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先生笔下寻找《子夜》的版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夜论文,笔下论文,鲁迅先生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了茅盾的《子夜》。书一出版，就得到赞誉，瞿秋白在《<子夜>和国货年》中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前两年，一个偶然的契机，我在工具书上查找《子夜》的开明版本，没想到竟极不清楚，远远不像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那样有版本目录。后来我又向几个大图书馆找寻，其版本也极少，要编一个《子夜》版本目录，竟是残缺不全。去读鲁迅先生的日记、书信，却找到不少《子夜》版本的踪迹。
于是，我换了一个角度，如果能勾稽出《子夜》版本的若干资料，那不是也很好地注释了鲁迅著作吗?如今不少学者在修订、注释《鲁迅全集》，写出我对《子夜》版本的考索，对他们还有些帮助。于是我决定写这个怪怪的题目：在鲁迅先生笔下寻找《子夜》的版本。
(1)《子夜》的初版时间
《子夜》193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不会错，但几月初版呢?却有不同说法。《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等较好的工具书上，都说是1933年1月初版。而茅盾先生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却说：“《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中册第115页)
在《鲁迅日记》上，1933年2月3日项下，这样写首：“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橙子一筐，报以……”(《鲁迅全集》第15卷第63页)对这本赠书，茅盾记得很清楚，回忆录中说：“这是一册平装本，精装本尚未印出。”(同上，第115页)但他对初版的时间，却是弄错了。2月3日就去送书，无论如何是不能2月初版的。(茅盾先生弄错，可能与精装初版本有关，后边还要说到。)
我说初版时间是1933年1月，也与后边的版本有关。《子夜》再版时间是1933年2月，北大图书馆藏有这个版本，是商金林教授替我查到的，有实物为证。《子夜》三版时间为1933年6月。我藏有这个版本，版权页上是：“民国廿二年一月初版发行”、“民国廿二年六月三版发行”。从鲁迅先生的日记，到见到的二版、三版发行时间，都能证明《子夜》初版于1933年1月，2月之说，是茅盾先生记错了。
《子夜》为大32开本，全书577页，前边没有序言之类文字，仅后边有一页后记样文字。初版到三版，均为报纸印，平装一厚册，封面为灰绿色的，只有“子夜”两个篆字，是叶圣陶先生写的。
(2)《子夜》还有一个精装的初版本
《鲁迅日记》1933年6月，记有：“十九日雨。……午后保宗来，并见赠精装本《子夜》壹本”。这种精装本，很少有人提起，只有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中提过一句：“开明初版布面精装本的米色道林纸”的本子。(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71页)读过唐先生文字，我原以为这只是开明书店1933年1月初版本的另一种纸印的本子，当时心中不明白，茅盾先生回忆录中说精装本尚未印出，送的是平装本。为什么这种初版精装本要晚出半年呢?后来，友人荣挺进君在上海市图书馆替我找到了这种道林纸精印的初版本，才解开了这个谜。该书版权页上是“民国廿二年四月初版发行”，全书也是577页，大32开本，与开明版报纸本初版、再版、三版是同一纸型印的，不同处只换了纸，装帧是精装的。按年月排列，1933年4月该是第3次印刷，不知为什么不标三版而称初版。这在过去的出版物上，是不多见的。开明版《子夜》竟有两种不同月份的初版本，看来研究版本需多看实物呢!
关于这种版本，还有一个旁证。日本学者松井博光在《黎明的文学》中说：“一九三六年七月，增田涉为了看望鲁迅的病，再次访问了上海，那时会见了茅盾，得到了《子夜》的初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82年1月版第170页)这个赠送本，现收藏在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增田涉文库”中。前些年陈子善先生赴日访学时，见到了这个版本。他说：“茅盾所赠《子夜》，1933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布面‘精本’，完好如新，扉页有茅盾钢笔题字：‘增田先生惠存茅盾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海上书声》，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9页)那么，茅盾先生1933年6月送给鲁迅的精装本，也是这个版本了。
茅盾先生晚年，显然忘记了《子夜》曾出版过两种初版本，而他自己保存的则只有1933年4月初版的精装本。所以写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时，才会出现失误。茅盾先生谈《子夜》出版后的反响时，大段引用了瞿秋白《读<子夜>》一文。在引文之中，加了一条注释，随于引文中：“(瞿秋白此评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中册第117页)茅盾先生忘了那个平装初版本，那上边印的是“民国廿二年一月初版发行”。那他为什么说实际出版时间是二月，而不说一月或三月呢?就因为写回忆录时手边有《鲁迅日记》，上边记载着给鲁迅先生送书的时间。按印刷周期说，二月三日送书，书的实际印出时间只能在一月，并且1933年2月《子夜》再版本就出版了。看来，回忆录上的文字未必可靠，引用回忆录上的材料，是需要考核和验证的。
《我走过的道路》上，还有这样几句，也很费解。茅盾说：“《子夜》出版后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为五千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同前，第122页)《子夜》出版后，极为畅销是不错的。版权页上没标明印数，三个月内共印多少也不可考。三月之内重版四次，就费解了。因为从1933年1月到6月，连平装带精装，只发现印了四次，却早超过三个月了。是否还有其他版本，就说不出来了。
(3)《子夜》的删节本
鲁迅先生对《子夜》的写作，极为关注。他得到第一本赠书不久，在1933年2月9日写给曹靖华先生的信中，大加称赞。鲁迅说：“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鲁迅全集》第12卷第148页)鲁迅先生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子夜》发行不久，就遭到了查禁。当时国民党发出密令查禁149种图书，其中就有《子夜》。这份禁书目录，就被鲁迅先生附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大家应当很熟悉。在1934年3月4日鲁迅致萧三的信中，也说过：“《子夜》，茅兄已送来一本，此书已被禁止了，今年开头就禁书一百四十九种，单是文学的。”(《鲁迅全集》第12卷第347页)
查禁这么多图书，书店老板为之奔走，正像鲁迅说的：“新年新事，是查禁书籍百四十余种，书店老板，无不惶惶奔走，继续着拜年一般之忙碌也。”(《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2卷第343页)书业几经交涉后，国民党当局将禁书分为五档处理，《子夜》归入“应删改之书目”中，具体批文是：“二十万言长篇创作，描写帝国主义者以重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P.97至P.124讥刺本党，应删去，十五章描写工厂，应删改。”(转引自倪墨炎：《现代文坛灾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第213页)
从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中，我们知道这个删节本确实出版了，但出版年代之类，没有记载。在瞿光熙先生的《<子夜>的烙痕》一文中，对这个删节本，有较详细记录。他说：“伪市党部一纸指示，指明要把‘不妥处’‘删改或抽去后方准发售’。结果只得把描写农民暴动的第四章和描写工人罢工的第十五章，全部删去。在重版的《子夜》中，在这两章删除的地方各注一个‘删’字，而页码不改，共缺六十页之多。书店还恐怕发售时发生麻烦，把伪市党部的‘批答’刻版印在版权页的后面。后来又经过一番活动，才得把删削的两章印入，又在版权页上添了一行‘内政部著作权注册执照警字第三五三四号’。”(《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61页)但瞿光熙和唐弢一样，也没有告诉我们，《子夜》从哪一年的第几版为删节本，又哪年的第几版才印入了删掉的两章。从版本学上说，史料价值不足。
我两年来，经过多方查找，却始终没见到这个删节本。我只在松井博光的《黎明的文学》中，见到了这样一句：“一九三四年六月发行的第四版有删掉的部分。”(该书中译本第171页)如果《子夜》平装第四版确为1934年6月发行，那么时间上是吻合的，这应是第一个删节的版本。因为我所藏第三版，为1933年6月发行，那是没有删节的完整本，其后从被禁到删改后发行，用了一年时间才出版，当应合适。可惜这仅是推测，我们始终没见到这个版本。至于瞿光熙说的那个开始补上两章发行的本子，就更因没见史料，不能确说了。
总之，希望见过删节本的方家指教。
(4)本篇的一个蛇足
写到此，本来应当结束本文了。但两年来的查找中，却见到了不少较晚的开明版《子夜》，再加上一些书目著录，竟能排出后边的《子夜》版本目录。现开列出来，算是本篇的一个蛇足；但对关心此道的朋友，也许有些用处。
开明书店1949年3月22版；
开明书店1951年3月24版；
开明书店1951年8月25版；
开明书店1951年12月26版；
第26版应当是开明书店的最后一个版本。这4版是用一个纸型印的，改为小32开本，正文549页，后记1页，全书共550页。
开明印完26版后，纸型归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9月重印1版发行。印过几次后，作者进行了修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4月第5次印刷本为“修订重排”者，便与开明版《子夜》无关了。蛇足应当结束。
2003年3月20日于北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