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和蒋介石、李宗仁之争与国共和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之争论文,蒋介石论文,孙科论文,李宗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2－0121－09
在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内部就国共和谈发生了一场争论。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及去职与此密切相关。对此进行研究，不但能揭示蒋介石集团、桂系和孙科三大派系各自企图与国共和谈的真相，而且有助于了解国民党统治崩溃前夕各派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和分化轨迹。由于学术界对此尚少关注，①笔者拟进行探讨，以请方家教正。
一、出任行政院长，力组“和平”内阁
1948年10月至11月，随着蒋介石经济上金圆券崩溃、军事上在辽沈决战中失败，孙科决定尝试和谈，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在孙科任院长的立法院，有人即提议蒋介石应该“休息”。[1](P599)孙科虽未明确提出蒋必须下野，但也与主和之于右任、邵力子、张群、张治中、张伯苓等人频繁“交换意见”。对此，蒋介石一度断然拒绝，并严厉指责主和者“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2](P503、502、504)但是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11月22日结束后，蒋因丧失18个整编师而惨败，不得不同意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和谈。
其实，蒋介石并非完全因孙科的压力而同意他继任行政院长；相反，这是蒋在经济军事都非常恶化的背景之下考虑战略撤退的必然结果。这一计划的推行，需要以“和谈”为幌子，组成一个“和谈”内阁。从各种关系来说，孙科是蒋认为最合适的人选：第一，在与中共关系上，孙科基本主张以和平解决国共矛盾，强调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比共产党人强大得多”，“但是不能指望消灭从事游击战的中共”，[3](P725)他因此一度被中共视为国民党中持论较公正者。第二，在对苏关系上，孙科一度是国民政府同苏联打交道的重要人物，蒋可以利用他同苏联再度接触。第三，在对美关系上，孙科因曾经竭力打造一部宪法限制蒋之独裁而被美国视为“自由分子，立场居中偏左”，[4]并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放弃亲苏而亲美。蒋以他出任行政院长，不但可以“对美表示友好”，并可答复其“关于扩大中国政府基础之要求”。[4]第四，在国民党派系关系上，由于孙科是孙中山唯一嗣子，有人希望他“作为团结的象征，对党的日益扩大的分裂局面至少能起到某些弥合的作用”。因此，尽管何应钦、张群均有意问鼎行政院长，蒋也考虑过胡适和张治中，但还是于11月26日决定由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孙科接任后，就“毅然决然地要求赋予他负责的行政院以正当的权力，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关键问题上的决策权”。[5](P198)一方面，他以医治足疾为名赴沪，自信数日可以组成和谈内阁。果然在几天后，张群、陈立夫、张治中等人对入阁一事原则上均已同意。在这些人中，两张赞同与中共直接商谈，陈立夫赞同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四国调解，虽然在和谈方式上意见不同，但均认为需要和谈。张治中还与黄炎培协商了国共和谈的步骤和方式：“(1)蒋介石发表宣言停战下野；(2)中共响应停战；(3)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一切。”孙科为此可缓就行政院长。另一方面，他对于内阁的权责，曾经慎重考虑，强调必须“建立有力量有效率之责任内阁，使对各项政务，能迅作决定之实施，不必承转请示”。[6]为此，他要求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交出一切实权。这些努力似乎成功，12月12日即传出他已获得决策和人事全权的消息。[7](P585)
其时，蒋介石正布置徐州、蚌埠地区作战，企图南北夹击解放军，一举稳定江淮局势。这决定了孙科不能组成和谈内阁，“一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11月27日就宣称要“建立代表中国一切非共产党分子的责任内阁，此内阁应负起与共产党作战的责任”。[8(P880)因此，蒋介石对孙科的上述努力做了相应的回击：在寻求美国的支持上，蒋派张群专门询问司徒雷登是要求他退休还是支持他继续从事反共“事业”。在人事上，除了强迫孙科延纳朱家骅、张厉生入阁共同努力，一致杀“贼”外，蒋还拒绝孙科以张治中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之请求，并将吴铁城争取过来站在自己一边，要求孙科以吴任副院长兼外长，使吴“切实取得对行政院的控制权”，②张治中因此决定返回兰州。在权力上，蒋拒绝孙科赋予行政院全权的请求，《中央日报》据其旨意强调孙科必须将行政院变成“最高统帅之下”、“汇合全国智慧与才能而兼有军事政治性的幕僚组织”，[9]将一切权力集中于总统之手。这些反击取得一定成效。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只要蒋能以“人类自由的确立与广泛实行，和中国独立的保存”为原则而继续作战，就一定给予他“积极同情与支持”；[10](P908)一方面批评孙科倾向于与共产党和谈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样，孙科12月15日入宁晋谒总统后心情很沮丧。
孙科并不甘心，强调如果张治中不能入阁，他就不再担任行政院长。同时，他要求司徒雷登表态美国是支持“继续作战，还是求取和平”，是否劝告蒋“退休或到海外旅行或以其他方式消除他对国事的绝对控制”。[8](P882、884)这些努力仍然落空，蒋介石坚持吴铁城必须入阁，强调孙科要考虑的是“政治经济外交要怎样才能支持剿匪军事争取最后成功”，[11]而不是和战问题。司徒雷登也强调孙科需要考虑的是“从现在起是否能更有效以军事或政治的方法和共产主义作战”，并要他自己“劝告”蒋“放弃他的紧急权力，并将更多权力委托给行政院”。[8](P882、883)
显然，孙科无力组成全权负责和谈的内阁，因而一气之下准备拟就一个声明，解释他不能组阁的原因。但是，他的本意是追求“光荣的和平”，他幻想江淮局势稳定后再“设法由共党方面获得谈判的和平中的最好条件”，[12]因而既同意继续与共产党作战，又强调不能完全关上和谈大门。蒋介石表示同意。这样，孙科终于在12月20日组成内阁，吴铁城任副院长兼外长，张群、张治中、陈立夫、翁文灏、张厉生、朱家骅担任不管部务的政务委员。从接任之日算起，孙科组阁竟然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由上述可见，孙科最终只能组成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作为一个“能战”的“战斗内阁”，孙科声言“政府剿匪具有决心，决不轻言妥协”。[13]作为一个“能和”的“和平内阁”，孙科宣称“政府用兵的最后目的，在于争取和平”。[14]这种内阁本来是孙蒋双方妥协的产物，蒋介石却把自己打扮成“天使”，而把孙科变成“斗士”。就在孙科发表这个谈话的同时，有人就声称：“孙院长并没有以蒋总裁须表示愿与共党和谈为接受组阁任命的条件”。[12]孙科对此非常气愤，随后宣称：“余出组政院之初，各方对于内阁性质颇多疑问，究为战的内阁？抑为和的内阁？余深知人民需要和平，因此乃确定余之内阁任务，乃在争取公平合理之光荣和平”。[15]这表明，孙蒋之间围绕国共和谈而产生的矛盾，将更加激烈。
二、继续逼迫蒋介石下野，乞求和平
孙科内阁组成之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起来准备聚歼之际。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宫，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蒋一度答应于元旦引退，由李宗仁“全权采取任何为民族谋福利的方针、政策与行动”，③有关内容的新年文告已经起草或正在起草。在这一背景下，孙科虽也一再向蒋总统建议和谈，但是决定“不致立即作重开和谈之努力，而暂时采取观望之态度，以等待适当之时机”。[16]因此，当新闻报道他已派代表到上海、香港同李济深磋商和谈条件时，他当即否认。
正在孙科期待“适当之时机”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宣布了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等都名列榜首。蒋很恼火，声称“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17](P351)司徒雷登表示支持，要求李宗仁、孙科等“各负责领袖对于目前危机所作的任何决定，都应该表现以一切可能方法来抗拒共产主义的恶魔的同样的坚决意志”，而不要“以为局势是绝望的与不可挽救”的。[10](P912)于是蒋改写了自己的新年文告和有关演讲词。一方面，他宣称内战责任须由中共承担，声称他一直本着“和平建国”的一贯政策“为蕲求和平与共党委曲求全”，但是中共全面“叛乱”，他不得不“戡乱”。如果中共无“诚意”，他就“决予剿平”。[18]他强调中共要想“和平”，就必须接受五条，即“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19]中心是“中华民国之国体与法统不能变更，军民生活必有保障，共产主义不能代替三民主义”。[2](P381)即国体政体不能改变。一方面，他批评“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而“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强调无论是和还是战，均要由他来领导。[18]这样，蒋实际上撤销了先前作出的“他自己引退，让副总统自由地去实行他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任何政策”的决定。[10](P331)
孙科对此非常不满。针对文告所谈各点，他当晚即作广播讲话，强调：其一，蒋把内战责任完全推到中共身上“有些不妥”，国民党、民盟和社会贤达等也要承担。为此，孙科“颇有意思”地指出1946年“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称“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他批评“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其二，反对以五条作为和谈条件，提出只要能“保障国家独立完整、保护人民自由”，即可和平。孙科后来曾称在知道文稿的性质后竭力主张“不列五项条件”，批评蒋介石置之不理。[15]其三，为了和谈，蒋必须下野。孙科强调蒋关于“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的表示，“真是国家前途的一个新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一个新生机”，[18]因而是一个伟大的决定。这些表明，孙科在内战责任与和谈条件上向中共作了一点“让步”，并要求蒋下野。孙科宣称他既然“担当行政院长的重任”，就须“以最大的努力，求和平的实现”。[18]这与蒋之“战斗声明”显然是矛盾的。
在孙科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日召集孙科、吴铁城、张治中、张群等人讨论与中共和平谈判问题。讨论结果，从孙科次日在蒋亲自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所作报告中可以窥见：报告强调“吾人应检讨过去错误之所在，以及何以遭遇种种挫折与失败之原因”，并“力谋改正”，宣称“政府已打开和平之门，现在就看共党之态度如何及其是否能明白政府对于和平之意愿而寻求和平解决之方法”。[20]则即是说，蒋同意孙科寻找和谈途经。因此，孙科致电邵力子到宁会商进行办法，并要求他出任首席谈判代表。
恰在此时，新华社发表《评战犯求和》，逐条批驳蒋之五条。孙科却不认为这是中共的正式答复，于1月6日召集政府要员举行会议，讨论加紧向中共呼吁和平的方法，决定请求美苏英法四国出面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使之接受和平。据此，吴铁城1月8日以外长身份正式请求四国调停。1月10日，孙科、吴铁城进一步要求顾维钧“力促美国与苏联同意联合行动”，如果美国不同意，则要求美国单独或与英法发表支持南京对共产党的和平呼吁的声明，或者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支持中国。这一情况深刻反映了孙科、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复杂的关系。当时任外交部次长的叶公超后来称是李主张四国调停，④桂系骨干分子程思远则辩称是蒋示意孙科指示吴铁城出面的。[21](P31)无论是谁提出，孙科不但同意请求四国调停，而且在蒋下野问题上同李宗仁达成一致。因此，美国在拒绝调停的同时，专门询问如果声明支持南京的和平呼吁，蒋怎么办？[7](P610)
虽然蒋介石仍然念栈不退，但是，形势的发展对蒋更为不利。人民解放军一方面于1月14日总攻天津，一方面前进到京沪地区的长江北岸，并试图渡江。毛泽东选择在总攻天津的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国民党政府如果“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就须以下列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7](P314)这几条针对蒋之五条，围绕“在今天的中国只有一种和平，这就是反革命分子从根本立场上向人民革命力量投降的和平”[22](P380)一个中心，解决三大问题，即：“第一，要把是非、责任搞清楚；第二，要把军队交出来；第三，要把政权交给人民。”[23](P139、140)
这一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内立即引起反响。58名立法委员1月16日联名致函孙科，认为中共既然“表示愿与政府商谈和平，此诚实现和平之适宜时机”，要求孙科“以大智大勇之决心，立即派定适当人员，与共产党取得联络，促其同意即日停战，开始商谈”。[24]1月19日，“未及签名”的立法委员40余人致函孙科提出同样主张。中国民主自由学会则明确要求蒋介石下野，宣称：“蒋总统完成了领导北伐与抗战的历史使命，有权利光荣退休，不必再将国事烦他”。
孙科立即利用这一情况向蒋施加压力。他在1月1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政会会议上出示立法委员信件。在1月19日内阁会议上，他又宣称立法委员两度致函“多为和平而呼吁”，强调这是“普遍民意之所趋”，因此“应及时就此案予以讨论”。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为愿双方无条件停战，一为请双方派代表进行商谈”。[25]会议决议：“政府为尊重人民之愿望，祈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郑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26](P323)这个决议不但表明孙科竭力避开中共八条，也表明他在和谈问题上与蒋不同。蒋把“停止战争恢复和平”当作一件事，宣称“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孙科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不先“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方法”，而要求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尽管孙科辩解其决议是看到蒋之文告和中共八条“距离很远”而作出的折中，但他直接推翻了蒋之元旦文告，其意显然是要求蒋即刻下野和谈，因此，顾维钧批评孙科“已完全丧失斗志，几乎是在乞求和平”。[27](P7)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引退”。他在引退声明中不但无只字批评中共八条，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条也取消了，这表明他放弃了自己的元旦文告。虽然蒋称其下野是桂系逼的，但也有孙科的“功劳”，当时之报道就称“如果委员长拒绝和平，内阁就辞职；如果委员长接受和平，则他本人将引退”。[7](P600)
三、展开府院之争，坚持“光荣的和平”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蒋介石、李宗仁围绕什么样的“和平”展开了新的较量。孙科把寻求“光荣的和平”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他宣称要实现“光荣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举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28]而所谓“公平合理”的条件，不仅包括“使人民的生活方式能够自由，使国家的政治设施能够民主”，[26](P322)还包括绝对不能惩办战犯和不能否认“我国政府为全世界各国所承认之唯一代表中华民国之政府之事实”这两条。这样，孙科就公开而明确地拒绝了中共八条。
桂系的首要打算是，一方面企图联合中共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一方面凭借“长江天险，拒敌渡江”，达到“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29](P119)的目的。如果该目的达不到，李宗仁就打算由自己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以建立联合政府。
蒋介石则企图在李之和谈掩护下进行战略转移，并准备在李宗仁和谈不成或倾向投诚时东山再起。他将24个军72个师、近50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湖口至上海段长江南岸约500余公里的正面，此举不仅是要阻止解放军渡江，而且意在控制南京，威胁李宗仁。如能阻止解放军渡江，蒋介石自然成为“划江而治”的一方。如此目的不能实现，蒋就战略撤退，并“秘密将海、空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使桂系不能以半壁江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不言而喻，蒋介石与桂系的各自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孙科也反对桂系的企图。至于孙蒋之间，在维持国民党统治这点上，蒋介石支持孙科的“光荣的和平”，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就宣称“和平”只能是“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有条件的和平”。[30]但是，蒋孙二人也有矛盾。除了孙科企图由自己与中共和谈外，还在于：实现“光荣的和平”的前提是坚守长江，确保江南，而蒋介石的战略撤退是不利于这一前提的。比较起来，蒋介石、孙科与李宗仁的矛盾为主，二人之间矛盾为次；李与蒋的矛盾为主，与孙科的矛盾为次。这种情况决定了1月21日至3月8日三人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
蒋一下野，孙科、李宗仁就争相表明各自是中共和谈的对手。孙科1月21日送蒋上飞机后就立即到行政院开会，讨论下一步应采取什么步骤以促成和平。由于中共责问孙科按照其1月19日决议如不“立即无条件停战”，就不派代表和谈，毫无诚意，他赶快由某“和平代表”辩解中共“误会”了其意，称决议之目的“在求早日停战”，“并非谓停战为议和之先决条件”。[31]同时，他作出新决议，放弃先行停战的要求，愿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先谈判然后下令停战的条件。为此，他先是打算派遣张治中、邵力子前往延安，随后根据国民党各派关系，决定以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进行和谈。
李宗仁急忙采取行动。他1月22日宣布接受以八条作为初步讨论的基础，同时下令孙科推行“七大和平措施”：“(1)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2)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再行取消)。(3)裁撤戡建大队，交由国防部另行安置。(4)释放政治犯。(5)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者被封之报纸、杂志。(6)取消特种刑事法庭，废除特种刑事条例。(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17](P355)1月23日，邵力子、张治中对中共八条作出表示：“(1)惩办战犯，蒋已走，不知中共对其他42名，尚有何意图；(2)对二三项，废除宪法与KMT(即国民党)退位，政府承认联合政府，将自然的招致宪法修改与KMT交出政权；(3)国民党军与共产党军应一律改变，以便根据1946年张治中、周恩来所建议原则建立单一的与统一的国军；(4)对没收‘官僚资本’与‘土地改革’，政府完全同意共方的观点；(5)政府准备审查各现行条约，‘其中重要者殆为中苏条约与中美条约’；(6)政府同意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虽然邵张二人的本意是建立国民党除蒋介石之外与中共的联合政府，但是，这段话字里行间反映的则是桂系的企图：第1点、第2点和第6点要求中共同桂系召开政协会议以建立联合政府；要想维持自己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自然要求推行第3点；第4点中之“官僚资本”如果指四大家族之资本，桂系同意没收。因此，李宗仁同日宣布放弃迁都广州的计划，其意是以南京为自己的政治中心。
对比来看，孙科只是摆出准备和谈的架势，并未采取实质性措施；李宗仁则相反。中共立刻作出回应。既然孙李二人的主张不同，孙科又无实力，中共于是将争取的重点放在桂系身上。由于一方面李宗仁同意以八条作为初步讨论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共又认为蒋去李来表示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裂出一个主和派，他们之间“裂痕正在扩大”，于是中共确定了“加深李、白与蒋系的分裂，逼其站在我们方面，走上推翻美蒋统治的道路”的联桂倒蒋政策，[32](P252)这表明中共确定的和谈对象是李宗仁。因此对于孙科，中共发言人1月25日点名反对他以CC系分子彭昭贤为代表之一，强调他如愿接受八条进行和平解决，“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但“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17](P327－328)这实际上保留地拒绝了以孙科为和谈对象。
蒋介石急忙于1月24日至26日针对李宗仁的举措接连采取反击措施：针对李接受八条之表示，国民党中央发布指示，要求“全力信守”蒋之元旦文告及1月21日之声明；针对李以自己为中心并以南京为舞台与中共和谈的计划，蒋一方面指示国民党中央强调他才是领导核心，一方面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迁粤；针对李对战犯问题的态度，蒋指示国民党审判法庭宣布被中共列为日军侵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无罪。
由此可见，和谈主要在中共和李宗仁之间展开，蒋李之争成为国民党中之主要矛盾，孙科无力左右国民党政局的发展。尽管如此，孙科仍然设法求和。1月26日，国民党政府发言人虽然指责中共发言人1月25日的发言“肆意侮谩”，“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但是强调中共要认识到全国人民迫不及待地要求和平，因此务必从速指派代表进行商谈。同日，孙科正式对李宗仁要求他执行的“七大和平措施”作出处理，决定：第一，撤消全国特种刑事法庭；第二，“凡羁押于各特种刑事法庭之未决政治犯，即予全部交保开释”；第三，“违反出版法或总动员法而受永久停刊之报纸杂志，准予解禁复刊。”[33]孙科特别强调，这是他为表示和谈诚意而作出的。但是，前3项和第7项孙科根本无力实行，只能避而不谈。对于第6项中之“废除特种刑事条例”，他要求有关部门“研究如何废除”，说明无力废除。对于第4项，虽然他作了第二之规定，但是有关部门不但不予理睬，而且将投日汉奸作为“政治犯”释放。对于第5项，他虽然作了第三之规定，但是手握重兵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声称“凡停刊之报纸及刊物，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复刊”。这样，七大措施中只有特种法庭被取消。这对孙科来说是灾难性的，各方把矛头都指向他。中共批评他将七大措施“一笔勾销”，认为“南京的‘和平空气’为不和平的事实粉碎”。[17](P356)李宗仁也很不满，顾维钧宣称这是孙李二人关系破裂的原因。[27](P8)显然，孙科的求和陷入绝路。
而在此前后，李宗仁加快了求和步伐。1月27日，他发出著名的致毛泽东的卯阳电，再次强调以八条为和谈基础，特别是赞成商谈惩办战犯。中共表示欢迎，指出如果他立即逮捕蒋介石、陈立夫等各主要战犯，“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34](P20－21)同时，中共建议他立刻同华中的白崇禧汇合，达成关于华中地区和平解放的协议。[1](P104)
这种情况使孙科的态度骤然变化。本来在1月22日李宗仁就表示接受八条作为和谈基础，孙科虽然不满但未明确反对。1月25日，蒋介石在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迁粤时要求孙科迁走行政院，孙科也未答应。而此时，他不再辩解其1月19日决议，转而谴责中共“以谩骂口吻，责备政府此项决定不啻‘关闭和平之门’”，强调是中共坚持惩办战犯关闭了和平之门，宣称和平之前提是“不算旧账”，[35]如果坚持惩办战犯，就只有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同时，他决定行政院迁穗，并以每人每月300元港币补贴引诱立法委员南下。2月4日左右，阁员抵穗者“已达全部部会首长三分之二以上”，立法委员50余人，致使“南京顿成半空状态”。此举对李宗仁的影响较大。由于中共严厉批评孙科此举表明南京政权已经崩溃，李宗仁谴责孙科“不特替中共制造借口，拒绝和谈；同时也会动摇军心民气”。[36](P659－660)此外，府院分离导致李宗仁难以单独执行政务，使李一度打算放弃以南京作为获取和平中心的努力。因此，蒋介石非常高兴，其心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宣称：李宣布接受八条，“未曾与孙院长商量，更未经行政院会议通过。在宪法上，行政院院长就于重大政策，对立法院负责。今日孙院长就于和谈，如何对立法院负责？”[37](P253)
在这种情况下，府院之争不可避免。在蒋介石作为总统下野时，行政院作为责任内阁应跟着总统辞职，白崇禧乘机提出让孙科下台，另以张治中组成和谈内阁；李也想改组内阁。这遭到孙科的坚决反对，他声称：桂系要想“安定社会秩序，稳定人心”，他就须在李代总统的新阁人选未提出之前继续负责。这使得李宗仁不得不对孙科进行挽留。孙科的南迁，使李宗仁再次设法改组内阁。2月15日，传出孙科辞职、由张治中或黄绍竑继任的消息，有人称：“系因李代总统在其与中共谋取政治解决的努力中，获得更多之支持，使因战争而支离破碎的中国的和平希望渐形增大。”[38]但是，李此举也未成功，其原因在于遭到孙蒋联合抵制，某“关系人士”就指出：“孙科决不肯轻辞，加以陈立夫日前携蒋介石函件自浙江飞往广州，将更为加强孙科的自信。”[39]于是，李宗仁只能设法要求孙科回宁。孙科则一方面拒绝回南京，一方面以李宗仁曾计划迁都广州为由，声称“政府迁地办公”是“得李副总统(而非李代总统)同意”的，决非他“所可独断”。[35]由此看来，孙科的态度强硬，使孙李之争陷入僵局。
但在2月28日，孙科回宁。李宗仁声称，孙科是他2月20日飞穗邀请“共商大计”、为他诚恳而坚定的态度所折服而返回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孙科2月22日还称“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22](P371)但在2月26日却称和平可能性已较前增加。这一口气变化之因，从李宗仁2月25日回宁后就宣布和谈三原则可以看出：“(1)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2)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3)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36](P663)孙科声称，三原则是他的主张：其一，和谈必须是平等的。因此，“中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内战不存在着‘战犯问题’”。其二，不能建立联合政府，只能建立联邦政府或隔江分治，因为“同共产党合作的联合政府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而联邦政府或隔江分治“如果能够尽善尽美，都可以招致长治久安之局”。[21](P55)可见，孙科以为自己主张已被国民党各派所接受，因而决定返宁协助李代总统，对和平问题，作更进一步的努力。
从上来看，李宗仁似乎背离了自己的卯阳电，接受了孙科的主张。实际上不但并非如此，李宗仁还逐渐同中共形成某些共识。李认识到，要想根据三原则与中共和谈，前提是守住长江，而能否守住很成问题。为了确定自己的政策，他2月中下旬专门询问美国“美苏战争何时爆发”、美国能给他多少援助，其意是：如果美苏战争很快爆发，他就不再谋和；如果美国能给予他较多援助。他就不“委曲求和”而“坚持取得一种体面的和平”。[27](P50)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认为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势力，最好同中共建立联合政府。因此，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代表2月24日同中共达成八点协定，其中规定以八条为和谈基础，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共同商定。李宗仁在得到这个协定后，“某权威人士”3月5日就出面再次阐述了对中共八条的态度，其意思可以概括为：如果中共在涉及军队的第四条上同意国共双方军队都“真正地改编为脱离任何党派的国防军”，那么桂系不但“对于宪法、法统不再坚持，对于成立民主政府，也不会反对”，而且认为战犯问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不难解决。这个表态与前述张治中、邵力子于1月23日的阐述基本相同。
孙科于是开始了反对李宗仁的行动。3月3日，孙科组成由自己任主席的负责起草政府方案之委员会。次日，他进一步阐述他的主张，声称实现“光荣的和平”的前提是“坚持中共对惩办战犯一点予以让步”，基础是“国共双方军队应基于平等原则，实行整编”；强调如果能设置联邦式政府或者实行隔江分治，他就“同意修订宪法”，“国民大会及立法院可以解散”。[40]孙科一再强调“光荣的和平”、“平等的和平”，虽然是针对中共而来，也是对桂系作侧面的攻击，可见孙科和桂系之间矛盾还是相当的尖锐。
由于国共即将开始和谈，桂系必须尽快倒阁，卢郁文、罗贡华、杨大乾、杨玉清等立法委员乃采取特别行动“抨击孙科及其内阁”。他们专门针对“光荣的和平”，强调“和平就是和平，没有什么光荣与不光荣之分”，[40]指出“孙科主张‘光荣和平’，即表示政府不承认过去错误”，如果“政府不承认过去错误，和平即永远不能实现”。[41]他们还发动立法院3月4日咨文行政院，批评孙科未执行七大和平措施，并准备对孙科投不信任票。
仅仅是桂系的压力，还不足以迫使孙科去职，孙科还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其原因除了前述孙科关于可以修改宪法、废除国民大会与立法院的主张为蒋所反对外，还在于孙科越来越明确地把国民党统治崩溃的原因之一归咎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虽然孙科未明确宣称蒋就是战犯，但是既然认为内战责任由蒋来承担，实际上指明蒋就是战犯。蒋介石自然非常不满，于是不再支持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在2月17日，蒋就强调李宗仁既然有意调换孙科，可由其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3月上旬，他进一步决定“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42](P789)
在此情况下，孙科不得不于3月8日辞职。他在辞呈中列举了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即由于“迁地办公”，“各方不无责难”；之二是他虽然一直追求“光荣的和平”，但是“尚未成就，盱衡前途，困难犹多”。[15]仅此两者，就暴露了孙科对各派的不满和对自己主张不能实现的失望。美国舆论“把孙科的辞职说成是李宗仁及其与共产党和谈努力的胜利”，[27](P9)国民党中央宣称孙科是因自己主张无法实现而毅然辞职的。说法虽然不同，但都反映了一些实质。
总之，孙科在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失败的背景下，企图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他首先竭力逼蒋介石下野进行和谈；此后，他反对李宗仁所主张的和谈，同时指责蒋要为国民党的失败承担责任。不仅孙李、蒋桂之间矛盾激烈，孙蒋之间也很尖锐。决定国民党和谈的主要因素是蒋桂之间的较量，孙科并无什么力量实现“光荣的和平”，其去职是必然的。
注释：
①学术界主要探讨的是中共与桂系的和谈关系及国共和谈情况，成果如：曹裕文的《李宗仁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原因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季云飞的《南京国民政府“求和”问题研究》(《江海学刊》1993年第6期)、王青山的《仁至义尽：全国解放前夕中共对桂系的统战工作》(《桂海论丛》1994年第1期)、杨奎松的《1949年国共和谈始末》(《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等等。
②蒋介石、孙科、吴铁城之间关系变化非常复杂。虽然这种关系目前难以弄清，但可断定，吴铁城跑到台湾，与他自信与蒋介石的关系很好分不开。
③根据程思远的回忆，蒋介石是在12月15日左右同李宗仁达成初步协议，要点有：(1)蒋“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2)李“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3)“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参见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载《文史资料精选》第15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④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叶公超、王之珍和胡庆育三人后来均称：“最初是李副总统约见苏联大使，向他提出请苏联调停中国内战，但莫斯科不愿意单独调停，并建议加上美国。我方于是决定再加上英国和法国，所以成四国调停。”叶公超还称：孙科和吴铁城并不知晓，是张治中向李宗仁提议的。孙吴两人得知后“大吃一惊”，“他们根本不赞成南京的这一举动，特别是因为两人都不相信莫斯科会接受这种请求”。外国记者则称，孙科“倾向于和共方进行和谈，但感到难于向共方提出”，因而有人(应是张治中)提议由苏联斡旋，苏联则建议四国联合调停。分别见：《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609、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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