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结构——功能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民论文,结构论文,功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远在民主意识能用文字表达之前，民主的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原始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朴素的民主制度。虽然那时没有私有产权的原始民主是民主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度却包含了人类迄今还没有达到的最高民主形态——直接民主。民主意识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的解体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希腊民主制度继承了原始社会直接民主的精神，而古罗马则第一次引入了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制。此后，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民主就演化为人们头脑中所追求的理想、信念。成为理论探讨中一种制度和价值层面的内容。直到伴随商品交换而产生的自由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以私有产权为社会基本法则的代议制间接民主制才再次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从那时起，直到当今的二十世纪末叶，民主又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在当今世界上，非民主状态的国家依然占多数，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及其实践无疑对当今世界上那些非民主状态国家起着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这一效应也敦促人们思考民主的政治制度在现代社会生长的原因或条件，以及成熟的民主制度得以健康地存续的社会条件，以期对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有所启发。
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民主的政治不是一个口号或权谋，而是一个可以落实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规则。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还缺乏从政治上寻求对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及其法则加以保护的自觉意识和行为的时候，如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把民主政治的价值内容作为日常生活的现实内容渗透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那么，就不会有民主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就不会有民主的社会，更不会有民主的政府。总之，就不会有民主的政治。这就是本文的思路。
鉴于上述理论和现实的情形，本文拟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对民主政治生长、发育的社会环境进行粗略的考察，具体分析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环境的结构及其功能，以及这些功能是如何使民主政治之价值层面的内容外化为具体的现实生活过程，而这些现实生活过程又是如何承载着民主政治的价值内容并把它输送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去。
二、对市民社会的结构——功能的分析
关于民主政治，这是一个内容及其丰富的主题，这里无法涉及其中方方面面的内容，本文仅就与民主政治相关的社会层面的内容进行分析。下面，将着重考察和分析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环境。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在民主政治的生长过程中，民主政治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起了比民主的价值和制度规则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般认为，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环境是市民社会。这是一种不同于它种社会类型的多元化、自主性的社会。“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英文Civil Society的意译。市民社会由于其固有的结构——功能， 成为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的民主政治的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因而本文称之为“民主政治的社会载体”。我们知道，功能是由组织的结构和因素所产生和输出的，下面将从五个方面来探讨市民社会的结构——功能。在作这种探讨时，思维模式是理想状态的，因而其内容就不可避免地比较注重一般性、普遍性方面。
（一）经济生活的多元化
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罗姆认为，多元民主政治的经济制度毫无例外都是以自由市场为取向的私有企业制度〔1〕。于是， 他提出疑问：该如何解释民主政治对市场和私有企业制度的依赖这一伟大历史事实？
历史已经昭示我们，在一种非政治化的经济制度下，市场化必然要削弱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因为市场要求经济活动遵循供求关系的规律而非行政命令。在市场经济下，绝大多数经济资源由非官方的企业所支配、组合。私人企业、私有产权制度、各种利益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中经济生活的主体。这些经济生活的主体逐渐演变成市民社会基层经济组织的稳定性力量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有序化力量，而这种组织和力量又构成市民社会的微观结构和基本细胞。
这种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制度解构了传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经济生活单一化、利益主体同质化等局面，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活动被排除于经济活动之外，形成社会经济生活多元化、经济利益分殊化、利益主体异质化的局面〔2〕。在这种多元化的经济生活中， 由于私有产权制度被普遍公认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则，国家要加以保护，社会个体也普遍加以捍卫，这样，作为利益主体的社会个体、社会集团从经济上获得了生存的独立性。经济上的独立性必然导致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当社会个体的生活状态处于无保障的时候，他（她）是谈不上独立、自由的，从而也就谈不上自主性。而私有产权制度则为生活于这种制度下的社会个体提供了获得生存之坚实可靠的基础的充分机会，使社会个体由经济的独立而获得生存的自主性。
在这种经济生活多元化的社会里，社会个体利益的自主性、排他性，导致利益主体异质化。为求得自身利益的满足，这些彼此排他性的利益主体有时不得不通过契约结成利益集团或合作组织，从而使这些异质性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包含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契约性人际关系纽带。这种契约性人际关系纽带起到利益交换和功能互补的作用。这种契约性的实质在于：由于利益主体彼此的差异，因而存在着相互依存和互补的需要；而对自己利益的自主支配，又能使这种利益交换成为可能，使得彼此都可以通过让渡自己的部分利益以换取他方的另一部分利益。这种基于契约的交换既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又调动了另一方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了各方通过协调而达成共识和社会整合。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制衡、公意表决、以利益集团为后盾的各种政党之间讨价还价的利益平衡、妥协和各种民主法制和秩序，只不过是这种契约性人际关系和游戏法则在政治层面的制度化表现。〔3〕
（二）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
一般说来，在经济生活多元化的市民社会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这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就是市民社会里各式各样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或机构。这些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济性组织，如各种经济实体（企业、公司）、产业联合会、工会或企业家协会；二是政治性组织，如政党、压力集团、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三是民间自愿组织，如学校、家庭、教会、沙龙（或俱乐部）、公民自发性联合体等。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目的的组织在社会生活中交互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制约国家政治权力的社会力量，同时，也是一种自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
市民社会这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的存在，使市民社会成为较为有序化和稳定性的社会。在市民社会里，由私有产权制度所衍生的利益自主的社会个体在面临国家政治权力的威胁时，会自发组织各种政治的、经济的、职业的等等之类的社会团体来抵御这种威胁，保护个体或团体自身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免除政治上、经济上的动荡。这种功能无疑有助于社会的有序化，而民主政治的前提之一是稳定性的有序化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政治权力的转移、政府的更迭等政治生活的变动都不会对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产生冲击或震荡，彼此在一种有序化状态下运行。
市民社会里各种独立自主的社团组织既是社会政治生活多元化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中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组织和机构。在市民社会里，各种独立自主的社团组织和机构就象遍布社会的一所社会大学校，通过对其成员的动员、组织、参与等活动；通过制定组织活动的章程、规则并要求成员遵守等活动；通过组织与组织之间相互交流、合作、协商等活动，使社会成员逐渐养成协商、合作、参与、妥协等契约观念、法纪观念、秩序观念；使社会成员学习和掌握在一定的组织机构中担任特定行为角色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模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向成员灌输政治价值理念，传授政治操作技能。
此外，独立自主的社团组织也是国家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交流的有效渠道，是国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中介。这在市民社会的政治性组织的功能中表现得较为显著。政党、压力集团、各种政治组织、大众传媒等组织利用各种方法进行社会动员、利益整合、利益表达、疑聚社会共识等活动，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所表达的信息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些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表达的信息则是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反馈信息，政治性组织的这些功能为政府合理决策、为政策执行中的自我纠偏提供了有益的保障。
（三）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
在市民社会，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一般包括这些方面：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等内容。其中，制作新闻的大众传媒被认为是除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其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一般说来，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具有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这种功能可形象地表现为它是民主政治制度下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血液”。这种“精神血液”若发生僵化或不幸患上“败血症”或“贫血症”，那么，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也必将发生病变，从而贻害民主政治的健康成长或使成熟的民主政治走向枯萎。
首先分析公共舆论的政治功能。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是来自社会、从政治权力外部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及其结果进行监督的强有力的社会力量。这种监督的本质就是公开性。这种公开性是促使政治权力运行合法化、理性化、法制化的重要保证；这种公开性也是连结政治与道德的纽带。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一位代表贝尔戈斯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你们知道，只有通过公共舆论，你才能要求任何权力去促进公益事业；你们知道，正是通过公共舆论，人民的事业——曾被认为毫无希望而被放弃了那么久——已经兴盛起来；你们知道，只有在公共舆论面前，所有的权力才会变得沉默，所有的偏见才会消失，所有的特权利益才会被取消。〔4〕
公共舆论的另一政治功能是影响决策。社会大众通过自由讨论或传播媒介的作用，形成包含利益要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公共舆论，这种信息通过一定的管道输入决策系统，或者不输入决策系统，而是广泛流布于决策系统外部，作为影响决策的压力。前者是直接影响，后者是间接影响。公共舆论影响政府决策是公共舆论作为一种社会利益的逻辑结论。一般说来，在某种程度上，公共舆论较为广泛地反映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和社会所面临的或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公共舆论影响决策其实也是社会大众政治参与的形式之一。
除政治功能外，公共舆论的另一功能是塑造社会认识结构。公共舆论在引导人们摒弃偏见、追求真理、形成正确的认识判断、塑造健康的社会认知结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常识告诉我们，人类把自己的个人偏见和私人利益当作一般真理的可能性太大了，而公共舆论则告诉我们应该以一种谦卑、宽容的精神来看待个人自身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因为谁也未能完全掌握完美的真理和能够十分公正地行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限制或取消公共舆论都必然会带来不良后果，它会妨碍一个人或整个社会认知获得合理的判断，阻碍新思想的出现，甚至有可能导致永久性错误。
（四）市民社会的政治文化
一般认为，政治文化是指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淀，它包括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内容。具体表现，比如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他所持的政治理想、政治参与热情、对待公共权威的态度、评价政府政策的价值标准、内心遵循的政治行为准则等内容。
市民社会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以契约观念为基础并在其中衍化出来的妥协折中、宽容性、责任性、权利性的政治文化，它同意识形态化的泛道德主义伦理政治文化相对立，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前提中的“软件”。市民社会的契约性政治文化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自主性的产物，这种政治文化熏陶出自律性很强、讲求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负责任的成熟的社会公民。在市民社会里，社会成员所持的政治理想不是乌托邦式的政治完美主义空想，而是认为通过努力可以使社会政治生活不断迈向更好境界的现实的、合理的愿望；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情形不是非理智的狂热或极端的冷淡，而是伴随着丰富的理性约束的热情；对公共权威遵从而不盲从，等等。总之，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渗透于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当中。
在市民社会的政治文化内容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法治精神。法治精神的终极根源是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生活，在这种经济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关乎到自身的权利与义务，牵涉到自身利益的得失，除非自己遵守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法则、规则，否则将遭致自身利益的损失，甚至受惩处。正是这种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契约性规范、法则的不断得以遵守，才逐渐衍生出社会成员行为模式的内在规范心态，从而衍生出市民社会的法治精神。
（五）市民社会的宗教的功能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宗教的功能有很大的差异。这里着重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市民社会中的宗教的积极的功能，特别是宗教对市民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在性影响。西方学者往往把宗教和法律并列，视它们为西方社会的两大秩序支柱。
关于宗教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指出，新教崇尚劳动的道德观大大地激发了人们无止境地创造财富的欲望，这是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刺激”。正是这种精神刺激促使资本主义的车轮以惊人的速度运转。时至今日，美国人的自立信念与奋斗精神依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托克维尔在论述宗教在美国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时，也认为，宗教意识和自由意识之间休戚相关的联系是美国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他指出：自由认为宗教是它的斗争和胜利的伙伴、童年的摇篮和权利的神圣源泉；自由认为宗教保护着习俗，而习俗是法律的保证，是自由得以延续的保证〔4〕。
此外，市民社会的宗教还有如下两大社会功能：一是加强道德秩序。宗教凭藉超自然的力量，界定世俗的是非等等价值观念，赋予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以道德意义，成为信条，使信徒乐于接受。二是维护社会秩序。宗教通过设想中的超自然力量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奖赏惩罚，鼓励守法、诚实、讲信用，惩戒社会成员非规范性的偏离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把人为监督的需要缩小到最低限度，进而培养社会成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性，对社会成员的良心产生重大影响。通过这种氛围和途径熏陶出来的公民的人格修养和道德素质为民主政治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即人的素质。
三、民主政治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总结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可以把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简要归纳为这样一些内容：第一，受法律保障和国家保护、被社会成员普遍公认并捍卫的、能自由处置财产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这种私有产权制度导致社会个体成为自主的客体；这种自由市场制度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多元化。第二，存在着使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稳定化的机制，使社会免于国家干涉而获得一定的自主性，成为自主的社会。这种稳定化的机制的因素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含自治组织、公共舆论影响、自由选举制度等等。第三，承认个人之间、社会集团之间、个人和集团之间经常发生利益冲突的事实，市民社会自身会自发地形成调节这些冲突的机制并使其习俗化、制度化，这主要表现为契约性人际互动纽带，其实质，若用一句西方谚语来说，就是“对于朋友有合作的道德；对于敌手，有竞争的道德。”第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社会个体有单独或与人合作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由，即结社、组团的自由。这是形成市民社会强大中坚力量的方式和途径。第五，存在着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社会个体可以自由表达个人要求、利益、意图等信息，有试图说服他人接受自己观点的自由——这主要表现为思想言论自由。第六，存在着由契约性政治文化所熏陶出来的法治精神、宽容精神、妥协合作精神。凡规定个人自由范围的法律适用于一切人，自由不再是一种“特权现象”。第七，由上述特征交互作用而达成的全体社会成员在相对意义上的自由平等状态。综上所述，显然，这里探讨的市民社会范畴，已成了一个理想模式。这是从各种特殊类型的共同内容中抽象出来的模式。因此，接下来的对民主政治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也就是一种一般化的探讨而非具体的探讨。
当代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曾对民主政治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必须符合八个指标：1 ）组织和参加团体的自由；2）言论自由；3）平等的投票权；4 ）公民有担任公职的资格和机会；5）政治领袖有权为争取支持和选票而竞争；6）有选择性的消息来源；7）自由、公正的选举；8）具有能使政府决策取决于公民的投票以及其他方法表示的选举的机构。〔5〕
把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内容同民主政治的上述内容指标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确实有很多相似或相同的内容。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二者之间就必定存在某种理论上、现实上的逻辑关系。事实上，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政治制度变迁的复杂性，都远非一种理论上、现实上的逻辑关系或客观描述所能简单地涵盖得了的，我们至多只能进行较为宏观而抽象的考察分析，只能得出一些可能性的结论而已。
就民主政治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来说，笔者倾向于把市民社会看作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生态环境”。这样认为，是缘于这里把民主政治视作一个经过复杂的现实过程而达成的现实状态。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并非意味着有了市民社会，就一定能在可预期的时限内生长出民主政治的局面。民主政治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和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它不可能通过“人工移植”或“拔苗助长”的方式获得。民主政治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经济层面、政治制度层面、政治行为层面、社会文化层面、历史传统和社会心态等领域长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个漫长的民主化过程中，市民社会始终是民主化过程最坚实可靠的能量供应基地和民主化过程所赖以依托的“良性生态环境”。市民社会不但为民主化过程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生态环境，”，而且也为民主化过程提供信息、价值、精神等资源，使民主这一包容着理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的“实心种子”健康、茁壮成长，最终成长为制度果实。
当民主政治成长为制度层面的果实后，市民社会就转而成为承载这一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为了使这一制度果实长盛不衰，作为这一制度生长于其中的市民社会这一“生态环境”必须不断地与制度果实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流，保持民主这一制度果实的良性存续。正是从这种“长于斯成于斯”的意义上讲，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社会载体”，而市民社会之所以有此功能，则缘于它自身的结构及其内容。
注释：
〔1〕参见查尔斯·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2〕〔3〕参见《北京青年报》1993年5月13日“理论园地”。
〔4〕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5〕参见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导言》，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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