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政策的两重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戴高乐论文,阿尔及利亚论文,两重性论文,试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是战后法国历史的重大事件，戴高乐发挥了巨大的个人作用。一般认为，他顺应历史潮流以超人的胆略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结束了战争，从而使法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我们认为，维护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是戴高乐非殖民化政策的重要方面。以下分三部分进行初步讨论。
一、戴高乐考虑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原则
维护法国的统治和既得利益是戴高乐考虑阿尔及利亚问题的重要原则，这可以从他的非殖民化思想加以考察。
阿尔及利亚地处北非，是法国控制地中海和法属非洲的战略要地。撒哈拉沙漠石油、天然气丰富，在阿尔及利亚的1000万人口中1／10是法裔居民，百多年来，阿尔及利亚一直被视为宗主国的一部分。1954年10月1日，阿尔及利亚的20多个城市发动武装起义，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联合起来，宣告成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目的在于重组各路爱国武装力量，运用一切手段，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目标。[①a]1958年，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斗争波及全国3／4的地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对此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驻军超过50多万，但伤亡惨重，军费开支巨大，无法阻止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第四共和国陷入困境。1958年5月13日，殖民主义分子在军队的支持下在阿尔及利亚发动叛乱，要求组建强有力的政府，推行铁腕政策，迅速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最后，当局不得不给戴高乐以全权。能否妥善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将关系到法国的前途命运。
对于阿尔及利亚的前途问题，戴高乐未公开提出明确方案。最初他空泛地主张在法、阿联合的基础上发挥所谓阿尔及利亚的“个性”，1959年9月16日宣布给予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后，又表示应当尊重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选择，形成所谓“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但对实质问题，他却闪烁其词，所以，一般认为戴高乐对此态度模糊不清。[①b]我们认为，揭示戴高乐考虑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原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的真实态度。首先，从其非殖民化思想的总体内容进行考察。
1958年戴高乐基本形成了对非殖民化运动较为全面的看法。首先，戴高乐看到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洪流。在他的眼中，现代经济状况在受剥削的群众心中唤起种种要求，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强有力的支援下，亚非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自主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全世界形成了扰攘不安的局面，虽然同过去欧洲列强海外大发现和进行征服的那种景象相比，方向是相反的，意义却同样深刻。其次，戴高乐认为必须顺应历史潮流，面对宗主国大势已去的严峻现实，他说：“…显然帝国建立的基础——对远方殖民地的统治，已经完结了。”“因此必须忍受精神上痛苦的考验”，“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②b]
但不能据此认为戴高乐对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听之任之，或把殖民地“廉价拍卖”，他的希望是“引导”海外法兰西各民族自治，在法国与旧殖民地之间建立所谓“直接的合作关系”。“合作”意味着殖民地的前途以及非殖民化的进程必须与法国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这将成为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先决条件，戴高乐说：“……那里的居民在先进人物的推动下，无疑将会走向独立。问题是他们是同我们一致还是不一致，甚至反对我们。”那么，如何保证“合作关系”的实现呢？必须通过引导的途径。戴高乐的理论是，非殖民化运动是宗主国实施开明政策的过程，也是殖民地的“进化阶段”，因此必须接受宗主国的“帮助”、“协助”、“支援”，决不是“殖民地人民加之与殖民者的失败，”[③b]实际上，只有通过“引导”的途径，才能确保法国在民族独立浪潮高涨的年代里，既不会因为固执保守，也不会因为软弱退让而彻底丧失对原殖民地的“影响”。
阿尔及利亚问题亦如此。
一方面戴高乐强调“阿尔及利亚必须享有自治权。”应该使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符合时代的特点，“特别是当前全世界每个民族都要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强调问题解决的先决条件，“首先是法国，永恒的法国，只有它，凭着它的力量，出于它的原则，并根据它的利益，把这种权力授与阿尔及利亚人。”[④b]
虽然戴高乐态度暖昧，但是，他的原则轮廓清晰，首先，阿尔及利亚问题只能顺应非殖民化的潮流，其次，必须维护法国对旧有殖民地的统治和利益，这决定了戴高乐的具体政策的两重性。对其非殖民化思想的演变做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前者渐居主流，但是后者决不可忽视。
⒈戴高乐早期的有限非殖民化思想。
1942年，盟军在北非登陆，阿尔及利亚人提出“阿尔及利亚宣言”，要求完全自治，建立法阿联邦，取代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并以此作为共同抗击轴心国武装侵略的先决条件。1943年6月，戴高乐就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对阿尔及利亚人的要求采取敷衍，搪塞的态度，尽管戴高乐12月宣布部分穆斯林可以成为法国公民，地方议会穆斯林的人数有所增加，但这些权宜之计很难让当地人民满意。[①c]
1944年1月30日，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法属非洲代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戴高乐曾如此描绘殖民地的前景：“我们认为，关于将来的世界生活，闭关自守的政策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既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尤其在发展资源和交通方面，非洲大陆必须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形成一个整体。但是法属非洲，与那些居民生活在我们旗帜下的其他地方一样，假如人们在本地不能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得到什么益处，假如他们不能逐步提高在本地参与管理自己事务的水平，那就谈不上任何进步，法兰西有责任使他们在将来做到这一点。”[②c]
戴高乐能够预见到战后法国应该重新评价与旧有殖民地的关系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绝不讳言法兰西的责任，“不能与任何自治的想法或是脱离法兰西帝国进化的希望协调一致，即使将来有可能建立地方政府，也是很遥远的事情，现在应该予以拒绝。”[③c]1945年3月24日的政府声明表明戴高乐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案是有限的：“印度支那联邦将同法国以及这个共同体的其他部分组成一个法兰西联邦，由法国代表法兰西联邦的利益”。[④c]此项声明离印度支那殖民地的真正独立还很遥远。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戴高乐便急急忙忙地派军队到印度支那去恢复法国的权威。1945年8月，戴高乐在华盛顿向杜鲁门保证，将给予法国的附属国独立，但是法国对独立的时间和条件保留选择权。[⑤c]的确，在戴高乐看来，只有在法国权威指导下的非殖民化运动才有意义，只有这样，法国才会获得重新控制殖民地的机会。
⒉尽管形势的骤变迫使戴高乐认识到法国利益的真实保障有赖于紧跟时代的步伐，但他还是没有摆脱非殖民化思想中的不彻底性。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1954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8年殖民战争以失败告终。1955年，摩洛哥、突尼斯获得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使第四共和国陷入日益窘困的境地。
面对殖民地纷纷独立的形势，戴高乐1956年6月在科隆贝说：“印度支那、萨尔、摩洛哥、突尼斯，目前就轮到阿尔及利亚了，关于国家未来的解决方案，不是我们自己主动提出的，而是被迫提出的。”[⑥c]戴高乐进一步认识到必须随大势所趋高瞻远瞩，应该主动提出关于国家未来的解决方案。同时他对法属殖民地的相继独立又很不甘心，对第四共和国“联盟制”的破产感到失望。戴高乐不可能认识到“尽管法兰西易名为法兰西联盟，但是殖民地的性质却未变”，[⑦c]而是认为第四共和国政体的软弱无能导致政策的执行不利。“不言而喻，政党制度是不适应这样的形势的，各种对立的倾向相互并存，各自只知一味空谈，却没有实际行动，这种制度怎么能对非殖民化的要求做出明确果断的抉择呢？”于是他慨叹“第四共和国失去了太多的机会。”[①d]
1958年，戴高乐开始二次执政，出任第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他决定：“从今以后，不惜任何代价把法国从过去作为帝国加之于它的义务中摆脱出来。”[②d]1958年9月28日，第五共和国成立，12月21日戴高乐当选总统。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宣布给予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这无疑是他在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过程中迈出的重大一步。但与此同时，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称为“与法国完全分离”。并且以威胁的口吻暗示了失去法国的“巨额物资和亿万钱财，”阿尔及利亚难以摆脱“贫困和混乱”[③d]，显然，他希望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向着法国支持下的阿尔及利亚自治的方向前进。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判断：到1958年戴高乐二次执政前，他的非殖民化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尽管“顺应历史潮流”渐居主导地位，但维护法国对旧有殖民地的控制兼而有之，给予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正是他非殖民化原则中对立的两个方面相互冲突、妥协、统一的必然产物。
二、戴高乐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实践
戴高乐的实际行动表明：当顺应历史潮流与维护法国在旧有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相矛盾时，他不惜阻挡、拖延非殖民化的进程，以期用因势利导的方式把二者统一起来。
戴高乐采取的这种策略贯彻在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始终，他的具体政策“有一个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演变和明朗的过程”，[④d]大致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戴高乐1958年6月1日上台到1959年9月16日宣布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
一方面，戴高乐决心放弃过去的错误主张，给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不管过去怎样幻想，今天怎样惋惜，不管我自己过去必然有过什么希望，在我看来，除了阿尔及利亚享有自决权以外，别无出路。”[⑤d]另一方面，他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怀柔政策与军事政策并举，企图一边讨好、迷惑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打击排斥民阵，企图把阿尔及利亚自决后的前途完全纳入法国的战略发展轨道。
1958年10月3日，戴高乐在君士坦丁的布雷什广场向群众宣布“君士坦丁计划”，内容包括：利用撒哈拉发现的天然气资源，在阿尔及利亚建立化工、冶金大型联合企业；兴建道路、港口、通讯、卫生设备的重要工程；建筑一百万人口居住的住宅；增加穆斯林农民耕种的土地二十五万顷；增加就业人数四十万；教育方面争取五年内三分之二的男女儿童入学，再过三年普及教育，在公共事务方面，在法国本土进入行政界、司法界、军队、教育界和机关的青年，十分之一必须是阿拉伯人或卡比利亚人，在阿尔及利亚特别扩大以上部门中穆斯林所占的比例。该计划体现了法阿一体化的美好未来，这似乎违背了戴高乐的论断：“一体化是不切实际的空花样。”其实不然，戴高乐只把君士坦丁计划看成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标。他认为：“叛乱仍将继续下去，因而在此期间必须使阿尔及利亚越来越靠近法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种关系对未来都是有益的。”[①e]1959年1月8日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他于同日下令释放七千名在阿尔及利亚被拘捕的穆斯林，被判死刑者得到减刑。在押的民阵领导人本·贝拉从桑泰监狱转移到条件优厚的埃克斯岛，1959年5月份阿尔及利亚市政选举是在单一选民团的基础上进行的。6月份，当法国参议院改选时，大部分当选阿尔及利亚参议员是穆斯林。
与此同时，戴高乐加紧军事行动，他和法国殖民军总司令夏尔研究作战计划并加以批准。计划的要点是：以必要的手段向每一个叛乱巢穴发动连续进攻，逐个击破，然后加以占领：选一批特别组织的部队发动猛攻，突破通常的“分区扫荡战略”；加强人力和装备，配备大量的直升飞机。戴高乐希望以此在1959年打开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新局面。
戴高乐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分化瓦解。凭借软的一手证明，只有和法国联合，阿尔及利亚的利益才有保证，借此拉拢大部分阿尔及利亚人民，迫使他们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未来有赖于法国，独立是危险的，不可靠的。对于坚决不妥协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戴高乐则毫不犹豫地采取强硬政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对法军使用酷刑等违反人权、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②e]尽管戴高乐在1958年10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呼吁“勇士的和平”，希望战斗双方达成协议，但此时他并不想把民阵作为政治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主要谈判对象。当然，在他看来，如果民阵能主动放下武器，成为一支驯服的、和平的、普通的政治力量，参加到由法国一手包办的“民主程序”中来，那是再理想不过了。戴高乐自然就会“宽容地”给予民阵一定的地位以示安抚。阿尔及利亚的前途就会稳固地掌握在法国人手中。在此之前，戴高乐绝不会放弃军事上的努力，他在同日同一场合指出：“法军的首要任务就是避免在战场上失去阿尔及利亚”。[③e]只有彻底战胜民阵，完全掌握阿尔及利亚的局面，戴高乐所谓的“自决权”才能提上日程，才可以保证法国不会因阿尔及利亚获得“自决权”而丢失这块地中海的战略要地。
1959年3—6月，夏尔指挥法军对民阵根据地所在山区和高地发动猛烈攻击。戴高乐甚为满意，赞誉此次战斗“战果辉煌”。8月，戴高乐去前线视察军队。在这次军事旅行中，他决定尽快给予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这是因为，虽然法军可以凭借军事的优势继续占领阿尔及利亚，但是改变不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对独立的渴望，也不会彻底消灭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力量，戴高乐不得不承认：“叛乱者依靠全体居民的协作，显然能够，而且永远能够维持下去，或发动新的抵抗。”[①f]进行这场战争本想要打击和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可它每天都在造就阿尔及利亚民族。[②f]戴高乐也想用以退为进的手法给民阵施加压力，迫使其参加和谈。[③f]另外，国内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为戴高乐推动非殖民化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阿尔及利亚战争造成人力、财力无止境的浪费，社会面临巨大压力，人心思定。更重要的是，在高技术产业决定一国生产力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国有、私人投资从代价高昂、动荡不安的殖民地原材料生产向友邦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化，过份关注殖民地的特权地位有碍法国现代化。[④f]现实主义态度最终占据上风，“阿尔及利亚这艘船已不适于航行了，在它彻底沉没之前，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⑤f]而且此时正值戴高乐极力谋求法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可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在世界范围受到谴责，日益损害了法国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削弱了法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戴高乐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应尽快抛掉战争的包袱，把精力投入到关系法国前途命运的广泛的世界政治斗争中去。
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宣布准备把阿尔及利亚的命运交给阿尔及利亚人，并提供了三种选择方案：⒈独立；⒉法国化；⒊与法国联合成一个整体。他还表示停火四年后，才让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他们国家的前途，并希望阿尔及利亚能选择第三种方案，戴高乐称自决权的宣布无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第二阶段从1959年9月16日宣布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至1962年3月28日法阿埃维昂协议签定。
1959年9月28日，在答复法方建议的公报中，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重申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掌握斗争领导权的决心，“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是客观实在，任何不考虑这一事实的自决以及将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肢解为种族、宗教团体的企图都是妄想。……临时政府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利益的代理人与捍卫者，它指导、控制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抗和民族解放军的解放斗争，只有得到他的同意，才有可能实现和平……”[⑥f]戴高乐已看出独立是大势所趋，但是他对“联邦”式的解放方案还抱有最后的幻想，在10月10日的记者招待上，戴高乐用大量数字证明，在法国的参与支持下，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在政治、军事、生产、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他呼吁全体人民放弃无谓的流血斗争，加入到和平过渡的行列中来。[⑦f]进入60年代，法国国内反战情绪更烈，年轻人不愿到战场送命，在法共的鼓动策划下，爆发了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⑧f]1961年1月8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举行公民投票表决，分别有76%的赞成票支持他的这一政策。戴高乐对此更加深信不疑：“可以肯定，他们将选择独立的道路。”按照戴高乐的逻辑，这一阶段的任务自然是：妥善处理这件事，使他们在我们选定的时刻独立，并且由我们宣布在他们的领域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①g]
戴高乐明白，民阵在抗法斗争中已成为代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决定性力量，并得到广泛的拥护，完全抛开民阵是很不现实的，任何有关阿尔及利亚前途的安排如果不能得到民族解放阵线的合作都是徒劳的，但是操之过急，提前撤出法军，不仅会使民阵比较容易地“凭轻机枪的力量取得政权，”更重要的是，会使法国失去与民阵讨价还价的资本，从而丧失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全部利益。因此，关键在于怎样使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的安排下、民阵参加的基础上获得独立。只要法国控制着阿尔及利亚走向独立“民主程序”，民阵就不得不答应法国人的要求作为换取独立的条件。为此戴高乐采取两方面的措施，第一，继续军事攻势，维持对阿尔及利亚控制；第二，与民族解放阵线积极接触，表示只要法阿“合作”，可以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
1960年3月3至7日，戴高乐视察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他说，“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要持续好几个月，但只要斗争没有停止，就应该到处追捕、压制、战胜敌人。”新闻界把戴高乐指示军队的话当做是其政策的突然转变，他对此评论：“他们看不到我在使法国从阿尔及利亚脱身的同时，也要求我们武装力量继续控制这个地区。”[②g]
1960年夏季，戴高乐开始认真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但由于双方的立场离得太远因而无法达成协议。1961年2月，蓬皮杜作为戴高乐的特使去瑞士与民阵代表进行秘密会商。戴高乐特别指示：“让对方明了我的目的绝不是要法国抓住阿尔及利亚不放，而是相反，要使法国摆脱阿尔及利亚，而且无论如何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戴高乐又叮嘱，只有在法国全面占据主动地位时，才可以透露此点，千万不要急于撒手，为此“如果阿尔及利亚认为有这个需要，应该由他们采取步骤，以便法国继续帮助他们”。[③g]2月20日至3月5日，双方交换了意见，由法方建议并取得民阵同意，在法国开始对停火、最后的公民投票的程序和阿尔及利亚的前途进行认真的谈判。
1961年5月20日，双方代表在埃维昂会晤。民阵在法军没有完全撤出的情况下坐到了谈判桌旁，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戴高乐第二阶段的大战略是成功的。他毫不掩饰这次谈判的目的在于“使民族解放阵线做出相应的决定，既满足实现阿尔及利亚独立的进行，又适应这个新国家和法国的有效合作。”[④g]
戴高乐所谈的独立与合作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当提到撒哈拉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路线是保障我们的利益和重视现实……我们的利益在于不含限制地开采我们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使用飞机场和自由通行……事实上没有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不认为撒哈拉是阿尔及利亚领土的一部分……就是说，在法阿会谈中不应该讨论撒哈拉问题。但是我们需要能够维护我们利益的联合组织，如果不能达到保护我们的利益和两国联合的目的，我们不得不特别处理撒哈拉的石头。”[①h]十分明显，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以“联合”为前提的，也就是以法国的利益得到保障为前提的。
1962年3月18日，法阿双方终于达成埃维昂协议。第一，停火；第二，通过法国人民批准再通过阿尔及利亚人民投票决定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另外，对法在阿尔及利亚的利益做出规定：法国享有在撒哈拉勘探和开采石油的优先权利；在沙漠地带进行的原子和宇宙实验应照常进行；法国有使用米尔斯比尔基地和各飞机场的权利，其权限不得超过15年，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留驻3年，地区由法方指定等。
戴高乐认为埃维昂协议已经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法国的利益，正如他所说的：“我们的全部要求都达到了。”这毕竟是他的自我解嘲，这些要求是有限的，与一去不复返的殖民时期的“光辉业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戴高乐感慨万分地说：“人们永远不知道，我在阿尔及利亚的悲惨事件中忍受了多大的痛苦。”[②h]
1970年，戴高乐向宪法委员会成员弗朗斯瓦·戈盖尔回顾他的政治生涯时说：“如果我在1958年6月就说，我要让它（阿尔及利亚）独立，当天晚上我就会被推翻，我就会一事无成。但是我想做的事，我心中有数！”[③h]这段自我表白夸大了个人的勇气、远见和权变，从根本上说，“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进程不以殖民者的意志为转移，它是在人民武装斗争的推动下形成的。”[④h]并且，戴高乐总想凭借他个人的作用尽量把阿尔及利亚的前途与法国在旧殖民地的利益协调一致，为此不惜使用武力，在他的战术中，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权与进行战争是并行不悖的。只从战略的角度认识戴高乐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权，从而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无疑忽略了他在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中的局限性，因而是不全面的。
三、与解决黑非洲殖民地问题的方式的比较
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形成鲜明对比，当法国的利益在黑非洲殖民地走向独立的运动中确有保障时，戴高乐还是愿意沿着非殖民化的道路大步前进的。
1958年，戴高乐对非洲海外领地进行了一次旋风般的访问，对除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所有海外领地提出了两种前途，让它们自己选择，或投票赞成宪法，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或不同意宪法而获得独立。但在后一种情况下，法国将停止一切援助，同时这些领地将失去它们在法国关税体系中的优惠地位。
为什么不能让阿尔及利亚人选择自己的前途呢？
戴高乐认为，关键在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面对的不是一个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的局面，而是一场大规模的悲剧。”因此，“阿尔及利亚显然不能采用同样的方案，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可能使公民投票是出于自决的。”[①i]
难到戴高乐真的关心自决的真实性吗？他真想让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真实愿望得到充分体现吗？不是，很明显，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独立情绪高涨，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广泛展开，在这样的条件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对于保证实现法阿“联合”的前景来说，太冒险了。只有法国牢固地把握阿尔及利亚的局面后，自决才会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
与此相反，戴高乐断定黑非洲殖民地的大部分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都会希望同法国保持牢固的关系。最后，除几内亚外，各海外领地都批准了第五共和国宪法，法兰西共同体宣告成立。
尽管戴高乐富有首创的精神，但历史的前进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实证明，共同体在政治和行政上都软弱无力。非洲人民不愿接受对他们的独立的种种限制，也不愿承认法国在共同体内的特权。共同体机构充满了那么多的矛盾和不便，因而不能做出或实施任何重要的决定。[②i]到1960年，法国在黑非洲的海外领地除法属索马里外都宣布独立，这些新独立国家并没有同法国完全断绝关系，过去这些国家根据共同体的原则将外交、财经、国防、高级法院和高等教育纳入与法国共同的领域，如今则根据这个特别条约来保证上述领域的合作，戴高乐对绝不影响法国和非洲团结的实质的“形式”作些改动，表示“乐于接受”。
通过与黑非洲殖民地处理方式的比较，我们进一步看到，一方面，戴高乐逐渐认识到前殖民地民族独立的洪流势不可挡，因而能不断更新观念，顺应历史潮流，他耗费了巨大精力安抚军队，通过舆论、立法争取本国人民的支持，在危急关头，戴高乐斩钉截铁地扫平了殖民主义者发动的叛乱，虽因此遭到暗杀，险乎身亡，但仍坚定不移地表示要走自己的道路，的确表现了超人的胆略和魄力。另一方面，戴高乐始终强调法国在前殖民地的利益。这不仅表现在战略上对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的前途做出过保守的估计，还表现在战术上未能直接、迅速地推行转变后的方针、策略。在“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份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相互交错。”[③i]正因为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的过程中执行的政策具有两重性，兼进步与落后、新与旧于一身，才能够使他为法国担负并完成这一“承上启下”的任务，虽然“远远算不上功德圆满，但是谁也不能象他做得这样好。”[④i]
注释：
①a 参见阿尔及利亚信息文化部编：《阿尔及利亚革命——事实与展望》（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ulture,Algeria:the Algerian Revolution--Facts and Prospects），马德里1972年版，第29—30页。
①b 参见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75页。
②b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0页。
③b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39—40页。
④b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46页。
①c 埃德加·鲍兰斯：《阿尔及利亚的起义，1954—62》（Edgar O'Ballance:The Algerian Insurrection,1954—62），伦敦1967年版，第31—32页。
②c 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27页。
③c 廷特·赫伯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对外政策》，（Tint Herbert:French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72年版，第188页。
④c 阿兰·德布瓦西厄：《跟随戴高乐将军》，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⑤c 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第438页。
⑥c 阿兰·德布瓦西厄：《跟随戴高乐将军》，第83页。
⑦c 参见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页。
①d 阿兰·德布瓦西厄：《跟随戴高乐将军》，第100页。
②d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37页。
③d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78页。
④d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⑤d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46页。
①e 阿兰·德布瓦西厄：《跟随戴高乐将军》，第110页。
②e 参见瑞特·马兰：《刑讯——意识形态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作用》，（Rita Maran:Torture－the Role of Ideology in the French-Algerian War），纽约1989年版，第55—56页。
③e 阿兰·德布瓦西厄：《跟随戴高乐将军》，第119页。
①f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75页。
②f 阿尔弗雷德·格鲁赛：《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③f 多罗西·皮克尔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Dorothy Pickles:The Fifth French Republic），纽约1960年版，第186页。
④f 约翰·哈格里夫斯：《非洲的非殖民化》（John D.Hargreaves:Decolonization in Africa），朗曼出版社，纽约1968年版，第168页。
⑤f 热曼尼·梯隆：《阿尔及利亚——现实》（Germaine Tillion :Algeria-the Realities），纽约1958年版，第115页。
⑥f 参见安特利斯：《阿尔及利亚：革命制度化》（Entelis:Algeria-The Revolution Institutionalized），科罗拉多1986年版，第56页。
⑦f 参见A.G.摩泽瑞克编辑：《阿尔及利亚的发展1959》（A.G.Mezerik:Algerian Developments 1959），第45—54页。
⑧f 参见达尼尔·若利：《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战争》（Daniele Joly: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and Algerian War），麦克米连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①g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00页。
②g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89页。
③g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02页。
④g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19页。
①h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18页。
②h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13页。
③h 让·莫里亚克：《戴高乐将军之死》，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3页。
④h 阿尔及利亚信息文化部编：《阿尔及利亚革命——事实与展望》，第40页。
①i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59页。
②i 参见W.F.汉里德、G.P.奥顿：《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91页。
③i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576页。
④i 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第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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