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逻辑产生与作用机理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家论文,探析论文,机理论文,逻辑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2)01-0017-06
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和科学认识，是墨家逻辑的产生基础和作用对象。探析墨家逻辑在百家争鸣和科学认识中产生和作用的机理，是墨家逻辑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助于理解墨家逻辑产生的必然性和作为求真工具的科学价值。
有论者说：“辩学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是目的、对象、性质、内容不相同的学术思想体系。”“辩学就不是逻辑”，“是两回事”[1](P29)。辩学“不是探究与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2](P160)“认为墨家辩学‘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的东西牵强附会，而‘无’才是事实。”[3](P234)“中国古代逻辑”是“近代一些研究者杜撰出来的一种‘理想主义的逻辑’，是‘吾国固有’这种民族文化观念的产物，它在我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是“从未给出过必要论证的‘大胆假设’”[4]。“所谓的‘名辩逻辑’，不过是20世纪中国逻辑史界人为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它在我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赐予土生土长的‘名辩’理论，既不是弘扬，也不是发展，而是一场浩劫，一种灾难。”[5]这是“中国古代无逻辑”论和中国古代逻辑“非求真工具”论的最新表述。
本文探析墨家逻辑在百家争鸣和科学认识中产生与作用的机理，兼评“中国古代无逻辑”论与中国古代逻辑“非求真工具”论。
一、墨家逻辑与百家争鸣
墨家逻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先贤灵机一动的结果，而是春秋战国期间百家争鸣、辩论的必然产物，是百家争鸣伴生的名辩思潮的总结与升华。墨家逻辑是百家争鸣的得力工具和方法，这是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发展和存在的动力、根据和缘由。
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末期，出现百家争鸣的端倪，老子（约前580－前500年）、邓析（约前560－前501年）和孔子（前551－前479年）等，分创道、名、儒等学派的始基，提出不同的名、辩思想和论辩方法。
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初期，墨家创始人墨子（约前480－前420年）由学儒到非儒，更与名、辩有不解之缘。独领战国初文坛风骚百年的墨子，能言善辩，不断与儒家信徒辩，与王公大人士君子辩，与时人辩，与弟子辩。墨子教学生“能谈辩者谈辩”，把“谈辩”作为专门的理论研究对象，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逻辑学的奠基人。墨子从学派内外的谈辩实践中，提炼出辩、名、类、故、法、悖等逻辑范畴，阐发其逻辑意义，表述矛盾律思想和归谬式类比推理。
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孟子（前372－前289年）、惠施（前370－前310年）、庄子（前369－前286年）、尹文子（前350－前270年）等，展开讨论中国逻辑的各种问题，为战国后期各派的总结准备了充分的资料。
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后期，公孙龙子（前325－前251年）、荀子（前316－前238年）、吕不韦（前300－前235年）、韩非子（前280－前233年）等，对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做出带有名、儒、杂、法各家特点的总结，后期墨家撰写的《墨经》，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总结，最为全面、系统，“代表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光辉成就”，“中国古代逻辑学思想的发展，到了《墨经》，就同登上高峰一样。《墨经》不仅在古代，就在现时，也还是逻辑学的宝库。”[6]《墨经》6篇的存在是墨家逻辑和中国古代逻辑存在的特证。《小取》是墨家逻辑总论性、纲领性的著作，《经》和《经说》上、下4篇和《大取》，展开论述墨家逻辑的各方面。汉代至清，儒、道显，而墨家绝，《墨经》无人解读。《墨经》文体独特，“有专家习用之词，有雅训简质之语，有名家奥衍之旨”，奇字古文，旁行异读，讹乱移窜，是最为难读的古书。我们这些做子孙的，应该把祖宗遗下的这一无价之宝，正确解读，在与印度因明、古希腊逻辑的科学比较研究中，阐发其中所包含的逻辑学的普遍真理，古为今用，发扬光大，而不要把它继续“埋在地窖子里”（梁启超语），“埋在泥里”（沈有鼎语）。近代有识之士梁启超、胡适、杜国庠、沈有鼎等先贤，对墨家逻辑的研究，做出奠基性的贡献，我们应该使这一事业得以继续，而不要使之中断，这是中国逻辑史研究者的使命和责任。周礼全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逻辑”条释文指出，逻辑学“是全人类共同的”，没有不同民族、阶级和个人的逻辑，逻辑体系则带有时代、民族和个人的特点。“在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逻辑体系并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逻辑传统，即中国逻辑传统、印度逻辑传统和希腊逻辑传统。”《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逻辑分支，并列中国逻辑史、印度逻辑史和西方逻辑史，把墨家逻辑作为与印度因明、西方逻辑并列的中国逻辑传统的典型代表。
有论者说：“‘墨家逻辑’一词是欠妥的，因为此词的运用依然涉嫌把墨辩等同于西方逻辑学。”[7](P3)把墨辩称为墨家逻辑，并非“把墨辩等同于西方逻辑”，就像很多人把因明称为印度逻辑，并非把因明“等同于西方逻辑”一样。论者用中西逻辑的“完全不同”论，来批评中西逻辑的“完全等同”论，是不足取的。
矛盾律、归谬法和归谬式类比推理，是墨家逻辑和一般逻辑的重要内容。从墨家对矛盾律、归谬法和归谬式类比推理运用和总结的过程，可以看出墨家逻辑与百家争鸣相互作用的机理。
（一）对矛盾律的认识过程
1.墨子对自相矛盾的比喻说明在百家争鸣、辩论中，出于论证和说服的需要，为了证成己说，驳倒敌论，墨子创造性地使用各种比喻，具体、形象、生动地说明议论中自相矛盾的荒谬和背理。
①命人包而去其冠
儒家信徒公孟子说：“贫富寿夭，全然在天，不可损益。”又说：“君子必学。”儒家主张君子一定要学习，这是承认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境遇，这与儒家主张的命定论，是互相矛盾的，墨子批评说：“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包而去其冠也。”（《公孟》）
②无客而学客礼，无鱼而为鱼罟
公孟子说：“无鬼神。”又说：“君子必学祭礼。”公孟子坚持“无鬼神”的论点，却又主张学习祭祀鬼神的礼节，是自相矛盾的，墨子批评说：“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无鱼而为鱼罟也。”（《公孟》）
③禁耕求获
厚葬久丧浪费已有的财富，耽误生产，妨害创造新财富，墨子批评以厚葬久丧手段求富，“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节葬下》）
④负剑求寿
厚葬久丧耽误人口的生产，墨子批评以厚葬久丧手段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众之说无可得焉”。（《节葬下》）
⑤掩目祝视
鲁国贵族季孙绍与孟伯常治鲁国之政，由于互不相信而祝祷于神社，祈求神灵保佑使二人和好，墨子批评他们说：“是犹掩其目而祝于丛社也，若使我皆视，岂不谬哉？”（《耕柱》）
⑥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
墨子批评攻国者“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的自相矛盾，犹如“少见黑曰黑，多了黑曰白。”“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非攻上》）
2.《墨经》对矛盾律的理论概括
经过战国中期百余年百家争鸣、辩论的锻炼和墨家智者的总结，在《墨经》中对矛盾律做出理论概括：“辩，争彼也。”“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针对同一对象，一人说：“这是牛。”一人说：“这不是牛。”这叫“争彼”（争论一对矛盾命题的是非）。《墨经》把矛盾命题的真假值规律，表述为“不俱当必或不当”，即不能同真，必有一假。这同亚里士多德对矛盾律的表述“对立的陈述不能同时为真”、“相反论断不能同时为真”原则，是一致的。《墨经》正确地把矛盾律，看作思维和表达的规律，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矛盾律也看作事物自身的规律、本体论的规律，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对归谬法的总结和运用
1.对归谬法的运用
儒者说：“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墨者反驳说：“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儒者又说：“君子循（述）而不作。”墨者反驳说，相传古代羿作弓，杼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因“作而不述”都成了“小人”，当今遵循古代技艺造弓、甲、车、舟的工匠，因“述而不作”都成了“君子”，而作为“君子”的当今工匠所遵循的古代技艺，必然要先有人创作出来，“作而不述”的古代技艺创作者都成了“小人”，作为“君子”的当今工匠所遵循的都成了“小人道”，岂不荒谬？墨者从儒者论点引出重重矛盾，驳倒对方，是归谬法的典范运用。
2.对归谬法的总结
墨子率先在辩论中用“悖”的逻辑概念，表示对方的自相矛盾、荒谬和背理。墨子说：“世俗之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耕柱》）“世之君子，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哉？”（《贵义》）墨子用“悖”的逻辑概念，揭示对方的自相矛盾、荒谬和背理，以驳倒对方，即归谬法。“悖”本从言或从心，指思维、表达中的矛盾、荒谬和背理。《说文》：“悖，乱也。”《玉篇》：“悖，逆也。”《集韵》、《韵会》：“悖，音背意同。”背、北通。北，古背字。《说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徐曰：“乖者相违也。”《集韵》：“北，违也。”段注：“乖者戾也，此于其形得其义也。”“悖”的基本意思，是矛盾、荒谬和背理。
《墨经》熟练地运用归谬法和“悖”的逻辑概念，反驳百家争鸣中出现的种种悖沦。
①驳“言尽悖”悖论
此论类似庄子的观点。《庄子·齐物论》说：“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又说：“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至乐》说：“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这种观点导致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经下》说：“以言为尽悖，说在其言。”即“一切言论是虚假的”自相矛盾，论证的理由在于“一切论是虚假的”本身是言论。《经说下》说：“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当。”即虚假就是不成立。如果这个人这个言论成立，就是有并不虚假的言论，有成立的言论。如果这个人这个言论不成立，认为它恰当必然不恰当。《墨经》指出论证的关键是“说在其言”，即“一切言论是虚假的”中“言论”、“虚假”的概念，涉及自身，自我相关。这是颇有启发的对悖论成因的深刻理解。玄奘译印度陈那《因明正理门论》论自语相违似宗（自相矛盾的错误论题）的举例，是“一切言皆是妄”，与“言尽悖”论同。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5理释陈那的反驳说：“若如汝说，诸言皆妄，则汝所言，称可实事？既非是妄，一分实故，便违有法一切之言。若汝所言自是虚妄，余言不妄，汝今妄说，非妄作妄，汝语自妄，他语不妄，便违宗法言皆是妄，故名自语相违。”此反驳与《墨经》有相同处。
亚里士多德也有与《墨经》相似的反驳。亚氏在《形而上学》中说：“说一切为假的人就使自己也成为虚假的。”(1012b15-20)“从一切断语都是假的这一主张，也会得出，这话本身也不是真的”。(1063b30-34)古希腊有“说谎者”悖论。克里特岛人爱庇门德说：“所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都是谎话。”如果这句话真，由于它也是克里特岛人说的话，则这句话本身也是谎话，即假。如果这句话假，能推出其矛盾命题“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不是谎话”，不能推出这句话真。这是一种不典型的语义悖论，后把“说谎者”悖论表述为“我说的这句话假”，是典型的语义悖论：由真推假，由假推真。《墨经》批评的“言尽悖”论，同爱庇门德的“说谎者”悖论相似。
悖论是自相矛盾的恒假命题。语义悖论是涉及语言的意义、断定和真假等概念的悖论。中、印、西不同逻辑传统具有某些相同思考的事实，是对人类思维规律一致性的证明，是对“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反驳。
②驳“非诽”悖论
儒家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孔子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经说上》批评儒家主张的“圣人有非而不非”（圣人见人有非，不非其非，即不批评其错误）。墨家认为批评是正常的，应积极提倡。《经上》定义说：“诽，明恶也。”诽即非人之非（批评别人错误）。《经下》说“诽之可否”，“说在可非”，《经说下》说“论诽之可不可以理”，即讨论批评的可否，以是否合乎道理为标准。庄子否定百家言辩，自己又积极言辩，自相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墨经》揭示“非诽”论的自相矛盾，进行归谬反驳。
《经下》说：“‘非诽’者悖，说在（诽）弗非。”即主张“一切批评是应该反对的”自相矛盾，论证的理由在于批评不应该反对的。《经说下》说：“非诽，非己之诽也。不非诽，非可非也。（非）不可非也，是不‘非诽’也。”即如果对方主张“一切批评是应该反对的’，则否定自己“一切批评是应该反对的”这一批评本身。（指出对方自相矛盾）如果对方不坚持“一切批评是应该反对的”，则有错误就可以批评了。如果有错误不能批评（对方认为批评是一种错误，则批评就不能批评），这也意谓着否定“一切批评是应该反对的”。（再次指出对方自相矛盾）
③驳“学无益”悖论
“学无益”论是道家的观点。《老子》说：“绝学无忧。”学派首领主张弃绝学问，自相矛盾。《经下》说：“学之益也，说在诽者。”《经说下》说：“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故告之也，是使知学之无益也，是教也。以学为无益也教，悖。”“学无益”论取消学，必然取消教，用“学无益”论教别人，自相矛盾。
④驳“知知之否之足用”悖论
《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庄子·齐物论》说：“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就是《墨经》批评的“知知之否之足用”（知道自己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就够用了）的论点。墨家主张积极探求知识（特别是自然知识），反对道、儒两家对待知识的消极态度，用归谬法反驳其“知知之否之足用”论。《经下》说：“‘知知之否之足用也’悖，说在无以也。”《经说下》说：“论之非知无以也。”即对方论点自相矛盾。因为对方讨论“知知之否之足用”的论题，就是希望人们知道它，人们如果仅仅“知道自己不知道”，对方肯定认为不够用。
（三）对归谬式类比推理的总结和运用
1.墨子的运用和总结
墨子在论辩中常用归谬式类比推理，并总结出“不知类”、“知小不知大”、“明小不明大”等惯用语，表示对方议论中的自相矛盾。如墨子引公输般说“吾义固不杀人”，却帮宋国造云梯打宋国，杀宋国众多百姓，墨子批评他“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墨子批评“王公大人”，对杀牛羊、制衣裳、医病马、修危弓等小事，知道尚贤使能，对治国的大事，反而不知道尚贤使能，是“明小不明大”。（《尚贤》）
2.诸子百家的普遍运用
①孟子
儒家代表孟子，在政治、学术观点上激烈反对墨子，在归谬式类比推理等辩论方式上，却与墨子酷似。如孟子说：“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谓不知类也。”（《告子上》）鲁胜《墨辩注序》正确地指出：“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
②庄子
道家代表庄子，“剽剥儒墨”，辩论方式亦用归谬式类比推理。如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此为极简明的归谬式类比推理。
③公孙龙子
名家代表公孙龙，在辩论中娴熟地运用归谬式类比推理，如与孔子6世孙孔穿辩论说：“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迹府》）
④吕不韦
杂家代表吕不韦说：“今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卑，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听言》）这都与墨子的归谬式类比推理，毫无二致。
墨子之后的诸子百家，政治、学术观点与墨子千差万别，但在运用归谬式类比推理方式上却都与墨子一致，这一方面说明墨子论辩方式对各家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逻辑工具和方法的通约性和共同性。
3.《墨经》的运用和总结
《小取》说：“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这是揭示对方自相矛盾，运用归谬式的类比推理。《墨经》对归谬式类比推理做出理论总结，制定定义和规则。《小取》说：“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推”是归谬式类比推理。其公式仍不赞成“此”命题，则陷于自相矛盾，从而用逻辑的力量，迫使对方赞成“此”命题。其规则是“以类取，以类予”和“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体现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这种论辩方式，是归谬法和类比推理的结合，含有演绎和归纳的成分，有必然性和很强的说服力，并且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是百家争鸣的得力工具，行之有效，故为各家各派所喜用、常用。
二、墨家逻辑与科学认识
有论者说：“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了墨家辩学只能是墨家推行自家的理想，以及与这种理想相适应的政治主张的一种‘取当求胜’的手段，而不是探究与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2]“辩学只能服务于学派主张的宣传、推行和伦理、政治问题的解决，而不是致力于科学真理的认识。”[8]这不符合《墨经》的基本事实。《经上》和《经说上》用定义、划分形式，揭示科学概念的内涵、外延。《经下》和《经说下》用演绎、归纳、类比形式，论证科学规律、命题，证明墨家逻辑是探求科学真理的工具。
从墨家对故、理、类范畴的总结和运用，可以看出墨家逻辑与科学认识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
（一）“故”范畴与科学认识
《墨经》开宗明义第1条，以几何学上的点、线关系和光学上的“见之成见”作为典型事例，定义、解说“故”概念，区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故”的定义是“所得而后成”，即“得故而后成然”，即“有之必然”，“之”、“然”是变项，犹如说“有P必有Q”，P即“故”。“故”是原因、理由、根据。《大取》“语经”部分论思维表达基本规律，指出“立辞三物”（建立论题的三个范畴）之一是“故”，建立论题的三个原理之一是“辞以故生”，即建立论题必须有充足理由，论题凭借理由而产生。并说：“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即建立论题而不明确其所凭借的理由，缺乏充足理由，是立辞无故的妄谬。《小取》说：“以说出故。”“说”即推理论证，其本质和功能是揭示论题之所以成立的理由。《经下》、《经说下》80余条的结构，是“以说出故”形式的典范运用。如《经下》说：“影不徙，说在改为。”《经说下》说：“光至影无，若在，尽古息。”“影不徙”是所立之辞（论题），“改为”是论证论题的理由，《经说下》是论证的展开。墨家从科学认识中总结“故”概念，并运用于科学认识。《经上》说：“巧传则求其故。”墨家从代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中探求原因，是《墨经》“故”概念产生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背景。墨家对“故”概念的总结和运用，体现了墨家逻辑作为科学工具的作用。沈有鼎指出：《墨经》的逻辑学已经超过了辩论术的范围，成了具体科学的研究工具了。”[8](P335)这是符合《墨经》基本事实的评价。
（二）“理”范畴与科学认识
《大取》指出“立辞三物”之一是“理”，建立论题的三个原理之一是“辞以理长”，即推论形式有效，并比喻说：“今人非道无所行，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即推论形式非有效，如无路可走，必立刻受困。“理”是道理、条理。《玉篇》：“理，道也。”《荀子·儒效》杨注：“理，有条理也。”《墨经》道、理、方、法、效同义，可互训。《经上》说：“法，所若而然也。”“循，所然也。”《经说上》说：“然也者，民若法也。”《尔雅·释言》：“若，顺也。”《释名·释言语》：“顺，循也。”人遵循法则可得预期结果，如循“一中同长”之法、以规为工具，可得标准圆形。《小取》说：“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沈有鼎释“效”为演绎推论[8](P343)。莫绍揆释“效”为科学尤其是在数学上一贯大量使用的建立和代入公式的方法，“和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实质上是同一内容的两种处理方式”[9](P166-167)。这些解释精到，颇有启发。有论者用墨子的“天志”迷信，曲解《小取》的“效法”，是风马牛不相及[1](P4-12)。
《墨经》总结的止式论证，是用反例反驳全称命题，即“举不然者而问之”、“因以别道”。其规则是“类以行之，说在同”，即反例必须与被反驳的全称命题是同类，这是形式逻辑同一律的体现。《墨经》分析以下两个止式论证：1.用“有人不是黑的”，反驳“所有人是黑的”（“以人之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这一止式论证有效，符合规则。2.用“有不是被人爱的”，反驳“一切人应该爱一切人”（“以有不爱于人，止爱人”）。这一止式论证非有效，违反规则（前一命题表达事实，后一命题表达理想，论据与论题不同类）。《墨经》把这种分析推论方式是否有效的方法，叫做“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小取》指出“辩”学的功用之一是“察名实之理”，《墨经》不仅在概念论上取得丰富成果，而且在《经上》和《经说上》对上百个科学概念做出定义与划分式的规定。科学是运用概念进行论证的知识系统。《经下》和《经说下》对80余条科学的定理、命题做出演绎、归纳、类比式的论证。墨家逻辑规定的“辞以理长”、“察名实之理”，有助于总结和论证科学认识，《墨经》的内容和表达形式本身就是明证。
（三）“类”范围与科学认识
《经说下》说：“有以同，类同也。”“不有同，不类也。”类是标志事物同异界限和范围的范畴。《大取》指出“立辞三物”之一是“类”，建立论题三个原理之一是“辞以类行”，并说：“立辞而不明于基类，则必困矣。”即推论必须符合类的关系，建立论题而不明类别，必然遭困。如《经说下》说：“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这里“是”、“此”、“然”是变项，如S、M、P，表示不同类别。若对方说：“所有M是P，所有S是M，所以所有S是P。”我则可反驳说：“并非所有M是P，所以所有S是P真假不定。”例如对方说：“所有人是黑的，墨者是人，所以所有墨者是黑的。”我则可反驳说：“并非所有人是黑的，所以所有墨者是黑的真假不定。”这是属于“止”的演绎推论，规则是“止，类以行之，说在同”，是“辞以类行”原理在止式论证中的体现，即正确依据类的包含或排斥关系。《大取》有“其类在”的论证形式。其中一种是“所有S是P，其类在S1”，如“几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壅（筑堤防漏）”，这是典型事例的归纳论证。另一种是“所有S1是P，其类在S2”，如“不为己之可学也，其类在猎走”，这是相似事例的类比论证。《墨经》制定“异类不比”的规则，如“木与夜”不可同比“长”，爵、亲、行、价”不可同比“贵”。“辞以类行”是形式逻辑同一律在广义类推（含演绎、归纳、类比，相当于推理）中的运用。《墨经》的“类”概念和“辞以类行”的原理，是总结和表述科学真识的工具。
温故知新，鉴往察来。墨家逻辑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所产生的古代逻辑典型，其中包含“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逻辑普遍真理，值得认真地研究、继承和弘扬。墨家逻辑从战国的兴盛期、秦汉至清代的衰微期，到20世纪的复兴期，两千数百年间，走过兴—衰—兴（正—反—合）的“之”字形曲折路程。新世纪、新千年，在引进、发展西方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同时，从历史和现实中汲取营养，墨家逻辑的珍贵遗产不应再被埋没，而应在前人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把墨家逻辑研究提高到新水平，取得新成就，使这一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期继续发挥其对社会和文化的积极作用。
收稿日期：200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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