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合作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行发展，东亚合作已成为地区合作中的一个新的亮点。积极参与东亚合作是中国的战略选择。10+3是东亚合作的发展方向，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东亚合作的中心目标。
一、东亚合作的缘起
东亚合作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其合作至少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年欧共体成立不久，东亚就出现了主张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呼声，但此后便沉寂下去，80年代才又重新活跃起来。目前东亚合作以10+1、10+3等各种形式为主渠道，在世界各地区合作中独树一帜，迎接来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挑战。东亚合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
（一）自由贸易的正面效应
首先，自由贸易能使贸易双方的福利总体水平提高。从理论上来说，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利益论”，其次是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阐述了“比较利益论”，由此奠定了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精神，随后的自由贸易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新贸易理论等都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扩展并精致化。自由贸易理论家都认同自由贸易“能把蛋糕做大”。在实践中，从一国国内贸易的地区化到全球一体化，从重商主义指导下的国际贸易到现在的贸易全球化与贸易区域集团化并存的状态，虽然在某个阶段也出现过保护贸易的倾向和事实，但总的说来是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的。参与自由贸易者的共同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如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使欧盟已经能够向美国经济叫板。而保护贸易盛行甚至打贸易战往往使参与方都受损，最典型的就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的贸易战。
贸易还有外溢效应。自由贸易的外溢负效应不像金融开放的外溢负效应那样，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颠覆一个政权，更多的表现为对落后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自由贸易外部正效应却是主要的：使分工细化，生产扩大，从而使就业扩大；使资本和劳动力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从而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使市场扩大，有利于企业或产业实现规模经济；使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以及其他知识广泛传播，加速经济的发展；由于进口的新产品打开市场，为创造新的企业和产业创造物质和市场条件；以及扩大竞争，消除垄断等。同时，自由贸易还存在潜在正效应，如加强彼此的交流和理解，创造和平红利，提高文明程度等等。
其次，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交易成本是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双方的交易就如同在物理学中的“无摩擦平面”中完成。经济学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自由交易往往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使资源配置完全市场化和有效化。由博弈论的著名例子“囚徒困境”能够得出：一项交易的达成必须使得有关各方都能满意，但如果没有一个事先商定好的交易办法，所有交易方将不欢而散。为了确定交易方法，或者称为规则、制度，就必须耗费制定规则的交易成本。因此，交易成本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摩擦力一样，是无法消除的。但我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可以充分发挥自由贸易的正面效应，减少这一区域内为制定贸易规则而耗费的交易成本，还能使各个经济体的互信度提高，减少因违约而造成的各种损失。
（二）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原因
首先，东亚金融危机使各国醒觉。在这场世纪末的大危机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所谓“华盛顿共识”（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的指导下，处理东亚金融危机。当时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就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严重质疑，认为在拉美国家解决金融危机的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把它作为普通适用的药方不分青红皂白地开给面临金融危机的所有国家。（注：文贯中，《市场机制、政府定位和法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1期。）而事实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东亚金融危机的迟钝与失误和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了东亚依靠别人的救援是不现实、不成功的，只有加强自身的合作才能拯救自己、发展自己。其中，日本对东亚经济联合的态度在危机后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积极主张设立亚洲货币基金以防范危机，例如，2000年2月2日，日本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提供了210亿美元的资金，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提供22.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注：Aral.Koichiro(2000),"Framework for Regionalmonitory Stabilization in East Asia",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e Prospect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ffairs,Tokyo.）这是日本力促东亚联合的一个突出表现。
其次，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在10+3的13个国家中，韩国和东盟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面对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衰退，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增加对非美国地区的出口，而对增加本地区的出口就成为最优选择。对于中日这两个大国来说，由于内需不振，日本还兼有投资乏力，经济加速衰退的状况，所以两国也有增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因此，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根本途径之一是加强彼此之间的贸易合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必然要提上日程。
第三，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根据历史经验，世界经济衰退的时期正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期，而对发展中国家挑战的往往是发达国家。如2002年3月20日美国正式启动提高进口关税的钢铁201法案，对大部分进口钢材征收8%-30%的关税，并对厚钢板实行进口限额；5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又签署了新的农业法，其主要内容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对农业的补贴。这些法案的通过都是背弃自由贸易精神的，首当其冲的是包括大多数东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对世界贸易保护主义以有力的还击。
第四，其他自由贸易区取得的成果对东亚区域合作的鼓舞和推动作用。2002年1月1日，欧元现金正式流通，欧洲一体化的程度进一步深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使美加墨三国都获得了实惠；由非洲吉布提、埃及、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苏丹、赞比亚和津巴布韦9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东南非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已经在区内实现了零关税，并将在2004年由自由贸易区顺利过渡到关税联盟，以区域合作积极应对全球竞争。这都使东亚各国对加强区域合作增强了紧迫感和自信心。而且，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与WTO的法律框架是相容的，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潮流的。
二、东亚合作的现状探究
（一）东亚合作的进程
东亚合作的思想由来已久，但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现阶段主要是指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的合作（即"10+3"）。而考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设想（后改称“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不过。由于该设想带有比较明显的对抗美国霸权的倾向，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致使日本和韩国态度暖昧，故被束之高阁。但到了1995年，东盟国家首脑在泰国举行会议，正式提出了召开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倡议。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在12月15日，东盟、中、日韩领导人（当时是"9+3"，柬埔寨加入东盟后改称"10+3"）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21世纪东亚的发展前景、亚洲金融危机、深化地区经济联系等。领导人就这些议题达成了许多共识，对加强东亚地区的合作发出了明确的政治信号。东亚合作开始进入实质启动阶段。随后，东亚领导人会议每年召开一次。
1998年12月第二次东亚领导人会议在越南举行。这次会议取得了具体的成果，把东亚合作推向务实的方向。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地区合作，克服金融危机，恢复地区经济增长和促进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会上中国领导人就加强东亚合作提出了具体建议，提议举行东亚国家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会议，研究国际金融改革及监控短期资本流动的问题。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国的建议，这使得东亚地区第一次有了高层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协商，并就地区重大的经济问题寻求建立合作机制。
第三次东亚领导人会议于1999年11月在菲律宾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推动东亚地区合作，成为东亚合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新起点，因为这次会议就推动东亚合作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领域达成了共识，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声明强调，东亚各国决心“在各个领域实现东亚合作”，领导人“对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东亚合作表示了更大的决心，朝着注重实效、切实提高东亚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本地区在21世纪趋向稳定的方向努力”。声明列出了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合作重点。另外，值得提及的是，领导人同意成立“东亚合作展望小组”，就东亚合作的前景和规划提出建议。
第四次领导人会议于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这次会议就落实1999年领导人声明的合作重点提出了具体措施，肯定了2000年5月财长会议就货币合作达成的“清迈协议”——推动东亚各国之间建立货币互换安排；就金融培训、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进一步落实的行动计划；就加快湄公河流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具体行动计划。同时，领导人还同意就建立东亚自由贸易投放区和全面经济合作问题进行研究。为此，领导人决定成立由各国高官组成的“研究小组”，就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和“东亚合作展望小组”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和落实。这次领导人会议所表现出来的务实作风和面向未来的积极姿态，为东亚进一步深入合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新加坡领导人会议还进一步加强了东亚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机制，特别是确立了中日韩领导人之间的正式协商与合作机制，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的主要作用是共同努力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以及加强三国之间的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东亚合作开始步入正轨。
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于2001年11月在文莱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是发生了“9·11”事件，“反恐”斗争成为世界和东亚地区的一件大事；二是受美国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变坏。在此情况下，人们非常关注东亚领导人会议是否能够成功召开并取得突出的成果。这次领导人会议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还是令人瞩目的：(1)领导人表示了继续推动东亚合作的决心，并且指示由政府高官组成的“研究小组”就如何落实“展望小组”提出的关于东亚合作的长期设想建议进行研究，并向领导人提出落实的意见；(2)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决心努力推动东亚合作，一致同意设立经济部长和贸易部长会议以及工商论坛；(3)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宣布用10年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这成为文莱会议的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和最重要的成就。2002年5月14日，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就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原则、内容、时间框架等问题进行讨论。高官会议结束后，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接着于15日和16日在北京召开，具体讨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有关具体问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17亿消费者、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中国与东盟将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
第六次领导人会议于2002年11月在金边召开。本次会议就10+1,10+3，反恐怖主义合作等实质性问题各国领导人进行磋商。中国总理朱镕基出席了这次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倡议东亚各国应以发展经济为重，不断深化经济和金融合作；拓展政治和安全合作；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同时，会议期间，朱镕基总理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实施亚洲减债计划，中国还与东盟及有关成员国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运输协定》中方加入书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贸易协定》，并发表了《中国——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等重要文。（注：《光明日报》2002年11月5日。）其中《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里程碑。它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注：新华社金边2002年11月4日电。）这些协议和宣言的签署是中国睦邻外交的重大胜利，体现了中国在加入WTO后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诚意，对亚洲和世界而言都是有利于和平和发展的大事。
（二）东亚合作的制约因素
东亚合作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符合东亚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10+3是东亚合作的方向。但由于10+3各方利益不同，使得东亚合作不可能一帆风顺，主要的制约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制度差异的协调。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10+3将继续以现行模式开展合作，10+3和10+1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与欧洲、美洲不一样，东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化地区，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别是建立区域共同体的一大障碍。各成员国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合作目标不一致，使得各国仍可以国家安全、社会道德和文化保护等理由，以关税或非关税措施继续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出口。成员国之间领土、民族、宗教冲突等双边关系问题会对组织内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意味着10+3的组建将没有一个现成的可以照搬照抄的模式，而必须进行合作机制的创新，迎接更大的挑战。这必将是一个难度很大、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艰巨使命。
其次是发展差异的协调。与欧盟相比，10+3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悬殊很大，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看，日本、新加坡为3万美元，而缅甸、柬埔寨仅有260美元，两者相差一百多倍。如何缩小区域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各国面临的当务之急。有鉴于此，中国总理朱镕基已经在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首脑会议上宣布中方将适时向老挝、柬埔寨、缅甸等东盟不发达成员国提供特殊优惠关税待遇，目的在于支持东盟缩小内部的发展差距。当然，区域内不发达国家也应牢牢抓住东亚区域合作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努力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和贸易能力，使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
再次是复杂的战略安全因素的制约。东亚区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朝鲜半岛局势、台海两岸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美国对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态度都会对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对东亚合作有重大影响。若两国关系得不到改善，东亚合作难以进一步拓展。
此外，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也制约了东亚合作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目前，10+3是东亚合作的发展方向已成为各国的共识。但以何种形式，何种速度向前发展，各方并未形成共识。现在，三个10+1基本上是并行的，这不利于东亚合作的开展。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东亚合作缺乏有效的机制，而构建东亚合作机制的关键在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但由于固有的地缘政治竞争性以及历史的原因使得两国关系长期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和长足的发展。面对诸多既有的矛盾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依循传统的解决方式已被证明是无法跳出中日关系的困境。因此，现实的途径是先把问题和矛盾搁置一边，从争论的局限中走出来，同时顺应全球化潮流，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探索建立一个由中日发挥重要作用、大多数东亚国家参加的多边机制。而10+3合作机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东亚合作长远目标并不明确，东亚共同体、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货币等设想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同时，应大力促进"10+3"和"10+1"的协调发展，推进金融领域的合作。两者都是东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逐步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格局，使得东亚合作继续向前发展，并向更高水平迈进。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是东亚的大国，东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随着东亚区域合作势头的加快，东亚一体化问题开始纳入人们的视野，中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中国的发展壮大，也有赖于与东亚地区国家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因此，21世纪初，中国的东亚战略应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依托东亚，积极参与东亚合作，在合作中不断壮大发展自己。
首先，立足东亚，加强区域合作。这是中国实现对外开放战略目标的关键。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已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这一地区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资本结构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互补性，开展合作的潜在空间巨大。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和关键之一是加强地缘经济，立足和依托东亚，积极融入东亚区域合作。这对中国的崛起有着特殊的意义。
东亚地区是中国贸易和投资的最大伙伴，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的依存关系不断增强，相互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联系紧密。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和韩国的贸易额分别居中国外贸总额的第三位和第四位。目前，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70%是在东亚地区进行的，投资中国的外商85%来自东亚。（注：李靖宇：《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战略对策》[M]，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同时，现阶段东亚各国相互投资发展很快，主要投资国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日本对东盟和中国投资占其对外总投资的40%。中国是韩国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利用外资中，东盟的比重达7.9%，居香港、欧盟、美国、日本之后，列第五位。（注：以上数据出自中国《海关统计》[J]，2001年第12期。）中国现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资源和西部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越来越多地吸引东盟及日、韩的投资。因此，中国积极参与东亚经济合作，推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对促进我国外贸和外资的增长意义重大。中国应以东亚合作为立足点，通过亚太经济圈辐射到全球经济中去，从而实现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目标。而中国作为东亚的一个大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在这一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积极参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在文莱达成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这是推进双方经济合作划时代的战略举措。中国应推动加快中国——东盟合作的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应有的大国作用。如期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促进双方全面合作的基础工程，这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中国与东盟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盟一直没缓过气来。“9·11”恐怖事件后，由于美国经济的下滑，对美国市场严重依赖的东盟国家随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在东亚地区，只有中国经济仍然在7%以上的速度增长。东盟认识到，与中国合作，搭中国经济快东是摆脱目前困境和保持今后发展的重要出路。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发展经济关系，是一项及时的战略选择。对于中国而言，这也是一项审时度势的战略选择。中国一直没拥有自己的自由贸易区，一直游离于区域经济化、集团化之外。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潮流、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这也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增进互信，消除误解。这不仅对双方经济的发展是双赢的，而且对双方发展长期稳定的政治关系，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十分有益。
第三，参与构建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东亚是当今世界经济上最为活跃的地区，但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却很落后，至今尚未建立与欧美相匹配的自由贸易区。制度性障碍和交易成本太高制约了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自发性的市场驱动往往难以控制区域经济纠纷与贸易磨擦的进一步升级。没有制度而仅有市场驱动是不完善的区域一体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全球经济贸易大幅度下降，使得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要求建立有明确组织机制与规则的经济合作组织。东亚各国在合作中，必然可以通过有效的整合产生规模效应，即在投入既定资源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产出；东亚各国本着开放的心态引入外来竞争，必然可以通过优胜劣汰产生竞争效应，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这里需要处理好合作规模与自由竞争的关系问题。规模过大必然导致某种程度的垄断，不利于自由竞争；过度的竞争又不利于规模的扩大，应对区域外的竞争。解决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的矛盾的惟一方法就是不断创新。所以在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后，13国都应培养、造就创新。在与各国的合作中，中国对10+3合作予以高度重视，确定了中国参与合作的方针是积极参与，扩大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在2001年11月文莱的东盟及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对于建立10+3经济合作提出新的建议，积极推动10+3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同时，中国力促10+3的构建，总体上有利于推进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促进东亚的合作，有利于中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四，致力于发展平等互利的中日关系。中日合作成功与否，可以视为是东亚经济区域合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中日两国在资源方面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中国拥有价格低廉、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资源，而日本则拥有丰富的技术资源与国际资源。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中日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关系，推动了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根据目前东亚经济的实际情况，东亚地区原来存在的所谓“雁行模式”（日本为雁头，亚洲“四小龙”为雁体，东盟为雁尾）已经终结，所有经济力量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重组以达到新的平衡格局。要达到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大国不以身作则，做出表率是肯定不行的，中国和日本不能在东亚地区长期扮演“搭便车”的角色。面对千载难逢的东亚合作机遇，中国正以积极、开放的姿态推动这一进程，中国重点之一就是积极推动中日在区域合作中携手合作。同时，日本也应该正确认识历史，消除左邻右舍的顾虑，与东亚国家建立真诚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此，日本国内也正在不断形成共识。在2001年日本的《通商白皮书》中，分析了东亚产业贸易结构的变化，剖析东亚各国的竞争环境，指出日本已不断继续作为东亚经济的火车头，取而代之的将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注：2001年日本《通商白皮书》[M]，第一章《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第1页。）日本开展东亚经济合作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应该有具体的行动和目标。例如，长期以来，日本在对华技术转移方面态度消极，日本对华投资的典型做法，就是把研究和开发中心放在国内，只把制造部分转移到中国来，随着“雁行模式”的终结，这一陈旧的做法已难以为继。为了抢占“入世”后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日本的一流制造企业开始跨越心理防线而确定在中国设立研究与开发中心的发展战略。（注：［美］《纽约时报》[N]，2002年4月21日文章：《日本迎接中国设计时代》。）中日联合开发新的主流产品的合作已拉开帷幕。（注：［日］《日本经济新闻》[N]，2001年4月15日。）目前中日合作的一个新趋势是技术、资金、管理方式的转移模式由从日本向中国的单向流动转向中日间的双向交流。中国企业已启动了登陆日本列岛的进程。（注：［日］《读卖新闻》[N]，2002年4月28日，因特网站www.yomiuri.co.jp。）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也开始向海外扩散，日本加紧推动经济特区的设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注：［日］《日本经济新闻》[N]，2002年4月24日文章：《中国以美国为样板推进改革》。）中日是东亚区域经济“双火车头”，如果双方能够就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达成共识，就能在这一进程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没有中日的合作，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
最后，中国应以积极和建设性姿态参与东亚事务，推动东亚合作进程，实现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区域合作，最终走向“东亚共同体”，形成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重要的一极。这将促进亚洲各国政治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将得到新的提升，中国作为东亚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将进一步确立，从而为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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