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述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文化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10月28至30日，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及美国、日本等国家的12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90余篇。 与会者围绕“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变迁及主流文化的重建”、“教会大学与中国文化变迁”两个中心议题，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社会转型中的历史情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学术、风俗等层面，讨论内容十分广泛，其中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及文化重建问题，始终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限于篇幅，本文择要加以介绍。
一、社会转型的内涵、特征与动力
如何界定社会转型，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具有什么特征，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
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指出，现在正处于两个世纪之交，就近代中国而言，跨世纪就意味着社会转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全面转型的发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则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更为深刻而意义重大的转型。尽管前后两种社会转型性质不同，基础不同，环境机遇与终极目标也不相同。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应如何积极而又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各种社会力量又应如何积极而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进而促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仍可从前人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若干有益的东西。
华中师范大学马敏对社会转型的内涵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所谓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它有两层最基本的涵义：其一，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质变过程，通常要延续较长时间，是一个持续性的结构调整、变动过程。社会转型可以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但更多地则体现为社会量变的积聚过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的改革和调整来加以完成。其二，社会转型又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它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转型还意味着从一种稳定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结构的过渡，呈现出复杂性、不稳定性和阶段性特征。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本质上就是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或转型。旧的农业宗法社会的结构与新的工业社会系统的建构构成近代社会转型的两重基本运动。近代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和冲突均是围绕这两重基本结构运动形成、展开，衍成多彩多姿、复杂曲折的中国现代化史。
武汉大学冯天瑜从广义的文化学角度将社会转型视作文化转型，他认为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现代转型”则是指从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在制度文化层面，这种转型表现为由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开放的、被种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转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由身分演化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有的与会者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提出所谓社会转型就是社会形态的更迭，人类历史上五种社会形态的转变，都具有社会转型的意义。
尽管学者们理解社会转型的角度不尽相同，但都认为社会转型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特征体现得更为明显。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提出，中国近代史上有三种意义的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式的转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由独立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同时，封建社会在外力和内力的作用下，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农业社会也开始了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冯天瑜则以“外发次生型”来概括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认为这种现代转型不可能是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中国现代化与内发原生型的西方国家现代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时间差”。就目前而言，中国同时面对三种转型：其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其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三，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动力，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应从“内源”和“外源”两方面去探求，要看到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辩证关系，但有的学者更强调“外源”因素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决定性的“启动”作用。除冯天瑜将中国近代转型归结为“外发次生型”外，马敏也认为，“西力”（即近代大工业文明）的“东渐”，构成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直接推动力和逻辑起点。不可回避也无法抗拒的“西力东渐”，以巨大的冲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原来的发展方向，使之被迫转型，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最本质的内容，并构成近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方向。
有的学者则较为注重从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结构和矛盾变化去认识促使近代社会发生转型的动力。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华兴探讨了清末学制变革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认为清末新学制的颁布，加速了封建教育的崩溃和近代教育的生长，推动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轨，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末学制无论从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及学科标准看，几乎完全仿效源自西方、以儒家思想加现代科技为模式的日本学制。尽管清朝统治集团力图将新教育纳入旧体制的轨道，然而新学制势必以它科学、民主的新质素、新成分，冲击封建主义的旧教育、旧文化、旧制度，从而引出清朝统治者无法预料的推动社会转型的变革效应。香港浸会大学李金强探讨了清季福州新式教育的建立及其影响，认为新式学堂的建立和具有西方新知的新知识群体的涌现，在沿海地区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化、思想变迁
社会转型必然促使文化变迁，反过来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思潮与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会转型的先导与催化剂，因此，会议围绕社会转型与文化、思想变迁的互动关系的讨论尤为热烈。
四川大学罗志田考察了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认为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诩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到哀叹中国文化野蛮，并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思想权势的转移又是与社会权势的转移相伴生的，随着士阶层的逐渐消失和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不仅要实现文化的时代性跃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对矛盾。中国学界长期争议的“体用之辨”，正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时代性转换与民族性维系之间复杂关系的形而上反映。对此，四川大学谢放提出，“中体西用”的内涵有学术文化和政治文化之分。在学术文化层面，“中体西用”强调的是弘扬儒学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在政治文化层面，则强调以“三纲”为核心的传统礼教。因思维定势中学术与政治的不可分，人们在反对传统礼教的同时，连儒学的学术传统也一并抛弃；同样，人们在维护儒学的学术传统之时，又不自觉地维护了传统礼教。于是，自“中体西用”提出来以后，中西文化论战始终摆脱不了这一“怪圈”。他认为，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文化变迁所具有的特点。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社会转型的影响问题，与会者发表了不同看法。湖北大学周积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具有极其复杂的意义。传统文化在系统意义上与现代化进程是相冲突的，更无法构成现代化的原生形态。然而，一旦近代社会变迁开始发生，传统文化便发生功能上的解析：一部分贯通变易主义的内容，直接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因素；一部分与现代异质的内容，如民本主义等，经改造后也可转化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动力因素；另一部分价值密度高的内容，如文化中心主义、崇古主义等，则成为抵御现代化进程的强韧防线。三种文化动态的交叉，规定着现代化的特殊形式与内容，也决定着社会转型的具体方式与力度。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也认为，虽然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存在着若干有利于现代化的整合因素，然而自近代以来，中国又恰恰是一个在走向现代化中遭遇到巨大挫折与创痛的国家。因此，他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挑战能力着手，分析近代以来现代化过程的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
如何面对传统，实际上成了转型期中国人的一个两难选择。华中理工大学黄岭峻以清末民初孔教会的流产为线索，具体分析了近代中国人对待传统道德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传统道德因其对人性要求过高而流于虚伪，另一方面改造传统又因其与科学背道而驰而难以实现；一方面传统道德作为专制政治的思想护符而必须反对，另一方面传统道德作为规范人心的行为标准又必须加以维持。由于近代中国人在对待传统道德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最终导致了反传统，反传统导致了道德失范，而道德失范又导致了中国政治现代化因失去适当的行为标准而归于失败。
有关近代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思潮，华中师范大学罗福惠考察了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是一种底蕴丰厚的思想资源和社会动员力量，在近百年中，不仅很快完成了向近现代的转变，而且很快得到了改造和升华。他主张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来界定和评价近现代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一方面充分肯定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伟大创造，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和选择，另一方面又分析了这一思想体系过去被忽略的一些理论与实践的误区。他认为，民族主义中的前期革命排满论与后期的民族独立问题，如果放在现代化历程的漫长道路上来考察，就不免显露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孤立主义倾向。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程序论和五权分立的主张，与其说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不如说是他基于中国所谓特殊国情而作出的修正，是现代民主理论思想史上的一种倒退。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希望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因而其愿望虽然良善，但其本质仍未逃出一厢情愿的中体西用模式。
对如何构建转型时期的新文化，与会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复旦大学葛剑雄认为，人类文明的未来不是以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这样非此即彼的轮回，而是人类共同创造一种集各种文明之长的新文明，它既不是西方文明的延续，也不是儒家文明或伊斯兰文明的复兴。从这一意义上说，现存的各种文明都消失了，但从它们的优点都已被吸收的意义上说，它们都获得了永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要以融合取代相互排斥和你死我活的争斗关键是要有双向和平等的开放。华南师范大学王宏伟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在社会转型时期因文化演变及价值观念的巨大震荡和碰撞，往往会出现价值观念体系内在结构层面之间失衡及终极价值观念比较薄弱的状况。因此，形成并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对商品经济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具有抑制、清理作用的价值观念，特别是终极价值观念，将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也是文化正向演进的一个推动力。中山大学林家有考察了李大钊的伦理观，他认为，为了建立现代化社会，实现人的现代化，即人的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是一项头等重要的社会工程，忽视人的素质的提高，不重视道德理想、高尚人格和情操的培养，势必严重地制约现代化的正常发展。
三、转型时期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变动
作为一种全面的结构性变迁，社会转型必然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并对历史发展施予深刻影响。与会者具体探讨了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各个层面的变动，既涉及到社会的上层、中层和基层，也涵盖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等不同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探讨了清末民初工商经济团体的发展与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认为工商经济团体的发展是以社会经济成分主体的改变和公私经济利益的分化为基础的。经济伦理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主体的地位关系和行为规范。清末民初时期，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主要体现为国策层次上的农商颠倒，经济体制上的官商易位，社会地位上的四民平等与社会组织中的四民一体，目的追求上的义利交替与团体的利益自维行为。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为经济团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北洋时期之所以成为经济社团快速发展的时期，是与这一时期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密切相关的。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考察了与近代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商事习惯的变迁，认为在清末民初新式商业崛起的同时，旧式商业逐渐向新式商业转轨，一些家族商店开始走上股份制的道路，商业中出现了由封建垄断向自由竞争的转变，由内向型经营向外向型经营的转变，经营管理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以及西方新型经营模式的移植等许多积极变化，反映了中国商业现代化的历程。
有关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变动，中山大学桑兵通过考察台湾民主国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陈季同等内渡官绅参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历史，探讨了民本观和圣王观制约下的传统中国纲常政治在近代的变异。他认为，皇权如果超越既定规范，便会遭到绅权的抵制和反抗，迫使士绅对朝廷与社稷作两难选择。绅权与君权冲突，不仅维护地缘利益，更有代表民意、保全社稷的一面。日本东京大学川岛真以清末出使大臣为例，探讨了晚清政治的转型。他认为，清朝外交尽管已实行了外交一元化的原则，但是实际上地方督抚、北洋、南洋大臣也管理外交，传统的多元外交的特性仍未改变。外务部设立后，欲行外交权的统一，但各省既存交涉司担任外交事务，外务部无法掌握交涉司的人事权。由于专门外交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不相容，地方督抚不希望外交人材的中央一元化等原因，清政府未能建立起职业外交官的养成体制，由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变革和基层转型的艰难性。日本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探讨了革命派对清末新政的态度，指出革命派虽曾尖锐地揭露过“新政”的欺骗性，但对“新政”中所实施的军队与教育的近代化，以及振兴实业、推行地方自治、完善法律制度等改革措施，又予以肯定，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化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苏州铁道师院陈晓东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认为清政府制定“干路国有政策”，旨在加快干路建设，动机是好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与清末其他铁路外债合同比，丧权较少。但却遭到四省商民的猛烈反对，以致激起保路运动，原因在于清政府推行新政，给清末社会注入了新的气息，使之出现了一定程度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变化，但清政府领导路政却与这一变化相左，以封建专制之法，强行干路国有，从而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
有关近代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动，山西大学王先明考察了晚清士绅阶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认为这一变动的结果是士绅阶层超越清王朝保甲制基层社会组织的控制，成为基层社区控制系统中真正的主体力量。士绅阶层能最终超越王朝控制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在基层社会所依凭的保甲长，是没有等级身分的平民，永远无法企及士绅对乡土社会所具有的内在权威，而士绅阶层却是封建时代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价值观，决定了唯有作为文化占有者的士绅才拥有卫护传统社会纲常伦纪的职责，是农耕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角色。河南大学马小泉从社会转型角度考察了清末地方自治，指出清末地方自治的产生，主要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地方自治制度影响的结果，既有其消极的影响，也有其进步的价值。在社会转型的意义上，它使传统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社会流动进一步增强，中国开始由传统的“封闭型”社会体系向近代的“开放型”社会体系过渡；它使国家地方政治权力逐步下移，并且逐渐改变了地方政权的封建属性和社会功能；它使地方社会生活秩序渐生衍变，使民众参与的范围和参与意识逐步扩大。华南师范大学林济论述了中国近代宗族社会的变迁，认为以个体小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宗族在外力作用下能够发生顺应性变迁，在国家政权提倡的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宗族社会传统政治领导阶层——士绅阶层出现断层而走向没落，新式知识分子脱离宗族组织而开始在现代城市与市镇生活，近代宗族已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政治领导阶层。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国民党政权推动下，出现了以新乡绅为领导力量，以地主兼商人为社会基础，以制度改良为特点的宗族社会改良运动。但由于推动宗族社会变迁的国家政权力量与经济力量作用的局限性，宗族社会改良只能以失败告终。
在提交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中，还有多篇文章探讨了历史人物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活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刘望龄和华中师范大学沈继成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张之洞在湖北区域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中山大学李吉奎进一步拓宽视野，将福泽谕吉与张之洞的文化观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福泽大力批儒，否定仁政说；张则尊孔卫道，宣扬仁政；福泽鼓吹自由、平等，张则坚守纲常名教；福泽重视国民性改造，张则重视正人心；福泽属于民族自卑的虚无主义者，张则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倾向。除张之洞外，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郭灿考察了严复在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他从三方面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严氏话语系统与近代文化载体转型；传统人文精神向近代人文精神的转型；从传统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董方奎论述了梁启超对社会转型理论的研究，认为梁氏对过渡时代特点的分析，对中国国情逐步深入的认识，不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有独到之处。他所设计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以开明专制为过渡的理论，是符合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特点的。
四、社会转型中的城市文化
自80年代以来，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这种研究格局的形成，与城市在近代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因为城市不仅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和渠道，而且作为经济和政治中心，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远较农村为大。转型中的城市文化自然受到与会者的关注。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涂文学从宏观角度对中国近代城市转型的历程作了大致勾勒，并对近代城市社会的特点作了如下概括：1.近代城市网的形成与沿海城市带的崛起；由传统的行政垂直体系向经济联系横向网络体系的转轨；由偏重于内陆的封闭的城市体系格局向沿海的开放的城市体系格局转型。2.城市功能由以政治军事为主的单一功能结构转变为由以工商业为主要功能结构要素的多元复合化城市，并在城市平面布局上呈开放、实用特色。3.城市社会结构体系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永久性都市居民的出现、商人成为近代城市的中坚力量、社会阶层的多极化、自由职业文人的出现。
四川大学何一民认为，近代城市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其变动的总趋势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化，其变化的共同特征则体现为：求变求新、世俗化、社会化、多元化、多层次化。华东师范大学忻平以20—30年代的上海为例，具体分析了都市文化的特点。他认为转型社会的二元势差结构在上海映现得分外清晰，并给上海都市文化生活及其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了商业化、多元化、通俗化与大众化四大特点。对外对内的开放，使近代上海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融汇了中国各地如楚湘文化、齐鲁文化、闽粤文化等多种异质文化因子，多元文化正与此时上海多元的社会结构、多元的社会生活相契合。广东社会科学院张富强论述了近代广州城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初步发展，认为在民国初年即已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广州城市文化，它包括：由新型重商观念和消费观念所构成的商业文化；以机器生产为特征、有新型工人阶级和企业家参与的工业文化；由新型消费和享乐观所构成的市井文化；以新型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关注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雅文化或精英文化。暨南大学莫世祥探讨了香港早期城市化与华人的调适问题，指出在早期城市化进程中，港英政府始终按照殖民资本主义的面貌建设经营香港，其政策措施构成了香港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和运行轨迹。自由港政策使香港迅速成为远东自由开放程度最高、吸引力最大的国际商港。具体规范殖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近代香港法律制度，是促成香港经济在19世纪末达到初步繁荣的主要因素之一。近代香港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的状况，不断吸引毗邻广东地区的居民到港谋生创业，香港华人社会因此形成以粤人为主体的移民社会，华人社会在推动香港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肯塔基大学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探讨了20—30年代中国市政运动。她指出市政运动之所以值得重视和研究，首先在于市政运动发起的城市改革对中国现代城市的结构和组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至今仍制约着中国现代城市的发展道路。其次，2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军阀鼎盛时期，国家极度分裂，此时兴起的市政运动为史学家提供契机，使之可以评估此类运动对于维系中国成为一个统一体所起的纽带作用。第三，对市政运动史的研究，能够帮助史学家准确把握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质，20年代市政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几乎全是归国留学生，他们从日本、欧洲，尤其是美国贩回了“市政”学说。“现代城市”的概念，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几乎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名词。
有些与会者还从舆论报刊的发展这一特殊视角，探讨了近代城市文化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的形成。广东社会科学院刘望龄论述了张之洞与近代湖北报刊的兴衰，指出张之洞从1896年支持创办《时务报》开始，直至1906年死去，一直插手新闻报刊事业。尤其在其长达15年的督鄂政治生涯中，更是十分注重新闻报刊的创办，不仅广为劝阅，饬令推广，而且躬身自办，亲自厘订报刊宗旨，创建官报理论，进行新闻检查，左右舆论导向，其影响之大，在清末疆臣和洋务派官僚中，无一可与伦比。正是在张之洞的倡行下，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新闻报刊业迅速趋于发达，新学大规模传入，为日后的辛亥首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文化基础。华中师范大学朱英通过具体剖析清末民初各城市中商会创办的报刊，从一个侧面论述了这一时期商会所具有的市民社会特征。朱文提出拥有独立的舆论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看作是独立自治的市民社会所具有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市民社会拓展其生存空间所必需的一项重要措施。清末民初的商会创办了自己的报刊，拥有了独立的舆论机关，并通过这一独立的舆论工具，既维护了自身的特殊利益，也一定程度地发挥了制衡国家的作用，使商会这一城市新式社团组织的市民特征更为突出。
五、教会大学与近代社会转型
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过程中，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自8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学者的通力合作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次会议共收到有关教会大学与基督教教育方面的论文28篇，涉及教会大学的历史定位、法学和医学教育、女子教育、国学研究、师资、经费、办学特色、建筑样式等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主要利用收藏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贝德士文献，从宏观上考察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过程，指出教会大学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20年代以后获得长足发展，但其真正的辉煌不过20年。为什么在一个非基督教国家会出现教会大学并一度获得发展呢？他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先进科技而又缺乏现代教育制度，为教会学校的兴起提供了机遇。20年代以后，由于许多基督徒与一些教会的推动，加之政府政策的导向，教会大学日趋本土化。本土化强化了世俗化乃至政治化，而中国的政治化又常常导向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正是这种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挑战，导致了教会大学创办者始料未及的结局。虽然如此，教会大学仍然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私立大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者还从各个不同侧面探讨了教会大学的办学特色及其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苏州大学张梦白、许周鹣指出，东吴大学的生物学、化学、法学办得颇有特色，尤其在法学方面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东吴法学院培养出了法学界的许多著名人士。上海市档案馆马长林则进一步论述了东吴法学院前后37年的发展过程，总结了东吴法学院的教学特点及其对近代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的影响，指出东吴法学院在教学上有几大特点：第一，全面引进了西方近现代法学体系；第二，开创了比较法学的教学和研究；第三，采取了开设模拟法庭、创办法学刊物等教学辅助措施。湖南师范大学饶怀民论述了美国雅礼协会创办湘雅医学院的历史，指出传教士创办的医科大学，把西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护理教育等引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马敏通过对华中大学的个案分析，提出教会大学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办学国际化、教学正规化、信仰宗教化、教育社会化。其中，办学国际化又是教会大学最为突出的特征。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不仅体现在其创办者的国际性背景及办学目标上，而且具体表现在其财产、经费、师资等组合构成上。同时，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还升华、表现为一种开放性的文化氛围。正是这种比较开放的文化氛围，使教会大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助推器”。
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教会大学成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美国耶鲁大学史玛达（Martha Smally）利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馆藏档案，以华南女子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为例，对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着重论述了三方面的问题：1.西方传教运动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2.教会大学对女子地位所持的态度；3.教会女子大学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华中师范大学王奇生利用国内所藏教会女子大学档案，对教会女子高等教育进行了初步的量化分析，认为教会学校不仅开创了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而且当中国人自办女学的兴起和发展使得教会女子初等和中等教育变得无足轻重之后，教会女子大学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和第一流的水平，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一般以为，教会大学重西学、轻国学，这次会议有两篇论文专门探讨了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山东大学陶飞亚通过检阅齐鲁大学档案，勾勒出齐鲁国学研究所与哈佛燕京学社长达22年的合作史，并指出近代中国的国学教育与研究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刺激和推动，至少对教会大学来说是如此。华中师范大学何建明研究了辅仁大学的国学与陈垣，认为，辅仁大学自创办时起就以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为重心，以考据为特色，以赶超国际汉学为志业，在国学人才的培养和国学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成为近代国学重镇之一。
武汉工业大学董黎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吴小新从建筑学角度分析了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建筑艺术特色，指出辅仁大学的主楼设计在中国教会大学建筑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实例，它既显示了中国皇宫那种戒备森严的气势，又体现出西方修道院那种遁世忌俗的超脱，反映了近代转型过程中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吴梓明选取了曾任教于岭南大学的谢扶雅进行个案研究，揭示了谢扶雅平等对话的中西观，并进而探讨了谢氏在中西文化沟通上所作出的贡献。美国爱丁堡大学李绍昆对爱国爱教的马相伯作了深入的个案研究，阐释了爱国与爱教二者间的连带关系。日本亚细亚大学容应萸通过广东关元昌一族的发展考察基督教的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指出基督教在清季广东一带传播的结果，使其信徒在传统中形成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不仅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近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更在血缘、地缘和姻缘方面有连带关系，并以家族联系为信仰纽带和传播管道。台北国父纪念馆刘碧容论述了基督教传入台湾后与台湾本土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交融互动的历程，并考察了基督教对近代台湾在移风易俗、新式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所担任的角色与贡献。
总的看来，此次学术研讨会突破了古代与近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界限，呈现出全方位研究历史的特点，参与研讨会的不仅有中国近现代史学者，而且也有古代史学者和外国史学者，除历史学者以外，还有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和文献学等其他学科专家，体现出目前我国史学研究正在走向整合和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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