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不平衡下的空间结构性通货膨胀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通货膨胀论文,对策论文,发展不平衡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空间结构性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把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结构性通货膨胀三种类型，而且认为这三种通货膨胀的宏观基础是一国经济是以要素和商品可以充分流动的统一的市场的同质的经济，因而对一定时期的通货膨胀治理也是采用同一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这种通货膨胀理论忽视了一国经济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就是一国经济的不同质性，从而在不同的区域在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和表现形态也存在差异。
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各个区域的经济之间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市场，各个区域的经济主动的活动方式、资源配置方式和产业选择也都不同，也就使得不同的区域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的起始时间和程度不同。主要表现为：发达地区的经济主体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更具有活力，在宏观经济启动时，发达地区较早地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而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由发达地区拉动的。与此同进，通货膨胀又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发达地区的通货膨胀的性质，相同的通货膨胀，也就说具有空间结构性的特征。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达地区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在宏观经济走出底谷时，发达地区的经济首先启动，投资开始增加，物价随着投资扩张及经济增长加速而上涨，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随即，迅速增长部门的产品需求急剧上升，就业水平也很快提高，使区域内其它部门的工资也上升；另一个方面，由于要素价格的提高，吸引了区域外要素的流入，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入使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要么增加在短期内实现要么使用的租金提高，结果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发达地区无论从基础设施成本还是从生产要素成本看，都构成了潜在或公开的通货膨胀。
（二）落后地区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在现代信息系统下，落后地区居民被发达地区富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和高消费的水平所敲醒，他们希望能参与这种生活方式。但是，不发达地区的许多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太低，生产水平没有能支持这种需求，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其次，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大量流入发达地区，汇入的货币进入不发达地区，产生了由“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落后地区这种消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和发达地区的投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又具有不同的性质。
（三）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通货膨胀的传递
由于经济增长是由发达地区先启动并带动落后地区，而且，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的联系也造成了通货膨胀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传递。这种传递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当经济增长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辐射时，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已经上升，从而不发达地区在经济增长的一开始就面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2、 不发达地区的产品由于发达地区的强大需求而导致出口增加，使出口部门实际生产成本上升，区内的产品供给不足，因而区内的物价水平上升；3、 不发达地区的产品主要是需求弹性和附加值都很低的初级产品，而发达地区的产品是需求弹性和附加值较高的深加工产品，落后地区在区际贸易中的地位使发达地区的通货膨胀更容易向落后地区传递。
以上三个方面的通货膨胀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特征：1、 一国内在不同的区域存在不同性质的通货膨胀是由于不同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即只要存在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就可能存在以上三个方面的通货膨胀；2、 以上三个方面的通货膨胀虽然都可以是归结为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但是，它们在空间上并存，更具有结构性的特点，所以可以称为空间结构性通货膨胀；3、落后地区的通货膨胀的原因较复杂， 而且对其经济增长的损害也更严重；4、 空间结构性通货膨胀由于其各个方面具有不同性质，难以用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治理，或者说，用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统一的货币政策来治理成本过高。
二、1991年以来，我国空间结构性通货膨胀及治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以效率优先的区域差别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运行方式和资源配置上率先采用市场机制，在市场反应和产业竞争方面有较高的效率，经济也更具有活力，再则，沿海地区的政府对当地经济发展采取一系列的减免税收和其它刺激投资的政策，使当地的经济活力增强。西部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束缚较重，经济主体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为主，加上地方政府税源较少，为维持财政运行，要增税，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人才和资金外流，导致生产难以提升，而且，一段时间里没能与东部同享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经济活力也就不如东部沿海地区。
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从92年开始加速。东部地区率先启动经济增长。在增长加速的初始点，中西部大部分省区与沿海主要省区的工业增长水平基本没有什么差异。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趋热，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增长率差异急速扩大，到了1993年8月， 沿海省区工业总值增长超过30%，高出全国平均增长率在10个以上百分点，同时，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贵州、云南等西部省区大多数月份的工业总值增长率在10 %以下，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 个以上百分点。 在宏观经济过热的1992年底至1993年上半年，中西部省区与沿海省区的工业增长率差异扩到30～40多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经济过热时期存在着东部沿海省区经济增长过快，西部省区却经济增长过慢，而全国的经济过热主要表现在东部。
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通货膨胀也表现出空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特征。
在经济增长的前期，东部沿海地区的物价随投资的扩涨和经济增长加速上升而争剧上扬，1993年的物价由92年的5.4%上升到13.9%， 上涨的成份包括消费品价格节节上扬；服务项目以27.9%的幅度急升；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达33%左右，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4%。其中除消费品价格成份外，主要的涨幅都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扩张而带来需要拉动和成本推动相关。在经济增长的中、后期，通货膨胀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辐射，因而形成东、中、西物价涨幅差距缩小，但依然在高位徘徊。1994年全国的通货膨胀率为24.1%，物价涨幅较大的成份包括农村物价逐月攀升，其中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上涨较猛；服务项目价格涨幅持续居于高位，农业生产资料涨幅居历年之首，但工业品的价格趋于稳定。以上成份中既有东部向中西传递的因素，也包括非空间结构性因素。到了1994年11月份与上年周期相比，东、中、西部的物价上涨率分别为25.2%、27.6%和29.3%，形成西部物价涨幅高于东部局面。1995年，宏观经济“软着陆”取得成效，物价控制在15%的涨幅以内，为14.8%。但从涨价结构来看还表现中西部地区涨幅高于东部地区，东部零售价格指数为11.98%，而西部是16.7%。从全国来看， 经过适度紧缩的调控以后，无论是物价还是增长率都回落到较合理的区位，但是，从西部来看，却出现了物价过高而增长率较低的局面。
1993年下半年实行紧缩措施以后，东部多数省区物价从高峰下落，而中西部多数物价反而急速上升，到1994年底上升达30%左右，而与此同时，中西部却和东部一样，投资和工业生产受到压缩，增长率下降，并且由于投资和消费需求降温，产品销售市场趋淡，使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结果，刚刚开始恢复较高增长的中西经济又被迫降下来。产生明显不良的后果。可以说，全国的“软着陆”成功很大部分都是损害中西部的正常增长为代价的。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经济中，各区域的经济主体的活力不同，经济行为方式不同，用统一的货币政策会在不同的区域产生不同效应。首先，同一货币政策在不同的区域力度不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是效益较好的非国有经济，它们较适应市场经济原则，自有资金比重较高，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对市场信号反应较灵敏，所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能激发其活力，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其增长和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有降温作用，西部经济主体是以经效益较低的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一般来说对很行信贷资金依赖较大，但是适应市场的能力较差，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经济启动迟缓，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给其经济增长带来的打击却是沉重的，一方面是产品积压，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其次，同一货币政策调节的能力不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金融化程度较高，金融市场发展较成熟，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外资引入也较多，对经济紧缩的减震能力较强，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对经济紧缩的减震能力较弱。第二，东西部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的性质、程度存在差异，用单一的货币政策调节，效果也不同。东部地区的通货膨胀较接近于市场经济成熟下的通货膨胀，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宏观货币政策，对其的调节更能达到预期效果；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较复杂，通货膨胀的因素也较多，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其的调节效果不明显，甚至出现通货膨胀较高而经济增长被过分压低的局面。
总之，用统一的货币政策调节空间结构性通货膨胀成本过高。因而，如何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下治理空间结构性通货膨胀，一方面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另一方面又不过份打击中西部经济正常增长，是宏观经济调控所面临的新课题。
三、空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对策设想
空间结构性通货膨胀产生的基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短期内缩小东西差距是不现实的，所以空间结构性膨胀也将较长的时期内存在。
从以上的分析中，主要的矛盾在于统一货币政策对治理空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成本过高。因为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根据是最适度的货币区。最适度货币区是指在区域内实行单一货币，区域内的市场充分发展，区域内的两个地区进行正常的交流，一旦发生大的经济波动，不会引起一个地区的长时期过份发展而另一个地区的过低发展。在这样的区域内实行单一货币政策的成本为零。但是，当经济发生大的波动时，一个地区的过度发展和另一个地区的过低发展的现象难以避免，这时整个大区域内（相当于一国内）奉行单一货币政策成本大于零，如果这种情况下，所付的成本能通过支付得到补偿，而且这种转移支付是可以接受的，则区域内（即一国内）单一货币政策仍可继续；如果财政上的转移支付和资金转移政策，仍然无法恢复原来的正常发展，则必须引入一个灵活的货币和金融区域政策。
在我国目前的不平衡发展状态下，显然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最适度货币区，又由于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有限，财政转移支付也不能维持区域间的正常发展。所以，灵活的货币和金融区域政策的引入是必然的选择。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建区域性中央银行。在经济发展同质性较强的区域内建立跨省、区的区域性中央银行，区域性中央银行在中央银行总行领导下，制定适合本区域经济增长的区域性货币政策。
（二）在加快东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同时，在中西部地区适当地建立区域金融中心。使其成为区域资金调拔、清算、融通和配置的中心，又是区域性货币政策执行的主导力量。并且，在中西部建立符合本地区发展的金融体系，使之成为区域内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三）在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方面，实行不同的调控力度和采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来控制货币供应量。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状况和通货膨胀情况，一般地，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在东部适当紧些，而在中西部则适当松些，并辅之以非货币的结构性调整政策；根据东西部经济主体对市场信息反应不同，东部的货币供应量调控手段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准备金率制度、再贴现率制度和公开业务为主，而西部地区应侧重于信贷规模管理；在利用准备金率制度时也要考虑不同区域的货币派生机制，实施不同档次的准备金率。
（四）根据各个区域经济主体的承受能力，实行不同的利率政策，增强利率弹性。如在东部可以实行较高的贷款利率标准，中西部则采用相对较低的贷款利率标准。
灵活的货币和金融区域政策的核心是根据各区域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相关关系，使各区域的通货膨胀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又不影响各区域经济的正常增长。
此外，还应该辅以灵活的财政政策和非货币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并且促使中西部的经济主体向适应市场机制的方向转变。为降低通货膨胀的区域传递，可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确定它们的物价上涨上限，来约束当地政府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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