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做成的“长城”：1933年的新图像与新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城论文,血肉论文,新观念论文,图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义勇军进行曲》中的著名歌词，自1935年问世后就成为最重要的有关长城的话语，作词者田汉也一直被认为是这句歌词乃至“用血肉筑成长城”这一观念的首倡者。不过，“血肉长城”之产生是在1933年，而它最初出现时，与图像密不可分。 1933年4月号《时事月报》上刊登了一幅插画，描绘一个巨人般的战士紧握步枪，正要迈出脚步，跨过低矮的城墙，冲向前方。战士身后有光芒万丈，仿佛神灵降世。作品标题揭示出画面含义：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用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这个表达虽不及田汉两年后写下的歌词凝练隽永，但意念已经相差不远。要明了这一观念及图像得以产生的历史语境和特定内涵，需要回到1933年。 一、被“摧毁”的长城 标题“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隐藏了一个含义，即长城本身是可以被敌人摧毁的，只有用“血和肉”筑成的长城才坚不可摧。长城的“毁”与“不毁”，画家本人的经历和背景以及刊登画作的《时事月报》都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基本线索。 这幅带有漫画性质的插画占据了1933年4月号《时事月报》整个扉页，十分醒目。画面与标题之间署有“中铭”二字，作者为当时著名的时政漫画家梁中铭(1906-1994)。梁中铭1906年出生于上海，1921年就读上海华童公学，随乃兄梁鼎铭习画，1923年任职艺海美术公司。1927年进入黄埔军校入伍生政战部，在航空救国协会任画刊主编，同年又成为广东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画师。1929年8月，梁中铭到南京《时事月报》任图画编辑，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十二年。1932年，梁中铭又兼任军委会政训处第二科中校艺术股长①。这是梁中铭1933年4月完成《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前的主要经历，也是画家的基本政治背景。
梁中铭 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 1933 梁中铭在《时事月报》承担的图画编辑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时事月报》不定期创作报刊插画或时事漫画；二是为每期《时事月报》编选新闻照片，附在每期目录和正文之间，作为《时事月报》一个固定栏目，即“时事插画”。1933年4月号《时事月报》既有梁中铭的插画，也有他编选的新闻照片，两者间关系紧密。梁中铭在目录前的扉页配上《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紧跟在目录后的“时事插画”则包括四页共六个主题的新闻照片：第1页是关于“汪精卫返国”和“中央铸造币厂”，第2页是“英失业工人示威运动”和“希特拉内阁”，第3页是“未失陷前之热河”，第4页是“热河失陷后之抗日前线”。1933年3月，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日军侵占热河，相关新闻照片占据了本期“时事插画”栏目的一半篇幅。热河之战更是本期“专文”部分的重点，第一篇和第二篇分别是《热河沦陷之经过》和《热河失陷对中国外交之影响》，讨论热河失陷的原因、过程，以及应如何抵御日军的进一步侵犯。 在这些照片中，与长城相关者有《在古北口加紧训练之义勇军》、《在喜峰口前线之我军大刀队越壕杀敌》、《石河前线之抗日军队》、《九门口前线之防守兵》等。这几幅照片都与扉页上那幅梁中铭作品有直接关系，它们都呈现了长城沿线面对入侵者的忠勇战士，有正规军也有义勇军。其中《在喜峰口前线之我军大刀队越壕杀敌》更是表现当时轰动全国的二十九军“大刀队”。正是这些可敬的军人构成了梁中铭作品中的“血肉长城”。 而那些可以“摧毁”或者已经被“摧毁”的万里长城具体又指什么呢？这要追溯到1933年年初的中日战争以及相关的新闻报道。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榆关战斗爆发；3日，榆关为日军占领②。随后数月间，战事围绕长城沿线展开，中国军队频频失利。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报刊在报道战争最新消息时，开始使用在战火中被毁坏的长城图片，以表明战事之激烈，日军之暴虐，藉此激发国人奋起之心。 《摄影画报》1933年第9卷第8期上刊登一组照片，名为《河山破碎》，一张是《日人攻榆时被炮火击毁之山海关六角堂》，另一张是《长城之城壁为炮火所击毁》，长城上的建筑和城墙均为日军毁坏。这两幅现代战争带来的废墟景象充满了象征意味，它们在视觉上呈现为“破碎”的长城，象征层面上则隐喻破碎的“河山”。
左 日军大炮威胁下的山海关
右 陈孝祚 中×大战胜败狂想之三 1933年2月的《良友》杂志发表一组照片展现“榆关的失陷”，同样选取了被日军炸毁的山海关六角堂(此处称为魁星阁)，更有日军与这一残破建筑的合影。编者添加了一段图片说明：“山海关东南角魁星阁之被炸创痕，下站敌寇，得意洋洋，令人发指。”③1933年3月的《图画时报》也刊登一幅题为“山海关附近魁星阁被日炮轰毁”的照片，画面十分相似，只是日本士兵爬到这座建筑上去了④。日本士兵以占领者身份站在被破坏的长城古建筑前，这种极具挑衅性的画面必然会让富有爱国心的中国读者义愤填膺。 《良友》1933年第74期登载的照片《我国最壮丽之长城，亦为日寇所毁！》与《摄影画报》上的《河山破碎》是同一个场景。1933年出版的《古北口回忆》里也放了一张表现长城城墙被摧毁的照片。画面上的长城被拦腰截断，古老的防御工事被现代武器所攻破。这些照片上的断壁残垣都在视觉上予人以印象：现实中的长城在抗击日本入侵的战争中已不足以保护我们的国家。 在1933年，日本军队对长城沿线关隘的进犯非常具有象征性。日军最早侵占的山海关不仅是长城的一部分，更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对山海关的攻击和占领使国人格外感受到外国的侵略，意识到国家民族的危急存亡。《良友》杂志上有幅《日军大炮威胁下的山海关》，为悬挂“天下第一关”牌匾的山海关城楼照片拼贴上浓烟和骷髅，以此说明：“威胁，轰炸，死亡！日兵最近在中华国土里的大屠杀！”⑤当时中国报刊上还盛传，山海关城门上悬挂的“天下第一关”牌匾，在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就作为战利品运送到日本东京，陈列在九段的“游就馆”里⑥。这个传说在1936年还有人记得，《中国漫画》上有幅漫画就设想，如果中国胜利之后，“第一要将我们山海关上横额搬回来”⑦。以“天下第一关”为起点的长城被日军占领，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绝对是耻辱，但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国人开始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长城”。 长城在现代防御中的无所作为开始成为一种共识。1933年，一篇名为“北上抗日一瞥”的文章感慨“天险之长城不险”：“不图降至今日，随辽吉黑热之沦亡而沦于敌手，向之用以自卫者，今竟为敌用以制我，是险与不险，不在地而在运用之人；尤在有无为国牺牲与城存亡之决心耳。”⑧“险与不险”，不在地而在乎人。长城本身不足依赖，只有能够为国牺牲、与“城”共存亡的“人”才能保护我们的国家。 二、从“砖石”长城到“血肉”长城 1930年中原大战后，原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改编为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1933年2月，第二十九军编为对日作战序列第三军团，宋哲元为第三军团总指挥。2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3月4日占领承德后，兵锋直指热河、河北之交的长城沿线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等关隘，长城抗战随之展开⑨。3月9日，日军占据喜峰口部分区域，二十九军与日军交锋，连续激战七天，击退来犯日军。随后在3月16日至18日，又击退来犯罗文峪之敌。这两次保卫战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极少数能与日军相持并取得胜利的战事，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振奋全国的人心”⑩。尤其喜峰口一战是长城抗战中的亮点，《申报月刊》有详细描述： 喜峰口是长城防务正面的要隘，只因热河的守土将士无心抵抗，都未与敌接触，即纷纷后退，喜峰口是已被敌占据，后由我忠勇的宋哲元部队，血战夺回，但口外高地已为敌所扼守，时以剧烈的炮火向口内攻击。 及冷口被日军占领，日军并不南进，即移其兵力进攻喜峰口，四月十三日，有日伪军步骑兵二千余人，由董家口进犯摩天岭，下营，刘家寨一带阵地，抄袭喜峰口的后路，同时有飞机二十余架，飞至喜峰口内的滦阳，遵化等要地，往返掷弹，我军就在这样飞机重炮猛烈压迫之下，与敌抗战。 但是冷口既失，喜峰口就成突出形势，敌人可由后路包抄，二十九军虽勇敢善战，并且在喜峰口附近，以至口内远在后方的遵化，石门镇，蓟县等地，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因冷口既失，故亦不得不将喜峰口自行放弃了。(11) 在喜峰口拉锯战期间，二十九军将士数度与日军肉搏，据宋哲元致国民政府电报，3月11日在喜峰口西侧高地“肉搏十余次，互得互失，敌人伤亡尸横满地，我亦有伤亡”。13日，“喜峰口外正面之敌，真晚经我夜袭，受创甚剧。本日急图反攻，战斗仍激烈。我官兵沉着应战，远则枪击，近则刀砍，敌终未得逞”。18日，“至夜十二时，我祁团长先远由左翼率所部，向敌背后出击，绕至水泉峪附近，攻我山查峪口之敌始不能支，向北溃退。我官兵将敌砍杀无算，我王营长合春阵亡，该团官兵伤亡甚众，仍严阵以待”(12)。这些“肉搏”、“刀砍”的壮举，造就了二十九军大刀队的赫赫声威，以至于当时人说“大刀队的威名几乎把现代化的精良火器都掩盖了”(13)。 交战过程为举国瞩目，《商报画刊》在战时刊登了一幅喜峰口市及长城全景的航拍图，副标题专门指出“宋哲元部与日军铃木及服部等旅在此肉搏激战多次，现仍在相持中”(14)。此类照片向全国公众提供了长城抗战的视觉场景，较之文字报道更直接有力。 1933年3、4月间，大量二十九军将士照片刊登在报刊杂志上，从军事长官、士兵训练及前线备战到上阵杀敌，一应俱全。“大刀”是这些新闻图片钟爱的主题，如《图画时报》上刊登的《坚守长城之二十九军战士》选取的就是一队士兵手持大刀站立在城墙上的场景。 梁中铭同样青睐此类照片，1933年4月号《时事月报》上就有一幅名为“在喜峰口前线之我军大刀队越壕杀敌”的照片，呈现大刀战士跃出战壕的瞬间。从照片中整齐划一、将跃未跃的动态来看，这很可能是摆拍的画面。不过它在当时却极受欢迎，以此为原型又激发出其他宣传插画和木刻版画，这是后话。 梁中铭在5月号的《时事月报》里又选登了一幅大刀战士的照片。战士胸前悬挂手榴弹，右手扶枪，肩后露出一把环首刀柄。最重要的是，这位战士笔直地站立在巍峨的长城前。照片搭配的文字是“曾经我军坚守与日寇猛烈激战屡得屡失之罗文峪山岭”。从这段说明来看，照片主题是罗文峪长城，但画面重心却是曾与日军猛烈激战的我军士兵。相片右侧边缘的战士恰好与远处长城烽火台形成双峰并峙的格局，长城因忠勇战士的守卫而显得更加坚固。这幅照片的构成也和梁中铭前一个月发表的《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十分相似，战士持枪立于长城之上，人与城墙合为一体。 在1933年11月出版的《古北口回忆》中，也选取相同图式的照片来说明这一年2月华北战争开始。照片上一个中国士兵持枪伫立在战壕前，身后是群山上起伏的长城。此时，用士兵与长城的组合来表示中国军队抵抗日本的侵略，已经成为新闻媒体上常用的图像手段了。 “血肉”与长城的关系在此时的新闻报道中被建立起来。喜峰口、罗文峪战事一直胶着到1933年4月初，随后这一带落入敌手。但在3月底，华北战事新闻社就出版了《二十九军宋哲元血战杀敌记》；4月1日又由中国艺术公司出版《宋哲元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附写真图数十幅。这些图版以视觉形象传播了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武勇。同时，两书收罗大量报纸通讯及各界电文，用文字文本反复强调前线将士的“牺牲精神”(15)，以及“敌有枪炮，我有血肉”(16)的豪情，更由二十九军看到了中国胜利的希望。这些长城抗战的新闻报道开始将长城、血肉宽泛地联系在了一起。 有一首写在1933年3月19日的小诗，很能说明血肉和长城怎样结合在一起，这首诗名为“喜峰口”：
左 曾经我军坚守与日寇猛烈激战屡得屡失之罗文峪山岭
右 《古北口回忆》中的照片 隆隆，轧轧，巨炮，飞机的轰炸； 满山的烟雾，岩片，尸块，火花。 山头太阳暗淡，白云更悽惨， 遍谷的阴风，都蒙上了肃杀。 这片的河山，都是万里古国； 这带城阙，最令人流连难舍； 这斑斑点点，都是灿烂鲜血； 这些尸骨，将生出千万豪杰。 帝国主义的剥削，占领，瓜分， 满洲，东四省，鬼脑里的平津， 叫古战场的愤恨，热血奔腾， 嘘口气，便化作铁血的长城！ 救出血力溺在宴乐里的消沉， 快起来向一切压迫阶级革命！ 你们忍看大地如黑夜的阴森？ 投下破笔，往喜峰口外去从军！(17)
左 黄新波 祖国的保卫1937
右 张仃 收复失土 1937 古战场上热血奔腾，喜峰口将士组成了“铁血的长城”。就在梁中铭发表《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的同一期《时事月报》上，一篇名为“到热河去”的札记也提到了类似观念。作者在文中说： 长城本为我国工程浩大之防边工事，数千年来仍未变其性质与地位，空军之发达，必有防空，海军之发达，赖有防海，陆军军器之进步，已远非笨拙之长城所能济用，今已进至人的长城时代，动的长城时代，非死的砖石的长城时代了。(18) 如此一来，“砖石”长城已经成为过去，而“人的长城时代”已经到来，这就为“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铺垫了背景。 三、图式的新发展 巨人般的战士和长城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在1933年之后成为一种图像模式。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一图像模式迅速传播，并且衍生出新的主题。 1937年10月出版的《战时画报》上刊登了黄新波的木刻版画《祖国的保卫》。长城在群山中延伸，两个战士像巨人一样伫立在长城后，面朝右方，也就是东面，那是日本所在的方向。黄新波的作品标题里没有直接提到“长城”，但他使用了更具有感召力的词语：“祖国”。长城在视觉上成为“祖国”的象征，与长城一同出现在画面中的战士们正在做和将要做的，就是保卫我们的祖国。《祖国的保卫》中的持枪战士形象与此前梁中铭作品相近，不过在刻画的精微上，黄新波要远远过之。 同年11月《战时画报》上的另一幅漫画则展现出长城另一面的景象。这幅名为“日本军人之迷梦——战胜中国，克服全世界”的作品，视角放在中国一侧，从巨人中国的后方越过长城，看到远处的日本士兵及其背后升起的中世纪武士幽灵，幽灵后方是象征日本的太阳。这幅漫画转引自《泰晤士报》，用拟人化的表达方式把中国与日本转化为两个战士，他们在以长城为中心的广阔土地上对峙，即将展开厮杀。原作品名中的“dreams”也体现了漫画作者的态度，“战胜中国”最终只是一场迷梦。 长城后的中国巨人不仅渊淳岳峙，还可以做更多事情。1937年9月的《救亡漫画》上刊登了张仃作品《收复失土》，描绘一个巨人般的战士站在长城上，这一点和梁中铭、黄新波的作品相近。不过张仃漫画中有几点新的因素值得注意：一是战士前进的姿态，他一只脚已经跨过长城，迈向长城之外，同时还转过身来大声呼喊，呼吁人们去“收复失土”；二是这位战士手中的武器，他左手握枪，右手举一柄大环刀，大刀是1933年喜峰口抗战的标志形象，张仃沿用了他对1933年长城抗战的记忆；三是长城的形态，战士身下的长城有一段已经坍塌，意味着这里发生过战争，长城已经被敌人部分地摧毁。正由内而外跨过长城的战士将会填补这个残缺，战士和他脚下的长城融合为一个新的整体。 《收复失土》的主题和图式在1937的南京绽放出异彩。1938年1月16日出版的《抗战漫画》第2期里，收入一张呈现1937年南京街头绘画的照片。照片题为“悬挂于首都车站之大布画”，所摄为一个路人正从一幅画前经过，画幅下有大字标题“收复失地，拯救东北(同胞)”。画里就是一个身着军装的巨人站立在长城内侧，同样也面朝东方。途经的路人表明画幅尺寸相当巨大，高度当在两米以上。它所悬挂的地点“首都车站”也说明，这幅作品具有极高的公共性。 这幅张贴在南京车站的宣传“大布画”是谁创作的？“大布画”照片原为《抗战漫画》杂志所载《抗战以来之全国漫画运动》一文配置的插图，该文主要列举1937年漫画家们组织的“漫画宣传队”在广州、杭州、南京、汉口和南昌等地举行的抗日宣传艺术活动。“大布画”是他们在南京活动的成果： 漫画界救亡协会在指派各省各市各县努力宣传工作外，特再组织漫画宣传队分向各处宣传，由叶浅予领导，队员是胡考，张乐平，陶今也，盛特伟，白波，席与群六人八月卅日由沪出发到首都，即在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指导之下，开始工作，首先将南京各路口要隘的广告牌改绘抗敌漫画，并在九月十八日借新街口大华大戏院举抗敌漫画展览五天，出品一百余件；后来又流动到夫子庙展览三天，十月二日应镇江江苏文艺协会之邀，在省立图书馆举行一周，十三日在下关兴中门展览四天，十八日往卸甲甸永利化学工厂展览一天，十月二十七日，便运往汉口。这次展览的筹备并有留京作家高龙生、夏光、戴廉、刘元、张仃参加工作，后来陆志庠、宣文杰分别自苏州上海来参加。即正式加入宣传队为队员，参加政府宣传机关工作，曾绘制大批的布画招贴和小帧漫画，供前方后方张贴及展览和国际间的宣传之用。(19) 这篇文章出自宣文杰，他原本在上海《时代漫画》任职，进入漫画宣传队后除创作漫画外还担任宣传队的总秘书和总财务。从文章行文来看，这幅宣传大布画可能出自他的手笔。他在自己文章里配上自己的绘画作品，也在情理之中。这篇文章还专门提到，张仃也是漫画宣传队的成员，是与宣文杰共同工作的队员。“巨人+长城”图式可能在这个群体成员中互相影响和传播，甚或已是当时通用的图像模式。 漫画宣传队的全称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漫画界救亡协会漫画宣传队第一队”，成立于1937年8月底，领队为叶浅予。漫宣队成立后即前往南京，在这里挂靠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宣传委员会的下属机构。10月初，宣传一队到武汉开展工作，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漫画宣传队划归第三厅领导(20)。宣文杰所说的由他们创作的南京街头《收复失地》“大布画”，就是在1937年的9月至10月间创作的。 漫画宣传队对于长城意义的理解应该来自于《义勇军进行曲》，宣文杰后来回忆宣传队在南京这两个月的工作时，还提到“当时国民党的电台整天放着《义勇军进行曲》表示抗日的决心”(21)。这首歌曲在当时起到鼓舞人心、激发斗志的巨大作用，而这也正是漫画宣传队的工作目标：“一、分途使各地民众明了抗战救亡的意义；二、鼓动前线将士杀敌情绪；三、唤起并组织各地漫画界，负起同样的使命。”(22)画家们借助当时最流行的抗战口号“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漫宣队在南京绘制的此类作品不止一幅，日军占领南京后所拍摄的照片里记录了一张极其相似的抗战宣传画。照片拍摄日本军队在南京中山门一带修整，背景是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有一张同样巨大的抗日“大布画”。画面由二十七张长方形的小画布拼接起来，其中两块已经不见，还有两块脱落了一半，但画面主体内容基本完整，一个巨人般的中国士兵左手握枪，右手持大环刀，正在跨越长城。他一边前冲，一边转身呼喊。画面上方有两行文字：一行“收复失地”，一行“拯救东北同胞”，这两句话似乎也正是这位战士发出的呐喊。长城部分砖块掉落在地面上，表明这是一个残破的、经历过苦难和战火的城墙。这幅大型宣传画的文字内容和前一幅可能由宣文杰绘制、安放在南京车站的“大布画”相同，而画面部分则与张仃《收复失土》一般无二。由于画面内容的高度接近，甚至可以推测说这幅大布画有可能就是由张仃完成的。 张仃对日本的侵略有切肤之痛，他是辽宁黑山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由此开始抗战漫画的创作。张仃回忆说自己刚开始画漫画时只有十五六岁，画出来的东西粗糙、幼稚，“可是国难家仇使我不能平静，我不断地挥动画笔，要为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937年张仃参加了漫画宣传队，期间“绘制大量的布画、招贴画，创作了许多抗战漫画”(23)。他没有具体说明他画过哪些布画和招贴画，但叶浅予在回忆早年张仃的创作时，提到张仃的一件作品《打回老家去》：“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南京画过一幅怀念家乡的大幅宣传画，题为‘打回老家去’，画的是白山黑水、大豆高粱，形象地反映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首流亡歌曲的思想内容。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幅具有思想深度的宣传画，可惜在南京撤退中丢失了。”(24)在抗日战争期间，“打回老家去”和“收复失地”是一个意思，张仃漫画《收复失土》里就用大量笔墨描绘长城外的田园风光，近处一组组盘旋弯曲的黑白条纹仿佛起伏不定的丘陵原野，远处排布整齐的线条组成井然有序的农田，说里面隐藏着“白山黑水，大豆高粱”也不为过。而其他画家如黄新波在处理相同题材时多着重刻画起伏的长城，不大关注山峦之外肥沃的土地，这和张仃来自东北、对于关外土地格外熟悉和留恋应该有很大关系。让叶浅予留下深刻印象的《打回老家去》大致就是根据漫画《收复失土》放大后又添加很多细节的街头布画。这也正是当时漫画宣传队的工作方式，按漫画家黄茅的说法，在南京时，“漫宣队首先把刊物上的作品完全搬到马路的每一块广告牌上，漫画离开了画报走向街头和大众见面”。这就足以说明，南京街头的“长城”大布画的原型来自漫画家在画报杂志上发表的作品(25)。 “血肉长城”观念在1933年即已提出，但它的流行要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政府开始动用国家机器宣传抗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成为当时抗日最著名的口号。据爱泼斯坦回忆，电台开始播放《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从此盘绕在首都上空(26)。《义勇军进行曲》最终成为中国最流行的抗战歌曲，几乎普及到每个中国人都能歌唱的程度，关于这首歌曲的图像也被大量创作出来。这个大背景也推动了“血肉”长城图像在报刊上和南京街头的流行。黄新波、张仃、宣文杰等画家的漫画和宣传画中巨人战士与长城的图像组合，所指向的应该也是《义勇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不过，“血肉长城”的基本图式和内涵，在1933年就已确立下来了。 胡风在1937年3月为黄新波木刻版画集《路碑》撰写的序言里，对黄新波《祖国的保卫》有所批评： 作者底主题主要地是民族革命战争，但在走向这条康庄的路径，即采取主题的着眼点上，似乎还有未能调和的矛盾。像《长征》、《抗敌归来的义勇军的遭遇》、《被牛马化的同胞》等，原是目光坚利，紧站在生活实地上面，但如《祖国的防卫》、《为民族生存而战》等，就流于空泛，弄成了没有个性，像标语画似的东西了。我想，后者也许是由于作者被时论所移，想腾空地去把捉大题目的缘故罢。(27) 胡风认为《祖国的保卫》内容空泛，近乎标语，他更欣赏主题明确、与现实关系紧密的作品，例如《抗敌归来的义勇军的遭遇》等。这大约既有胡风的个人趣味，也有他现实主义的艺术立场在起作用。胡风在1938年《论持久战中的文化运动》一文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标语似的东西”的厌恶，并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来证明这一点：“公式主义，只是反反复复地向民众宣说几个概念或结论，希望由这达到‘无条件反射’，而文化运动却‘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于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于士兵与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论持久战》)。”(28) 但胡风对于黄新波《祖国的保卫》创作原因的揣测却很有启发性，“作者被时论所移”，“血肉长城”就是当时的“时论”。1937年的胡风还不能预见到《义勇军进行曲》将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故而对当时国民党文化宣传机构所传播的“时论”有所抵触。 当《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之后，它在某种意义上就被意识形态化了，仿佛“血肉长城”是一个仅仅由民国时期左翼文人(田汉)所创造的观念。实际上，如果追溯这一观念产生的历史情景及其传播过程，可以看到，“血肉长城”的观念和形象是1933年初、在长城抗战的特定背景下出现的，当时的报刊和知识分子参与推动了这个观念的形成。梁中铭《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所建立的图像模式，也为后来“血肉长城”的视觉形象奠定了基础。正是“血和肉”的加入，才使“长城”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象征。 ①(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鼎艺千秋——梁鼎铭、梁又铭、梁中铭纪念画展》，(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2010年版，第174页。 ②在抗日战争史上，榆关之战被认为“打响了长城察哈尔抗战的第一枪，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248页)。 ③⑤载《良友》第74期，1933年。 ④载《图画时报》第912号，1933年。 ⑥虚舟：《一九三三年前奏曲》，载《良友》第74期，1933年。 ⑦陈孝祚：《中×大战胜败狂想》，载《中国漫画》第10期，1936年。 ⑧同仇：《北上抗日一瞥》，载《精诚》第1卷第3期，1933年。 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49—252页。 ⑩(13)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页，第8页。 (11)《长城各口与滦东战况》，载《申报月刊》第2卷第5号，1933年。 (12)李安庆编选《喜峰口战役中宋哲元致国民政府电报选》，载《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14)载《商报画刊》1933年汇编。 (15)(16)参见《宋哲元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中国艺术公司1933年版，第5页，第9页。 (17)李斯彦：《喜峰口》，载《清华周刊》第39卷第4期，1933年。 (18)希天：《到热河去》，载《时事月报》第4期，1933年。 (19)宣文杰：《抗战以来之全国漫画运动》，载《抗战漫画》第2期，1938年。 (20)凌承纬、张怀玲：《抗战时期的漫画宣传队》，载《中国美术馆》2011年第12期；宣文杰：《抗日战争时期的漫画宣传队》，载《美术》1979年第6期。 (21)宣文杰：《抗日战争时期的漫画宣传队》。 (22)这是黄茅对漫画宣传队1937年所做工作的总结(参见黄茅《漫画艺术讲话》，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36页)。 (23)张仃：《我画抗战漫画》，载《美术》1995年第8期。 (24)叶浅予：《张仃的漫画》，赵力忠编《叶浅予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 (25)黄茅：《漫画艺术讲话》，第37页。 (26)《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沈苏儒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27)胡风：《新波底木刻——〈路碑〉序》，《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424页。 (28)胡风：《论持久战中的文化运动》，《胡风评论集》中，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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