网络政治民主
政治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一种形式，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努力的方向。网络政治民主又称“电子民主”，是完全网络时代的民主新形势，它以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网络及其相关技术为运作平台，以直接民主为发展趋向，以公民的全体、主动、切实参与民主决策、民主选举等民主运作程序为典型特征。(52) 网络民主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话题：
第一，网络民主的基本要素。为更清晰地界定网络民主的概念，学者们对网络民主的基本特征、发展动力、发展条件和主要内容都进行了详细介绍。从电子信息本身的特性来考虑，网络民主主要具备自发性、独立性、平等性、直接性和便捷性等特点。(53) 网络民主的发展动力主要可归结为现实社会的政治民主化、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等。其发展还需要具备一系列基本条件，例如公民投票创制权（Ballot Initiative）的实行、电子民主相关技术的发展、电子民主下的制衡机制的完善等。有的学者把网络民主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开放式的政府、广泛的公民参与和行之有效的社会监督。(54) 网络民主是信息技术与民主相结合的一种新形式，但绝不是两种新事物的简单嫁接，我们应该把网络民主置于信息技术对整个社会造成的结构性调整的大背景下理解。现代社会是“大民主”消解的社会，诚如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说：大民主意味着各种“大众”的存在。大民主是以群众运动、大众政党和大众媒介为基础的……如果技术发展允许人们定制产品，如果市场可随意分割，如果传播媒介变得多样化并只为少数人服务，甚至如果家庭结构和文化变得越来越异质化，那么，我们为何要在政治上假定具有相同特性的“大众”的存在呢？随着“微型市场”的形成与政治群体的分化，“大民主”将逐渐被“镶嵌体民主”所取代。(55)
第二，网络民主的作用。对于网络能不能促进民主的问题，学术界正反态度，各据一方。赞成方认为：互联网能提高参与式民主的质量。首先，互联网改善了民主的技术手段，开辟“电子民主”的新渠道；(56) 其次，互联网变革了民主的原则与机制，它是“多数派的统治加上少数派权力的融合”的全新的民主机制，“微型多数派”民主政治模式诞生；(57) 最后，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普遍具有较高政治素质。而反对方却认为无论是从技术手段、实现机制还是参与主体上，互联网都不会对参与式民主产生积极影响。首先，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鸿沟”将无可避免地出现，传统权力精英将让位于技术精英，有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将被强化；(58) 其次，网络的蓬勃发展伴随着信息的膨胀和失真，“信息爆炸”的趋势容易招致两种危害——“无政府主义”的出现或政府对信息的过度监管；最后，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尚未成熟，“群体极化”以及情绪性民主将对参与式民主造成破坏。对于网络能否促进代议制民主的问题同样是双方各据一词，赞成方主要认为：网络能鼓励公民进行投票，推动权威整体民主转型；而反对方却争锋相对地指出：互联网并未改变投票衰减的事实，并且由于网络自身的缺陷和现实政治的阻力，不能高估互联网对民主转型的影响。我们认为，对于网络民主的问题，讨论的焦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网络有没有促进民主或者更多地促进了哪一种民主，或许应该为网络时代的民主进行重新定位，在消费主义、地方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的大趋势下，如何避免“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如何有效发挥“镶嵌体民主”的作用、如何在更高层次上形成整合性的政治动议才是政治学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第三，中国的网络民主问题。随着外国相关理论的大量引入和本土意识的觉醒，国内学者不再满足对他国经验的转述和一种宏观性的概说，他们开始将目光收回国内，寻找中国的样本。比如，以“孙志刚事件”、“强国社区”和“业主论坛”为案例，发掘网络媒体、国家政经论坛和基层民主自治中网络的民主力量；以两会为样本分析了中国政治参与的现状和新特点，指出网络博客将成为人大代表与民众沟通的新渠道。(59) 然而，网络民主始终要以现实制度为依托，以现实生活为基点，不能脱离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尽管当代社会累积性的不均衡性、不平等性、排斥性是网民热衷于网络表达的主要原因。同时，网络民主发展才刚刚起步，在政府治理、道德规范、法制建设和技术保障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何实现中国网民由娱乐型向公众型转变，还需要学界理性分析和达成共识。
三、网络政治研究的主要特点
纵观中国网络政治的研究历程和研究内容，可以看到如下几个方面的学术特点：
首先，研究主题由“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可以看到，从1994年互联网首次登陆中国至今，网络政治研究一直集中在网络政治主体，确切地说集中于“电子政府与政务”方面，即使在被称为“互联网严冬”的2000—2002年，在其他领域论文几乎都小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电子政府领域的论文数量仍保持持续向上的走势，并最终决定了网络政治研究总体趋势的上升，这暗示着中国的互联网研究肇始的工具主义趋向，网络仅作为技术手段被寄予了推动政府流程再造的美好期望，但这种趋势止于2010年。截至2010年9月的统计数据，网络政治主体相关的论文数量与2009年基本持平，但网络政治权力、网络政治行为、网络政治文化和网络政治民主方面的研究都出现了小幅度上扬，共同决定了网络政治研究的升温。其中，对网络政治行为的研究（主要包括政治参与和政治管制）首次超过了对主体的研究（见图3），预示着对互联网的关注从单纯的工具价值向文化内涵与现实影响转移。更难能可贵的是，网络政治的研究重点并不是在各次级研究主题之间进行线性转移，而是形成多维度、多领域同时推进的情况。各次级主题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例如对网络舆情、网络监管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往往被组织于同一个课题下，或在关键字检索时共同出现在某篇文章之中。次级主题间的交叉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更多的联结点，并使网络政治的总体研究更加立体。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新技术很可能带来新的议题。以博客为例，21世纪初，博客技术的发展和博客理念的推广引发了国内各学界对博客现象的广泛关注，而微博发展势如破竹更是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有学者认为微博使信息发布门槛降低，极大扩张了信息传播者的数量；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在微博出现之后实现高度融合；信息内容关联性大、连续性强、形式多样化；传播速度更迅速；反馈信息时间更短；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逐渐被模糊。这些特点使得微博在传播突发新闻方面具有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60) 随着近两年来微博的普及，网络治理研究也出现了新景观：自2008年第一篇直接以微博命名的论文发表至今，中国学术期刊网上可检索到与微博相关的论文已超过3000篇，有学者从传统媒体对微博的应对与借鉴、微博的新媒体价值及传播特性、对微博的发展前景预测、微博的“两会”与世博作为、微博的品牌竞争与赢利比较、微博介入教育及对话语权的影响、微博的社会学研究等七方面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评述。(61) 那么如何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加强政府的话语权，如何寻找微博中的意见领袖并与之达成有效合作，如何借助新媒体力量对传统媒体形成良性“倒逼”，这些都是网络政治亟待挖掘的主题。
图3 网络政治研究主要论域的发展趋势
其次，学术讨论由简单走向深入。互联网创造了一个与一言堂的环境截然不同的辩论空间，不同于传统媒体“先过滤后发布”的信息运作模式，网络以“先发布后过滤”的方式将信息遴选权利交给受众。研究对象相对包容和开放的特质提示着研究者同样需要保持广阔的研究视野和宽容的学术态度。自1994年至今，学者们就围绕网络政治进行过数次激烈的交锋：第一次交锋发生在2001年，焦点会聚于网络政治文化，就网络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影响问题，学者们曾分化为“负面效用论”和“正面效用论”两派别。(62) 第二次交锋开始于2003年，集中于对网络监管的力度和方式问题。持“自由至上”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处处充满了内容管制，中国政府惯用的“信息屏蔽技术”破坏了网络社会自由表达的氛围，部分管制行为超越了公共领域的边界，对个人隐私权构成了侵害；而赞成“严格规制”的学者认为，自由表达的权力并不具备绝对超越性，他们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社会稳定和人类繁荣等方面论证了网络内容规制的道德合理性。近年来，随着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频率的提升，对网络管制的讨论又掀起新浪潮；(63) 最近一次交锋主要针对的是网络民主的问题，学者们就网络上是否存在真正的民主以及网络对现实世界的民主是否起到推动作用都进行过热烈的论争，并引发了对“如何进行公域与私域界限的划分”、“如何实现从娱乐大众到理性公民的身份转化”等话题的持续讨论。(64)
最后，研究方法从引进走向创新。目前的网络政治研究成果重观点引进而轻理论创新、重宏观描述而轻深度调研、重理论探讨而轻实证分析、重质性分析而轻量化研究。此外，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引进的著作与方法亦无法完全应用于中国网络政治研究，致使网络政治研究被填塞于狭窄的工具主义与形式主义视角中而远远落后于对网络经济、法律与伦理研究。然而，新媒体力量的壮大、网民规模的扩大、公共参与需求的增多与网络政策环境的相对放松将为网络政治研究松绑。众多相对敏感的学术领域，如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参与和网络权力等在逐渐回归中国本位视角，并在方法上进入多元繁荣共存阶段。近两年，中国网络政治研究涌现了更多优秀的作品，如《众声喧哗》，作者就综合运用了案例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对互联网上的公私之分进行了探讨，并利用其自创网站进行观察和实验，积累研究的第一手素材。也有学者借助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政治博客及其公共治理进行了深度研究。(65) 还有学者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将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共分为五大子系统：网络政治舆情系统、网民系统、手机用户系统、传统媒体系统和电子政务系统，并以南京“天价烟”事件为例，对该生态系统模型的互动机制进行了细致解析。(66) 此外，还有学者在讨论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的治理问题时，在西方国家“法治中心模式”和“技术中心模式”的基础上创立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式”的政治中心治理模式，实现了从“大海捞针”、“围追堵截”到“张网以待”、“顺藤摸瓜”的战术转变。(67) 以上种种努力共同说明，未来中国的网络政治研究不仅仅停留于对互联网政治的“泛世界性”概述，而且更关注作为网络政治载体的中国政治生态，其研究与实践的深入也将反过来推动互联网的“复魅”趋势，这是“结构性反身性”在信息时代的具体表达。
四、网络政治研究的学术展望
如果说以往的研究为中国网络政治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的话，那么网络政治下一步的研究将会更加科学化、精细化和深度化，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在研究形式方面，将会更注重三方面的结合，一是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比如有人从理论到现实，通过分析“网络政治”的特点及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影响，提出“网络政治”背景下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的具体方案，(68) 也有人通过对网络现况的剖析发展理论，微博的聚合效应就是“长尾理论”的最佳脚注；二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结合，网络政治将不再以一个集合名词的身份出现，它往往被解构为网络舆论、网络危机、网络群体事件等主题，甚至被“互联网‘人肉搜索’中的侵权行为及其规范”(69)、“网络政治话语‘被XX’的多元解析”等更为细小的话题所代替(70)，研究者常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件和细小的领域来透视网络政治的宏观环境；三是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结合，如果说过去的网络政治研究更侧重于回答“网络政治应该是什么”、“实际是什么”、“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么现在以及未来的网络政治研究将能以更加精确的数据，更专业的测量解读互联网所发生变化，包括变化的向度、深度、广度等等。此外，深度研究将比过去更为需要，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对现象的“白描”，他们会用思维的锐利刀锋进行手术式“深描”，寻根问底是学者们更感兴趣的事，解释性研究的比重在逐步上升。
在研究内容方面，将会注重于网络舆情管理、网络民主参与、网络阶层分化（意见领袖与被动公众）、网络议程设置、网络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对谣言的管制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这主要与网络舆情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密不可分，未来对网络舆情管理的研究热度也会持续下去，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对舆情的跟踪、监控和筛选等环节的研究将会细致化；网络民主同样会是热门的话题，但议论焦点将跳出是非之争，向实质性的方向发展。比如网络时代微博问政的具体方式，网络民意调查的实现可能，网络选举的机制构想等都将列入讨论范围；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关注并不会因为微博的出现而被削弱，恰恰相反，由新技术革命而引发的新的结构性不平等将导致“网络政治分层”的话题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重大事件上网所产生的现实影响的逐渐增大，如网络反腐、网络伦理事件的频繁爆发，将会推动研究者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投入到网络议程设置、危机管理及网络伦理教育等方面，加强网络舆情引导能力和网络危机公关能力是网络工作者不可松懈的任务，这不仅关系到网络秩序的稳定还同时影响着现实中公权力的形象及社会的整体性和谐。
在研究方法方面，将会注重微观研究和实证研究，重视采用SPSS软件等研究工具，强化案例研究、定量研究、比较研究以及话语研究等方法。过去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中，“词频检索”、“内容分析”便是最常用的分析技术，有人就通过关键词搜索和排序，建立了互联网内容与舆情的热点、重点、焦点、敏点、频点、拐点、难点、疑点、粘点和散点等十个分析模式和判据，借以观测互联网内容与舆情内在的深层结构和关系，及其各自的演化规律和条件。(71) 类似的定量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将逐渐扩散到网络政治研究的其他领域，比如通过对“蔡铭超拍购兽首”事件在强国论坛的讨论帖检索来分析网络讨论的理性程度。(72) 通过微博在两会中的具体应用分析网络参与的具体水平等等，(73) 网络政治将走出长篇累牍的形式主义描述，逐渐走向入木三分的“厚描”时代。我们将乐观地看到，社会科学研究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将为网络政治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和大力发展将掀起网络政治本土化研究的热潮，这种跨时空、多角度的透视将使网络政治研究成果变得更加立体、丰满、深刻。
我们相信，网络研究学术领域的进展与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市场的繁荣成正相关关系，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消费需求的持续增大将创造出新的研究热点，并刺激着网络政治在研究层次和研究方法上的持续改进。网络政治研究将以其蓬勃的生命力成为未来政治学研究最富活力的学术领域。
注释：
① 李斌：《网络政治学导论》，第11～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智英、遥力：《政府上网了大众要跟上》，《计算机与网络》，1998年第7期。
③ 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④ 参阅汪玉凯：《电子政务基础知识读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电子政务与政府职能转变》，《电子政务》，2005年第1期；周宏仁：《电子政务全球透视与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计算机安全》，2002年第10期；《信息革命与信息社会的黎明》，《网络与信息》，2001年第1～4期等。
⑤ 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包括《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别于2001、2003、2003年推出。威廉·米切尔：《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⑥ 参见刘文富：《网络政治学解读》，《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11期；《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⑦ 参阅钱振明：《网络时代的政治学和网络政治学》，《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朱德米：《网络政治学：虚拟和真实》，《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李斌：《网络政治的政治学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3期。
⑧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始建于1999年10月，自成立以来致力于舆情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发展舆情研究的学科建设。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是国内第一家致力于网络经济研究的专业学术机构，主要关注电子政务研究。
⑨ 李斌：《网络政治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⑩ 详情参考Michael Hauben.,Ronda Hauben.,Thomas Truscott.Netizens:On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Usenet and Internet (Perspectives).Hardover:Wiley-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1997.
(11) 王志玮、姜涛：《电子政府概述》，《未来与发展》，2002年第5期。
(12) 王长胜主编：《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2008）》，第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3) 李靖华：《政府电子服务流程分析》，《网络与信息化》，2004年第9期。
(14) 张维迎：《中国电子政务研究报告》，第13页、第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 张成福：《信息时代政府治理：理解电子化政府的实质意涵》，《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1期。
(16)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441～4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第4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8) 胡泳海：《英国中小学的网络学习共同体系统》，《外国教育研究》，2004年第8期。
(19) 王广新、白成杰：《网络虚拟学习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电化教育研究》，2005年第1期。
(20) 李斌：《网络共同体：网络时代新型的政治参与主体》，《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
(21) 王丽：《虚拟社群中意见领袖的传播角色》，《新闻界》，2006年第3期。
(22) 陈联俊：《网络社会中群体意识的发生与引导》，《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3) 蔡骐：《微博时代的粉丝传播》，《东南传播》，2010年第8期。
(24) 张佰明：《嵌套性网络微博发展的根本逻辑》，《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6期。
(25) 田飞、王海龙：《微博的社会文化传统分析》，《今媒体》，2010年第9期。
(26) 陈潭：《网络时代的微博问政》，《网络舆情》，2011年第57期。
(27) 李斌：《网络政治学导论》，第129～1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8) 毛铮、李海涛：《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网络话语权》，《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29) 祁林：《以BBS为例论网络话语权的有限性》，《新闻知识》，2003第11期。
(30) 叶海涛：《政治权力的社会化与网络技术的兴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学海》，2007年第7期。
(31)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第259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32) Bjum Ahl：《德国报章IT系统私密性和完整性基本权利的确立》，《法学》，2009年第3期。
(33) 周笑、傅丰敏：《从大众媒介到公用媒介：媒介权力的转移与扩张》，《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5期。
(34) 方付建：《揭露政治：网络时代的政治新象》，《领导科学》，2010年第1期。
(35) 姚丽霞：《公民结社权在虚拟环境中的运用》，《法学》，2010年第1期。
(36) 参看陈力丹：《论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6期；姜迪武：《技术·网络·人》，《财经科学》，2004年第5期。
(37) 张新华：《信息空间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战略环境》，《图书情报工作》，2003年第7期；《信息空间立法的基本目标、原则和内容框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10期。
(38) 胡泳：《众声喧哗》，第235页、第2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9) Etzioni,Amitai,The Limits of Privacy,New York:Basic Book,1999,p.4.
(40) 由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可看出，参考邬江兴：《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模型和仿真系统研究》，09&ZD014；谢耘耕：《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研究》，09&ZD013.
(41) 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舆情信息汇集分析机制》，《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第4期；《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刍议》，《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42) 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第112～134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43) 高华：《因特网能加强人际关系与社区参与》，《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44) 刘晓苏：《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成本—收益分析》，《理论探讨》，2002年第4期。
(45) 陈毓：《网络生活新现象：网络参政》，《中国国情国力》，2007年第7期。
(46) 唐克军：《网络信息的公开性与青少年民主素质的培养》，《教育科学》，2005年第10期。
(47) 参见郭乐天：《互联网虚假信息的控制与网络舆情的引导》，《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周如俊、王天琪：《网络舆情：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思想理论教育》，2005年第11期；苏云升、周如俊：《网络舆情与思想政治教育》，《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佚名：《以科技手段辅助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监测分析：方正智思舆情辅助决策支持系统》，《信息化建设》，2005年第10期。
(48) 李斌：《网络政治学导论》，第2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9) 王岳川：《网络文化的价值定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50) 参见范笑仙、刘东锋：《网络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及应对》，《黑龙江高教研究》，2001年第1期；李亚宁：《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青年政治价值观建构》，《理论导刊》，2006年第6期。
(51) 何保建：《浅谈加强网络世界观的教育》，《教育与职业》，2005年第15期。
(52) 宋迎法、刘新全：《电子民主：网络时代的民主新形式》，《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
(53) 参见韩志磊：《中国“网络民主”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唐丽萍：《网络民主能重塑民主治理吗？——对现代民主制三种形式的解读》，《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54) 张彬：《网络时代的民主政治》，《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7期。
(55) 托夫勒：《权力的转移》，第275页、第27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56) 郑曙村：《互联网给民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2期。
(57)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474页，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58) 李永刚：《“电子化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1期。
(59) 尚九宾：《网络与民意：从两会看我国政治参与的新特征》，《党政论坛》，2006年第8期。
(60) 赵战花、来向武：《微博客对新闻信息传播的影响探析》，《理论导刊》，2010年第4期。
(61) 占自华：《微博研究评述》，《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62) 参看赵国良、胡引生：《网络建设发展中的非道德现象及对策研究》，《开封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刘文富：《全球化背景下的网络社会》，第156～20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3) 李伦、李军：《中国语境下网络内容规制的伦理问题》，《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邹东升、车邱彦：《网络管制政策与网络治理》，《求索》，2007年第7期。
(64) 参看尹冬华：《互联网能推动“民主”吗？》，《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期。
(65) 陈潭、倪明胜：《政治博客现象及其公共治理》，《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3期。
(66) 史达：《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构成及其互动机制研究》，《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
(67) 娄成武、刘力锐：《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
(68) 俞燕锋：《试论“网络政治”背景下的地方人大制度创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69) 赵志云：《互联网“人肉搜索”中的侵权行为及其规范》，《大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70) 段益民：《网络政治话语“被XX”的多元解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71) 谢海光、陈中润：《互联网内容及舆情深度分析模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72) 张振亭：《网络论坛里的理智与情感——以“强国论坛”关于“蔡铭超拍购兽首”事件的讨论为例》，《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73) 余伟利：《从博客到微博：网络问政两会的媒体应对》，《现代传播》，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