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德森论文,唯物史观论文,试论论文,意义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内外众多意欲推进唯物史观理论创新的努力中，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从“类型学”的视域开辟了一种理解和推进唯物史观发展的新路径，值得研究和讨论。
安德森是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一生把唯物史观当作历史与现实研究的核心理论框架，并在其视域内进行着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解和阐释。安德森发展了一种可称之为“类型学”（typology）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类型学的分析方法，并把它运用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解释中，运用于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和观点的辩论中，取得了令学界关注的成就。
在1964年发表的《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中，安德森首次使用了“类型学”这一概念，并试图创立一种有关权力结构的“具体的类型学”（a concrete typology）。随后，在其享有盛誉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1974）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1974）中，他把这一“类型学”的方法应用于对欧洲社会形态的研究，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类型学的诠释和对比，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解释理论和运用策略。在这一具有方法论特征的理论构架中，他试图把唯物史观表述为一种融合历史和理论、经验和理性的科学的解释学与革命的实践论。总的来看，这种“类型学”唯物史观集中于社会存在的集约性、社会革命的异质性以及社会发展的系谱性等方面。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就这些方面做一些初步的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社会存在的集约性
安德森对唯物史观的关注和研究，是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责难和批评入手的。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中的第一大发现。在1859年创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做了最为系统的概括和表述，明确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生产方式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并对概念间的各种关系作了阐述。然而，这样一些概念和阐述却遭到了诸多质疑和责难。有人认为，这些概念和阐述存在一种空间性和结构性的隐喻，它只表述了一种静态的结构，而无法说明动态的历史；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结构中，又分别赋予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一种优先化和特权化的地位；“决定”的概念则体现为一种独断论的表述，甚至是“经济决定论”，等等。
面对这些诘难，安德森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积极的辩护，并把马克思的思想运用于对社会存在、革命和发展的研究中，从而形成了他的“类型学”的唯物史观理论。在我们看来，安德森首先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结构性认识。马克思把社会看成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关系所构成的一个存在性结构。这两对关系犹如纲一样，把社会的各种存在要素都集约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网络体系。正是在这一被集约化了的动态网络体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关系或矛盾才凸显出各自的意义。作为动态网络体系的社会存在不仅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整体，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现实条件下，表现为不同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状况，其内在各种要素的功能正是在这个被集约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基于这一基本思路，安德森对唯物史观思想做了新的阐释，并表现出一种类型学的思想。在他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历史变革的深层动力。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远不缺乏任何遗传类型的解释原则，它显然拥有一种原则——带有一种独特的清晰和力量始于1859年《序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长期历史变革最深层的动力。”（Anderson,p.81）这样，安德森就首先把马克思的思想放到具体的、变革的和多样的历史境况中，赋予其“类型”的历史语境。
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言，安德森认为，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确实存在着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但它在理论上具有一种必要性和合理性，因为构建一种可靠的有关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并不会排除或危及对文化或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研究，而是要促进它。（ibid,p.66）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通过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就生产方式的概念而言，马克思最初把它称作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并在《资本论》中得出了一整套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经济理论。但是，安德森并不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狭隘的经济学范畴，而是看作一个更广泛的历史学范畴，是区分一种历史结构和另外一种历史结构的重要依据。对此，他说道：“首先应当足够清楚的是，马克思并没有阐述过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生产方式概念……这一概念的最初功能究竟是什么呢？设想一下社会经济形式和时代的多样性，就能给我们提供在人类进化中划分一种重要历史结构类型与另一种历史结构类型的方法。”（ibid,p.64）
安德森认为，社会结构这个概念是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作为对“社会”概念的替代而引入的。这一“社会结构”（social formation）术语表述了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表述总体”（expressive totality）的“结构总体”（structural totality）的概念，而且，阿尔都塞明确区分了四种社会实践，即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实践，并坚持每一种实践的不可还原性。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著名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的思想，这就使社会结构变成了一种由经济所主导的多元决定的局面。（ibid,pp.67－69）
就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而言，安德森认为，《读〈资本论〉》的合作者巴里巴尔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一种抽象的生产方式理论，但并没有分析包括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然而，巴里巴尔则强调，任何社会结构都不只是包含一种生产方式，而是包含了多种生产方式，其中有一种生产方式居主导地位。（ibid,p.67）安德森遵循了这一解释，认为：“历史的实际运动绝不是从一种纯粹的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简单转变，而总是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结构，其中有若干种生产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尽管有一种占主导地位。”（安德森，2001年a，第452页）
这样，安德森就在集约性的意义上，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从本体论上确立了“类型学”视角的社会存在，并提供了理解的方式。
二、社会革命的异质性
安德森在思考社会存在的同时，也特别关注在类型学的意义上理解社会革命。安德森认为社会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异质性的社会变迁，社会存在的本质在这种变迁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变化可能是突变的，也可能是渐进的，因而存在多种类型而不仅仅是一种模式。然而，一种新质的确定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改变和进步，体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3页）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作为对人类整体发展过程的理解，这一表述对于世界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仍缺乏足够的诠释力，因为世界上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发展的道路千差万别，各有千秋。欧洲、美国和日本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老挝以及美洲的古巴则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则更加艰难曲折，社会主义之后又转向了资本主义。因此，要想为世界历史的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版图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解释，就不能对作为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作简单化的理解，我们“必须坚决抛弃任何简单的进化概念，即认为一种较低的生产方式被一种较高的生产方式所包摄，一种生产方式完全是通过一种有机的内在连续过程而自发地产生并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安德森，2001年a，第449页）
面对这种种差异和多样的历史变迁，安德森用社会革命的异质性的观点使唯物史观具体化，从而为理解社会革命的本质特征提供了新的解释方式。安德森主要是通过对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变革的研究，展现其类型学的唯物史观，从而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能力和理论意义。
就封建主义的起源来说，安德森认为，传统的简单进化的解释过于笼统，没有能够说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真正机制。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时代两种结构性要素，即古典古代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原始部落的公社制生产方式在相互的冲突中，经过不同比例的重组或融合而形成的。在封建主义这一社会形态中存在着原始部落制、奴隶制和封建制三种生产方式，其中后者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这三种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欧洲封建主义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形成了差异。（同上，2001年b，第130－131页）安德森说：“两种瓦解中的先前生产方式，即原始的方式和古代的方式的灾难性碰撞，最终产生了遍布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秩序，西方封建主义是罗马和日耳曼的传统融合的特有结果……”（同上，第130页）这就意味着，原始部落制和古典奴隶制之间不仅存在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且存在一种空间上的结构关系，它们同时存在于同一时代的不同区域。原始部落制是当时北欧的社会制度，而古典奴隶制是当时希腊、罗马的社会制度。在不断的征服与扩张中，这两种生产方式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摩擦和冲突。正是在这种碰撞中，才最终形成了欧洲历史上独有的封建主义社会。
安德森认为，在这一“历史综合体”的封建主义社会中，先前存在并促其产生的原始生产方式和奴隶制生产方式并不会自动消失，而是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相伴始终，但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谓封建主义社会，是指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居主导地位，其他生产方式居从属地位，它们以某种或明显或隐蔽的方式存在。正是由于封建主义社会中不同生产方式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作用，才产生了“封建主义的类型学”。安德森把封建主义这一社会形态仅仅局限于欧洲地区，认为它是欧洲所特有的现象，不能随意扩展到欧洲以外。当然，亚洲的日本也存在过封建主义社会，但其特征具有显著的差异。（同上，2001年a，第442－449页）尽管封建主义专属于欧洲地区，但并不是欧洲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存在完全一致的封建主义类型。这种封建主义的程度或深或浅，成分或多或少，差异或大或小，因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类型学：一种是“地区的类型学”，一种是“国家的类型学”。
就“地区的类型学”而言，安德森认为，由于日耳曼人的原始部落生产方式和罗马帝国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之间所发生的不同比例和不同程度的碰撞和融合，产生了欧洲地区的三种基本“类型学”。正如他所指出的：“欧洲封建主义的核心地区是在罗马与日耳曼因素‘均衡综合’产生的地方；基本是北部法兰西和与其相邻的地带，即加洛林帝国的故土。在这个地区的南方，在普罗旺斯、意大利或西班牙，蛮族和古代生产方式的瓦解和重新组合在古代遗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发生。相反地，在这个地区的北方和东方，在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和英格兰，在那里罗马的统治从未到达，或只是扎根很浅，在蛮族遗产的本地因素占主要地位的条件下，向封建主义的转变则是缓慢的。”（安德森，2001年b，第159－160页）也就是说，在欧洲地区的三种类型中，只有西欧才产生了真正典型的封建主义，而在北欧、东欧和南欧，仅仅是一种不太完全或不太彻底的封建主义，或者蛮族遗产占据主导地位，或者古典遗产占据主导地位。
就“国家的类型学”而言，其结构更为复杂。我们需要暂时撇开原始部落制生产方式和古典奴隶制生产方式的从属地位和影响，而从居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来进行考察，以便显示出不同国家封建主义的层次和水平。在西欧和南欧的国家中，其封建主义可能是完整的，或较为完整的：法兰西拥有一种典型的全面的封建等级制和多层的采邑分封制；英格兰的封建主义主要是由诺曼的军事入侵所造成的，并形成了一个有限的采邑分封制；德意志的大多数地区仍然存在着自由的自主地农民和独立的封建贵族联合，它始终都没能建立起一种充分的封建主义；意大利的封建主义由于受到古罗马文明的影响而相对薄弱，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封建金字塔；在西班牙，收复失地的运动是其最基本的决定因素，采邑分封制和领主司法权在几个世纪中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因而也没有结合成一种正式的封建采邑制；葡萄牙是西欧最后一个封建主义的国家，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极度集中的封建财产，而隶属的农奴制却是相对缺乏的。在北欧的一些国家中，其封建主义的进程开始较晚，进展缓慢，结构残缺：丹麦由于受德意志人入侵的影响，晚至17世纪农民阶级也没有完全农奴化；挪威则保留了更为传统的农村结构；瑞典的农奴制从未完全建立，领主司法权完全不存在。在东欧，其农奴化时间之短、程度之浅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的封建主义在11世纪的军事征服中达到顶峰；捷克和波兰的农奴制和贵族制主要受到了德意志人的影响。（参见同上，第161－262页）
通过这一“类型学”的分析和考察，我们看到，尽管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古典奴隶制和原始部落制两种生产方式的综合作用所产生的，但它一经产生就形成了既不同于古典奴隶制、也不同于原始部落制的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安德森认为，在传统的解释中，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大土地所有权同小农生产相结合，剥削阶级用超经济强制的办法，即劳役、实物和货币来压榨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这种复合体被看作是封建主义的核心，从而把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简化为一种经济性的要素，认为只要存在着农奴制，就存在着封建主义社会，因而诸如中国、印度、土耳其、波斯和埃及等也常常被划入封建主义之列（实际上它们是专制主义的）。在这种唯经济论的解释中，封建主义就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普遍现象，涵盖了欧洲、亚洲以及非洲各国。（同上，2001年a，第430－432页）“在这种唯物主义历史学中，封建主义实际上变成一个涤罪大海，任何社会都可以在其中受到洗礼。”（同上，第432页）
然而，这一解释却存在一个难题：为什么存在着相同的封建主义社会，却只有欧洲及其延伸美洲自动产生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他的答案是：封建主义的本来定义应是经济和政治的有机统一体。也就是说，封建主义不单单是农奴制这一经济因素，而是也包括了采邑分封制、臣属等级制和主权分裂制等上层建筑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就构成了真正的封建主义统一体。（同上，第5页；2001年b，第151－155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上层建筑要素不是偶然的或附带的因素，而是最为本质的成分：“如果说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所有地区有一个共同的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其差别仅仅是法律和政体形式，但却只有一个地区产生了工业革命并最终导致了一切地方的所有社会的改造，那么，其超越性成功的决定因素就应该在其独特的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中寻找。”（安德森，2001年a，第432页）同样，这一解释模式也适用于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以前其他所有的剥削方式都是通过超经济制裁——亲缘、习俗、宗教、法律或政治——来运作的。因此，在原则上始终不可能脱离这种经济关系来辨识它们。亲缘关系、宗教、法律或国家等‘上层建筑’必然会参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的要素结构。”（同上，第433页）
可见，安德森继承了阿尔都塞有关“主导结构”和“多元决定”的思想：他一方面认为经济因素或者生产方式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认为上层建筑也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由此构成了一种复杂而多元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不仅强调了各层次和各要素的多样性，而且强调了它作为整体的优先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元决定的整体主义的社会革命解释模式。
三、社会发展的系谱性
在安德森“类型学”的唯物史观理论中，尤其关注两种社会存在形态之间的社会持续发展问题，特别突出地讨论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试图从中归纳出一些一般的规律。尽管安德森赞赏马克思的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思想，但他仍把着眼点放在一个社会持续发展的过程上。这种研究的结果就是他的另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安德森认为，在欧洲的封建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绝对主义的国家形式，它是欧洲地区所特有的产物。在封建社会末期，绝对主义意指经过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旨在将农民再度固定于传统社会之上。同时，它又体现着一种自下而上的私有产权。（同上，第6－8页）“绝对主义国家从来也不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更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工具，它是受到威胁的贵族的新政治盾牌。”（同上，第6页）也就是说，绝对主义国家具有极大的封建性，它是贵族阶级的统治工具，同样也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
通过对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类型学研究，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多种社会因素相互渗透的结果，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生产关系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内在不一致等等因素，共同造就了特定的社会发展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什么因素是决定的或被决定的，只存在着主导的或非主导的，并且那些主导的或非主导的因素也在不断转换之中。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发展中，封建生产方式和古代生产方式共同起作用，其中古代生产方式的作用甚至更加突出。安德森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兴起，只有打破历史时间总体直线发展观念才能获得解释。通向资本主义的历程不是展现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编年史，而是显示出在一种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另一种生产方式遗产的存留效应，这种遗产的符咒作用在向第三种生产方式过渡时的活化作用。”（同上，第450页）这里，所谓“一种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即指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另一种生产方式遗产的存留效应”，即指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的作用和影响。简言之，古典古代遗产的复兴或者说文艺复兴运动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安德森断言：“古代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的联结必然在欧洲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历时系列，而且在某个阶段也是共时组合。在封建主义的现在中，古典的过去再次苏醒，帮助资本主义的未来兴起。它既比想象的更远离后者，又令人惊讶地更接近于后者。因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诞生也伴随着古代的再生。”（同上，第451页）如果按照历史主义的看法，古代文明在前，封建文明在后，封建文明要比奴隶文明更加先进，但从文艺复兴对于古典遗产的重新唤醒来看，奴隶文明丝毫不逊色于封建文明。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说法，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这样就排除了文艺复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实际影响。安德森明确指出，他的这一理解既不同于历史主义的主张，也不同于结构主义的观点，而是一种“类型学”的理解，即资本主义是在奴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时间交错和空间交叉中产生的，它们既是一种历时的序列，同时也是一种共时的组合。（安德森，2001年a，第451页）
《共产党宣言》中早就讲过，新社会的因素是在旧社会的内部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2页）《哥达纲领批判》则进一步阐述道：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对产生它的那个社会的全盘否定，而是保留了先前社会的大部分内容，尤其在它的早期，尽管在质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以后，必然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各方面带有先前社会的许多旧痕迹，但在性质上已转变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页）因此，新的社会形式是多种因素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社会发展表现为多样性。
安德森敏锐地看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一重要理念，并把它贯彻于自己的思想中。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它的发展主要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因素决定的，但由于不同时间和地区社会中这些因素的质地不同，它们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例如，对于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就需要针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状况做具体的分析，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实质。在安德森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单单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来保障的，而是由社会的生产关系加以保障的。他指出：“单纯技术本身永远不是经济变革的原始推动力，个人的发明有可能在几个世纪里与世隔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因为可以将它们视为集体的技术应用的社会关系还未出现。”（安德森，2001年b，第71－72页）安德森分别对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进行了考察，认为奴隶制生产方式在新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确实产生了重要的物质进步，如旋转碾磨机、螺旋压榨机、吹玻璃技术、供暖系统、收割机、植物学知识、土地灌溉技术……但是，这些新的技术革新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原因就在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一种本质属性。它不是立足于土地的开发和资本的积累，而仅仅是增加劳动力，因而其活力是十分有限的。（同上，第70－72页）相对来说，封建社会也出现了同样的技术进步，诸如用于耕地的铁犁、用于牵马的挽具、用于改良土壤的泥炭肥料、使用机械动力的水磨以及三田轮作制等，但“不应该将它们孤立地看作这个时代经济史中的神灵或决定性的变量。事实上很清楚，这些改进的单纯存在并不能保证它们的广泛利用……只有当一个发展了的封建主义在农村完全形成之后，它们才能被广泛运用。是生产模式本身的内部的动力，而不是作为其物质表现之一的一种新技术的出现，才是应当寻求的农业进步的基本原动力”。（同上，第194－195页）显然，单纯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带来生产力的决定性进步，它必须在生产关系的保驾护航中才能真正实现。这些研究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不总是积极主动的，而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并不总是消极被动的。
安德森运用同样的方法，在历史的具体中分析了与社会发展相关联的诸多因素，说明了社会发展的系谱性的特征，同时提供了一种基于唯物史观具体分析社会的多样发展的方法，形成了一种“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论，从而不仅强化了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和科学性，更为它的具体的现实的运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四、简短的总结
安德森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唯物史观有着始终如一的坚守，但这份坚守却不是刻板的、教条的。他从历史的细节处着眼，从历史的琐碎处深入，在简单的地方发现复杂，在同一的地方发现差异，在普遍的地方发现多样，在一般的地方发现特殊，从而形成了“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有助于扩大唯物史观的解释力，而且有助于它的现实运用。
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套话语体系，无论是对生产方式作为动力因素的认识，还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中对基础首要性的坚持，以及对社会结构中多元决定性的肯定，对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关系的相互作用的理解，他都在保持经典解释路径的同时，凸显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从方法论上看，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是在坚持唯物主义本体论预设的前提下，使系谱学和结构主义方法相结合的产物。他强调社会存在、发展以及变革的类型差异存在于历史的系谱之中，强调社会形态的空间网络关系，从而在把唯物史观运用于感性的、实际的和微观的历史的同时，返回真实的“空间”的现实，视社会发展为多元决定的产物，尝试做到历史与理论、经验与理性的一致性。
然而，安德森的“类型学”方法在说明世界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也抱持一种相对主义的历史态度，从而导致了对历史发展的一般真理的质疑甚至否定，走向了多元的历史真理观。同时，这一“类型学”方法也包含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思想和意识。尽管它呈现出一种“弱”结构主义的倾向，并加入了某种历史主义的成分，但依然受制于结构主义自身的局限和影响。因为这一结构总是理智的某种预设和假定，所有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都是经过理智的筛选而放置到这一结构关系之中的，由此所获得的历史就仅仅只是一种有关结构（国家）的自上而下的历史，而非主体（民众）的自下而上的历史，从而滑向贬低或漠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境地。因此，安德森的类型学就成了一种理智的结构史，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根本意义和价值。
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是一种新的哲学尝试。其关于社会存在、社会革命以及社会发展的具象化的理解和认识，对于我们的理论建设和现实社会问题研究有一定的启迪作用。然而，他在用系谱学和结构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和现实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根本的局限和错误，需要我们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认识加以批判。安德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他的思想的创新，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正如波特（R.Porter）和惠特克（C.R.Whittaker）所评述的：“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把国家开创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对象，并同时使我们意识到，在我们拥有一种充分的类型学这样做之前必须走多远。”（Porter and Whittaker,p.376）伯尼斯·马丁（Bernice Martin）则认为：“安德森对历史的复杂性怀有一种真正的尊重。”（Martin,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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