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南下时致汤用彤函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时致汤用彤函考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8年底，胡适匆匆南下前，留下便函委托汤用彤和郑天挺共同维持北大。现行有关传记、文章对此函往往辗转引用，在文字、日期等方面错讹迭生，有鉴于此，今据原件，全录如下：
锡予、毅生两兄：
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弟胡适 卅七、十二、十四①
该函所涉事件的前因后果诚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公案。作为中国继梁启超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胡适离校出走是备受北平乃至全国，甚至国际知识界共同关注的大事。他当时怀揣怎样的心境，如何忍心撇下凝聚着他光荣与梦想的北大，像“过河卒子”一去不回头？汤用彤又是如何落实维持好北大的承诺？对此，相关记述大多支离，且说法各异。只有根据胡适致汤用彤等当事人有关函电和历史档案等一手材料提供的信息，详加考证，才能抽丝剥茧，弄清事实真相。兹将相关背景和具体经过阐述如下。
一、胡适委托汤用彤主校始末
1949年改天换地之际，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无不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并从中透显出时势是如何强烈影响个人命运的。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于北平的知识群体来说，是一重大分野。这对那些燕处超然，醉心学术，埋首于象牙塔的学者，是必须做出人生抉择的时刻了。
1948年夏，汤用彤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讲学已满一年后，又收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但因他与胡适有一年之约，故决定谢绝哥大的邀请，如期返回烽火连天的祖国。汤用彤于8月到达北平后不久，战略性大决战辽沈战役即于9月12日打响。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全国军事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解放军遂在华东、中原发起淮海战役，在西北也将胡宗南集团压缩于关中地区。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挥师入关，更使孤悬于平津一带的华北伪“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集团面临被合围之势。29日，平津战役开始，毛泽东对北平暂实施“围而不打”的战略部署。
在北平行将被围之际，南京政府急令北大等校南迁。胡适反对迁校，认为北大离开了北平就不能叫北京大学。11月22日，他在蔡孑民纪念堂召开校务会议，表示不考虑迁校，拟由教授会来表决。24日，胡适与汤用彤主持教授会讨论并正式通过不迁校的决议。12月13日，他还在筹备拟于17日举办的北大校庆，并为50周年校庆特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叙述北大自戊戌诞生以来的历史，饱含深情地祝愿“北大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正如他度过50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当天，解放军开始围城，迫使傅作义陆续将部队撤至城内。南京政府特派陈雪屏飞抵北平劝说胡适南下，但他仍不忍离弃北大，陈只得飞回复命。中共北京大学地下党汪子嵩请郑昕转告胡适，希望他留下来，胡适始终未表态。吴晗也多方努力挽留胡适，但均未奏效。②
12月14日晨，胡适准备照常到校办公，未及出门，忽接陈雪屏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力劝他离平南下，并称即将有飞机来接。胡适表示外寇来时可以撤退，现是内战，怎好丢开北大不管。10点到校后，又接到陈雪屏发来的电报：“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③郑天挺和周炳琳均劝胡适走。深知势态结局的蒋介石也连发电报敦促胡适南飞，称时间紧迫，不容拖延。事已至此，胡适不便固执己见。12点回到家，陈又来电报催促，并请他约陈寅恪一同南下。胡适托邓广铭找到前一天刚入城躲避战火的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同行。陈寅恪答道：“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跟胡适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④胡适仓皇间来不及向同事们告别，行前只给汤用彤和郑天挺留下便函，成了他的诀别之言。函中所谓“连接政府几个电报”命其立即南去，这才“毫无准备地”临时决定南下。联系胡适当时的状况来看，应非托词，而是实情，因他此前一直表示为北大不考虑离开。午后，胡适、陈寅恪两家乘校车出发，行至宣武门，士兵不放行，打电话找傅作义，因其正忙于和战大计而未联系上。面对郊外激战、城门紧闭的危乱局面，他们只好返回东厂胡同胡宅。当晚，胡适表示如果明天走不成，就决定不走了。陈寅恪在胡宅对前来话别的邓广铭和郑天挺彻夜长谈时说：“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⑤半夜子时，傅作义给胡适打去电话说：“总统已有电话，要你南飞，飞机今早8点可到。”胡适说为不能与其一起留守北平而甚感抱歉，傅表示谅解。
12月15日，由于解放军已控制了南苑机场，胡适一行先乘车于8点到中南海勤政殿等候。傅作义下令部队猛攻，暂时护住了机场。于是，胡、陈两家立即换乘傅作义的车于下午2点出发，3点多赶到南苑机场。胡适偕夫人只带一个小包袱装着其父的遗稿、自己的几本手稿和一部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别无长物，走得干净利落。同机者还有英千里等教授。胡适次子胡思杜却拒绝南下，留下看家。飞机起飞不久，机场上就落下了几颗炮弹，此行相当惊险。当晚六点半，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陈寅恪自忖将与此地永别，心绪难平而赋诗云：“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悤悤更可悲。”⑥竟一语成谶，此后他们再也没回过京华故地。陈寅恪向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准则，虽与胡适同行，但只在南京住了一晚，次日便举家赴上海，并在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接应下，乘船于1949年1月19日到达广州。次日，岭南大学校报就报道了聘请到陈寅恪来校任教的消息。
1948年12月17日，正当汤用彤为首的校委会在北大举办校庆纪念会时，胡适在南京也应邀出席当地校友会举办的“北大50周年校庆大会”。会上他称自己“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是“一个弃职的逃兵，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当场泣不成声。胡适的生日恰巧与北大旧校庆同日，蒋介石夫妇在官邸设宴特邀胡适夫妇为其祝寿。自27岁任北大教授三十年以来，胡适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北大的事业。唐德刚曾说，胡适有三大爱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大学。胡适晚年遗嘱将他留在北平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北大，而在其葬礼上，身盖北大校旗，诚可谓同北大“生死”与共了。从中亦可见胡适函中所说“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实发自肺腑。
二、汤用彤在围城中的历史抉择
胡适弃校而去的消息传开后，一时骂声四起。学生自治会向胡适发出电报，“促其即刻筹款归来主持校务”，许多教授也主张给胡适写长信问责。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则面对前来挽留他的学生代表大发雷霆，因他认为人们谣传他将效法胡适南飞，简直是一种侮辱。胡适一走，北大没有了校长，群龙无首，一时成瘫痪状态。北大教授会随即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校务委员会以主持学校各项事宜。通过选举，深孚众望的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务委员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由于汤用彤的学术地位和宽厚温和的醇儒本色，使他在北大师生中享有崇高威望。能够稳定大局者，非其莫属。尽管汤用彤素喜清净，不愿卷入行政事务，此前也曾多次坚拒做校长，然而在此重大历史关头，他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行使校长之职，充分表现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高风亮节。正是考虑到汤用彤的责任心和影响力，胡适走前还曾单独留一信，请汤用彤出面主管北大。对此，汤用彤虽婉拒，但他对那封共同维持北大的便笺，则表示“还是人多些好”。于是，周炳琳也进入领导核心小组，与郑天挺一起成为汤用彤主持校务的左膀右臂。12月16日，即在胡适走后的第二天，北京大学召开第74次行政会议，决议推举汤用彤、郑天挺和周炳琳三先生为行政会常务委员。17日，在校庆会议上宣布，北大校务由汤用彤、郑天挺和周炳琳三人小组负责维持。⑦
当北平逐渐沦为孤城时，蒋介石已然看清其结局。在抢运故宫珍宝和国库黄金的同时，他也制定了“抢救”知名学者计划，并委派傅斯年、朱家骅、蒋经国等人负责实施。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南下：院校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者、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汤用彤符合其中三项标准，所以被列在第一份名单里，属重点“抢救”对象，而胡适四项尽占，自是“抢救”之首选。胡适一下飞机也立即投入策划“抢救”的工作，并致电汤用彤，请他主持空运同人事宜，还表达了对自己离职的极其愧疚之情。17日下午，汤用彤收到了胡适的这封电报：
安抵京，即与家骅、孟真、雪屏筹划空运同人事，必须获得傅总司令协助始有效，请兄与梅袁二校长切实主持，并与实斋兄密切联系。另电详达。此次在校庆前夕远离同人，万分惭愧。适。⑧
胡适刚到南京即专门致电汤用彤委以重任，说明他还是期望汤用彤能代替他在北平的职责。由于胡适所说另一封电报至今尚未发现，汤用彤与梅贻琦等人如何共同落实此计划的情况不详。但通过现存梅贻琦与汤用彤等人的通信，我们仍可探知北大与清华在此时的一些密切合作。
梅贻琦南下前夕致函汤用彤、郑天挺和周炳琳，请他们照料留在城内的清华师生，诸如商请北大垫借清华教工底薪，北大如开课“请令清华学生依班寄读，俾得完成本期学业”(清华已于13日停课)等事。梅贻琦把重要事情安排妥帖后，才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如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和清华杨武之等24位教授，从容有序地走上接他们的飞机。12月21日中午，他们从刚建成的东单临时机场起飞，傍晚抵达南京。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⑨此后，汤用彤继续负责组织人员南飞，并收到政府派人送他的两张机票。他的去留和态度势必影响其他学者的选择。若其南下，学者们或将蜂拥南去，而刚刚成立的北大管理机构也将面临解散。经地下党竭力挽留，加之师生们的信任，汤用彤决定留下来，履行校长职责，与北大师生共济时艰。在其影响下，北大等校绝大多数教授也选择了留下。
由于围城期间大批国民党军队紧缩至城内难以容身，遂到处征用民宅，胡宅亦不断有军人要来强住。汤用彤和郑天挺为保护胡适留下的藏书和手稿不受损失，于是想出办法，约请胡适的几家名人朋友住进胡宅，以免遭乱兵侵占。⑩傅斯年深恐他在北平苦心经营的大批图书资料无法受到妥善保护，遂于1948年12月28日致函北京大学请求派员接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留下的所有图书、房屋和器具，并全权支配其人员编制和工作。汤用彤接函后随即召开行政会议，决议成立由汤用彤、梁思永、余逊、王重民和张政烺组成的保管委员会，负责接收保管事宜，并于1949年1月10日下发了汤用彤亲自起草的任命通知书。12日，汤用彤指示北大复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意照办，同时以胡适的名义致函南京教育部备案。(11)
围城中，北平地下党发动各界群众，开展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使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成为当时人民群众的一致要求。陈国符等北大教授纷纷集体上书和平请愿。1949年1月中旬，在北平和平抉择的最后关头，傅作义托华北伪“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出面，通过《大公报》记者徐盈邀请汤用彤、郑天挺、周炳琳和杨振声在邓家吃午饭，探询教育界对局势的意见，以作定夺。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保全北平，以民意为依归(即和平解放)，邓亦表示赞同。几天后，傅作义又在更大范围内约请北大等校文教界名人20余位到中南海座谈，大家亦皆如此表示。当天散会后，傅作义正式指示同意与解放军签订和平协议。在中共的耐心工作及各界开明人士的开导和敦促下，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旨。傅作义有儒将之风，素敬重文化教育界人士，常虚心求教。这是他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将领的明智之处。在此关键时刻，倾听民意做决策是需要魄力的。因为他不仅要安定全市二百万人民，更要应付市内的蒋系军队和特务。这两次聚会，傅作义不仅是在集思广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让这些社会名流替他做工作，为其宣传拟采取的和平行动。到月底，傅作义召集各大学及其他机关负责人宣布和平解放之事，并说次日晨有飞机去南京，愿走的仍可以走。汤用彤决意坚守岗位，保护学校，迎接解放，领导北大度过新旧更替的过渡时期，把北大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
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进入西直门，与傅作义部第104军交接防务，北大部分师生前去欢迎。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一震惊中外的伟大事件，终结了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使华北地区获得解放；它创造的“北平方式”成为和平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并使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定都奠定了基础。2月2日，第4纵队后续部队入城，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也同时入城办公。2月3号上午，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北大组织师生上街列队热烈欢迎。同日，汤用彤代表北大，接受新政权管理。
“抢运学人计划”原以为会有许多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来，结果来了许多局外人，像汤用彤的机票就送给了一位家在南方的远房亲戚。而“抢救”名单上的人多转向进步，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5架飞机，却应者寥寥。蒋介石懊恼不已，只得停止飞机“抢救”。傅斯年为想接的朋友大多没来而大失所望，长吁短叹。胡适闻讯，出于复杂矛盾的心情，大哭了一场。胡适之哭，诚为千古一哭；傅斯年之叹，亦是千古一叹。此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似已预示出文人命运的未来走向。但此后傅斯年一直未放松“抢救”大陆学人的努力，从1949年初直到年末，甚至1950年初，屡屡邀请郑天挺、汤用彤、罗常培、向达、周一良、沈从文和在岭南的陈寅恪赴台，只是受邀者出于多方面考虑未作响应。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绝大多数未走，各所仅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最终，或走或留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分水岭，个人命运皆由是而泾渭分明。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自此天涯各西东。1949年4月6日，胡适在拒绝了蒋介石为他安排的驻美大使等政府要职后，从上海坐轮船赴美，一去不复返。但汤用彤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在图书馆依然为胡适保留了一个职位。中央政府对胡适的劝归工作一直持续到1962年胡适去世才终止。
解放初，周恩来听取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关于高校人才情况的汇报后，欣喜地说：“你把教授们都留下来了，一个也不肯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叫‘留人’(刘仁谐音)呀！”不久，毛泽东举行招待会，邀请汤用彤等各高校的负责人参加，予以亲切接见。(12)中国革命胜利时，专家学者大都选择留在新中国。有些人明明可以走，甚至机票送到手也都没去，而且还有许多海外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回国报效。这同俄国十月革命时大量知识分子外流的情况截然相反。汤用彤留下来的原因较有典型意义，汤一介先生将其缘由归纳为三点：“一是国民党非常腐败，跟他们走没有什么希望；二是父亲的很多学生是地下党，比如汪子嵩当时已经是助教了，他们做工作要父亲安心留下来；三是胡适临走留信拜托他维持北大。父亲已在北京大学待了近二十年时间，对北大有很深的感情。同时他也觉得，大家都走了，北大谁来管？现在，我甚至可以认为父亲那时会想他们这一批学者留下或可维持北大的传统。”出于对北大这片学术圣地的深爱和依恋，汤用彤拒绝了胡适和国民党政府的南下邀请，毅然选择了留下。而且，胡适拜托他“维持”北大一事，他也尽力做到了，切实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
三、汤用彤长校期间的新北大
解放军入城后，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召集各校代表开会，北京大学由汤用彤和郑天挺参加。2月28日，文管会主任钱俊瑞等十人到北大，与汤用彤及师生员工代表在孑民纪念堂开会，商谈接管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北京大学诸问题。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大，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当天下午，接管大会在民主广场举行，汤用彤致词表示欢迎。钱俊瑞宣布正式接管北大，并讲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同时宣布：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立即解散；取消训导制和党义等反动课程；学校行政事宜由汤用彤负责。会后，文管会代表和北大师生员工一起举行庆祝游行，先绕场一周，然后出西校门环行景山，复人民主广场。4时30分，在“庆祝北大新生”、“北大新生万岁”的口号声中散会。(13)次日，周炳琳致函校委会主席汤用彤，要求辞去各项行政职务，专任本校教授。
北大的接管可以说是成功的，它对全国其他大学的接管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安定作用。据贺麟回忆，北平解放不几天，汤用彤与郑天挺、周炳琳等北大主要负责人和各院长，联名写信给南京的胡适，告知解放后北大师生们平安无事。(14)该函可算是对胡适临别嘱托的一种圆满交待。3月14日，胡适在南京收到汤用彤、郑天挺、周炳琳、饶毓泰等北大老同事联名发来的问候函，他在日记中用“喜极！”来描述见信后的欢欣。(15)只是信里未见原北大训导长贺麟的署名，胡适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颇为担心。其实，汤用彤等人当时因顾虑贺麟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所以没有找他。
为加强集体领导，更加有效地推行和改进校务，北京大学于5月4日，成立了由汤用彤、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费青、樊弘、饶毓泰、马大猷、俞大绂、胡传揆、严镜清、金涛、杨振声、郑天挺、俞平伯、郑昕等十九位教授，两位讲师、助教代表俞铭传、谭元堃，两位学生代表许世华、王学珍，共二十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汤用彤任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主席，每月给与相当于1500斤小米的优厚待遇。在常委中，有始终拥有政治热情的九三学社理事长许德珩教授、有在西南联大不畏暗枪威胁而登台演讲的钱端升博士、有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教授，还有历史学家向达、化学家曾昭抡、袁翰青、讲助代表俞铭传、学生代表许世华。军管会同时宣布：学校行政工作从即日起由新成立的校务委员会领导；任命曾昭抡为教务长，郑天挺为秘书长(16)，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钱端升为法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胡传揆为医学院院长，向达为图书馆馆长。(17)5月9日，文管会宣布：派驻北大的军管代表和联络员，因校务委员会的成立而决定撤销。新一届校委会较胡适刚走后的校委会人员(18)多有增加，当与汤用彤所说“还是人多些好”的建议有关。同日，周恩来到北大，在孑民堂与汤用彤诸教授座谈(19)，并由周恩来主谈新民主主义教育和外国文化中国化等问题。他的为人、气度和见识让汤用彤深感敬佩。周恩来十分熟悉和理解知识分子，与汤用彤一直保持着联系和友谊。(20)
5月13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长叶剑英正式任命汤用彤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文学院院长。(21)6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任命汤用彤、黄炎培、郭沫若、徐特立等人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22)。当时北大不设校长，亦未实行后来的党委负责制，校务委员会遂成为北大最高领导机构(23)，并一直延续到1951年马寅初来接任校长后为止。因此，在北大校史上，都把汤用彤排在胡适之后、马寅初之前的校长行列，成为北京大学第二十二任校长。而且，汤用彤既是“老北大”的末任校长，也是“新北大”的开山校长。从孙家鼐出任管学大臣，到汤用彤担当校务委员会主席，百年的北大历史，至此刚好半个世纪。
解放初，政府对各校采取“接而不管”的政策，北大各项事宜仍由汤用彤负责。他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为建设新北大颇费心血，以至于不得不忍痛舍弃了自己钟爱的学术研究。汤用彤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工作十分繁忙，除领导学校日常的教务、行政、后勤工作外，还要筹建工会等组织，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运动，组织师生员工参加各类游行及声援抗美援朝等活动，并经常请中央领导、知名人士、战斗英雄来做报告。汤用彤曾邀请陈毅、陆定一、周扬、谢觉哉、艾思奇、范文澜、胡绳等到北大作讲演，并聘请卞之琳、张志让、沙千里、千家驹、沈志远、楚图南、何干之、薛暮桥等专家来校任教。(24)熊十力由于对国民党不满意，但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因此他于1948年底由浙江大学南下广州，并反复权衡自己的去留。当他获知北平解放后社会稳定，特别是老友汤用彤长校北大，这才打消了疑虑，决意留在大陆。1949年10月25日即广州解放的第十天，熊十力致函汤用彤，询问能否重回北大教书。次年初，熊十力在叶剑英、董必武、郭沫若的关照下北上，汤用彤安排他仍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授，并予以格外照顾。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汤用彤作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25)会议讨论通过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并作为首都。在筹备新北大第一次校庆之际，应学生会的要求，经汤用彤和郑天挺协商同意，决定以北大全体师生的名义，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他回来参加校庆，并请他给北大校徽题字。信于12月12日发出，当时毛泽东正在访苏。次年他回京不久即于3月17日，把亲笔书写的校徽题字函件，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送到了汤用彤的校长办公室。北大校委会当即决定在全校师生中广泛征求校徽图案，随即制成长4厘米、宽1.5厘米，印有红底白字和白底红字两种长方形校徽，分别由教工和学生佩戴，并沿用至今。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为高校题写校徽，反映了他对北大的特殊情怀。从1917年蔡元培请鲁迅设计并书写篆体“北大”两字的竖牌校徽到毛泽东题写的“北京大学”横牌校徽，这两枚校徽的延续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大的光荣历史。
在新北大首次校庆的前一天，《北大周刊》刊出汤用彤纪念校庆51周年的文章，一方面批评老北大的“为学术而学术”脱离现实的弊端，一方面力图重新阐释“兼容并包”口号。(26)12月17日上午，在三院礼堂举行51周年校庆纪念大会，教育部长曾昭抡、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到会祝贺。汤用彤致开幕词，回顾了北京大学的历史，特别是再度着重分析了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兼容并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进步作用。他说，今天，按此精神，凡古今中外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文化均可包容，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流毒则不能兼容。愿全体北大人在怀念过去、瞻望将来之际，同心协力担负起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任务。针对当时与老北大传统彻底决裂的激进主张，汤用彤总是维护和发扬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力图阐明在尊重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寻求新机制在旧体制内的渐进成熟的规律，以实现新旧思想的平稳过渡。历史的发展证明，这正是实现传统教育现代转化的最为稳妥和有效的途径。汤用彤自早年留学时即积极支援国内的五四运动。他晚年的一篇读书札记末尾，将日期记为“5.4前一天”而不写当日的日期。这都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他对五四精神的契赏。由于新北大的校务委员会成立于“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日，又鉴于原校庆日12月17日，天气太冷、期末较忙等原因，经汤用彤提议并最终确定以每年的5月4日为北大校庆日。这样既能发扬“五四精神”，又利于校友返校。
当新北大的运行基本步入常规后，汤用彤多次提出辞职。他在卸任前，推荐李四光来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因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而改成马寅初。北大校史上把汤用彤长校离任时间定在1951年9月，而马寅初就职校长典礼则为1951年6月1日。(27)这看似矛盾的日期，实际上反映了北大领导机制过渡时期的特点。6月18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学，政务院第89次政务会议已通过汤用彤为北京大学副校长，除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外，请即通知先行到职。(28)9月3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府字第3984号”令，正式任命汤用彤为北京大学副校长(29)，至此北大圆满实现了领导体制的新旧更替。因此，不少论著往往把马寅初任校长的起始时间写成1951年9月。(30)此后，汤用彤负责主管基建(31)和财政，助手为张龙翔(32)，虽学非所用，仍勤恳工作，直到病逝。另一副校长由党委书记江隆基兼任，实际上汤用彤也兼管教学和科研。他同时继续兼任文学院长，并在钱端升外出参加土改期间曾任代理法学院长。这一时期，北大师生心情舒畅，朝气蓬勃，干劲十足，都希望为新北大尽一点自己的力量。全校充满着喜气洋洋的气氛，北大各项建设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总之，汤用彤主校期间，顺承历史使命，继往开来，使北大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此过程中，他为保护学校安全、维护北大学风、推动学校改革和学科建设、优化教师队伍、争取各界对北大的支持、响应国家需要、配合统战等工作尽心尽力，使得北大渡过了新旧交替、革故鼎新的关键阶段，为北大的新生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我们综观汤用彤一生的思想和作为，正是百年来“中国梦”和“北大梦”的鲜明体现，研究汤用彤长校期间的北大校史，对于我们今天继续“实干兴校”，更加执着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民族伟大复兴及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从而共圆“中国梦”和“北大梦”有着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收稿日期：2013-03-20
注释：
①胡适《致汤用彤、郑天挺》留言便笺，是用毛笔行楷竖写在一张宣纸上，并在“北大”下划了一道杠以示着重强调。现藏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BD1948519。又载《胡适全集》第2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35页，惟“北大”二字未加下划线。
②一个地下党学生对胡适说，解放区电台广播，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听后，平静地微笑道：“他们会要我吗？”季羡林曾亲历此事，详见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怀旧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③胡适：《日记1948年》，《胡适全集》第3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02页。
④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⑤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第37页。
⑥陈寅恪：《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登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2页。
⑦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
⑧胡适：《致汤用彤》，《胡适全集》第26册，第836页。
⑨12月14日下午，当胡适准备出行时，梅贻琦刚入城办理筹款诸事，解放军已占领了西郊，城门关闭，无法返校。当有人告知南苑机场有架接胡适的飞机，他是否一齐走时，梅贻琦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不是接我的我不走。”虽经一再告以时局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予以谢绝。次日，他电话通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为校务会主席，暂代理校内事务。当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从此梅贻琦与任教十三年，长校十七载之清华隔绝，多年魂梦徒萦，终身未得再返。时值孙科组阁，授予梅贻琦“教育部长”之职，但他表示：“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故始终婉谢，卒不就职，转赴海外。
⑩1949年1月7日，胡思杜在给母亲的家书中曾记述了此事。耿云志：《跋胡思杜写给父母亲的信》，《胡适研究通讯》第2期(2008年5月25日)，第14、15页。
(11)有关函件现藏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2011949041。汤用彤解放前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兼管史语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汤用彤晚年一份未刊的《思想检查自述稿》提到：1948年在南京院士会上，当济南解放消息传来后，汤用彤与傅斯年、丁声树谈论如果北平解放，这批资料如何接管的问题。
(12)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入，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首次点名抨击胡适、傅斯年和钱穆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代表。对于那些帝国主义“不能控制”，走向其反面的知识分子的留下，毛泽东是欢迎之至的。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
(13)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第403页。
(14)贺麟：《我和胡适的交往》，《文史资料选编》第28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15)胡适：《日记1948年》，《胡适全集》第33册，第722页。此信当即贺麟所忆那封联名信，因为内容相符，且没有贺麟的署名。
(16)1950年5月8日，教育部批复，准郑天挺辞去秘书长职务，专任历史学系主任和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1952年，他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
(17)1949年5月5日发出的这份布告今存北京大学校史馆，北京大学档案馆亦藏有一份，案卷号：201949003。
(18)汤用彤现存遗稿中有一份他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时领导集体成员名单的手写稿，其中有副主任钱端升、王学珍、汪家缪及干事李天授等，并含分工。自胡适走后到次年5月4日期间的校委会组成情况，校史研究上往往付诸阙如，而这份名单则可填补这一空白。汤用彤留下的相关文献和实物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对于研究北大校史和中国现代教育史有一定意义。
(19)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26页。
(20)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74—175页；金冲及：《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8—1191页。
(2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管委字006号”的委任状原件，今存汤一介先生处。
(22)召开成立大会的函件及汤用彤的委任状，存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2011949006。
(23)据当时的《大学校务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校委会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主持全校校务。”“校委会采用民主集中制，主席有最终决定权，并对主管机关负责。”“校委会会期每月一次，常委会每周一次，遇必要时得由主席召开临时会议。”详见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201949003。
(24)上述专家任教聘书和名人演讲记载等各项学校活动在北京大学档案馆都有详细记录。从现存档案中汤用彤批示的大量文件可略窥其繁重校务之一斑。这批档案连同汤用彤家藏遗稿的发掘整理将为重新发现汤用彤、研究北大校史和中国教育史乃至文化史提供丰富的史料，并开拓出新的途径。
(25)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正式代表十五人：成仿吾、叶圣陶、钱俊瑞、林砺儒、张如心、晁哲甫、陈鹤琴、俞庆棠(女)、竺可桢、江恒源、汤用彤、叶企孙、杨石先、戴白韬、柳水是。候补代表二人：江隆基、葛志成。会场合影照片由汤一介先生保存至今。汤用彤前排左一，中排左一、二、六为叶圣陶、叶企孙、钱俊瑞，后排左一、二为江隆基、杨石先。汤用彤现存遗稿中还有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便笺”数张。
(26)汤用彤：《纪念解放后第一次校庆》，《北大周刊》1949年12月16日。
(27)汤用彤接待马寅初校长到校就职的材料，详见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2011951004。
(28)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第436页。
(29)任命通知书今存汤一介先生处。
(30)参见《今日北大(1998—198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2页。1949年初到1951年5月期间，北京大学公函中校长一栏只由汤用彤签名，而1951年6月—9月间公函的校长一栏往往由马寅初和汤用彤同时签署，亦可说明北大当时领导班子的过渡情况。详见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2011951001、2011951002、2011951003、2011951014、2011951021等。
(31)据任继愈回忆，“中关村”(原名中官村)之名就是由汤用彤在主持校园规划时定下的。
(32)张龙翔(1916—1996)，生物化学家。1946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学系教授，副校长。1981年5月至1984年3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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