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前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历史，应该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市场社会主义是对国外近百年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模式和道路的一股思潮的笼统称谓。① 但是市场社会主义本身还有其思想和理论渊源，这就要求我们把问题追溯到更加遥远的源头上去。本文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合作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家的资源配置理论和考茨基的社会主义货币理论三个方面，阐述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渊源，认为这三者构成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思想的前史。在三者中，第一方面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第二、三方面是其理论渊源。
一、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合作制思想
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到处可以捕捉到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踪迹，这就是形形色色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潮中闪现出来的火花。② 更确切地说，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合作经济思想传统。
英国学者诺埃尔·汤普森（Noel Thompson）认为，“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一小部分可以贴上市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记”。③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20世纪市场社会主义与19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关系。这样，这里的一小部分“社会主义思想”指的应该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合作传统”思想，而市场社会主义指的是合作制经济（劳动者管理型）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不仅是汤普森，许多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研究者也都坚信，20世纪的市场社会主义与19世纪社会主义有着思想渊源关系。我们同意这种论断，但同时也要指出其中可能隐含的偏颇，尤其要反对把20世纪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看做是19世纪“自由社会主义传统的复兴”。
下面，我们从其积极的方面清理“自由社会主义”思潮中与市场社会主义有关联的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合作制思想。
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是合作思想之父，但其思想与市场经济关联不大，因而不作论述。法国的合作主义者刘易斯·布朗（Louis Blanc）的合作思想值得一提。他在《劳动的组织》（1840年）一书中认为，解救贫民苦难的唯一办法是建立协会或合作社，使工人赢得对生产手段的控制。布朗倡导的这种经济组织，期待最初由国家拨款建立资本金，以后则从未分配的收入中追加积累，但合作社企业不是国有化或由国家控制，而是由工人选举经理自行管理。合作社的利润分配从不平等到越来越平等，直至最终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境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是后来被马克思改造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原则的著名公式。
最完整表达合作方案的当属法国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思想创始人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蒲鲁东从人的本性推导出他反对政府的任何作用、强调工人自我管理的美好社会。他认为，社会应该在契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契约是每一个人自愿签订的，防止对任何人的自由的侵犯。建立在这种自愿契约基础上的经济组织将导致互助主义（Mutuellisme），即平等的交换和在保存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平等合作。值得一提的是蒲鲁东对于市场竞争的充分肯定。他写道：“竞争为价值的构成所需要，就是说为分配的原则所需要，因而也为实现自由所需要。只要一种产品仅由唯一的一个制造商所出售，这种产品的真正价值就始终是一个秘密，或者由于生产者的隐瞒，或者由于不注意把成本价格降到最低限度，或者由于无法把成本价格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生产的特权对于社会是一种总体损失。工业的竞销和劳动者的竞争一样，都为社会所需要。所有想象出来的和可能想象到的乌托邦都不可能摆脱这个规律。”④
经济哲学家J.S.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被美国市场社会主义者戴维·贝尔金（David Belkin）誉为“原始市场社会主义”创始人。穆勒合作主义思想的特色是经济决策的“分权”观念十分鲜明。穆勒认为，极权主义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一个非常专制的暴力环境中，一个人知道他拥有的有价值的东西被贪得无厌的政府机构拿走，除了绝望不能期待其他什么；因此不可能指望人们努力生产出多于必需品的东西来”。同时，他表示出对“集权的共产主义”可能压制自由的忧虑以及对没有市场调节可能遇到困难的担心。他十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市场竞争的必要性。他说，他赞同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但完全不赞同社会主义学说中对竞争的猛烈抨击。他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忽视了人类天性中的惰性，忽视了人类天性中的消极倾向，做习惯的奴隶的倾向，和一旦路线选定之后就无限制地固守的倾向；因此，只有存在着竞争的联合体，才能使人们感觉到如果不改变做法就会在竞赛中落后的忧虑，才能促使管理机构采用新的、有前途的发明。在穆勒看来，竞争虽有弊病，却防止了更大的弊病。“在现在的社会状态和工业状态下，限制竞争是一种罪恶，而扩大竞争，即使暂时会损害某一劳动阶层，最终也将带来最大的利益。”⑤
法国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也有工人自治和工人管理工厂的思想。对此，我们仅引用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Lionel C.Robbins）的一段描述以示一斑：“工团主义主张一个完全非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各生产性企业都归生产者的联合所有，并由它们管理，管理与工资控制是‘民主的’，意思是说联合中的工人也像法国职工会或英国工会里的成员那样，拥有同一类型的终极权利，但又是经济的其他方面的政策及服务的主人。”⑥
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又译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期英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产物。它主张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实行“产业民主”或“产业自治”，倡导非中央集权的、自我管理的和参与型的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的国民调节机制与现代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它将具有很少的直接行政性职能”⑦。
以上有关合作经济思想传统，与20世纪市场社会主义的关联有三个方面：①关于合作经济的思想；②关于竞争的思想；③关于“分权”以克服“过度集权”影响经济发展和个人自由的思想。第①点对劳动者管理型市场社会主义有直接影响，甚至在一些模式结构方面成为它的理论来源。第②、③点与20世纪市场社会主义有关联，从肯定性方面说是它的思想渊源。
二、西方经济学家的资源配置理论
从兰格模式及其后来继承者的理论模式中可以看出，市场社会主义者批判地吸取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资源配置理论和考茨基的社会主义货币理论等思想。而且，后来的思想家如熊彼特、兰道尔等人在讨论市场社会主义时，也揭示了这层理论渊源关系。因此，西方经济学家的资源配置理论和考茨基的社会主义货币理论无疑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这里先谈前者。
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是围绕社会主义能否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辩论所引发的，而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纯理论问题，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如瓦尔拉（M.E.L.Walras）、维塞尔（Friedrichvon Wieser）、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自19世纪后期开始就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借用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mpeter）的话说，这些并不赞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创立了实质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纯理论，从而对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社会主义者自己也从未作出的贡献。”⑧ 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纯理论”指的是市场社会主义。
洛桑学派的创始人莱昂·瓦尔拉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首创者和边际效用理论的三大创始人之一。他在1874年发表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边际效用学说和一般均衡理论，用数学模型和严格的数学公式反映自由竞争条件下产品交换的经济规律，揭示了商品的供给、需求和价格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关系，证明通过“试探”的方法可以得到使商品的供求达到平衡的市场价格。1898年，退休后的瓦尔拉又出版了《应用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集，进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通过国家立法，在社会中组织并维持自由经济竞争，建立一个完全竞争机制，从而使一般均衡价格得以实现。⑨
维塞尔是奥地利边际主义的继承人，他明确表达了价值尺度对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重要性。维塞尔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贡献是确立“边际”这一概念，并在分配论方面创造了“归属”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创立对完成较完整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表明他们的价值理论适用于一切所有制的经济社会，维塞尔尤其下力气阐述“共产主义国家里的价值”问题。他在1889年以德文出版的《自然价值》一书中说：“即使在一个按共产主义原则管理经济事务的社会或国家里，财物也不会没有价值。那里像别的地方一样，还会有各种需要；要全部满足这些需要，可利用的资财还会感到不足；人心对于私有财产还会恋恋不舍。凡属不是自由的财物，还会被认为不仅是有用处，而且是有价值。这些财物在价值上还会依据它的现有数量对需求的关系排定等次，而这种关系最终还会用边际效用来表现自己。”⑩ 他认为，由现有物品数量与其在整个经济中的效用之比产生价值，在共产主义国家里也有这样的价值，因此他称为“自然价值”。为了评价生产产品各要素的价值，“必须建立一项规则”，把产品的总收益“分成小份”，“归属”到各生产要素名下，这就需要经济计算，于是有了边际论者所称的“估算价值理论”。维塞尔声称：即使在共产主义经济中，也必须运用与资本主义相同的经济衡量标准和本质上一致的计算原理。按照熊彼特的分析结论，任何想要发现经济行为的一般逻辑的努力，都会自动带来一个副产品，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而维塞尔在《自然价值》中是第一个明确认识到这一点的人。美国学者兰道尔（Carl Landouer）在评论维塞尔的这种理论观点时赞赏地说：“‘奥地利学派’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全民族核算制的概念打下了基础。”(11)
另一个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帕累托。帕累托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先后发表了《政治经济学讲义》、《社会主义体系》、《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著作，(12) 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和“最大福利”等概念，并使之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分析，得出了一些令当时一味崇拜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家十分惊讶的论点。与崇尚自由竞争的思潮不同，帕累托认为自由竞争下的单一价格，难以适应各企业的不同固定成本，因此不能获得最优化产出量，也就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而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各“垄断企业”（为了公共利益的国家垄断）均能按其成本价格出售产品，反而更容易实现最优化产出量。所以，在理论上，这两种经济体系均可达到效用最大化，而后者更易达到。此外，帕累托还认为，社会主义运用情感的力量，给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每个方面带来实际变化，因而比自由主义更有效。这样，“帕累托发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产生相同的结果，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和完全自由的制度可能同样有效”。(13) 或许因为诸如此类的经济结论，帕累托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或是“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纯理论的创始人”。(14)
帕累托关于社会主义计划与自由市场竞争均能达到经济均衡的观点，经由其弟子恩尼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的论证与发展，对于后人更具启迪。
巴罗内是第一个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的西方经济学家。1908年，他发表其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以“集体主义制度”代表社会主义，用以与个人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相对应。在这篇论文中，巴罗内根据一般均衡理论，既提出了描述私有制经济中纯粹竞争条件下经济均衡的方程组，也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类似的方程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是：①除劳动力之外，基本的经济资源如固定资本和土地资本属于国家集体财产，整个经济由中央生产部集中管理，管理的目标是把个人的服务和集体服务结合起来以保证人民获得最大福利。②没有货币，只有社会劳动产品；没有价格，但生产部为了社会计算——进行资源配置，采取某种方法来决定不同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等价比率。③社会成员以自己的服务（劳动）按生产部确定的等价率换得收入，同时也分享运用集体生产资源获取的利益，这些利益采取实物直接分配和折合成产品的等价物分配两种办法。④社会成员根据自己对消费品的偏好，自由地消费自己的所得（记账单位），或者用于“储蓄”（即投资，等于“归还”给生产部）以期取得推迟消费的利息。(15)
现在的问题是：生产部在没有货币、价格的情况下要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有某种社会计算，以决定不同服务之间、不同产品之间以及服务与产品之间的等价比率，那么，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来确定这种社会计算“价格”呢？巴罗内发挥和发展了帕累托的思想，提出了依据试错法，求解均衡方程式的设想。他认为：通过中央生产部掌握有关经营方面的全部知识，比如生产资料的种类与质量状况，消费者的偏好序列，各种产品的产量与生产要素质、量及其组合的关系等。在此基础上，形成通过若干个方程组、每一组又包括众多的方程序列反映的各类函数关系，如生产物质的必要条件，即现有资本和服务（劳动）的总和必须满足生产最终产品和服务，并制造包括新周转资本在内的新资本的函数关系，最终产品和新资本的生产成本的函数关系，最终成本和新资本的生产成本同服务间的函数关系等。生产部从中找出最适合于得到众所周知意义上的集体福利最大量的均衡方程组。通过试错法，解均衡方程，求出经济上最有利的技术系数——在生产成本最低条件下，与这种生产成本相等的生产资源计算价格。按照计算价格等于生产成本来提供产品和服务，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达到社会全体成员福利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是计算价格与最低生产成本相等。(16) 巴罗内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存在这样一组方程（系列），“这组方程具有一组唯一确定的解，其意义和条件一如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而且享有相似的最大性”。(17)
巴罗内指出，资本主义均衡状态的方程组无非是自由竞争的方程组，而集体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安排方式将与“无政府状态”生产即个人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安排相同。那些“设想在集体主义政权下的生产会以本质上不同于‘无政府主义的’生产方式作出的安排”的教条观念，“显然是异想天开”！(18) 对此，熊彼特这样高度评价巴罗内的工作：社会主义是不是实际可行？帕累托的弟子巴罗内是第一个完成（肯定）答案的人。巴罗内的理论对于后来的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泰勒、兰格等人就是沿着这条思路而发展出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模式的。
有必要再次重申的是，无论瓦尔拉、维塞尔，还是帕累托、巴罗内，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最感兴趣的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是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他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在探讨“经济行为的一般逻辑”时自动带来的副产品。他们的结论的主要功能（目的）在于证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受到同样经济规律的约束，那种试图摆脱经济规律制约的思想，只是“异想天开”。正如巴罗内本人在上述文章中所坦言：“我写作并不是为了赞扬或反对集体主义，我认为它是在某种社会团体中形成的，并且我建议制定生产部用以解决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总方针。”这样的理论观点（尤其是维塞尔和巴罗内的结论）可以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引申，既可以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行性辩护的武器，也可以被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当做攻击社会主义理想注定要失败的弹药。(19)
然而不管如何评价，这些理论在如下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否定的：第一，它从理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计划可以合理地、有效地配置资源。正如熊彼特所评价，“就其纯逻辑来说，社会主义计划是有意义的，不能认为它必然招致混乱、浪费或无理性而予以摒弃。”(20) 第二，这些论证和结论对后来的理论家建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思路，成为市场社会主义直接的理论来源。当然，还要注意，以上这些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源”的思想，所使用的分析手段均是一般均衡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一种主观主义价值学说，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互相对立的。但是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能够合理存立，也大都使用这种分析方法去为社会主义辩护。
三、考茨基的社会主义货币理论
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模式——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中，社会主义合理进行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是利用货币进行经济计算。兰格模式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既不取消货币，也不取消价格体系”。(21) 而这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用货币作为会计手段的思想，在考茨基那里早有论述。
1902年，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题为《社会革命后的时期》的演讲中说道，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财富的公有，作为定价之用的货币也将消失，货币将不再具有定价的功能。但是他同时又指出，如果存在消费的自由选择和就业的自由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也就必须保留货币和价格。他说：“迄今为止，在像现代化生产过程这样分工极细的复杂机制中，货币是确保产品流通并向每一个成员进行分配的最简便手段。它是使每个个人按自己的喜好来满足需求的手段（当然要在他的经济力量范围之内）。在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货币作为这样一种流通手段必不可少。”(22) 在这个演讲中，考茨基还指出必须用升降工资为手段调配劳动在不同产业的分布。他指出：“因为工人们不能用军事纪律并且违反他们的意愿被指派到不同产业部门，所以可能发生太多人涌到某些产业部门，而在其他部门缺少工人的情况。于是只有降低工人太多的地方的工资并且提高缺少工人的那些产业部门的工资，以达到每个部门都拥有它能使用的那么多人，才能带来必要的平衡。”
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爆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一大课题。此时，考茨基强调了社会主义并不意味废除货币的论点。他在1922年发表的德文版《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英译本题为《劳动革命》）一书中写道：“没有货币只有两种经济是可能的：首先是已经提起过的一切原始经济。调整到现代规模，这会意味着国家中的全部生产活动会形成一个单一的工厂，在一个中央控制之下，它会给每个企业指定其任务，收集全体人口的一切产品，并将生产资料指派每个企业，实物消费资料指派每个消费者。这种状况的理想是监狱或兵营。这种野蛮的单调事实上隐藏在社会主义的‘自然经济’理想后面。”没有货币的另一种社会主义经济是：其中一切商品都是免费商品。
在这本书中，考茨基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货币理论，论证了货币作为价值计量手段的重要性，认为货币可以通过会计学的技术手段对生产作定量的估算，并承认货币是一种确定从商品交易中获利多少的工具。他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货币，计算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成本会计需要一个价格体系：“想一想为每种产品计算它从初始阶段到最后阶段曾耗费的劳动量，包括运输和其他附带劳动，会涉及多么巨大的工作量。”“按照所含劳动来评价商品，这是能设想的最复杂的国家机器也不能做到的。我们在传递价格的外形中找到一个既成事实，它是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不完善也不精确，然而是经济过程顺利进行的唯一实际基础。”因此，考茨基得出的结论认为，货币价格是社会主义经济会计的基础，货币制度是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机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价值的度量和商品流通手段的货币将继续存在……不论据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路线是什么，会需要很仔细的会计。”“货币制度是为了一个广泛多样分工的社会能运转所不可缺少的一部机器。”(23)
遗憾的是，考茨基没有论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具体确定价格的问题，也没有深入探讨适用于计划生产的标准问题。但是，考茨基的社会主义货币思想，后来在兰格创立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时被直接吸取。这一点，兰格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已有明确论述。(24)
四、结论
以上考察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渊源，这些思想对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走向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合作经济”倡导的是非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并保留个体更多的自由。它要以竞争作为衡量物品价值构成的一个尺度，以竞争克服人类天性中的消极倾向，以“竞争的联合体”促使管理机构采用有前途的发明。它主张“分权”以克服“过度集权”影响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家中那些并不赞同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纯理论”（资源配置理论）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运用试错法求解均衡方程组的方式，确定服务与产品之间的等价比率（“价格”），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社会主义经济是可行的。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正是沿着这条思路，而发展出“计划模拟市场”这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模式的（“计划模拟市场”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诞生）。考茨基的社会主义货币理论强调货币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机器，这种观念同样启示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经济计算和市场是社会主义优化资源配置不可或缺的工具。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上述三种理论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思想的前史。
注释：
① 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详细论述，参见拙作《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
② 自由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部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它们距离科学社会主义非常遥远，但不妨碍我们从中批判性地挖掘有用的东西。
③ Noel Thompson,The Market and Its Critics: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London:Routledge,1988,P.158.
④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85页。
⑤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卷第235页，下卷第362页。
⑥ 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8页。
⑦ G.D.H.Cole,“Guild Socialism Re-Stated”,London,L.Parsons,1920,P136.
⑧(17)(20)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44页、第348页、第348页。
⑨ M.E.L.Walras,Elements d'economie Politique Pure:on Theorie de la Richesse Sociale,(4th ed.) Lausanne,Paris,1900; Etudes d'economie Politique Appliquee:Theorie la Production de la Richesse Sociale,(2d ed.)Paris,Lausanne:Pichon et R.Durand-Auzias,1936,P.476.
⑩ 维塞尔：《自然价值》，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8页。
(11) 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89页。
(12) 帕累托：《政治经济学讲义》，巴黎1896～1897年版；《社会主义体系》，巴黎1902年版；《政治经济学教程》，巴黎1909～1910年版（意大利文1906年版）。
(13)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59页。
(14) 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北京1965年版，第112页。最早把帕累托描绘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的应该是《前进日报》上一篇悼念文章中的词句，而卢吉·阿莫罗索教授于1938年1月发表在《计量经济学》上的纪念帕累托的文章中加以引用。
(15) Enrico Barone(1908),“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st State”,Reprinted in F.A.von Hayek(ed.),“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Routledge,London,1935.
(16) 范恒山：《国外25种经济模式》，改革出版社，1993年，第120页。
(18) 巴罗内：《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载哈耶克编：《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社会主义可能性的批判研究》，伦敦1935年版，第289页。
(19) 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89～601页。
(21) 《奥斯卡·兰格全集》第2卷，华沙出版社，1973年，第135页。
(22) 考茨基：《社会革命》第二部分，转引自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72页。
(23) Karl Kautsky,The Labour Revolution,(Trans.By H.J.Stenning) London:G.Allen & Unwin,1925,P.260,264～267,262～270.
(24) 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