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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2)01－0036－07
一
唐代大诗人杜甫，诗被称为“诗史”，人被尊为“诗圣”。诗圣，几乎成了杜甫的代名词。而杜甫被尊为“诗圣”，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现存文献，据我的孤陋寡闻，宋以前尚无“诗圣”之说。最早使用“诗圣”一词的，大概是北宋后期的晁说之(字以道，1059～1129)。他的《凉州女》云：“凉州女，紫塞春，轻黄浓黛君莫讴，汉宫曾此选才人。鹿角角，鱼鳞鳞，有山有水无此珍。我强宽愁亦怒嗔，逢着澄江悔不咏，功曹岂自夸诗圣。”①但这里的“诗圣”，不是指杜甫，而是指南朝齐谢
。谢(字玄晖)于永明八年(490)曾任随王萧子隆镇西功曹，并有“澄江净如练”的名句，故云。黄庭坚《题晁以道雪雁图》即云：“飞雪洒芦如银箭，前雁惊飞后回盼。凭谁说与谢玄晖，休道澄江净如练。”②第一次正式称杜甫为诗圣的，大概是明代的费宏(1468～1535)，他的《题蜀江图》云：“杜从夔府称诗圣，程向涪中传易学。独醒亭畔诵骚辞，八阵碛边怀将略。图穷尚有岳阳楼，志士登临非取乐。我尝有意赋远游，苦被浮名自缠缚。因图寓目亦欣然，更写此诗存大略。重来借我细临模，画史何人解盘薄？”③但此时诗圣还不是杜甫的专名。杭淮(1462～1538)《挽李献吉四首用曹太守韵》其二则称李白、杜甫都为诗圣：“李杜得诗圣，迥出诸家前。寂寞千载后，身死名流传。”④茅坤(1512～1601)《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亦并称李杜为诗圣：“屈宋之于赋，李陵、苏武之于五言，马迁、刘向之于文章传记，皆各擅其长以绝艺后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诗圣而韩、欧文匠。”⑤而杨慎(1488～1559)则只称李白为诗圣。他在《周受庵诗选序》中说：“唐则陈子昂海内文宗，李太白为古今诗圣。”⑥屈大均(1630～1696)《采石题太白祠四首》其一亦云：“才人自古蛟龙得，太白三闾两水仙。辞赋已同双日月，精灵还作一山川。江间绝壁丹青出，木末飞楼俎豆悬。千载人称诗圣好，风流长在少陵前。”并自注云：“朱紫阳(按：即朱熹)尝谓太白圣于诗。祠上有亭当翠螺山顶，予因题曰‘诗圣亭’。”⑦王穉登(1535～1612)则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他在《合刻李杜诗集序》中说：“余曷敢言诗？闻诸言诗者，有云供奉之诗仙，拾遗之诗圣，圣可学，仙不可学。亦犹禅人所谓顿渐，李顿而杜乃渐也。杜之怀李曰‘诗无敌’，李之寄杜曰‘作诗苦’，二先生酬赠亦各语其极耳。”⑧
其实，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诗仙也不是李白的专名。最早称诗仙的是中唐的白居易(772～846)，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樊、李在旁，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⑨唐宣宗《吊白居易》诗亦称白为诗仙：“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⑩所以宋代孙奕(1190年前后)即云：“白居易诗仙。”(11)白居易《待漏入阁书事奉赠元九学士阁老》：“诗仙归洞里，酒病滞人间。好去鸳鸾侣，冲天便不还。”(12)又称元稹为诗仙。而同时的王建则称李益为诗仙，其《上李益庶子》云：“紫烟楼阁碧纱亭，上界诗仙独自行。奇险驱回还寂寞，云山经用始鲜明。藕绡纹缕裁来滑，镜水波涛滤得清。昏思愿因秋露洗，幸容阶下礼先生。”(13)牛僧孺(780～848)则并称刘禹锡、白居易为诗仙，其《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奏呈梦得乐天》云：“诗仙有刘白，为汝数逢迎。”(14)姚合(781？～846)《别贾岛》则称贾岛(779～843)为诗仙：“野客狂无过，诗仙瘦始真。秋风千里去，谁与我相亲。”(15)其时诗仙还不是某一个诗人的专名，对一般写诗的人，都可恭维称他为诗仙。如姚合《和王郎中题华州李中丞厅》诗：“莲华峰下郡斋前，绕砌穿池贮瀑泉。君到亦应闲不得，主人草圣复诗仙。”(16)则称不以诗名的李中丞为诗仙。到宋代，虽然有人称李白为诗仙，如徐积(1028～1103)《李太白杂言》：“噫嘻欷奇哉，自开辟以来，不知几千万余年，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17)孙觌(1081～1169)《洪庆善郎中挽词四首》之三：“第知中垒序论语，谁测诗仙流夜郎。”(18)杨万里(1127～1206)《望谢家青山太白墓》：“阿朓青山自一村，州民岁岁与招魂。六朝陵墓今何在？只有诗仙月下坟。”原注：“墓次有庵，庵中有太白祠，州郡岁遣教授祭之。”(19)但诗仙仍然不是李白的专名。韦应物、李贺、梅尧臣、苏轼、黄庭坚、曾几、杨万里等，甚至何逊，都曾被人称为诗仙。而石介(1005～1045)《郑师易秀才诗奔腾遒壮殆有石曼卿学士风骨作四韵以勉之》：“曼卿续得少陵弦，弦绝年来又一年。惊起听君讽新句，洒如开集味遗篇。一家气骨疑无偶，万丈光芒欲拂天。好向风骚尤着意，他时三个地诗仙。”(20)则称杜甫、石延年、郑师易为三诗仙。刘攽(1023～1089)《和苏子瞻韵为石苍舒题》：“杜陵诗仙有祖风，笔洒云雾挥琼琚。我今才薄厌数语，勉力和歌惭起予。”(21)孙应时(1154～1206)《寄咏东屯》：“闻说东屯胜，诗仙有旧游。茅斋深翠竹，石径俯寒流。几杖千山月，锄犁百顷秋。归途容酹酒，句法傥堪求。”(22)都称杜甫为诗仙。
到明代中后期，渐渐都称杜甫为诗圣，李白为诗仙。如孙承恩(1485～1565)《杜工部(子美)》云：“诗圣惟甫，崇雅镇浮。力敌元化，手遏颓流。宗社隐忧，稷契素志。一时旅人，令名百世。”(23)叶春及(1532～1595)《顺德叶侯入觐序》云：“子美诗圣，唐试又诗，竟垂翅于考功！”(24)胡应麟(1551～1602)云：“拾遗素称诗圣，又称集大成，又自称杜陵。”(25)李日华(1565～1635)云：“唐人早朝诗，贾至倡咏，王维、岑参、杜甫和之，具称典丽。”然杜作“有比有兴，六义具涵。辗转咏之，弥堪咀味。杜真诗圣，三子咸当北面”(26)。王嗣奭(1566～1648)《梦杜少陵作》则谓：“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27)又《浣花草堂二首》其二：“诗圣神交盖有年，到来追想一凄然。浮云转盼失苍狗，古帝游魂空杜鹃。背郭堂成辞郭去，惊人句好任人传。黄精未必生毛羽，名不刊时骨是仙。”(28)
清初以后，大都称杜甫为诗圣。如吴兴祚(1632～1697)《杜诗论文序》云：“千载杜公，邈乎诗圣，古今骚人拟学而卒未能学，屡注而卒未能注，所以者何？杜公忠诚恻怛，格物穷理，为儒者之粹美，特以遭时不偶，守死善道，不免假六义以立言，申忠孝于天下耳。”(29)仇兆鳌(1638～1717)《杜诗详注序》云：“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30)金埴(1663～1740)《读〈杜诗详注〉》诗云：“杜陵遗老才非凡，诗史诗圣称名咸。一缣惟出自机杼，百味不共人甘醎。聪明直令冰雪净，清真都使铅华劖。小赋谁能赋大礼，短歌孰类歌长镵。忠君爱国托声律，说理慕义饱饥馋。”(31)到乾隆皇帝时，李白称诗仙，杜甫称诗圣，二者已分得很清楚了。如他的《再咏南池四首》之三：“诗仙诗圣漫区分，总属个中迥出群。李杜劣优何以见，一怀适己一怀君。”(32)又《题南池少陵祠三绝句》之二：“诗仙虽具出尘体，诗圣原多忧世心。问我二人优劣者，试看七字定评吟。”(33)又《双鹤斋八景·绮吟堂》：“潇落溪堂额绮吟，凭思未足称吾心。诗仙曰李诗圣杜，两字何曾一句侵。”(34)虽然后来黄子云(1691～1754)《野鸿诗的》云：“古来称诗圣者，唯陶、杜二公而已。陶以己之天真，运汉之风格，词意又加烹炼，故能度越前人；若杜兼众善而有之者也。余以为靖节如老子，少陵如孔子。”(35)但他还是只认杜甫为诗圣：“孔子兼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成圣者也；杜陵兼《风》、《骚》、汉、魏、六朝而成诗圣者也。”(36)
二
何谓“圣”？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37)《书·洪范》曰：“睿作圣。”孔传：“于事无不通谓之圣。”(38)《白虎通德论·圣人》云：“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39)《管子·心术下》曰：“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40)据此，则所谓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识或技艺达到极高的水平，一是道德修养达到极高的境界，足以为人师表，成人楷模，为人们所景仰和崇拜。所以，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41)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集大成”者。元稹(779～831)《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42)元稹此论，即是杜诗“集大成说”的滥觞，亦含有“圣”的意思。到宋代，秦观(1049～1100)的《韩愈论》：“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43)明确提出杜甫“集大成”，并将杜甫与孔子相提并论，已隐然指杜甫为“诗圣”了。
实际上，宋人大多是视杜甫为“圣”的，甚至把杜诗视为“经”，与儒家的“六经”并列。如晁说之《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云：“工部之诗，一发诸忠义之诚，虽取以配《国风》之怨、《大雅》之群可也。”(44)李复(1093前后)《与侯谟秀子书》云：“子美深于经术，其言多止于礼义。”(45)唐庚(1071～1121)说：“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三百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46)陈善(1147前后)更明确指出：“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47)敖陶孙(1151～1227)亦曰：“因暇日，与弟侄辈评古今诸名人诗……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48)程珌(1164～1242)《曹少监诗序》云：“诗难言也。自洙泗圣人既删之后，惟唐杜工部实擅其全。垂今千年，炳炳一日。”(49)陈宓(1171～1230)《和枢上人评诗》云：“杜陵到圣处，正始顿牵复。挥毫动风雨，咳唾惊流俗。”(50)王义山(1214～1287)《赵东村希夔诗集序》进而说：“尝爱诚斋谓子美圣于诗。……诗至于大而化则圣矣！子美夔州以前诗，大而化之之圣也；夔州以后诗，圣而不可知之，神矣！神则天。”(51)明末王嗣奭《杜诗笺选旧序》说得更清楚：“少陵起于诗体屡变之后，于书无所不读，于律无所不究，于古来名家无所不综，于得丧荣辱、流离险阻无所不历，而材力之雄大，又能无所不挈。故一有感会，于境无所不入，于情无所不出；而情境相傅，于才无所不伸，而于法又无所不合。当其搦管，境到、情到、兴到、力到；而由后读之，境真、情真、神骨真而皮毛亦真。至于境逢险绝，情触缤纷，纬
相纠，榛楚接塞，他人
指告却，少陵盘礴解衣。凡人所不能道、不敢道、不经道、甚而不屑道者，矢口而出之，而必不道人所常道。……诗之有少陵，犹圣之有夫子，可谓金声玉振，集其大成者矣。”(52)
三
杜诗的集大成，杜甫的诗备众体，诸体兼擅，诗艺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极高境界，这都是历代公认的，没有异议。但杜甫“诗圣”的含义，还有道德层面的意义。像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张芝、张旭被称为“草圣”，吴道子被称为“画圣”，大都是就技艺高超绝伦而说的。杨万里说杜甫“圣于诗”，朱熹说李白“圣于诗”，甚至称李白为“诗圣”，也是就诗艺而言。但在宋人的议论中，杜甫的“圣”，还因为他的忧国忧民、忠君爱国、仁者情怀、高尚品德。而在这方面给予杜甫最高评价的，王安石(1021～1086)当是第一人。
作为志向远大而又学识渊博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在他早年任鄞县知县时，就把杜甫作为精神偶像来崇仰。他的《杜甫画像》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53)在鄞县时，他还编有《杜工部后集》，其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54)他编选的《四家诗选》，以杜甫为第一，欧阳修第二，韩愈第三，而李白第四，居最后。他批评李白：“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55)
苏轼(1036～1101)《书吴道子画后》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56)既肯定杜诗的“集大成”，又在《王定国诗集叙》中大力赞扬杜甫的忠君爱国：“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欤！”(57)苏轼的“一饭未尝忘君”，对后世影响很大，为封建统治者宣扬杜甫“愚忠”提供了根据。其实，这是对杜甫的误解。杜甫遵循原始儒家的教导，以直道事君，哪是“愚忠”？但杜甫忠君爱国的赤诚，确是他被称为“诗圣”的重要原因。宋祁《新唐书·杜甫传》也说：“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58)苏轼是李杜并尊的：“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59)而他的弟弟苏辙(1039～1112)却是扬杜抑李的：“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60)陆游(1125～1210)亦谓李白“识度甚浅”，斥其“浅陋有索客之风”(61)。朱熹(1130～1200)则谓：“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62)张戒(1135前后)强调杜甫的“忠义”：“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而将李白置于杜甫之下。甚至称誉杜诗“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63)，直把杜甫视为圣人。明人谢省(1404？～1477)《杜诗长古注解序》亦云：“以诗言之，固可以李、杜并称；若论其人，则太白岂子美之伦哉！观子美诗之所发，无非忠君忧民之心，经邦靖难之计，识见通明，议论高远。褒善刺恶，得《春秋》之体；扶正黜邪，合风雅之则，非他诗人模写物象，排比声韵，疏泄情思而已。昔人有谓其为灵丹一粒，光焰万丈者，有谓其残膏剩馥沾溉后人者，皆极称许其诗贯古今，而不论其人物之高迈也。”(64)
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幕府获罪长流夜郎，王维在安史之乱中因陷贼而迫授伪职，这在封建社会中都被视为“变节行为”，受到后代封建文人的严厉批评。而杜甫虽曾陷贼，但他却冒死逃出长安，间道奔赴肃宗行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保住了民族气节，受到历代统治者和人们的称赞。明人薛瑄(1389～1464)《游革堂记》即云：“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诸诗，虽当兵戈骚扰流离之际，道路颠顿冻饿之余，其忠君一念、，炯然不忘，故其发而为诗也，多伤时悼乱痛切危苦之词，忧国爱民至诚恻怆之意，千载之下读之者，尚能使之愤懑而流涕，感慕而兴起，则子美之忠终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污贼中之一节为然也。”(65)王直(1379～1462)《虞邵庵注杜工部律诗序》亦云：“开元、天宝以来，作者日盛，其中有奥博之学，雄杰之才，忠君爱民之诚，闵时恤物之志者，莫如杜公子美。其出处劳佚，忧悲愉乐，感愤激烈，皆于诗见之，粹然出于性情之正，而足以继风雅之什。”(66)清初朱鹤龄(1606～1683)《辑注杜工部集序》对杜甫的坚贞之节更是赞不绝口：“子美之诗，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发于君父、友朋、家人、妇子之际者，莫不有敦笃伦理、缠绵菀结之意，极之履荆棘、漂江湖，困顿颠踬，而拳拳忠爱不少衰，自古诗人变不失贞，穷不陨节，未有如子美者，非徒学为之，其性情为之也。”(67)吴乔(1611～1695)更向朝廷建议：“(杜诗)不置之《六经》中，何处可置？窃谓朝廷当特设一科，问以杜诗意义，于孔、孟之道有益。从来李、杜并称，至此不能无轩轾。”(68)清同治间，阎敬铭作《杜解传薪摘抄序》云：“杜子美一代诗宗，其忠君爱国之心，济世经邦之略，一托于诗，又其生平，大德不逾，亦并无小德出入，悟道甚邃，体道甚纯，洵得志则稷契皋夔，不得志亦颜曾冉闵，仅以诗人目之浅矣。”(69)
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悲惨遭遇中，想到的不只是自己一家的命运，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他在自己居住的茅屋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的艰难处境中，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己饥己溺的仁者情怀，不知感动了多少代善良的人们。所以宋代的黄彻(1140前后)说：“《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70)
所以说，杜甫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杜甫的诗歌，堪称中国古典诗歌的范本；杜甫的人格，堪称中华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杜甫的思想，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精华。这些，我们或者可以统称之为“杜甫精神”，它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仁民爱物的博大胸襟，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自然会得到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到平民百姓的尊崇和景仰。而在举国上下都在倡导并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杜甫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精妙绝伦的诗歌艺术，仍是我们所应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他“诗圣”的桂冠仍是当之无愧的。
注释：
①晁说之：《景迂生集》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黄庭坚：《山谷集》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430，《明诗次集》6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杭淮：《双溪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黄宗羲编：《明文海》卷15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杨慎：《升庵集》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07页。
⑧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514页。
⑨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4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11)孙奕：《履斋示儿编》卷17，知不足斋丛书本。
(12)《全唐诗》，第4934页。
(13)《全唐诗》，第3412页。
(14)《全唐诗》，第5292页。
(15)《全唐诗》，第5632页。
(16)《全唐诗》，第5696页。
(17)徐积：《节孝先生文集》卷1，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明修本。
(18)《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卷10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杨万里：《诚斋集》卷33，四部丛刊景印景宋抄本。
(20)石介：《徂徕集》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刘攽：《彭城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孙应时：《烛湖集》卷17，清刻本。
(23)孙承恩：《文简集》卷4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叶春及：《石洞集》卷1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41页。
(26)李日华：《恬致堂诗话》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7)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94页。
(28)仇兆鳌：《杜诗详注》，第2295页。
(29)吴见思：《杜诗论文》卷首，清康熙十一年常州岱渊堂刻本。
(30)仇兆鳌：《杜诗详注》卷首。
(31)仇兆鳌：《杜诗详注》，第2316～2317页。
(32)《御制诗集》三集卷5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御制诗集》四集卷7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御制诗集》五集卷8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62页。
(36)《清诗话》，第848页。
(37)《孟子注疏·尽心下》，《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75页。
(38)《尚书正义》卷12，《十三经注疏》，第188页。
(39)《白虎通德论》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40)《诸子集成》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第2227页。
(41)《孟子注疏·万章下》，《十三经注疏》，第2740～2741页。
(42)元稹：《元氏长庆集》卷56，四部丛刊景明本。
(43)秦观：《淮海集》卷22，四部丛刊景明本。
(44)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6，四部丛刊续编景旧抄本。
(45)李复：《潏水集》卷5。
(46)《唐子西文录》，(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43页。
(47)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1《杜诗高妙》，儒学警悟本。
(48)敖陶孙：《臞翁诗评》，南宋群贤小集本。
(49)程珌：《洺水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全宋诗》卷285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001页。
(51)王义山：《稼村类藁》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王嗣奭：《杜臆》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53)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9，四部丛刊景明本。
(54)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84，四部丛刊景明本。
(55)见释惠洪《冷斋夜话》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3页。
(56)苏轼：《东坡集》卷23，宝华庵刊《东坡七集》本。
(57)苏轼：《东坡集》卷24，宝华庵刊《东坡七集》本。
(58)《新唐书》卷201，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59)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东坡集》卷2，宝华庵刊《东坡七集》本。
(60)苏辙：《诗病五事》，《栾城集》卷8，四部丛刊景明本。
(61)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津速秘书本。
(62)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63)《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9页。
(64)明弘治五年王弼、程应韶刻本卷首。
(65)薛瑄：《敬轩文集》卷1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王直：《抑庵文集》后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卷首，清康熙间金陵叶永茹万卷楼刻本。
(68)吴乔：《围炉诗话》卷4，《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84页。
(69)赵星海：《杜解传薪摘抄》卷首，清同治四年刻本。
(70)黄彻：《
溪诗话》卷1，《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