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责任是如何可能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处于贫困境地的人是否有资格得到国家的帮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自己的贫困处境是否负有责任。一个做了某种错事的人是否应该得到惩罚，取决于他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是否负有责任。在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责任都是一个关键概念。①从古至今，道德责任与自由一直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从主观的观点看，人们做出某种行为，这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他们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因此他们才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是自由的。但是，从客观的观点看，人们做出某种行为，总有一个决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或者说总有一个先在动机，而这个原因或动机与该行为之间具有一种因果关系。如果追溯下去，这个原因或动机还会有一个先在的原因或动机，也就是说，这个原因或动机是被其他原因或动机决定的。在这种意义上，人们不是自由的。如果人们不是自由的，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就不应该负有个人责任。基于决定论，人的行为是由先前事件和自然法则(如物理学、生物学和生理学)决定的。 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道德理论问题：自由(以及道德责任)与决定论是不是相容的?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是近30年来却成为当代道德哲学的焦点，围绕它产生了大量的讨论和争论。由此形成了哲学家所主张的“相容论”和“不相容论”。“自由论”的道德理论②不仅为“不相容论”提供了经典论证，而且也深入地探讨了自由与道德责任的关系，解释了道德责任是如何可能的。为此，自由论提出了著名的“后果论证”和“因果解释”。 一、后果论证 从传统上说，哲学家们在讨论道德责任时所使用的词不是“自由”而是“自由意志”(free will)。但正如洛克所说的那样，不是意志是否有自由的问题，而是人是否有自由的问题。[1]215这意味着“自由意志”的关键不是“意志”，而是“自由”。因此，我们在本文中仅使用“自由”一词，即使很多现代哲学家和当代哲学家仍然使用“自由意志”的传统说法。 什么是自由?道德哲学家通常认为，自由有两个特征[2]5，或者说由两个部分构成[3]86，或者说体现为两个原则[4]2-3。尽管名称不同，但是它们的所指是一样的。第一，当我们面对一系列选择(或行为)的时候，我们选择哪一个(或者做什么)，这取决于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本来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第二，我们的选择或行动产生于我们自己之内，而不是产生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其他人或事物)。也就是说，我们是自己行为的起源。前者意味着，如果我们是自由的，那么我们也许会选择其他的东西而非这一个，即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后者意味着，如果我们是自由的，那么我们做什么的最终根源在我们自己本身。 如果这样，那么自由(从而道德责任)与决定论就是不相容的。但是，道德哲学家必须对此给予有说服力的论证。当代的自由论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瓦根所提出的“后果论证”。这个论证的实质是这样的： 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的行为就是自然法则与遥远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后果。但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件，这不取决于我们；自然法则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这也不取决于我们。因此，这些东西的后果(其中包括我们现在的行为)并不取决于我们。[5]56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后果论证。我们说过，自由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另外一个是我们是自己行为的“起源”。因此，“我们是自由的”意味着，我们选择什么或者做什么事情，这取决于我们自己。英瓦根的后果论证之前提就是自由的这两个特征，而它们与决定论是冲突的。具体来说，这种后果论证分为三步。 首先，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行为就是被决定的，即它们是被过去事件与自然法则所决定的。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看见一位老人摔倒在马路上，但是“我”没有把他扶起来并送到附近的医院。“我”的这种行为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方面，“我”之所以没有“救人”，是因为“我”先前听说了很多这样的案例，即被救者清醒过来之后指认救人者是肇事者，而这些案例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致变成了“我”的一个信念。在这种意义上，这种没有“救人”的行为是先前一系列事件的后果。另一方面，当“我”看见老人跌倒在地满脸是血时，“我”的大脑里发生了某种“我”自己无法确切知道的生物化学过程，而这种生物化学过程最终表现为这样的结果，即“我”没有救人。从决定论的观点看，现在的行为只是过去事件与自然法则的合取。 其次，如果我现在的行为是由过去事件和自然法则决定的，而过去事件和自然法则都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我就没有可能做其他的事情，或者说不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自然法则是固定不变的，我们既不能影响支配外部世界的自然法则(如物理学)，也不能影响支配我们身体和大脑的自然法则(如生物学和生理学)，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我的行为是由我的信念决定的，而我的信念也是“我的”，但是我有什么样的信念则是由一系列先前事件决定的，而这个事件系列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出生之前。对于我出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显然其原因不可能是我。从决定论的观点看，在这种场合，我没有可能做别的事情。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就没有可能做别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可能做别的事情，而自由以能够做别的事情为前提，那么自由(以及道德责任)与决定论就是不相容的。 按照这种后果论证，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没有责任的。比如在上面所说的“救人”场合，因为“我”听说过很多救人者被讹诈为肇事者的案例，而随着案例的增多，这种担心讹诈而不施以援手就变成了“我”的信念；虽然“我”也知道在这种场合“我”应该帮助他人，但是对讹诈的担心压倒了救人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冒着被讹诈的巨大风险(道德风险和经济风险)而救人，即“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我”没有救人的行为是由一系列先前事件(讹诈的案例)决定的，而“我”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那么“我”对自己的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就是没有责任的。 虽然自由论者主张自由(以及道德责任)与决定论是不相容的，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否认道德责任，而是否定决定论。在他们看来，道德以道德责任的存在为前提，对于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没有道德责任是不可想象的。从自由论者的观点看，如果道德责任依赖自由，而自由与决定论是不相容的，那么我们显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决定论是虚假的，即使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科学知识都支持决定论是真的。 在上面的后果论证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当代关于自由和道德责任的讨论中，“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或者“能够做别的事情”是一个关键问题。后果论证实质上由两个基本观点构成：第一，“能够做别的事情”是道德责任的前提条件；第二，决定论与“能够做别的事情”是不相容的。 如果我们的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相容论者可以从两个方向来反驳自由论的后果论证。他们可以反驳后果论证的第一种观点，来证明道德责任并不以“能够做别的事情”为前提条件；他们也可以反驳后果论证的第二种观点，来证明决定论可以与“能够做别的事情”是相容的。对于后果论证的第二种观点，相容论者通常通过“条件分析”来进行反驳；对于后果论证的第一种观点，他们的反驳往往是通过一些“案例”展开的。 让我们先讨论“条件分析”。从奥斯丁(J.L.Austin)到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很多相容论者都提出了“条件分析”。[6]183-187虽然版本不同，但核心思想是一致的。这些相容论者接受了自由论者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自由(以及道德责任)意味着“能够做别的事情”，但是反对其另外一个基本观点，即决定论与“能够做别的事情”是不相容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能够做别的事情”与决定论是相容的，那么后果论证以及自由论就失败了。 这些相容论者认为，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自由”意味着：1)我们有能力做我们想做的事情。2)没有任何障碍来阻止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承认自由具有这样两个特征，那么我们就会同意它还有第三个特征，即相容论者所谓的“条件分析”。3)一个主体能够做某种事情，这意味着，如果他想做这种事情，那么他就会做它。[2]12-13在这里，“想做”(选择做它或意欲做它)是自由行为的条件，而这个条件意味着我们“能够做别的事情”。按照条件分析，虽然我出于某种原因而做了某种事情(这是被决定的)，但是，如果我想做的话，我确实有能力做别的事情。也就是说，虽然自由意味着“能够做别的事情”，但是“能够做别的事情”与决定论可以是相容的。 在上面我们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我看见一位老人摔倒在马路上，但是我没有把他扶起来并送到附近的医院。按照后果论证，先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很多救人者被讹诈为肇事者)决定了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从而我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是没有责任的。但是，按照条件分析，我有其他的选择，我能够做别的事情，我能够把他扶起来并送到附近的医院。比如说，在这个场合，我想到了先前发生的很多救人者被讹诈为肇事者的案例，但是我也想到了家庭和社会给予我们的道德教育，而这种道德教育告诉我们，当其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是我们的道德义务。我的内心这时候发生了一种道德冲突：我有救人的愿望，也有撒手不管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我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取决于我。也就是说，如果我想救人的话，那么我就会救他，尽管我的这种选择也是由先前的事件(家庭和社会的道德教育)决定的。因为我“能够做别的事情”，所以当我没有做它时，我对此是负有道德责任的。 很多研究者(其中特别是相容论者)都相信“条件分析”对“后果论证”构成了有力的反驳，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存在一些争议。如果“条件分析”证明“后果论证”是有问题的，那么自由论就很难站住脚了。但是，“条件分析”本身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它会产生原因的无限后退。条件分析的思想实质是这样的：虽然我出于某种原因而做了某种事情(这是被决定的)，但是，如果我想做的话，我确实有能力做别的事情。这里的因果关系有两个序列。一个是实际的序列，我没有救人，这是由先前的一系列事件决定的。一个是假设的或反事实的序列，如果我想救的话，我会救人，而我的“想救”则是由先前的另外一系列事件决定的。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没有救人)，从实际序列的因果关系来看，这是被决定的，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然而从假设的或反事实的序列来看，则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或“能够做别的事情”。但是，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能够做别的事情”，这也是由先前的一系列事件决定的，而从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链条来看，“我能够做别的事情”也是被决定的，从而导致因果关系的无限后退。 另外，在“条件分析”中，相容论者把自由理解为(等同为)“能够做别的事情”，并基于这一观点来论证自由(以及道德责任)与决定论是相容的。因此，“条件分析”的论证似乎带有乞题的嫌疑。如果相容论者要想证明自由论是错误的，那么他们不仅应该抛弃“能够做别的事情”这个观点，而且还应该证明，即使没有“能够做别的事情”，自由(以及道德责任)也能够与决定论相容。这样，我们就进入对后果论证的另外一类反驳，即由相容论者提出的“案例论证”，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法兰克福式案例”。 所谓的“法兰克福式案例”(Frankfurt-type examples)是法兰克福1969年在一篇标题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与道德责任》的文章中提出来的。这个案例的典型特征是，除了行为主体以外，还存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操控者。行为主体琼斯打算做某件事情，而操控者布莱克在暗中监视，并且以某种方式能够操控他，比如说控制他的大脑，以使其按照操控者的意愿行事。如果琼斯按照原来的想法行事(这件事情也是布莱克想要琼斯做的)，那么布莱克就会按兵不动；如果琼斯改变想法，准备去做别的事情，那么布莱克就会进行干预，以确保他一定做操控者想要他做的事情。这个案例的要点在于，由于布莱克的存在，琼斯实际上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他不可能做别的事情。法兰克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琼斯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的，并且也为此负有相应的道德责任，即使他没有可能做别的事情。[7]21-22在法兰克福看来，无论是在有布莱克还是没有他的场合，琼斯都是基于自己的愿望行事的，所以他在两种情况下都应该负有相同的道德责任，尽管在有布莱克的情况下，他失去了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道德责任(以及自由)与决定论是相容的。 法兰克福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出现了一大批文献来讨论这个问题。另外，由于这篇文章中的案例还比较粗糙，后来很多研究者提出了更为精致的新“法兰克福式案例”。一些研究者支持“法兰克福式案例”，认为它对后果论证以及自由论构成了决定性的反驳。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质疑这类案例的力量，批评它并没有证明道德责任(以及自由)与决定论是相容的。 二、因果解释 即使我们假定自由论者的后果论证是正确的，即自由(以及道德责任)与决定论是不相容的，但是他们还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自由(以及道德责任)与非决定论是相容的吗?如果自由与决定论是不相容的，那么看来它与非决定论也是不相容的。如果自由与决定论和非决定论都是不相容的，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自由的意义?在涉及道德责任的问题上，自由还有意义吗? 自由看起来确实与非决定论也是不相容的。非决定论意味着人的行为是不被决定的，比如说，不是被先前事件和自然法则决定的。但正如英瓦根归纳的那样：“如果一个主体的行为是不被决定的，那么他在某个给定场合如何行动就是一件或然的事情。如果一个主体如何行动是一件或然的事情，那么这个主体就很难说拥有自由意志。”[8]168一个行为或事件是不被决定的或非决定论的，这意味着它可能发生或不发生。无论它实际上发生与否，都是或然的。如果一个行为或事件是或然的，这产生出两个问题。首先，它的发生是一个概率事件，而无论它是否发生，都属于运气的事情。其次，它的发生似乎是不受行为主体控制的，而如果它是不受控制的，那么这个主体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相关的道德责任。如果这样，那么道德领域中的自由就是没有意义的。 自由论者有两个基本的承诺：首先，他们相信自由的存在，相信自己是自己行为的根源；其次，他们相信非决定论，也就是说，人及其行为是不被决定的，是不由先前的事件和自然法则决定的。上述分析表明，自由论者的这两个承诺似乎是相互冲突的，即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自由与非决定论也是不相容的。因此，自由论者要想坚持自己的道德主张，他们不仅需要证明自由(以及道德责任)与决定论是不相容的，而且也需要证明自由(以及道德责任)与非决定论是相容的。 在当代关于自由与道德责任的论辩中，这种论证的关键是用理由(reasons)来解释行为。所谓理由是指人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而意图由其欲望和信念构成。在很多道德哲学家看来，一个人的理由与其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是，对于相容论者，这种因果关系是决定论的，而对于自由论者，这种因果关系则可以是非决定论的。与相容论者不同，自由论者认为，虽然某个人的某个理由引发了某种行为，但是它不一定如此。因为在同样情况下，这个人也许还有其他的欲望(以及信念)，而这些欲望(以及信念)会引起其他的行为。 这样，自由论者就需要给予自由行动以一种合理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应该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它能够说明一个行为或事件是如何产生出来的(为此提供一个充分的理由)；其次，这个行为或事件不是以决定论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其发生是非决定论的)。为此，自由论者提出了他们的理由解释，而在各种各样的理由解释中，最有影响的是奥康纳的因果解释。 奥康纳认为，行动的主体具有“主动的能力”，以产生出某种“意图”以及带有意图的行为。[9]72在这里，“意图”意味着，某个人具有做某件事情的欲望，并且相信，如果他做了这件事情，将会满足他的欲望。这个意图为其行为提供了理由，而他出于这个理由做了这件事情。“主动的能力”意味着这个主体是自由的：首先，他做某件事情，这完全处于他本人的控制之下；其次，如果他有其他欲望的话，他也有可能做其他的事情。用我们上面所举的“救人”例子来说，“我”有避免被讹诈为“肇事者”的强烈欲望，并且相信，如果“我”帮助这个倒地的老人，就会被指认为“肇事者”，从而导致了“我”没有救人的行为。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自由论者的理由解释有两个特征：第一，理由与行为之间具有一种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是理由引起了行为；第二，这种行为在本质上是非决定论的，如果他有与之相关的理由，行为主体也有可能做别的事情。按照这种“理由解释”，“避免讹诈”的理由与“不予施救”的行为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但是我的“不予施救”行为不是必然的(决定论的)，因为我也可能出于其他的理由(如道德)而“救人”。 这种“理由解释”会面临这样一种有力反驳：它的两个特征之间存在矛盾。如果第一个特征是真的，即理由为行为提供了充分的解释，那么这种行为就是必然的，而不能是非决定论的。如果第二个特征是真的，即任何行为都是非决定论的，都存在行为主体做其他事情的可能性，那么理由作为“原因”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比如说，在“救人”的例子中，出于私利的考虑(避免被讹诈的理由)，我不会提供帮助，而出于公德的考虑(道德的理由)，我则会提供帮助。如果我提供帮助或不提供帮助都是非决定论的，那么无论我的选择是什么，这种选择看起来都是任意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相关的理由都不足以引发相关的行为。③[10]3-20 为了应对这种反驳(以及其他一些反驳)，奥康纳提出，一个行为的理由解释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在这个行为发生之前，这个主体具有做该行为的欲望，并且相信，通过做该行为，她会满足这个欲望； (2)这个主体更偏好把这个行为用作满足该欲望的手段，也更偏好满足这个欲望而非其他的欲望； (3)这个主体的这种行为(部分地)是由她自己的自我决定的因果活动引发的； (4)在这个行为发生的时候，a.这个主体继续拥有该欲望，并且意图通过做该行为来满足这个欲望，b.这个主体继续更偏好这个行为而非其他的行为，而她相信这些其他的行为对她也是开放的。[11]173-200 让我们来解释这些条件。第一个条件规定，这个对行为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理由解释。理由解释是用主体的意图来解释行为，而主体的意图是由其欲望和信念构成的。我先有做某件事情(比如说讲真话)的欲望，而且我也持有这样的信念，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讲真话)，就会满足我的欲望。在这里，意图就是行为的理由，我们通常都是出于某种理由而做某件事情的。 但是，我们行事的时候，可能有不止一条理由。比如说，我有吸烟的不良习惯，但现在我有很多理由来戒掉它(吸烟损害健康，家人反对，香烟变得更加昂贵等等)，也有很多理由不戒掉它(已经形成了习惯，带来欣快感，还没有感受到损害健康等等)。这样就需要第二个条件来规定，与其他理由相比，行为主体更偏好这个理由(如身体健康的欲望)，并且相信，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戒烟)，那么就会满足我的欲望(改善我的健康状况)。也就是说，第二个条件把其他的选项(理由)排除了。 理由解释为行为提供了一个先在的理由，在这种意义上，这个行为是由先在的理由决定的。但是，这个理由本身也应该有其理由，而这个理由的理由还应该有其理由。如果这样，就会出现理由的无限后退。另外，我们应该注意，理由解释的核心问题是自由与道德责任。我们为行为提供理由，是想以此表明，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并且对此是负有责任的，从而应得其赞扬或责备。但是，如果我对某个行为是负有责任的，这不仅要求我对其理由是负有责任的，而且也要求我对理由的理由也是负有责任的，以此类推，可以一直追溯到我的出生之前。但是，要我对自己出生之前的事情负责，这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因果解释”的拥护者就必须切断这个无限后退的因果链条。第三个条件的目的就是切断这个因果链条，它规定行为是由主体的自我活动引发的，从而把行为与主体直接联系在一起。 理由解释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做(或不做)某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做(或做了)这件事情。比如说，大多数吸烟者都知道并且也相信吸烟有害健康，但是没有几个吸烟者能够真正戒掉。这意味着某个理由可能是某种行为的原因，也可能不是该行为的原因。或者说，理由解释可能是因果解释，也可能不是因果解释。如果一个理由解释不是因果解释，那么它就没有为该行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释。第四个条件的目的就是保证行为与其理由之间具有一种因果关系，从而确保这个理由解释也是因果解释。 在当代自由论的道德理论中，“因果解释”理论处于主流地位，大多数自由论者都属于因果论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因果解释”理论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受到了相容论者和决定论者的攻击。概括地说，这种“因果解释”理论具有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主体是什么?因果论者大都承认“自由意志”的存在，都主张这种“自由意志”引发了行为，从而也都面临如何解释“主体”或“自我”的本体论问题。一个行为(如“我举起了这个茶杯”)可以用物理事件的因果链条来加以解释(如“我渴了”)，而这些物理事件可以是身体内部的生理过程和神经过程。用“主体”、“自我”或“自由意志”来引发行动，这意味着用某种非物理的实体来解释行为。如果这样，那么“因果解释”理论需要以实体二元论为基础。但是，当代哲学家大都相信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对世界的解释，相信物质一元论，从而在道德理论中没有二元论存在的空间。为了避免二元论，奥康纳把传统上的“自由意志”称为“主体因果力”(agent causal powers)，而这种力是在生物有机体的层面上突现出来的。[12]342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突现论”，它在实体层面是一元论的，在属性层面是二元论的。对于“突现论”是否能够解释人类的意识(以及意志)现象，无论是在科学家还是哲学家中间，都是有争议的。 其次，主体引发了什么?一些哲学家主张，主体引发的是事态，而他们所说的事态在性质上是神经生理的；而另外一些哲学家认为，主体引发的是行为。两者都拒绝用精神范畴来解释行为。其他一些因果论者则主张，主体引发的是意志或意愿。而奥康纳认为，主体直接引发的是意向状态，意向状态产生出行为。[12]348在这个问题上，“因果解释”拥护者们的观点既是模糊不清的，又是充满争议的。 再次，主体与其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因果解释”理论既是一种理由解释，即用理由来解释行为的原因，也是一种最终解释，即主体是行为的终极起源。但是，这两种解释是冲突的。理由解释假定，任何行为都服从于因果关系，都是由先前的事件引起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因果序列，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原因的理由必然引起该结果。但是，最终解释假定(这也是自由论的要求)，主体与其行为之间的关系是非决定论的。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决定论的，而这种非决定论意味着主体可能选择A行为，也可能选择B行为，那么就会导致两个结论：第一，主体的选择是任意的，无论是选择A还是B，都是一件运气的事情；第二，如果主体选择什么是任意的，那么解释该选择的理由与其选择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即理由作为原因并非必然地引起该结果。 最后，因果链条在哪里停止?对于任何一种因果解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都会面临因果链条的无限后退问题，为此，自由论者必须让这种后退在某个地方停下来。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自由论者可以主张这个停止点是主体，而主体是不动的推动者，它是所有行为或事件的原因，而自己则没有原因。如果这样，那么这些自由论者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由于主体做什么是或然的(非决定论的)，所以他与其行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自由论者也可以主张这个停止点是意志的努力，它引发了行为或事件，但自身是自由的。但是，这种主张面临进一步的问题：这种意志努力本身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产生于先前的意志努力?一方面，如果这些哲学家主张这种意志努力产生于先前的意志努力，那么这就会导向无限后退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哲学家主张意志努力不需要诉诸先前的意志努力，那么这种作为停止点的意志努力本身看来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13]373无论是哪一种选择，“因果解释”理论都处境困难。 让我们对上面的分析和批评做一个总结。在自由与道德责任的问题上，自由论者要想证明自由论是一种合理的道德理论，他们需要提供两个论证。首先，他们需要证明自由和道德责任与决定论是不相容的，为此提出了“后果论证”。后果论证由两个基本观点构成：第一，“能够做别的事情”是自由和道德责任的前提条件；第二，决定论与“能够做别的事情”是不相容的。但是，这两个基本观点都是成问题的，因为很多例子表明，一方面，自由和道德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不以“能够做别的事情”为前提，另一方面，决定论与“能够做别的事情”也可以是相容的。其次，自由论者需要证明自由和道德责任与非决定论是相容的，为此他们提出了关于行为的“因果解释”。因果解释的问题在于它会面临因果锁链的无限后退，因此自由论者必须让这种后退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如果他们选择的停止点是主体，那么这种自由主体与其行为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他们选择的停止点是意志的努力，那么这会导致这种努力从何而来的问题，即努力本身也会出现无限后退。因此，自由论者为其道德理论所提供的两个论证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 ①因为人们负有责任的事情是各种各样的，所以也存在不同的责任，如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等。我们这里所说的责任，是指道德责任。 ②Libertarianism这个词有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两种含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它代表极右翼的自由主义，因此我一般把它译为“极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它传统上通常被译为“意志自由论”，但是鉴于当代道德哲学关于自由和道德责任的讨论与“意志”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把它翻译为“自由论”。 ③这就是戴维森对理由解释提出的著名挑战。为此，他区分了两种“理由”，一种是“一个主体有某种理由去做某件事情”，另外一种是“他出于这个理由做这件事情”。前者属于非因果论的理由解释，而后者属于因果论的理由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