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新建佛寺略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寺论文,元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佛教興盛，佛教廟宇遍佈全國。當時人說：“國朝崇奉兹教……故招提精藍遍於天下。”①“星羅棋錯，小而鄉、縣，大而府、州，為佛宫者何啻萬區，為其言祝除毛髮者，其徒又無慮百有餘萬。”②元代的佛寺，从創建的時代來說，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前代創建的，元代文獻中常稱之為“舊剎”。另一類是元代建造的，常稱之為新寺。元代的新寺是分別由皇家、朝廷、貴族官僚、民間人士和僧人建造的。佛教寺院的建造，既是佛教活動的重要內容，又涉及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探討元代佛教新寺，有助於對元代佛教以及元代社會的認識。 一 皇家佛寺 蒙古前四汗對於各種宗教采取兼容並蓄的態度。自忽必烈起，元朝歷代皇帝、皇后都篤信佛教，熱衷於建造佛寺，為自己祈福。皇帝、皇后建造的佛寺通常稱為皇家佛寺，主要集中於都城大都(今北京)。根據現存文獻，大都南北二城及其近郊的皇家佛寺有：世祖忽必烈建造的大護國仁王寺(西鎮國寺)、大聖壽萬安寺(白塔寺)、大興教寺(石佛寺)，成宗鐵穆耳建造的大天壽萬寧寺，武宗海山建造的大崇恩福元寺(南鎮國寺)，仁宗爱育黎拔力八達建造的大承華普慶寺、大永福寺(青塔寺)，英宗碩德八剌建造的大昭孝寺(壽安山寺)，泰定帝也孫帖木兒建造的大天源延聖寺，文宗圖帖穆爾建造的大承天護聖寺(西湖寺)和順帝脱歡帖睦爾建造的寶相永明寺。上述佛寺，規模浩大，富麗堂皇，如大護國仁王寺“宏麗雄偉”，③“其嚴好若天宫内苑移下人間”。④其他佛寺大都類此。修建時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建成後得到鉅額的賞賜，為此設立規運提點所、營繕司、總管府等機構管理。這些佛寺，一般均設有神御殿，又稱影堂，供奉已故皇帝的“御容”。中期以後，元朝設太禧宗禋院(從一品)對皇家佛寺加以統一的管理。大都皇家佛寺的建造和維持，成為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⑤ 大都以外地區，還有一些佛寺可以歸於皇家佛寺之列。 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佛教聖地。“世祖嘗以五臺絕境欲為佛寺而未果也，成宗以繼志之孝作而成之，賜名大萬聖祐國寺”。⑥為此曾設置萬聖祐國營繕提點所，後改營繕都司。文宗圖帖睦爾的經歷比較曲折，因皇族內部鬥爭，他先後被流放到海南和建康(今江蘇南京)。在建康時曾於鍾山建造佛寺。即位之後，他將海南、建康兩處居所改建佛寺。海南居所在瓊山，圖帖睦爾即位後“乃捐金庀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締構雄麗，嶺海之間，鬱為奇觀”。此寺賜名大興龍普明寺，並賜鈔萬錠，市永業地，設專門機構普明規運提點所管理，後改普明營繕都司。⑦建康的居所改建佛寺，賜名大龍翔集慶寺。⑧原來在鍾山建造的佛寺則命名為大崇禧寺。“上於金陵新作之寺二。曰龍翔集慶，因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廣親構之新祠也。”⑨“天曆二年，建龍翔、萬壽兩寺於建康，立龍翔、萬壽營繕提點所，為隆祥總管府屬。三年，改為營繕都司，秩仍舊，以掌營造錢糧之事。”⑩以上三寺均歸太禧宗禋院管理。 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是兄弟，其父是忽必烈太子真金第二子答刺麻八剌，其母名答己。真金和答刺麻八刺均死於忽必烈逝世前。忽必烈死後，真金第三子鐵穆耳嗣位，是為成宗。成宗時答己曾被發遣到懷州(今河南沁陽)，武宗、仁宗相繼稱帝後，答己被尊為皇太后。答己於大都城西高梁河建佛寺，賜名智全。“命開府儀同三司、圓明廣照三藏大師沙津愛護持天藏主之，率諸德士，誦祈其中”。“凡費皆出慈闈，役則衛卒，官民無與焉”。(11)太后指定的這位智全寺主持是畏兀兒族僧人必蘭納識里，他原名只刺瓦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北庭”是唐代地名，元代稱別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薩)，是畏兀兒人居地。“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曾授開府儀同三司，特授沙津愛護持(漢譯總統)，“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12)後因捲入政變被殺。“天藏”疑是必蘭納護理的漢名，或是漢譯。元代僧人師號，有二字、四字、六字、八字之分，還可以增加，如原授四字師號，後增為八字師號。從以上記藏可知，成宗時必蘭納識里原授“圓明廣照”四字師號，文宗時加爲八字“普覺圓明廣照弘辯”。又可知太后答己所建大智全寺以必蘭納識里作住持，應是藏傅佛教的寺院。值得注意的是，答己與另一所大玉山普安寺有密切關係。“天曆元年，以大玉山普安寺、大智全寺兩規運提點所并爲一，置提點二員。三年，又改為營繕司”。(13)隸屬於太禧宗禋院。可知大智全寺曾設規運提點所，即與諸帝建造的佛寺同樣待遇。釋寶嚴幻堂是華嚴宗大師真覺國師文才的弟子，文才任萬聖祐國寺住持，寶嚴“從至臺山。真覺殁，詔以公繼其位。後公以太后詔居大普安寺，詔以(其弟)金繼公居祐國寺。公於至治二年七月某日殁，年五十有一。詔復以金居普安寺。金以公之喪葬東封谷之口，建塔以修祀事焉”。寶嚴幻堂的頭銜是“故榮禄大夫、大司徒、大玉山普安寺住持”。(14)由上述記載看來，大玉山普安寺地位特殊，應該也是太后答己創建，其所在地不外大都、五臺山兩處。將大玉山普安寺和大智全寺并在一起建立管理機構，既表示兩寺均由太后創建，又說明兩寺與其他皇家佛寺地位相同。順帝元統二年(1334)，中書省要求回收賜田，其中“普安大萬聖祐國寺的五百頃田內，二百頃還官”。(15)則似普安寺已與上面所說萬聖祐國寺合為一體，故有此名。如此說成立，則大玉山普安寺應在五臺山。(16) 元朝諸帝還直接下令建造一些佛寺，如漠北的哈刺和林是大蒙古國的都城，始建於第二代大汗窩闊台汗時。蒙哥汗時期，曾在和林建造大佛寺。“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培植熙育，民物康阜，始建宫闕，因築梵宇，基而未屋。憲宗繼述，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鳩工方殷，六龍狩蜀。代工使能，伻督絡繹，力底於成。閣五級，高三百尺，其下四面為屋，各七間，環列諸佛，具如經旨。”(17)這座建築後來以興元閣知名。仁宗、順帝兩朝都曾加以修理。可知興元閣是蒙古前四汗時期大汗在哈刺和林修建的一座佛寺，直到元末仍存在。忽必烈在漠南建開平城(今內蒙古正藍旗境內)，後號上都。上都開平是元朝的兩都之一，避暑之地。皇帝每年來往於大都和上都之間。上都城內“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龍光華嚴”。(18)這兩座佛寺都是忽必烈創建的。至元“十一年，建乾元寺於上都，制與仁王寺等”。(19)仁王寺即忽必烈在大都建造的第一座皇家佛寺大護國仁王寺，可知乾元寺的規模、地位都與大護國仁王寺相等。忽必烈以後諸帝都對乾元寺加以種種優遇。(20)成宗元貞元年(1295)頒佈的《僧道租税體例》中，以大乾元寺與大都的大興教寺、大護國仁王寺並提。(21)龍光華嚴寺創建時間較早，“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戊午”是蒙哥汗八年(1258)。仁宗時下令將華嚴寺“撤而廣之”(22)“英宗嗣位，萬幾之暇，數嘗臨幸……且賜以吴中上腴田一萬畝，使瞻其眾”。(23)順帝時又賜鈔修繕。兩寺與皇室關係密切，但從現有記載來看，並未列入太禧宗禋院系统。忽必烈敬重藏傅佛教僧人膽巴，膽巴尊奉摩訶葛刺神，“因請立廟於都城之南涿州”。(24)顯然是忽必烈下令建造的。此廟由著名建築大師阿尼哥主持修建，“如乾元制”。(25)也就是說和上都乾元寺形制相同，而上都乾元寺是以大都大護國仁王寺為範本的。因而，這座摩訶葛刺神廟“結構橫麗，神像威嚴，凡水旱蝗疫，民禱響應”。(26)無疑是藏傅佛教寺院。大德五年(1301)，阿尼哥“建浮圖於五臺。始構，有祥雲瑞光之異”。(27)阿尼哥是專為皇家服務的建築師，此次五臺建寺必奉成宗之命。此寺待考。仁宗時，“上命建佛寺於雲州七峯山，以太府丞大都監治”。雲州在兩都交通線上，屬上都路，今河北赤城境內。監察御史長哥和黄肯播追查大都的貪污問題，庇護大都的高層官員反誣御史“沮格修治佛寺”。仁宗“以長哥及公(黄肯播)知雲州事，俾董治佛寺，以訖其工”。仁宗死，英宗即位，二人坐罪，“仍籍其家”，泰定時纔得平反。(28)可見仁宗對雲州佛寺的修建是很重視的，但此事未見其他文獻記載。皇位變遷以後，此寺是否修成待考。泰定三年(1326)二月，“建殊祥寺於五臺山，賜田三百頃”。(29)這是泰定帝在五臺山建造的佛寺。以上諸帝下令建造的佛寺，没有歸入太禧宗禋院系統，其地位應有所區别。屬於太禧宗禋院系統的皇家佛寺可稱之為第一類型皇家佛寺，其餘暫稱之爲第二類型皇家佛寺。 大德十一年(1307)五月，武宗海山即位。八月，“建佛閣於五臺寺”。同年十一月，“建佛寺於五臺山”。二者應是同一事。至大元年(1308)十一月，“皇太后造寺五臺山，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其役”。(30)可見武宗即位後，有五臺建寺之舉，寶是皇太后答己的主意。“至大中，太后創寺臺山，寺曰普寧。以兹擅天下之勝，住持之寄，非海內之望，莫能勝之。故以命公(華嚴宗僧人了性)”。(31)答己在五臺山建造的佛寺名普寧寺。此寺情況不很清楚。皇慶二年(1313)，太后答己下旨在懷州原居地建佛寺。二年後建成，“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32)賜田三百頃。答已建寺甚多，有的已歸入第一類型皇家佛寺之列(見前)，五臺普寧寺和懷州大興龍寺可歸於第二類型皇家佛寺。武宗海山有一位伯忽篤皇后，曾隨答己前往懷州。武宗死後“仍事興聖宫(答己)”。英宗時曾先後主持太祖皇后完顔氏斡耳朵和世祖后迭只斡耳朵。她自己出資在大都昌平史村建崇源寺，為武宗“資荐冥福”，又在大都城內咸宜坊買地建順聖寺“以報聖母”。崇源寺“三年迄功”，內有武宗神御殿，是一座僧寺。順聖寺則是尼寺“歷十年而始有成”，內有“聖母”即答己的神御殿。“買田千畝，俾永有食，擇比丘尼管旃卜主之”。(33)伯忽篤身份特殊，她興建的佛寺暫且歸於第二類型皇家佛寺。 二 朝廷名義興建的佛寺 元代，有些新寺是朝廷下令建造的。朝廷下令，也是用皇帝的名義。但和上述皇家佛寺不同的是，皇家佛寺是直接隸屬於皇帝的，由皇帝指定專人籌建，直接調撥經費和人力，建成後撥賜大量資産，成立專門機構進行管理。其中第一類型一般都設有供奉建寺皇帝的神御殿。以朝廷名義建造的佛寺則交付地方政府或各級僧司衙門籌建，建成後亦由地方政府或各級僧司衙門管理。代表性的例子有二起，一是杭州南宋故宫改建佛寺，二是各地普遍建立帝師寺。 元滅南宋後，置江淮總攝所管理江浙佛教(後改總统所)，以僧行育(亢吉祥)、楊璉真加、加瓦為總攝，實際主事是楊璉真加。楊璉真加到江南後，發掘南宋諸帝陵墓，獲得大量財物。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34)這顯然是忽必烈的旨意修建的。南宋滅亡後不久，宋故宫即因火災焚毀。“二十一年，有旨即其故所居杭州鳳皇山寺之行宫建大寺五，分宗以闡化”。(35)此事亦由楊璉真加辦理。至元二十五年二月丙寅，“江淮總攝楊璉真加言：‘以宋宫室為塔一，為寺五，已成。’詔以水陸地百五十頃養之”。(36)在宋故宫基礎上建造的五寺分別是報國寺(禪宗)、仙林寺(慈恩宗)、萬壽尊勝寺(藏傅佛教)、般若寺(白雲宗)和興元寺(天台宗)。(37) 忽必烈尊崇藏傅佛教，封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八思巴為帝師。英宗碩德八刺即位後，“建帝師八思巴寺於京師”。(38)又“詔各路立帝師殿”。(39)有些地方利用原有的佛寺加以改造而成，如慶元(治今浙江寧波)在官講所內“創殿以奉帝師，命僧守之”。(40)多數地方的帝師殿是新建的，如温州(今屬浙江)帝師殿：“至治初元，天子申敕列郡，大建新廟，務極崇侈，以稱國家褒揚振厲之意。”(41)鎮江(今屬江蘇)帝師寺：“各率其工若民以致事，無敢後……其制度，門廡殿堂，有嚴有翼。其室高明而宏深。凡屋五十，畝其地四十九而有奇，作二十有九旬乃成。”(42)南安路(治今江西大余)帝師殿：“得吉地於郡之東，購良材，集良工，棟宇崇峻，規模宏敞，大稱明時尊尚其人之意。”(43)撫州(治今江西臨川)帝師殿，有正殿、法堂、三門、欞星門、便門、東堂、西堂，“楹之豎於地者通計二百有五十，屋據高原，俯臨闤闠，望之巍然，彪炳雄偉，足以稱皇朝尊奉帝師之意”。(44)從現存一些記載來看，帝師殿(寺)限於“郡”即路總管府所在地。元代全國“路一百八十五”，(45)即使其中只有一半建帝師殿，亦近百所，其數目也是很可觀的。 除了以上兩類之外，元朝諸帝不時根據需要下詔創建新寺，有的則利用其他建築改建。 “丁未，貴由皇帝即位……太子合賴察請師(海雲)入和林，延居太平興國禪寺，尊師之禮非常”。(46)此丁未是貴由汗二年(1247)，合賴察是窩闊台汗的第四子。(47)“戊申，定宗詔(福裕)住和林興國”。(48)戊申是貴由汗三年。則貴由汗時和林有一座太平興國禪寺。此寺創建者和建造時間都没有明確的記載，按情理推斷，應是窩闊台時建造的，與汗廷有密切的關係。福裕是北方禪宗曹洞宗的長老，很早就得到蒙古汗庭的重視。“洎世祖即阼，命總教門事，賜號光宗正法，俾建精舍於故里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眾”。(49)福裕的“故里”是太原文水(今屬山西)，可知忽必烈下今在文水為福裕建報恩寺，這種待遇是罕見的。大都舊城原有崇國寺，元成宗“賜京城官地，鼎建大伽藍一所，殿奉千佛創法寶藏”。於是大都有兩座崇國寺，一在舊城(南寺)，一在新城(西寺)。(50)仁宗即位之初，便“賜國師板的答鈔萬錠，以建寺於舊城”。(51)“舊城”即大都南城。此寺待考。世祖時，鎮江路副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思在當地建造一批也里可温寺院，其中在金山有二處十字寺即也里可温寺。至大四年(1311)，元仁宗即位，降璽書於江浙行省，將金山十字寺所塑拆毀，“即寺故像撤去之，仿京剎梵相，朱金紺碧，一新清供，付金山住持佛海應聲長老，錫名金山寺般若禪院”。(52)朝廷的干預，將十字寺改造成為佛寺。順帝後至元二年(1336)，是歲……以燕鐵木兒居第賜灌頂國師曩哥星吉，號大覺海寺，塑千佛於其內”。(53)燕鐵木兒支持文宗奪得皇位，權傾一時。順帝初年病死，其家族隨即失勢遭清算，原住宅亦被改為藏傳佛教的寺院。 三 權貴官僚興建佛寺 蒙古貴族大多信奉佛教。1953年，蒙古國庫蘇古爾省阿爾布拉格縣境內發現一塊石碑，碑的正面上方有漢文“釋迦院碑記”五字。左側刻漢文十二行，右側刻畏兀体蒙文三行。由碑文可知，釋迦院是丁巳年(蒙哥汗七年，1257)外剌部駙馬八立托和公主一悉基為皇帝祝釐、為自身祈福建造的。釋迦院是目前已知前四汗時期蒙古貴族在草原建造的第一座佛寺。(54)忽必烈之孫、真金長子甘麻刺長期鎮守北方。元成宗鐵穆耳即位後，甘麻剌以皇兄身份繼續管理漠北草原廣大地區。“甘麻刺也在那裹為自己建了一座寺廟”。(55)甘麻刺“崇尚浮屠，命僧作佛事，歲耗財不可勝計”。(56)他在漠北建造的無疑是佛寺。 蒙古弘吉刺部首領與帝室世代通婚：“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57)漠南草原弘吉刺部首領封地上，興建了不少佛寺。忽必烈第三女魯國大長公主囊加真，下嫁弘吉刺首領帖木兒，在“至元辛未之歲”(1271)獲准於分地建應昌府，“為城郭，為宫室，為府署，為佛寺，府賜名曰應昌，寺曰罔極”。(58)府(後改路)城在今赤峰市克什克騰旗境內。帖木兒之子弴不刺尚相哥不刺公主，是武宗海山之妹。弴不刺死，子阿禮嘉世嗣封魯王。至大四年(1311)，相哥不刺公主和阿禮嘉世為表示對仁宗和皇太后答己的忠誠，在應昌路建報恩寺，“帝室王家，福禄悠同，謂之報恩，不亦宜乎”。此寺“金碧焜華，棼橑宏密，繚以周垣，亘以修塗”。(59)泰定二年(1325)，下一代的魯王桑哥不刺與魯國大長公主普納為紀念忽必烈在應昌路曼陀山(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建龍興寺，立《應昌路曼陀山新建龍興寺記》碑。此碑至今尚存。(60)弘吉剌部首領又經朝廷批准，在駐冬之地設全寧府(在今赤峰市翁牛特旗境內，府後升路)，建有護國寺：“延祐五年，歲在戊午，皇姐魯國大長公主新作護國寺於全寧路之西南八里，直大永慶寺之正，以為摩訶葛刺神專祠”。護國寺崇奉“摩訶葛刺神”，無疑是藏傅佛教寺院。大永慶寺情況不詳，疑亦是弘吉刺部首領所建。(61) 忽必烈的大皇后察必生三子，長子早死，次子真金立為太子，第三子忙哥刺，至元九年(1272)封為安西王，以京兆路為分地，王府駐六盤山。忙哥刺前往分地，有藏傅佛教僧人商隨行。“商請居平涼之崆峒山，建設道場，凡木石磚甓丹堊工役之費，皆王之所施予……輸奐翬飛，金碧炫爛，無不讚嘆”。(62)此寺名寶慶寺。忙哥刺死，其子阿難答嗣位。成宗元貞元年(1295)，阿難答“請於帝，求即六盤興隆池園為寺，用資兩聖冥福，以永帝之億萬惟年。制可”。“兩聖”指忽必烈和察必，建佛寺既是對先人的懷念，又表示對朝廷的忠心。此寺名延釐寺，“規制一以都城敕建諸寺為師而小之”。(63)也就是說延釐寺完全是按大都皇家佛寺的式樣建造的，只是規模較小而已。从忽必烈起，元朝推行宗王出鎮制度，以皇子、皇孫統軍鎮守一方，世代相繼。安西王是其中的一支。(64)可以想見，其他宗王在他們鎮守之地，也會以阿難答為榜樣，同樣以建寺來顯示對皇室的忠誠。 京師保大坊興福院是一座頭陀教寺院。頭陀教尼捨塵“日惟一食，精嚴自牧”，“草茇安寄，束身堅忍”，以苦行博得尊敬。世祖時平章政事王毅、樞密副使吴珪、福建宣慰使李果等為捨塵買地，成宗時平章政事賈某與夫人引見於皇后，皇后“下教出財帛，建其殿曰慈尊，俾開府知院月魯公暨賈公奏其事於皇帝、皇太后，咸曰：可。其悉以皇后私府輸助之。延祐五年，院告成，復奉宸旨禁護……是役也，齋庖廡室，皆捨塵所鳩建”。(65)這所頭陀教佛寺是在幾位高官協力幫助下建成的，並通過他們得到皇室的支持。順帝時，丞相脱脱獲得皇帝寵信，“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於脱脱家”。這是非同尋常的恩遇，“脱脱乃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寺於健德門外，為皇太子祝釐，其費為鈔十二萬一千錠”。(66)元朝諸帝常向王公大臣賞賜田土，稱為賜田。所賜田土都是國有土地，賜田多了，國家財政收入損失很大。順帝元統二年(1334)四月，中書省下令回收部分賜田，列入名單的都是王公貴族和重要佛寺。其中“福藏司徒昭福寺的三十頃，二十頃還官”；“阿憐帖木兒八哈赤寺的五十頃田內，二十五頃還官”。(67)元朝官制有“三公”，“凡爲三公者，皆國之元勳……其制又有大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屬，然其置否不常，人品或混，故置者又或開府不開府焉”。(68)福藏待考，但他享有司徒頭銜，肯定是貴族或高級官僚。阿憐(鄰)帖木兒是畏兀儿兒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從一品)。阿憐(鄰)帖木兒“善國書”，即精通畏兀體蒙文，曾為蒙古貴族子弟的老師。“英宗時，以舊學日侍左右，陳說祖宗以來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顯然是師傅的身份。“天曆初，北迎明宗入正大統，一見歡甚，顧左右曰：‘此朕師也。’”(69)故當時人們都稱之為“八哈赤”(蒙語師傅)。“福藏司徒昭福寺”即福藏司徒所建昭福寺，“阿憐帖木兒八哈赤寺”即阿憐帖木兒師傅所建佛寺。元代畏兀人大多信佛教，阿憐帖木兒建佛寺決非偶然。(70)兩寺都曾受賜田，可知其創建者身份特殊，得到皇帝的寵信。 “在輦轂之下，寺號高句驪者，其剎相望”。(71)元代大都新建佛寺中，有一些是高麗上層人物創建的。高麗王室與元朝皇族聯姻，關係密切。高麗忠宣王王璋篤信佛教，他將王位讓給兒子王燾，自己長期居住在大都，與京師名僧多有交往，並到江南佛教勝地遊歷。延祐丁巳(四年，1317)王璋“既釋位留京師邸，買地於故城彰義門之外，創梵剎焉。越三年己未，工告畢，凡奉佛居僧之所，修齋作法之具，百需皆有，揭名曰大報恩光教寺”。“寺為地五十畝有奇，附東偏者三畝。為屋一百餘楹。買田良鄉，為畝者三千二十，在蘇州者三十頃。果園在房山縣百二十畝。凡爲費楮幣五十萬緡云”。(72)可知此寺規模相當可觀。不少高麗上層人物在元朝任高官，其中有人也在大都創建佛寺。仁宗時，高麗僧人元湛在大都南城之南購地五畝，要建佛寺。“有長城郡夫人任氏，亦高麗人，自世祖皇帝時，遇知於椒闈，賞賫甚厚。常思有以祝釐報上者，莫為之計。聞是舉也，喜出楮幣若干緡，以贍土木經營之費。入腴田五十畝，以充晨昏供養之需”。此寺建成後，命名為興福寺，“仍約世以高麗衲子主盟熏席，蓋為其能精於戒律也”。(73)文宗至順二年(1331)，中尚卿金伯顔察和夫人孫氏“創佛宇於宛平縣之池水村，以弘其教。曰金孫彌陀寺蓋取兩姓及所求乎佛者名之也”。(74)元順帝時，太醫院使趙芬在其他高麗人士支持下於太都金城坊建法王寺，“屋為間八十有餘，崇不至奢，卑不至陋”。“中宫”(皇后)賜鈔資助。建成後，“皇帝在西內，有進金字《蓮經》者，命藏是寺。中宫仍以香幣來，俾資經讀，明年亦如之”。(75)可知此寺興元朝皇室有關。“中宫”應是順帝的二皇后高麗人奇氏。西天(印度)僧人指空到中國傅法，又曾到高麗，名震一時。“大府太監察罕帖木兒之室金氏，亦高麗人也，從師出家。買宅澄清里，闢為佛宫，迎師居之”。(76)此佛寺名待考。 地方官員亦熱衷於建寺。寧夏(路治今寧夏銀川)僧覺明，“其先錢唐人”。是華嚴宗名僧真覺國師文才的徒弟，文才曾任上述萬聖祐國寺住持。覺明受到當地蒙古宗王、公主、駙馬的尊奉。後來他南下求法兼訪先世遺迹，途經奉元(今陝西西安)。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素聞師名，共挽留之，乃構精舍於草場街，以為其駐錫之地，今所謂壽光寺也”。(77)集慶(今江蘇南京)是南方的重要城市，城中“常照庵，在城正北隅，大德二年平章呂文煥建。大夢圜通庵，在城東南隅，至元年間左丞廉希愿建。大夢觀音庵，在城西北隅料院街，大官朔思吉所建”。(78)“平章”、“左丞”都是行省級的大官，呂文煥是南宋降元的高官，廉希愿是畏兀兒人，其家族聲勢顯赫。鎮江丹徒縣(今屬江蘇)玉山報恩寺，是“至大三年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齊國公勃羅鐵木兒創建”。(79)杭州(今屬浙江)寶成寺有“麻曷葛刺型相一堂”，(80)是左衛親軍都指揮使伯家奴捐建。“麻曷葛刺”即前述“摩訶葛刺”的異譯，寶成寺顯然是藏傳佛教寺院。浙西大地主曹氏，曾“入粟萬石”求官，“得官而家廢”。曹氏曾在華亭(今上海松江)千山巔建圓修寺。(81)元代著名水利專家任仁發曾任都水庸田司副使，以浙東宣慰副使(正四品)致仕。任仁發修華亭青龍隆福寺，“損(捐)貲營建，實大德之三年也。致和元年，公之子賢德繼厥志。至正三年，公之孫士質先述其事……又假錢若干萬緡，為復其所失田三千頃”。(82)至順二年(1331)，“姚安路總管高侯歸自京師，既奉命升州為路，宣授明珠虎符，退自感激，荷國厚恩，蔑以報穪，乃捐己貲，既私第之里，繕修妙光報恩禪寺。面勢岡陵，占勝林石……以餗四方之僧，命之朝夕梵唄，祝釐皇家。月吉望日，侯潔齋至寺，率眾圍繞慶讚，作禮白佛，蔪皇帝壽，永錫民福。此寺之所由作也”。(83)“高侯”即高明，姚州(今雲南姚安)原為州，此時升級爲路，高明由知州升為路總管，而且得授明珠虎符，地位大大提高。他將私宅改為佛寺，招徠僧人，“蔪皇帝壽”，以示對皇帝的感激。延祐三年(1316)，江淮財賦都缱管呂師說云：“敬施平江路嘉定州管下田莊，創建永壽禪寺，上報國恩，祝延聖壽。次為先考太師、寧武保康軍節度使、武忠和義郡王建立祠宇，安塑神像，用酬罔極。”(84)呂師說的“先考”是南宋抗元將領呂文德。四明(今浙江寧波)僧人普容在當地很有聲望，“郡人福清州判官楊某為構精舍城東三里所，白有司以聞於朝，有旨賜寺額曰慈濟，且加法師號，俾之開山”。(85)“楊某”名秀，曾出使暹國，“以其主來朝。當涉海時，風猛濤怒，舟幾覆。侯於恍惚中，若有見觀音大士者，因得無害。歸而圖所以報祠焉，聞容公東南碩師，遂往謀之”。根據普容的建議，楊秀“迺買地，度材用，創兹寺”。(86)權貴官僚建寺大多為皇帝祈壽，為自己家族祈福，楊秀為感謝觀音保佑而建寺，是比較特殊的例子，但因此為元朝與東南亞的海上交通保存了很有價值的資料。 四 民間人士興建佛寺 元代民間佛教信仰流行，信徒眾多。有些高僧大德，受到社會各界的敬仰，便有人為之建立寺院，為講經說法之地。“皇帝在春宫時，嘗幸勝因寺，棟宇華潔，象設嚴穆，顧昭文館大學士、頭陀教宗師溥光而美之。溥光對曰：‘都民姚長者之力也。’”(87)頭陀教是元代佛教的一個宗派，其領袖李溥光得到皇室的重視，有很高的聲望。姚長者名仲實，是大都的富商，李溥光建造勝因寺，主要依靠他的幫助。浙西瞿霆發，有田二千七百頃，並佃官田共及萬頃，是有名的大地主。至元二十八年(1291)瞿霆發為禪宗名僧高峯妙禪師在天目山建大覺正等禪寺，“迺割巨莊，先後凡二百頃有畸，及買山田若干，指其歲入，首創梵宇”。(88)不僅建寺，而且割田二百頃爲寺産，瞿氏出手之大方在元代是不多見的，由此亦可看出高峯影響之大。中峯明本是高峯妙禪師的門人，名重一時，所到之處都有信徒為之建寺。明本“嘗憩閶門之西麓，見松檜蔚然成林”，吴士陸德潤“以地施之”，中峯“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孟頫為扁之曰棲雲。國師趺坐其中，而問道者連翩而來，至於五百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趨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咸具”。(89)這就是平江幻住庵的由來。文中的“國師”即中峯明本。(90)丹陽(今屬江蘇)“大同庵，乃丹陽彝庵蔣君為幻住老比丘明本之所建也”。(91)中峯明本弟子眾多，“逃於窮山海島，弟子追逐之不捨”。其中弟子祖震“願為役終身”。“至大四年，吴江居士陳無心以白洋山新庵施師，名之曰順心庵，俾震主之”。在祖震主持下，順心庵規模不斷擴大。“庵既成，以順心所度弟子正性領庵事，定為甲乙傳授，立誓以示誨”。(92)中峯的弟子天如惟則，也有很高的聲望。“姑蘇城中有林曰獅子，有寺曰菩提正宗，天如禪師之門人為其師創造者也。林有竹萬箇，竹外多怪石，有狀如狻猊者，故名獅子林……寺名菩提正宗者，帝師法旨與以是額也。其地本前代貴家别業，至正二年壬午，師之門人買地結屋，以居其師焉”。(93)獅子林至今是蘇州的名勝。鐵牛和尚出於宜春(今屬江西)仰山雪巖欽禪師門下，史稱： 遊衡陽之酃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畜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衆請居焉。師與其徒數人，茇舍其間。風雨昏暮，狂獸異類號呼環繞，師喻以迷悟因緣，且授之戒，其怪遂息。酃素不知禪學，邑長伯顔、令程公相率入山受教，而豪强者亦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挂芳與其族人捨地，段德祥父子等創殿割田以為先倡。營構日盛，為大精藍，四方禪衲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鍾鼓既設，大弘雪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94) 大凡成為名僧，途徑有二，一是長於宣講佛法，二是有降魔伏怪、呼風喚雨、治病救人的神通。高峯、中峯、惟則是前一種，鐵牛是後一種，都能羸得大批的信徒。信徒們爲高僧捐資捐物，甚至傾家蕩産，甘心支持佛寺的興建。此外，還有信徒專爲崇敬的名僧建造佛寺，供退隱之用：“大都故城之乾隅，有善人姜普萬，師事松嚴老人，於開遠坊買地結廬，奉師為退隱之計。香積有廚，義聚有堂，以延福為額。至元九年壬申夏建。”(95) 元代民間的佛教信徒，以自己住宅建寺時有發生。奉化州(今浙江奉化)佛照寶蓮堂，“在州西四十五里，至元二十年士人丁氏捨宅為之”。(96)鎮江彌陀寺，“在車家巷。至元十六年，永嘉張氏捨宅建，徐蘇孫捨田以供眾”。(97)這位徐蘇孫自己也捨宅建寺：鎮江“三教辯正院，在小竹竿巷。至元二十七年，永嘉徐蘇孫捨宅為之。徐蘇孫，永嘉人，字垣翁，祝髮為僧，改名彌芝。繼以舊宅為庵，塑孔、老、釋像於內，右丞史弼為書額，曰：三教辯正之院。”(98)這類家寺建成後，有的由家庭成員出家主持，有的則從外面請來僧人主持。上述三教辯正院應屬於前者，又如，崇仁(今屬江西)有佛教白蓮宗的會善堂，“堂之主劉覺度”，“自元貞乙未，覺度之從父益暨從弟覺輝捨所居為佛堂”，成為會善堂修行之所，“佛堂非佛寺比也，乃以從子覺惠嗣”。(99)會善堂乃是劉氏家族的財産，但外請住持的情況亦相當普遍。如長洲(今江蘇蘇州)曹如理與妻張氏“皆儉勤以治生，貲殖日殷，而皆嚮慕佛乘”。曹入虎丘雲巖寺為僧，妻爲比丘尼。三個兒子亦先後出家，但第三子曹聚爲延續曹氏家族，“還為民”。曹如理後以故居為寺，名歸元興國禪寺，並“置良田三千餘畝，為寺恒産”，並延請名憎中峯海禪師為住持。元仁宗降璽書護持，“卓然為中吴一鉅剎矣”。如理死後，其子曹聚繼績營建，“益以良田三千餘畝”。(100)這所以住宅為基礎的佛寺已成為長洲的名寺。當塗(今屬安徽)采石鎮居民王德正“勤於事佛，以己地爲庵，日誦經其中”。至大二年(1309)，到和州歷陽縣的西梁山普明禪庵“棄家學佛，禮無用和尚為師”。泰定三年(1326)，“請其師歸至乳山舊所建庵，安禪說法，以惠後學”。在無用主持下，此庵易地另建，擴大規模，“好事者助建庵舍”，仍以“普明禪庵”爲名。(101)鎮江靈濟寺，“至元十三年郡民倪億捨宅為庵，請僧德真、慧寶居之，扁曰靈濟，復充拓爲寺”。(102)鎮江龍華庵，“在仁和门裹天福山，至元二十四年，都統張捨宅基建。圓明虚徹禪師如慧開山住持，其弟子普寧、普度相繼營葺”。(103)還有一些地方人士，建造佛寺作為家人梵修的場所。奉化(今屬浙江)佛心居士王氏，仁宗延祐年間在紫芝山建大惠寺，“大小百十楹”。其二女在浙東名剎天童寺出家，“祝髮易衣而歸。居士以是山授二師，命甲乙相傳”。(104)桐鄉(今屬浙江)比丘尼文鑒，“先世以資雄於鄉”。出家後“倒其儲橐，即其所生屋廬之旁，建大佛剎，請於朝，敕賜福壽禪寺。金碧香花，日率其徒，精修慧業”。(105) 在家族墓地建造佛庵，用以祭祀祖先，在元代江南是相當普遍的。“浙東西大家，至今墳墓皆有庵舍，或僧或道主之”。(106)元代著名學者吴澄說： 古者居不離其鄉，各姓皆族葬……時世非古，人家守墳墓之子孫，或遊宦或遷徙，不能不去其鄉矣。縱使不去，而家業或不如前。則歲時展墓之禮，豈無廢墜之時哉！深思遠慮者谓人家之盛終不敵僧寺之久，於是托之僧寺，以冀其永存，其意不亦可悲矣。予昔在金陵同一達官遊鍾山寺，見荆國王丞相父子三世畫像，香燈之供甚侈。達官憮然興嘆焉。蓋以二百餘年之久，荊國子孫衰微散處，而僧寺之祠獨不泯絕，此孝子慈孫愛親之意所以不能不然者與！(107) “荊國王丞相”即北宋名臣王安石。“托之僧寺，以冀其永存”，是墓庵流行的主要原因。“秦漢以降，宗法既壞，民始渙散而不屬，吉凶不以告，祭祀無所詣……近代為尤甚，於是始有用釋氏之徒說建精舍而世祠其先者，庶幾恒久不廢”。(108)常熟(今屬江蘇)趙氏四世葬於邵家灣，趙益、趙晉兄弟“相與謀闢地築庵於兆域之東，屋以間計者若干，中建祠堂，為歲時饋薦之所。買田若干畝以供粢盛，俾浮屠氏主之，仍用其法妥置像設崇勝，因以資冥福。又東為兩軒，以備遊息。摘《大雅》‘永言孝思’之語，名其庵曰永思”。(109)嘉禾(今浙江嘉興)沈榮“即其父之墓所立屋若干楹，曰報本庵，置田若干畝，命浮屠氏之徒守之，率其弟若子孫祀焉”。(110)束氏是丹陽(今安徽當塗)望族，束氏家族在後彭村的墓地旁原有祠堂，但“湫隘不足以陳俎豆”。延祐丁巳(四年，1317)，束德榮兄弟“乃闢新基，拓故址，建堂五楹，夾以兩厦，東西為廡，十有二庭，前立山門，中構佛宇”。請僧人主祠事。“割腴田百四十畝，松山三十畝，以廪其徒。又益田若山二十畝，以給繕葺之費”。落成後，“召諸子弟論之曰：‘家之興廢靡常，子孫之賢不肖難保。今先隴旁地，吾兄弟既爲壽藏，他日亦爾子孫歸全之所。田若山之贍僧者，當畀之常住，以永終是圖。’”(111)李印傅的祖、父二代墓在“慈溪東嶺楊奥之山”，建祠堂奉祠。李印傅夫婦“聞佛氏有大報恩，而用其法，名爲‘福源精舍’，命僧以居。遂一以浮屠所需者咸備具，復買田若干，命僧某首主，俾其弟子相次以繼，其所度僧，非李氏不得人”。(112)以上是江南各處墓地建佛庵的一些例子。 基地建庵之風，在宋代南方已很流行。北宋後期莊綽說：“浙西人家就墳多作庵舍。”(113)南宋陸游說：“葬必置庵赡僧。”(114)元代江南更加普遍，但在北方似不多見。墓地置庵，是爲了祖先祭祀能够長期延續，不因家族盛衰而改變。但在隔代之後，家族内部、家族與僧人之間，經常會因墓地財產發生纠紛。上述丹陽束氏的作爲就是把墓庵的田產與家族分隔開來，使其庵不受家族盛衰的影響。奉化僧釋正思，“自其幼年，母邵氏即割爱，命之薙髮易服，復與之經營之資，曰：‘他日我老，願汝築一庵以養我。’師受其言”。邵氏去世，庵建成。“其初本以居室之名名靜山，師以庵籍校之，奉化凡四五百區，今存者纔什一。非壞於故家子弟，則同門僧挾强懷妒以破蕩之。遂以公櫝上間，乞易庵爲寺，而得今額”(115)。墓地僧庵的建造、供養都與該墓地的家族有割不斷的關係。奉化一地原來僧庵四五百所，很快因各種矛盾，只剩下十分之一。釋正思請求“易庵爲寺”，也是要割斷與家族的關係，成爲公共的資産。 五 僧尼自建佛寺 元代新建佛寺中，僧尼自建者占有很大的比重。 禪宗曹洞宗僧人福裕在乃馬真后二年(1243)任少林寺住持，受蒙古统治者重視，受封爲都僧省，成爲“漢地”佛教的代表人物。他爲河南嵩山少林寺恢復重建作出了貢獻，並“分建和林、燕薊、長安、太原、洛陽爲五少林”。(116)這五座少林都是新建的，其中和林少林寺最引人注目。“我蒙哥皇帝……時少林長老裕公建寺鶻林，皇上欽仰”。“鶻林”即和林，大蒙古國的都城。乙卯年(1255)八月，福裕爲釋道之爭向蒙哥汗上表稱：“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野人。”(117)“雪庭”是福裕的號。可知福裕在大蒙古國都城和林創建的佛寺稱北少林寺。與福裕齊名的“漢地”佛教另一重要人物至温曾受忽必烈命，爲上都開平龍光寺住持，“又作大都之資聖，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118)這些佛寺應是新建或在廢墟上重建的。忽必烈的謀士劉秉忠原是僧人，法號子聰。他是上都開平和大都兩城的設計者。開平城建成後，“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119)“南屏山”又作“南平山”，所謂“精舍”，就是僧寺，時人或稱之爲“南庵”。(120)至元十一年(1274)，劉秉忠“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薨”。(121)至元二十七年，忽必烈“命帝師、西僧遞作佛事坐靜”的場所有“桓州南屏庵”，(122)便是劉秉忠所建精舍。 “京都城內有寺曰能仁，實元延祐六年開府儀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覺圓明廣照三藏法師建造”。(123)從法號可以斷定這位法師就是上面説過的必蘭納識里，他所創建的能仁寺，應是藏傳佛教的寺院。清代尚存。蒙古人阿咱剌，“成宗皇帝時，皇姑鲁大長公主遣事輦真國師，遂祝髮爲僧”。公主爲之請於成宗、武宗，先後任濟寧路、饒州路僧録。泰定二年(1325)，在吴郡(今江蘇蘇州)城中買地建大昭慶寺。“公主聞而善之，厚施俾造其寺。天曆元年造成”。泰定帝任阿咱剌爲同僉宣政院事，頒護持詔書。“至順元年，賜《大藏經》五千餘卷，皇后購金買田以飯僧，使日誦是經，以祈祥益壽云”。(124)輦真乞剌思是元代佛教界一個奇特的人物。他原名陳萍，是南宋末丞相陳宜中之侄。南宋亡，陳宜中流亡海外，元朝以陳萍作人質。陳萍受帝師剃度出家，法號輦真乞剌思，官至銀青榮禄大夫(正一品)、宣政使。“乃因母夫人故業，卜於蘭溪州，創起佛寺，極土木之麗，上爲國家祈天永命，僧衆祝嚴之所，仍置帝師像於別殿，復以大德、至大詔書同賜杭、温、衢、婺、蘭溪没入田宅資貨，悉施本寺爲常住”。(125)輦真乞剌思在蘭溪(今屬浙江)建立的佛寺顯然有宏大的規模，非同一般，而且從其師承及經歷來看，此寺很可能是藏傳佛教的模式。元仁宗時五臺山萬聖祐國寺住持慧印，文宗時改任新建皇家佛寺大承天護聖寺住持，是元代後期佛教界的重要人物。慧印“以其道見知於上，所得賜予之物，於臺山創寺曰普門，大都創寺曰寶雲”。(126)以上都是佛教上層僧人建寺的例子。 女尼中有一些身份特殊的人物，或與宫廷有密切關係，或家世顯赫。她們創建的佛寺有較大社會影響。舍藍藍，畏兀兒人。元代畏兀兒人主要信奉佛教。舍藍藍幼年入宮，“入侍中宫，真懿順聖皇后愛其明敏，恩顧尤厚。成宗之世，事皇太后於西宮。以侍從既久，勤勞之多，詔禮帝師迦羅斯巴斡即兒爲師，薙染爲尼，服用之物皆取給於官”。“貞懿順聖皇后”是忽必烈的正妻察必，成宗時的皇太后是闊闊真(忽必烈太子真金之妻，成宗鐵穆耳之母)。闊闊真指定舍藍藍拜帝師爲師，成爲女尼。仁宗時，舍藍藍退居宮外，“以時入見，賜予之物不可勝紀。師以其物創寺於京師，曰妙善。又建寺於臺山，曰：普明。各置佛經一藏，恒業有差”。(127)可知舍藍藍在大都建造妙善寺，又在五臺山建造普明寺。元代大都地方志中提到“妙善寺在咸宜坊沙藍藍姑姑寺”，(128)可知妙善寺別稱沙藍藍姑姑寺。(129)前面提到元統二年(1334)中書省回收宗王貴族和寺院的賜田一事，其中有“畏兀儿哈藍寺的三百一十三五十九畝田內，一百一十三頃五十九畝還官”。“畏兀儿哈藍寺”應即舍藍藍寺。(130)在元統二年四月回收賜田的名單中，還有“失剌千姑姑至大寺的一百四十八頃五十一畝田内，七十四頃二十五畝半還官”。這位“失剌千姑姑”待考。參照上面舍藍藍的記載，創建至大寺的“失剌千姑姑”很可能也是出身宫女的女尼。還有一個女尼監藏巴，也是宮女出身： 蓬萊坊大興國寺者，今住居大師比丘尼監藏巴所創也……師姓常氏……八歲召入宮……年二十四，奉旨適近臣瓮吉剌歹，奩具之費，悉資內帑。歷成宗、武宗、仁宗三朝，睿眷益隆，賣貺無虛歲。瓮吉剌歹仕至資德大夫、會福院使。然師早慕真如，深懼滿盈……英宗即位，懇請上前，始聽出家。詔從監藏官帝師受具落髮，仍爲易法號曰監藏巴。既契夙願，遂盡出衣資藏蓄，竭力以圖營構。闢地鳩功，掄材伐石，爰作爰谋，屢閲寒暑。(131) 佛寺建成後，順帝錫名大興國寺。女尼妙德的身份與以上三人不同。“報恩寺者，女僧妙德之所創也”。妙德韓性，其父韓誥“任兵馬都元帥、彰國軍節度使”。妙德嫁晉陽王氏，“王氏佩金符，爲工正，生三子而夫卒。久之，子娶婦，各能自立，德悉以王氏業歸之。而繁峙之聶營元帥有別業，昔以與德，德將老於是”。後來，知道其父“多斬刈焚盪之慘”，於是決心“事浮圖法，庶得以資福韓宗。乃削髮爲比丘尼，即聶營別業，創殿像佛，第建食堂廚庫，前翼三門，後敞丈室。而贍衆有田如干頃，及山林、園圃、水磑等利，號曰報恩寺。仍以沙門某見開山住持，見即工正之弟，而身别院以與尼居”。(132)妙德是功臣之後，曾得到太后闊闊真召見，跟隨闊闊真巡幸五臺。報恩寺得到成宗和皇太后闊闊真的護持詔書。 以上所說都是上層僧尼建造寺院的事例，普通僧尼建造寺院之例更多。嘉定(今屬上海)僧人明了“浩然有開拓之志”，从至元丙戌(二十三年，1286)起在“州治之東北”建造佛寺，成宗“賜‘圓通’爲額”。此後“復建大吉祥皇慶寺於州治之北可二里”，“又建大資福壽寧尼寺於州治之東南隅”。“延祐己未，建大佛寶閣九問於圓通寺後，曇花萬朵，開敷其中，金色光明，照心奪目”。(133)明了一人建造數處佛寺佛閣，這在元代是很特殊的，應有特殊的背景。處州(今浙江金華)僧行英，“每慨郡之禪叢不振，方來衲子，無食息之所”。於是，“刻苦厲志”，創立萬象山崇福寺，“寺以甲乙相承，貿腴田二百畝以充食”。(134)揚州(今屬江蘇)郡城東隅普門禪庵： 初，至大三年，僧志如買地若干畝。至順間，創建佛殿，塑阿彌陀佛及阿羅漢諸天像，建法堂六楹，東廊十有一楹，西廊十有四楹，置蔬圃十有七畝於東城之下。元統三年，築三塔於江都縣之永真鄉。其徒行真作方丈之室，行定作三門八楹。方志如之經始也，囊鉢不畜一錢，至以其說動人，或伐材於山，輦石於淵，損(捐)金於帑，遠近相助，其應如響。前淮東宣慰使鐵木禿古思實始終相成之。無土田以爲恒產，乞食以给衆。揚爲南北都會，其學者經行無虛日，輒駐足是庵，待之未嘗厭倦。(135) 紹興(今屬浙江)城西是“吴、會稽之通衢。行旅憧憧不絕，釋子之遊方……必道於此”。僧釋本立“購石氏故宅，撤其舊廬，更創新宇”，用來接待來往的僧人。“渴饋以漿，饑餉以飯，勞也嚴牀敷以安息之，垢也闢浴室以澡雪之，至者如歸，而師之志亦少酬矣”。(136)由發願建寺到落成用了二十餘年，命名爲至大報恩寺。四明(今浙江寧波)僧妙壽建海會庵。“兹庵之創，專以奉補陀、育王、岳林、天台之遊者也”。得到僧妙然、元安的支持，當地“善士”割田以濟，又有“宣慰楊侯梓益買田以贊相”。起初“不過地千步，屋三楹”。後來“拓地爲畝十五，屋百楹”。(137)至正二年(1342)，“奉旨建額爲寺”。(138)吴門(今江蘇蘇州)釋如山“既因儉勤得致饒益，則以其羸購地於郡城之東，廣袤若干步，度材庀工，作庵以居，日益月增，廓而爲寺”。此寺名天惠賢首教寺。(139)大都無量壽庵是佛教白蓮宗的寺院，“京師寅賓里有無量壽庵者，居士屠君所建也……集善信百餘人，建白蓮社。廿有一年，出己貲七百貫，買地十畝，於太廟之西，作無量壽庵，樹佛殿四楹，屋宇象設，無不具足，浚井治圃，手植嘉木”。(140)延祐庚申(七年，132)，釋玄通在鄯闡(今雲南昆明)華亭山“結茆庵住至癸亥春，募古滇檀越，首建大光明殿……以圓覺題其額”，陸續建造，“靡不完備”。至正年間，行省平章捐金建海潮音殿，崇觀音大士。姚安酋長高氏捐貲到江南買經一藏。(141)荆門當陽(今屬湖北)景德禪寺住持廣鑄，母伏氏，廣鑄“又以伏夫人故宅爲永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爲首剎”。(142)由以上一些例子，可知南北各地都有僧人建寺之舉。 六 餘論 上面對各種類型的新建佛寺分別作了說明。有元一代，新建佛寺總數有多少，在全部佛寺中占有多大比重，這是研究中必然要遇到的問題。至元二十八年(1291)，“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143)此後没有任何關於全國佛寺的統計數字。我們只能根據一些地方志的記載，對幾個地區的佛寺數量作一些討論。 “四明山水淵秀，竺乾氏居之，自唐抵今，廢不一二，而興者累十百”。(144)“四明”即慶元路(治今浙江寧波)，當地佛寺之多，在江南名列前茅。元代慶元路有兩種地方志保存下來，一種是《延祐四明志》，成書於延祐七年(1320)。另一種是《至正四明續志》，成書於順帝至正二年(1342)。前者卷一六至一八《釋道考》詳细記録了慶元路的各類佛教寺院。後者卷一○《釋道》中說：“前志備矣，重述則失之繁，延祐以來，間有創建及毀而復完，紀其所知者，不敢冗瑣以戾舊法。”也就是說，《續志》只是補充了《延祐志》成書後新建的和毀而重建的佛寺。但從記録的內容來看，還有少數《延祐志》中漏載的佛寺。現將兩書記載的佛寺情況統計如下：(145)(1)《延祐志》載在城三十五處，三處元代建(天壽白雲寺、普門經堂、竹林精舍)。《至正志》載在城十二處，內二處禮拜寺是伊斯蘭教寺院；官講所、天寧報恩寺、萬壽寺、延慶寺、寶雲寺、湖心廣福寺、天封寺、善應尼院等八處在《延祐志》中均有記載；新增只有帝師殿和東林禪庵二處。帝師殿係改造舊寺而成，故《至正志》所載可列入新寺者僅東林禪庵一處。綜合兩書記載，在城佛寺共三十七處，內元代新建四處。(2)據《延祐志》記載，鄞縣各類佛教寺院一百零七處，其中四處建造時代不明，建於元代者有報恩寺、天壽報國接待院、慈濟寺、福林寺、天壽重興寺、海會庵、廣智院、雲望浪居寺八處。《至正志》載，鄞縣佛寺四處，內三處《延祐志》已載，僅建於泰定初的溥濟庵爲新增。故鄞縣佛寺總數爲一百零八所，而可以確定元代新建者九處。(3)《延祐志》載奉化州七十六處，建於元代的僅天壽報本禪寺一處。《至正志》載佛寺六處，其中三處前志已載，另三處未載，內二處爲宋建，僅佛照寶蓮堂爲元代新創。故奉化州共有佛寺七十九處，內元代新建二處。(4)《延祐志》載慈溪縣四十八處，建於元代二處(寶蓮經堂、溪隱庵)。《至正志》載十處，均爲《延祐志》所無，內僅三元經堂創於元代。故慈溪縣共有佛寺五十八處，內元代新建三處。(5)《延祐志》載定海縣三十三處，元代新創無。《至正志》載二處。一普照庵，“至元二年重建”，始建年月不可考。一存善庵，“至順間建”。故定海縣共有佛寺三十五處，一處建於元代，一處存疑。(6)象山縣，《延祐志》載十四處，元代無。《至正志》載佛寺四處，均不見於前志。一宋代建，一未記年代，二處元代新建(永明寺、福聚寺)。故象山共有佛寺十八處，元建二處，時代不明一處。(7)昌國州，《延祐志》只載寶陀寺一處，原因是編纂者“(王)厚孫分領諸寺，書至昌國，而公以喪女輟局，既而入朝，故昌國惟載寶陀一寺，餘皆未備”。(146)據成書在《延祐志》以前的《大德昌國州志》記載，昌國州共有各類佛教寺院二十二處，均建於前代。《至正志》載昌國州佛寺共二十三處(包括寶陀寺)，內僅海岸禪庵是元順帝元統二年創設，“以待四方瞻禮寶陀之人”。其餘都是前代所建，與《大德志》所載相同。根據以上統計，可知元代慶元路(包括在城和鄞縣、慈溪、定海、象山四縣，奉化、昌國二州)共有各類佛教寺院庵堂精舍三百五十七處，其中元代新建僅有二十一處，另時代不明六處，其餘均是前代所建。 上述統計的下限是至正二年(1342)。此後元朝各種社會矛盾激化，浙東很快便爆發方國珍起義，社會動蕩不安。新建佛寺事實上更加困難。也就是說，延祐、至正二志的記載，大體上可以反映有元一代慶元路僧寺的狀況。從中可以看出：(1)元代慶元路新建佛寺數量有限，不到全部佛寺的十分之一。(2)慶元路有不少在當時影响很大的佛寺，如鄞縣的阿育王寺，昌國州的寶陀寺等，都是前代所建。有元一代没有建造大的佛寺，所建大多稱“庵”、“經堂”、“精舍”，規模較小。 元代集慶路(治今江蘇南京)包括録事司和上元、江寧、句容三縣，溧水、溧陽二州。據《至大金陵新志》記載，共有各類佛教寺廟約二百處，其中明確記載建於元代的約二十處，大體爲全部僧寺的十分之一。其中有屬於皇家佛寺的大龍翔集慶寺和大崇禧萬壽寺，帝師寺，大官建造的常照庵、大夢圜通庵、大夢觀音庵，僧人建造的寶公庵、千子亭觀音庵、普照庵、月印庵、華嚴庵、寶公道林庵，創建者身份不明的崇福庵、無際崇福庵、法海庵、佛光庵、彌陀庵等，此外，“溧水州有井岡庵、壽國禪庵、觀音庵、亭山庵，皆歸附後僧俗所建”。(147)另據《至順鎮江志》載，鎮江路共有佛寺七十餘所，明確記載是元代建造的僅有帝師寺、彌陀寺、報恩寺、靈濟寺、萬壽寺、玉山報恩寺等幾處。另有佛院、佛庵多處，但大多未記創建時代。(148)《至正金陵新志》和《至順鎮江志》都成書於元代後期，成書後新建佛寺不會很多。 因此，可以認爲，有元一代，以上三個地區(慶元、集慶、鎮江)的新建佛寺爲數很少，在全部佛寺中所占比重實際不會超過十分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元朝統治江南時間不到百年，遠比不上唐、宋，故建寺不多。此外，從現存的文獻記載來看，這幾個地區有名望的“舊剎”甚多，官府和民衆將財力和物力主要用來修葺或擴大“舊剎”，特别是有名的大寺；還用於重建已廢或衰敗的佛寺(利用其原有的名稱)，因而真正用來建造新寺的就有限了。江南的多數地區應與以上三地類似。據有的研究著作統計，元代福建地區興造的寺院有一百十九處，庵、堂、精舍二百六十二所，遠不及唐、宋之盛。(149)與以上三地可以相互參照。 《元一統志》和《析津志》比較詳细地登緑了大都佛教寺院的名目，但一則仍有遺漏，二則不少寺院的創建年代缺乏記載，難以分辨其爲“舊刹”或新寺。但大體可以斷定，北城(新城)多新寺，南城(舊城)多“舊剎”。而大都的佛寺顯然以南城居多。北城多皇家佛寺，規模宏大，但其他佛寺爲數有限。至於北方其他地區則只有分散的記載，似以“舊剎”居多。 總的來說，元代新建佛寺中，以民間人士和僧尼建造者居多，皇家和朝廷建造者較少，權貴官僚建造者爲數亦有限。但皇家和朝廷建造的佛寺一般規模宏大，資產很多，尤以皇家佛寺爲最。“今國家崇尚釋氏，崇墉峻宇，遍於京邑，大者縣官作之”。(150)此處“縣官”指朝廷、國家而言。大寺都是朝廷以國家之力建造的。民間人士和僧尼建造的佛寺在規模和資產方面則參差不齊，大小不等，總的來說無法與皇家、朝廷兩類佛寺相提並論。權貴官僚營造的佛寺以中等規模居多，亦有較大者。元代新建佛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皇家佛寺的不斷興建，自忽必烈以下，每位皇帝登基後都要建造佛寺，規模之大，耗費財力物力之多，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皇家佛寺的興建，對元代的政治、經濟生活都有很大的影響。(2)由於權貴的倡導，佛教寺院在北方蒙古草原大漠南北不少地方出現，其中有藏傳佛教寺院，也有禪宗寺院。(3)藏傳佛教寺院在中原、江南都有建造，尤以大都爲多。這在中國佛教傳播史是前所未有的。 時代變遷，元代創建的各種佛教寺院庵舍，歷經數百年風雨滄桑，大多已衰敗消亡，但仍有幾處流傳至今，如北京的白塔寺(原爲皇家的大聖壽萬安寺)、卧佛寺(原爲皇家的大昭孝寺)，蘇州的獅子林，以及杭州的麻曷葛剌造像等，供人憑弔。 ①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355。 ②姚燧《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禪寺碑》，《牧庵集》卷一○，四部叢刊縮印本，298册。頁93上。 ③《順天府志》，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1983年，頁5—6。按，此《順天府志》係從《永樂大典》中鈔出，是《永樂大典》的一部分，並非獨立的地方志，見姜緯堂《辨繆鈔〈順天府志〉的來歷——影印〈永樂大典〉失敗一例》，《文史》第32輯，1990年。 ④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膽巴傅”，《大正藏》(49)，頁726下。 ⑤元大都皇家佛寺的研究作品頗多，難以一一列舉。本文作者寫有《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再論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待刊)，可參看。 ⑥《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文才傅”，頁725中。 ⑦虞集《大興龍普明禪寺碑》，《道園學古録》卷四七，四部叢刊縮印本，301冊、頁407下—408上；《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2207。 ⑧虞集《大龍翔集慶寺碑》，《道園學古録》卷二五，頁221下。 ⑨慶集《集慶路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道園學古錄》卷二四，頁221上。 ⑩《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頁3211。 (11)刘敏中《敕賜大都大智全寺碑》，《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下簡稱《中庵集》)卷三，《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2)，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287下。 (12)《元史》卷二○二《釋老傅》，頁4520。 (13)《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頁3208。 (14)《佛祖歴代通載》卷二二”寶嚴傅”，頁734上。 (15)《至正條格·條格》卷二六《田令·撥賜田土》，[韓國]韓國學中央研究院，2007年，頁60。 (16)劉迎勝教授在《元统二年(1334)朝廷收還田産事件研究》(《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二十四輯)中認為“普安大萬聖祐國寺並非京師之大普安寺，當指五臺山之大萬聖祐國寺”。 (17)許有壬《敕賜興元閣碑》，《至正集》卷四五，《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5)，1995年，頁233上。 (18)袁桷《華嚴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四部叢刊縮印本，296册，頁385上。 (19)程鉅夫《涼國敏慧公神道碑》，《雪樓集》卷七，陶氏影洪武本，葉9B。 (20)参看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195—200。 (21)《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僧道税》，陳高華、張帆、劉嘵、党寶海點校，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958。 (22)袁桷《華嚴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頁285上。 (23)黄潛《上都大龍光華嚴寺碑》，《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八，四部叢刊縮印本，304册，頁77下。 (24)柳貫《護國寺碑銘》，《柳待制文集》卷九，四部叢刊縮印本，307册，頁114上。 (25)程鉅夫《涼國敏葱公神道碑》，《雪樓集》卷七，葉9B。 (26)《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膽巴傅”，頁726上。 (27)程鉅夫《涼國敏慧公神道碑》，《雪樓集》卷七，葉10A。 (28)蘇天爵《遼陽行省郎中黄公神道碑銘》，《滋溪文稿》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42，243。 (29)《元史》卷三○《泰定帝紀二》，頁668。 (30)《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頁486，489，505。 (31)《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了性傅”，頁733下。 (32)趙孟頫《敕建大興龍寺碑銘》，《松雪齋文集》卷九，四部叢刊縮印本，293册，頁97上。 (33)許有壬《敕賜崇源寺碑》、《敕賜順聖寺碑》，《至正集》卷四六，頁237上，238上。按，伯忽篤皇后，《元史》卷一○六《后妃表》、卷一一四《后妃傅一》均無記載。屠寄《蒙兀兒史記》卷一九《后妃傅》有此人(伯忽寧可敦)，所據即許有壬二碑。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民國二十三年刻本，1984年，頁212下。 (34)《元史》卷一三《世祖紀十》，頁269。 (35)黄溍《鳳皇山襌宗大報國寺記》，《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一一，頁107下。 (36)《元史》卷一五《世祖紀十二》，頁309。 (37)陳高華《再論元代河西僧人楊璉真加》，《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2期。 (38)《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頁611。 (39)《佛祖歴代通載》卷二二“妙文傳”，頁732下。 (40)《[至正]四明續志》卷一○《釋道》，《續修四庫全書》，7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606下。 (41)柳貫《温州新建帝師殿碑銘》，《柳待制文集》卷九，頁120上。 (42)青陽翼《鎮江帝師寺記》，《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頁356。 (43)吴澄《南安路帝師殿碑》，《吴文正公集》卷二六，《元人文集珍本叢刊》(3)，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458下。 (44)吴澄《撫州路帝師殿碑》，《吴文正公集》卷二六，頁459下。 (45)《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頁1346。 (46)《佛祖歴代通載》卷二二“海雲傅”，頁704下。 (47)[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余大鈞、周建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12。 (48)程鉅夫《少林開山光宗正法大禪師裕公之碑》。《中國少林寺·碑刻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80。按，程鉅夫《雪樓集》卷八載此碑文，作：“戊申，太宗詔住和林興國。”(葉6A)應以碑刻為是。 (49)程鉅夫《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雪樓集》卷八，葉7A。 (50)釋西雲《特賜佛性圓融祟教傅戒華嚴大師夀塔記》，《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48)。參見陳高華《元大都的“舊剎”》，《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324—325。 (51)《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頁543。 (52)《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院·丹徒縣》，頁386。 (53)《元史》卷三九《順帝紀二》，頁837。 (54)陳得芝《元外刺部釋迦院碑札記》，《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89—100。 (55)拉施特《史集》第二卷，頁377。 (56)《元史》卷一一五《顯宗傅》，頁2895。 (57)《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禪傳》，頁2915。 (58)刘敏中《敕賜應昌府罔極寺碑》，《中庵集》卷三，頁288上。 (59)程鉅夫《應昌路報恩寺碑》，《雪樓集》卷五，葉9A，8B。 (60)王大方、張文芳《草原金石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頁91—93。 (61)柳貫《護國寺碑銘》，《柳待制文集》卷九，頁114上。 (62)商挺《創修崆峒山寶慶寺記》，《[嘉慶]崆峒山志》卷下，轉引自《全元文》(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507—508。 (63)姚燧《延釐寺碑》，《牧庵集》卷一○，頁89上。關於阿難答的宗教信仰，學術界有爭論。他可能對各種宗教采取兼收並蓄的態度。 (64)關於元代的宗王出鎮，參看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三章之四“元代的宗王出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65)袁桷《興福頭陀院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頁386下—387上。 (66)《元史》卷一三八《脱脱傅》，頁3344。 (67)《至正條格·條格》卷二六《田令·撥賜田土》，頁60—61。 (68)《元史》卷一一○《三公表》，頁3769。 (69)《元史》卷一二四《哈刺亦哈赤北魯附阿鄰帖木兒傅》，頁3047，3048。 (70)參見陳高華《元代內遷畏兀兒人與佛教》，《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 (71)李毅《大都天台法王寺記》，《稼亭集》卷四，《韓國文集叢刊》(3)，韓國景仁文化社，1996年，頁123。 (72)李穀《京師報恩光教寺記》，《稼亭集》卷二，頁111。 (73)李齊賢《大都南城興福寺碣》，《益齋亂藁》卷七，《韓國文集叢刊》(2)，頁560。 (74)李穀《京師金孫彌陁寺記》，《稼亭集》卷二，頁111。 (75)《大都天台法王寺記》，頁123。 (76)李穑《西天提納薄陀尊者浮屠銘》，《牧隠藁》卷一四，《韓國文集叢刊》(5)，頁119。 (77)黄潛《壽光寺記》，《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一三，頁133上。 (78)《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一下《祠祀志二·寺院》。文淵閣四庫全書本，492册，頁440下。書名“至正”，四庫本誤為“至大”。 (79)《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寺·丹徒縣》，頁376。 (80)《元伯家奴造像题名》，《兩浙金石志》卷一五，《續修四庫全書》，911冊，頁179上。 (81)貢師泰《游千山記》，《玩齋集》拾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15冊，頁733下。 (82)杨維楨《隆福寺重修寶塔并復田記》，《東維子文集》卷二○，四部叢刊縮印本，312册，頁147上—下。“三千”疑應是“三十”。 (83)歐陽玄《妙光寺記》，《新纂雲南通志》卷九三《金石考十三》，轉引自《全元文》(34)，頁564—565。 (84)呂師說《永夀寺碑記》，《[嘉慶]嘉定縣志》卷八，轉引自《全元文》(24)頁276—277。 (85)黄潛《四明乾符寺觀主容公塔銘》，《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四二，頁440上。 (86)貢師泰《四明慈濟寺碑》，《玩齋集》卷九，頁683下。 (87)程鉅夫《姚長者碑》，《雪樓集》卷七，葉6B。 (88)趙孟頫《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記》，《松雪齋文集》外集，頁115上。 (89)宋濂《吴門重建幻住禪庵記》，《芝園續集》卷九，《宋濂全集》(3)，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607。 (90)中峯死後，元朝追贈他爲普應國師。 (91)明本《大同庵記》，《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庵·丹陽縣》，頁395。 (92)釋祖瑛《姑蘇能仁庵記》，《吴都文粹續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86册，頁51上，下。 (93)歐陽玄《獅子林菩提正宗寺記》，《[光緒]蘇州府志》卷四二，轉引自《全元文》(34)，頁562。 (94)虞集《鐵牛禪師塔銘》，《道園學古録》卷四九，頁422上—下。 (95)《元一統志》，《廣州府志》，頁14。 (96)《[至正]四明續志》卷一○《釋道》，頁609上。 (97)《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寺·本府》，頁363。 (98)《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院·本府》，頁384。 (99)吴澄《會善堂記》，《永樂大典》卷七二四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2000年，按，此篇傅世的《吴文正公集》未收，見楊訥《元代白蓮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54—55。 (100)陳旅《平江路歸元與國禪寺記》，《安雅堂集》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13冊，頁123上，下。 (101)歐陽玄《普明禪庵記并銘》，《[乾隆]當塗縣志》卷二九，轉引自《全元文》(34)，頁560—561。 (102)《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寺·本府》，頁363。 (103)《至順鎮江志》卷九《憎寺·庵·本府》，頁391。 (104)鳥斯道《大惠寺記》，《春草齋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32册，頁187下，188上。 (105)曹鑑《古心禪師半葬塔銘》，《[光緒]桐鄉縣志》卷二四，轉引自《全元文》(25)，頁456，457。 (106)孔齊《至正直記》卷一《僧道之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 (107)吴澄《臨川饒氏先祀記》，《吴文正公集》卷二五，《元人文集珍本叢刊》(3)，頁441下—442上。 (108)董復禮《報本庵記》，《四明文獻集》卷三，轉引自《全元文》(49)，頁14。 (109)黄潛《永思庵記》，《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一五，頁149上。 (110)董復禮《報本庵記》，頁14。 (111)俞希鲁《報恩庵記》，《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庵·丹陽縣》。頁397。 (112)袁桷《福源精舍記》，《清容居士集》卷二○，頁315下。 (113)《鷄肋編》卷上《各地寒食習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3。 (114)《放翁家訓》，知不足齋叢書本，葉6A。 (115)戴表元《天壽報本寺記》，《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五，四部叢刊縮印本，292册，頁58上。 (116)《少林開山光宗正法大禪師裕公之碑》，頁81。 (117)《至元辯僞録》卷三，《大正藏》(52)，頁767下—768上，中。 (118)虞集《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道園學古録》卷四八，頁414上。 (119)《元史》卷一五七《劉秉忠傳》，頁3694。 (120)王惲《中堂事紀下》，《秋濶先生大全集》卷八二，四部叢刊縮印本，291冊，頁791上。 (121)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劉文正公》引《神道碑》，北京，中華書局，199年，頁113。 (122)《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頁343。 (123)胡濙《大能仁寺記略》，見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五○《城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801。 (124)虞集《昭慶寺碑略》，[民國]吴縣志》卷三一，轉引自《全元文》(27)，頁477，478。 (125)劉賡《永嘉陳氏世德碑》，《[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八，轉引自《全元文》(13)，頁314—315。 (126)釋法洪《印公碑銘》，此碑今存，見温玉成《五臺山佛教札記》，《中國佛教與考古》，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584—586。 (127)《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舍藍藍傳”，頁734下。 (128)《析津志》，《廣州府志》，頁43。 (129)近人整理的《析津志輯佚》將“妙善寺在咸宜坊沙藍藍”作一句，“姑姑寺”另起一行，誤。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78。 (130)《至正條格·條格》卷二六《田令·撥賜田土》“元統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條，頁60—61。 (131)許有壬《大興國寺碑》，《至正集》卷六○，《元人文集珍本叢刊》(7)，頁279下—280上。 (132)姚燧《報恩寺碑》，《牧庵集》卷一二，頁102上。 (133)趙孟頫《圓通寺碑》，《[萬曆]嘉定縣志》卷一八，轉引自《全元文》(19)，頁299，300。 (134)釋明本《萬象山崇福寺記》，《[成化]處州府志》卷四，轉引自《全元文》(21)，頁744。 (135)危素《揚州普門禪庵記》，《危太樸文集》卷五，《元人文集珍本叢刊》(7)，頁429下。 (136)韓性《紹興路至大報恩接待寺記》，《[嘉慶]山陰縣志》卷二七，轉引自《全元文》(24)，頁47，48。 (137)袁桷《海會庵記》，《清容居士集》卷二○，頁317下。 (138)《[至正]四明續志》卷一○《釋道》，頁608下。 (139)陳基《天惠賢首教寺記》，《夷白齋稿》卷二六，四部叢刊三編本，70冊，葉5A。 (140)危素《無量壽庵記》，《危太樸文集》卷四，頁418上—下。 (141)述律杰《啓建華亭山大國覺禪寺碑文》，《新纂雲南通志》卷九四，轉引自《全元文》(46)，頁527，528。 (142)虞集《廣鑄禪師塔銘》，《道園學古録》卷四九，頁419上。 (143)《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頁354。 (144)《[至正]四明續志》卷一○《釋道》，頁606下。 (145)佛教廟宇有寺、院、庵、經堂、精舍等不同名稱。本文爲行文方便，根據不同情況，有時用“佛寺”作爲全部佛教廟宇的統稱，有時則將寺、院、庵、經堂、精舍加以區别。 (146)《[至正]四明續志》卷一○《釋道》“昌國州”條注，頁609上。 (147)《至太金陵新志》卷一一下《祠祀志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492冊，頁441下。 (148)《至順鎮江志》卷九《僧寺》。按，此書將幾處也里可温十字寺亦列入“佛寺”之中。 (149)王榮國《福建佛教史》，厦門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294—295。這個統計主要是依據明代《八閩通志》作出的。值得注意的是，建寧路新建佛教寺院六十五處，庵、堂、精舍五十九處，爲八路之冠。其他七路均爲數不多。 (150)危素《信州龜峯瑞相寺記》，《危太樸文集》卷三，頁414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