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 《老子 》注对 《老子 》思想宗教化的文学策略
——以《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为中心
刘湘兰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老子道德经章句》与《老子想尔注》，运用章句的形式对《老子》思想进行了宗教性改造，注释时分别采用了重修辞、塑形象的文学策略，使深奥抽象的老学思想变得浅显易懂，有力地推进了原始道教的理论建构。
关键词 ：《老子》；《河上公章句》；《想尔注》；文学策略
东汉时期，关于老子的宗教信仰开始形成。在这种社会思潮之下，民间出现了一些注老、释老之作以发扬老子学说。流传至今并对道教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品有托名河上公的《老子道德经章句》(下文简称《河上公章句》)及东汉中晚期张陵、张鲁著的《老子想尔注》(下文简称为《想尔注》)。[注] 目前学界对《老子河上公章句》及《老子想尔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思想的特点、传承或成书情况的考证等方面，此类论著众多，不遑多论。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对两书的美学思想及传承关系进行了关注，如潘显一先生的《“道美”：妙不可言?—论道教美学思想从〈河上公章句〉到〈想尔注〉的转变》(《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道家人格美到道教“仙格”美的擅变——〈河上公章句〉与〈想尔注〉美学思想综论之一》(《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等，拓展了道教老学的研究视野。但是，从文学角度对两书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目前可见有蒋振华先生的《早期道教“文”的阐释的多维视角——〈老子想尔注〉的邪文观》(《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对《想尔注》中的文学观念进行了研究。另有谢祥荣先生的《〈想尔注〉怎样解〈老子〉为宗教神学》(《宗教学研究》，1982年第1期)提到“《想尔注》使《老子》的‘道’人格化、神灵化”对本文的写作有所启示。 《河上公章句》与《想尔注》皆是采用章句的形式阐释《老子》学说。章句与传、注、疏等解经方式不同，其重在对文章意旨的解释、概括，可以有注者的敷衍与生发。章句除了对原有经典解释其义外，也可概括每章意旨。而在这些阐释与概括中可以融入注者自己的思想。既然注者可以且需要利用章句来抒发己意，那么就存在“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选择。就《河上公章句》和《想尔注》而言，注者既要对《老子》的思想进行宗教化改造，又要使民众更易于理解《老子》，并以此确立老子的神圣地位。故而在这些注文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注者自觉地选择了多种文学手段，亦可以说是注者颇有策略地采取了不同的文学方式进行注释。这些文学策略的应用既便于传达注者的道教思想，又能兼顾到受众的阅读体验，并达到对老子其人其文进行宗教化及神圣化的目的。这两部注老之作的出现，使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逐渐宗教化，为原始道教的理论建设打下了重要基础。
胡壮麟指出，句子语法不能包括或代替语篇研究，但语篇研究可以把句子作为它研究内容的一部分。语篇能否具有意义和被接受，首先要看语篇的每一个句子是否正确，是否具有意义。这说明了定语从句从语篇角度分析研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当然，“基于衔接分析的定语从句教学”并不是教授学生语篇衔接分析的方法，而是根据定语从句关系代词具有照应和连接的衔接功能这一特点，引导学生感知、探索、发现并总结定语从句及其关系词的意义和用法。其根本目的是化繁为简，摈弃以背诵烦冗的语法规则和机械训练为主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在学习定语从句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语篇意识和学习能力。
一、《河上公章句》与《想尔注》的成书年代
《河上公章句》最先著录于《隋志》“道家”类，曰“《老子道德经》二卷”，注曰：“周柱下史李耳撰。汉文帝时河上公注。”然而下文却又有“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语，并言河上丈人所注《老子经》已然亡佚。[1](p1000)按《隋志》所录，战国时的河上丈人与文帝时的河上公不是同一人，二人皆注有《老子》，现存《章句》是汉代的河上公所作。
见义勇为的精神应该提倡，但是我们也应尊重客观规律。按照人的自然生理规律，处于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原本就是弱者，他们不像成年人那样有自立的能力，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首先要思考的命题不是救人，而是“自救”。因此，我们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而应通过智取的方法“见义巧为”，在保证自我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再去救别人。
战国时期的河上丈人，其事迹早在司马迁《史记》中就已有记载。太史公在《史记·乐毅列传》中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2](p2436)将汉代盛行的黄老学说追溯到河上丈人，但对于河上丈人注《老子》一事，司马迁却没有记载。至魏晋时期，始有关于河上丈人注《老子》的记载。皇甫谧《高士传》曰：
在这段注文中，注者认为“圣人”即是“黄帝”，凡庸之人心怀恶意，其精神不能上通与天，故当凡庸之人遇到生死之险时，上天无法救护他。而黄帝之精神可与天通，了知后世凡人之心意，为了提醒凡庸之人要趋善避恶，怀仁心，去恶心，于是结刍草狗，置于人们的门户上，以此喻意这些人皆是刍狗之徒。可是，人们不了解黄帝之深意，只是效仿黄帝做刍狗，却恶心不改，终陷于大恶。这段注文虽然没有对黄帝的外形进行描写，但黄帝作为“圣人”交通天人之际、结刍草以晓谕世人的行为事迹却得到了简要叙述。当然这些描写非常简略，只是梗概式地叙述，没有深入渲染，更谈不上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然而正是这样留白式的描述，增强了黄帝的神秘感与可塑性，对教众心理具有更强的威慑力。
皇甫谧记载河上丈人著有《老子章句》，说明西晋时期此书或流传于世。同时期的嵇康也在《高士传》中说：“河上公，不知何许人也，谓之丈人。隐德无言，无德而称焉。安丘先生等从之，修其黄老业。”以上三人皆言秦汉方士安期生追随河上公学习修道之术。安期生被后世道教奉为上清八真之一，在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中列在第三左位，奉为“北极真人”。依此，河上丈人也是道教之宗师。
课程创新以创造性思维活动为基础，而创造性思维以创造想象参与为特征，故应用型本科院校课程创新当有创造想象这一重要环节。所谓创造想象，就是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3］。这就是说，创造想象是一个“破旧立新”即突破旧有的存在并创立新的存在的过程。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破旧立新”之时，其“新”之正确性往往难以保证。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实施课程创新，需要一个开放、宽容的学习氛围，允许各种思维结果出现。唯如此，师生在课程研究中才敢于挣脱旧有观念的束缚，大胆产生新思想、创造新形象，从而实现课程创新的理想。
然而汉文帝时期的河上公身份显得扑朔迷离，其姓氏籍贯、出身经历，于史籍、杂传中一并全无记录。至葛洪《神仙传》始有河上公之传记，记叙其与文帝交往时的神迹。传中言河上公授素书《老子道德章句》二卷于汉文帝，并谓帝曰：“熟研究之，所疑自解。余著此经以来，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示非人！”[4](p293)这篇传记对了解《河上公章句》的思想、成书背景非常重要。葛洪对河上公的神化，是道教进入成熟阶段并被上层社会接受认可的体现。葛洪借用汉文帝为求得《道德经》精义而前往拜会河上公这一传闻，非唯神化河上公，也是为了神化老子及其学说，为老子其人及《道德经》的宗教性改造埋下伏笔。传记中浓墨重彩地叙述河上公向汉文帝传授二卷《老子道德章句》并声称自己在一千七百余年内仅传授了四人，除了变相地说明河上公具有长生不死的能力，更重要的意图在于神化《章句》并提升道教的社会地位。后世有些学者据此将汉文帝时期的河上公与战国时期的河上丈人等二为一。宋王应麟言：“今文有河上公注，分八十一章。《史记》乐臣公本师河上丈人教安期，再传至于臣公，其弟子盖公为曹相国师，修黄帝老子学，则丈人者乃今所谓河上公也。”[5](p61)但王应麟却质疑河上公传书汉文帝事，认为此类叙述“尤怪诞景迂”。[5](p61)而这种怪诞的叙述，却是葛洪有意所为。他将河上丈人的传说与汉文帝的帝王身份巧妙地结合起来，渲染出亦虚亦实的叙事效果，以宣扬道教胜义。而葛洪在传记后又谓“论者以为文帝虽耽尚大道，而心未纯信，故示神变以悟帝，意欲成其道，时人因号河上公”。[4](p293)更体现了东晋道教虚构此事以自神其教的目的。
与往年不同的是，内忧外患背景下，2018年市场出现了一个极端现象，一元股和垃圾股的数量大幅增多，这导致跌幅榜上前十名尽是这些标的。如跌幅排名第一的是已进入退市整理的中弘股份，今年累计跌幅88%，排名第二和第三名的是遭遇实控人掏空资产的保千里以及面临重大诉讼案件的ST富控，累计跌幅分别高达87%和85%。
与河上公扑朔迷离的身份不同，《想尔注》的作者并无太大争议。《老子想尔注》在中国古代史志目录中无录。唐玄宗《道德真经疏外传》著录有《想尔》二卷，云：“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9](p809)杜光庭《道德真经广义》也著录了《想尔》二卷，云：“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10](p571)《传授经戒仪注诀》记录了“老君《道经》上，想尔训”、“老君《德经》下，想尔训”[11](p170)两部道书，并言：“系师得道，化道西蜀，蜀风浅末，未晓深言，托构想尔，以训初回。”[11](p170)认为是系师为传道西蜀，托言于想尔而作。系师指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之教主张鲁。饶公取敦煌本《想尔注》与《传授经戒仪注诀》中对《想尔注》的叙述一一考证，认为“此《想尔注》本，即所谓系师张鲁之五千文本，断然无疑”。饶公又考证曰：“大抵东汉以来，《道德经》本可别为两大系：一为道教徒删助字以符五千文之本；一为不删助字本，则一般所诵习者也。葛玄校定河上《章句》，因又有所谓‘葛本’者，流行于唐代(见敦煌本成玄英《老子开题》及天宝十载写本《德经》末)，仍题曰‘系师定’，实即删助字本；唐时经幢及道观书盟誓愿文常用之。若此一系，乃代表道教徒之经本，《想尔》此注，殆所谓镇南将军张鲁之本，则更为其祖本也。”[8](p52)可见，《想尔注》乃是专用于道教徒修道的写本，由张陵、张鲁祖孙传承而来。
（二）考查特点。理解能力主要体现在简单的逻辑推理。实验探究能力主要是两种形式，一种是29题类型的对实验步骤及结果分析进行补充完善，另一种则是32题类型的给出实验目的之后完全由学生自己设计实验并预期实验结果和结论。信息获取能力则主要体现在能够对曲线图、柱形图、表格、示意图以及文字信息等进行分析。
但是自唐代以来，对于河上公是否注有《老子》一直存在争议。刘知几就认为“《老子》书无河上公注”。[6](p4522)故而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也存在争议。《隋志》、新旧《唐志》、《四库全书总目》皆认为《河上公章句》成书于汉文帝时期，但现当代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王明先生《〈老子河上公章句〉考》说：“余疑《河上公章句》，盖当后汉桓灵之际，有人焉，类似矫仲彦者，笃好黄老，且慕道引行气之术，习染章句时风，托名于河上公，为《老子》作章句也。”[7](p64-65)饶宗颐先生认为：“《想尔注》部分取自河上。《想尔》为张陵(或张鲁)作，盖曾见河上公《注》，则河上《注》成书，明在张陵立教之前。”[8](p82)东汉时期，章句之体风行。孔颖达《礼记正义》称：东汉学者马融注《周礼》，始采用“就经为注”的形式，而《河上公章句》在形式上正是“就经为注”。故河上注应成于马融之后，张陵立教之前，即东汉中后期。作者为提升教派地位及影响，更为了《章句》的传播与接受，故特意托名于“道家之宗”河上公。
今所见《老子想尔注》乃敦煌遗经，编号为S6825，现藏于大英博物院，卷末题“老子《道经》上”，下注“想尔”二字。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为残卷，《道经》第一、二章阙，首起“则民不争”，迄卷终。该书的编排方式与其他唐写本《道德经》的款式不同，注与经文连写，字体不分大小，既不别章次，过章也不起行，与后汉就经为注的方式相同。据饶宗颐先生考证，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此书注与经文连写，犹存东汉晚期注书之式”。据此也可推断《想尔注》成书于东汉晚期。
引力模型的理论支撑来自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由于其原理简单，形式比较灵活，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需要调整或增减变量，自引入国际贸易领域以来，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贸易流动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并能较好地测算贸易潜力，预测贸易集团的效果，鉴别贸易模式以及估算边界成本等[2].
二、两书对《老子》思想宗教化的总策略
善用比喻是《河上公章句》最突出的特点。文中优美贴切的比喻，既让抽象深奥的哲学思想变得浅显易懂，也使注释文采斐然，提升了《河上公章句》的文学审美性。例如《体道》注“常名”云：“常名当如婴儿之未言，鸡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处石间，内虽昭昭，外如愚玩。”注者连用婴儿未言、鸡子未分、明珠在蚌、美玉处石四个喻体，比喻“自然常在之名”内虽昭然、外则愚昧的状态，将抽象的概念用几个具体生动的物象展现出来，比喻贴切，语言优美。再如《俗薄》注“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昏乱，有忠臣”曰：“大道之世，仁义没，孝慈灭，犹日中盛明，众星失光。”[12](p73)注者将“大道”比喻为正午之太阳，将“仁义”“孝慈”比喻为众星。因有大道在，故儒家所推崇的仁义、孝慈都显得暗淡无光。这是以人人皆能理解的自然现象来解说道家“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思想。又如《显质》注“辩者不善”云：“辩者，谓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浊其渊；辩口多言，亡其身。”[12](p307)注者先对“辩者不善”四字进行了解释，再用高山埋有宝玉，而遭受寻宝者挖掘；深渊因有明珠，而被寻宝者扰害加以敷衍，引申出巧言善辩者容易致祸；口讷少言者反能保身全躯的观点。此段注释多用三言句式，文字古雅，韵律自然，读来朗朗上口，体现了注者较高的文学素养。
《河上公章句》在注释《老子》时，将《老子》之哲学思想进行了别解，以符合当时社会盛行的黄老道思想。《河上公章句》在开篇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时，就奠定了全书宣扬黄老长生之学的基调。其注“道可道”曰：“谓经术政教之道也。”注“非常道”则云：“非自然长生之道也。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晖，灭迹匿端，不可称道。”即言世俗所谓经术政教之道并非自然长生之道。注“名可名”曰：“谓富贵尊荣，高世之名也。”注“非常名”则云：“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当如婴儿之未言，鸡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处石间，内虽昭昭，外如愚玩。”[12](p1)指出世俗之人追求的“富贵尊荣，高世之名”并非“自然常在之名”。常名应如婴儿、鸡子、明珠、美玉尚未脱离其最原始、最浑沌的状态。注者开篇就将《老子》哲学中的“道”与“名”解释为“长生之道”“自然常在之名”，体现了注者轻视经术政教、富贵尊荣，而崇尚无为修身、养生长寿的思想，为《道德经》的宗教化奠定了长生修身的黄老道基调。
更重要的是，注者又在《章句》中将神仙思想附会于老子身上，并推扬吐纳修养之术。如《韬光》章注“天长地久”时，曰：“说天地长生久寿，以喻教人也。”并认为“以其不求生，故能长生不终也”。[12](p25-26)即是长生不死思想的体现。其在《厌耻》章注“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时更言：“使吾无有身体，得道自然，轻举升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当有何患？”[12](p49)所谓“无有身体”应是指行导引吐纳之术，脱离肉身，使灵魂轻举而成仙。《章句》又认为虚、静乃是修道之根本，只要能守虚静，那么修道者可以死而复生。其在《归根》章注“复命”为“言安静者是为复还性命，使不死也”。[12](p63)又注“复命曰常”为“复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12](p63)可见老子的“道”被理解为“长生修仙之道”，《老子》的许多思想被宗教化了。《河上公章句》对《老子》思想进行宗教化改造，促进了黄老道的发展。而黄老道作为道教之前身，其思想学说为道教的正式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与理论依据。
同样，《想尔注》作为早期道教专用之书，在注《老子》时，为了达到宣扬道教教义的目的，也采用章句的形式对《老子》进行了宗教性阐释。不过，《想尔注》在对《老子》思想进行阐释之前，先对《老子》原文进行了修改，以期达到将其彻底宗教化的目的。
因为五斗米道信奉“《老子》五千文”，故用于修炼的《老子》被删除助字，以符合“五千文”之例。《想尔注》即为删助字本。当然，删除助字并不影响《老子》原意。但是，为了使《老子》思想更能接近道教教义，《想尔注》也对《老子》原文进行增删，以此改变了《老子》的原意。如《河上公章句》本原文作“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12](p11)《想尔注》本则在“敢”下增一“不”字，而删去“为无为”三字，[8](p6)正好使意思相反。《想尔注》在解释《老子》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时，将“无为”释为“不为恶事”，认为“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8](p46)由此引申出要广做善事，如道性所为，才能成就仙位。饶公认为《想尔注》之所以如此大幅度更改《道经》原意，是因为“扬善非恶，为《太平经》主要观念，《想尔》用其说，亦沾沾于此，今观其删去此三字以成其曲解，知其所注重者，则为求合于《太平经》义，而不甚顾《老子》原有之哲理也”。[8](p78)这种不顾《老子》哲理而随意改写的做法，在《想尔注》中并非偶尔一见。除随意增删原文外，对一些音近或形近之字进行改写，也是修改《老子》思想的重要手法。如《老子》“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句，《想尔注》将两“私”字改作“尸”，成为“以其无尸，故能成其尸”，句下解释云：“不知长生之道，身皆尸行耳，非道所行，悉尸行也。道人所以得仙寿者，不行尸行，与俗别异，故能成其尸，令为仙士也。”[8](p10)全是道教追求长生成仙的理论，体现东汉道教神仙学说尸解术的兴起。再如《老子》“公乃王，王乃天”句，《想尔注》将两“王”字改写作“生”，成为“公能生，生能天”，解释云：“能行道公政，故常生也”，“能致长生，则副天也。”[8](p20)如此改写使《老子》哲思转向于道教长生不死的理论。凡此种种，在《想尔注》中不在少数。饶公将《河上公章句》与《想尔注》进行对照，发现《想尔注》对《老子》原文的窜改多达十余条。这些改写的目的在于曲就道教理论，“以树新义，虽未尽符《老子》之旨，而张陵立教，别有用心，亦足以存古说”。[8](p76)
三、《河上公章句》重修辞的文学策略
《河上公章句》虽然为注释之作，但因为章句是对经书章旨句意的串讲，这样的串讲既能自由抒发自己的思想与学说，又可以在文辞上展现作者的才华，使读者乐于欣赏接受。故注者可以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文意与文采相得益彰。《河上公章句》一书就使用了多种文学创作手法进行注释。
《河上公章句》与《想尔注》采用章句的方式对老子《道德经》进行阐释，除了适应当时的学术潮流之外，也与章句最有利于宣扬注者的思想学说有关。可见两书采用章句的形式对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进行了宗教化改造，正是其策略性的选择。
在《河上公章句》中，注者除了使用比喻使深奥抽象的思想变得浅显易懂外，还借助典故进行注释，如《还淳》注“绝圣”二字曰：“绝圣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画象，苍颉作书，不如三皇结绳无文。”[12](p75)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反对圣人智慧，故该书注释引申为“反初守元”，即人们应返归天真淳朴的原初状态。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注者进一步运用“五帝画象，苍颉作书”的典故，认为文字与图像的出现还不如三皇时期的结绳记事。再如拟人手法，《法本》注“昔之得一者”，作者注“一”云：“一，无为，道之子也。”[12](p154)《归元》注“既知其母，复知其子”曰：“子，一也。”[12](p199)将“道”与“一”比拟成母子，将抽象的哲学概念和彼此的哲学关系转化为人人皆可理解的伦理关系，并赋于其人格。除此之外，作者还运用模拟的手法进行注释。如《重德》注“重为轻根”曰：“人君不重则不尊，治身不重则失神，草木之花叶轻故零落，根重故长存也。”[12](p106)注“静为躁君”曰：“人君不静则失威，治身不静则身危。龙静故能变化，虎躁故夭亏也。”[12](p106)注者将“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解读为人君之长生治身需要讲究“重”“静”，只有谨守“重”与“静”的原则，才能保持自身的威严，才能做到不失神，不危身，达到长生养寿的目的。注者再以自然界草木之花叶轻而易落，根重而长存；龙主静故善于变化；虎主躁所以难得长生等现象一正一反再次强调“重”“静”对长生养寿之重要。
概而言之，《河上公章句》运用了比喻、用典、模拟、拟人等修辞方式，对《道德经》进行了分章析句的串讲。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使抽象深奥、古朴难解的道家哲学变得形象生动、浅显易懂。而注者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使这些说理的章句文字显得清新典雅、活泼有趣，文中韵律自然流畅，文辞精到准确，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
四、《老子想尔注》塑形象的文学策略
《想尔注》的注释体例如《河上公章句》，也是分章析句的串讲式注解。由于“三张”旨在借《老子》宣扬道教教义，他们对《老子》本义的曲解几乎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这对于《老子》的哲学思想而言无疑是不利的，但对于早期道教思想的成熟与发展，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因为《想尔注》是作者自由创作、刻意发挥的成果，故该书的注文体现了作者的创造力，不唯在思想上，在文学上也富于个性，呈现了鲜明的道教文学特色。
一者道也，今在人身何许？守之云何？一不在人身也，诸附身者悉世间常伪伎，非真道也；一在天地外，入在天地间，但往来人身中耳，都皮里悉是，非独一处。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8](p12)
圣人法天地，仁于善人，不仁恶人，当王政煞恶，亦视之如刍狗也。是以人当积善功，其精神与天通，设欲侵害者，天即救之。庸庸之人皆是刍狗之徒耳，精神不能通天。所以者，譬如盗贼怀恶不敢见部史也，精气自然与天不亲，生死之际，天不知也。黄帝仁圣知后世意，故结刍草为狗，以置门户上，欲言后世门户皆刍狗之徒耳；人不解黄帝微意，空而效之，而恶心不改，可谓大恶也。[8](p8)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号曰河上丈人。当战国之末，诸侯交争，驰说之士咸以权势相倾，唯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专业于安期先生，为道家之宗焉。[3](p2312)
再如《想尔注》对老子道教宗主这一形象的塑造，为后世道教徒神化老子，将老子从一位哲人向神人转变提供了理论来源。其在注“载营魄抱一能无离”句时，如此解释“一”，文云：
《想尔注》作为一个注本，其对道教思想的阐释虽重在论证、说明，但在对理论进行抽象的论证与说明时，注者也采用了一些形象思维模式。将传说或历史中的人物改造成仙人形象，以此来解说道教理论，是《想尔注》中常见的注经方式。《想尔注》中出现了早期道教的神仙形象，例如《想尔注》释“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句曰：
将“一”等同于“道”，而“一”却有时虚无飘渺，如同“气”；有时又积聚一起变形为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常处昆仑山，主张虚无、自然、无名。这位神秘飘渺、居于昆仑山的太上老君即是老子。在《想尔注》中老子已与“道”“一”等抽象的概念合为一体，成为拥有无比神力的道教宗主。
将老子与“道”合而为一，是《想尔注》将“道”人格化的重要手段。在《想尔注》中，“道”不再是深奥玄虚，不可捉摸的事物。“道”可以向世人传授道教教义。《想尔注》释“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句曰：“道甚大，教孔丘为知；后世不信道文，但上孔书，以为无上；道故明之，告后贤。”[8](p27)此处之“道”即是指“老子”。老子曾教孔丘真知，但是后世凡庸之人不信道教文章，只信儒家孔门之说。因此，老子再次向后贤传授道教教义，以解世人之惑。“道”也可以命令他人制作器物，如《想尔注》释“有车之用”句曰：“道遣奚仲作之。”[8](p13)注“凿户牖以为室”句曰：“道使黄帝为之。”[8](p14)凡此，抽象的“道”已完全具像化、人格化了。但是在《想尔注》中，只记载了老子的行迹，对其外形毫无刻画。《想尔注》对此有解释，其注“是无状之状，无物之像”句，曰：“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像也；但可从其诫，不可见知也。今世间伪伎指形名道，令有服色名字、状貌、长短非也，悉耶伪耳。”[8](p17)可见，《想尔注》认为老子既然与“道”一体，那自然不似凡人那样有具体的外貌形象，故世间所见绘有老子衣服、名字、形貌、高矮的图像，皆是假像、伪技。
《想尔注》作为传教的道书，注者要采用各种手法让注文充满文采，且平浅易解，易于为读者所接受。运用典故以进一步申发教义，也是《想尔注》常用的手法之一。如《想尔注》释“名成功遂身退，天之道”句曰：“名与功，身之仇，功名就，身即灭，故道诫之。范蠡乘舟去；道意谦信，不隐身形剥，是其效也。”[8](p12)便以范蠡功成身退、隐居太湖的史实，证明功成身退乃是“天之道”。再如《想尔注》释“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句曰：“至诚守善，勿贪兵威，设当时佐帝王啚兵，当不得已而有，勿甘乐也，勿以常为强也。风后佐黄帝伐蚩尤，吕望佐武王伐纣，皆不得已而为之耳。”[8](p39)引用风后辅佐黄帝攻打蚩尤、吕尚辅助周武王讨伐纣王的神话与传说，表明圣帝明君出兵征战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告诫人们要守善，尽量不要发动战争。以这些历史或神话中的人物与事迹来阐释道教思想，正是要借助这些人物形象使抽象深奥的理论视角化、空间化进而具体化。
2）疏除果粒。多在落花落果终止后，果粒介于黄豆粒和花生粒大小时进行。摘除病果、小果和特大果，使果粒大小均匀。
这些略具叙事特征的文辞，为后世仙传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素材与理论背景。葛洪《神仙传》对诸多仙人的记载，也如《想尔注》刻画黄帝、老子形象一样，他们面目模糊，性格不明。作者只是对他们的仙迹进行描述，即重在事件记载，宣扬宗教教义，而对其外形却疏于刻画。这正是仙传文学的传统特色所在。
Sealing Analysis of Reactor Pressure Vessel Based on ATLAS WANG Hui，HE Zheng(66)
五、余论
事实上，对老子其人及思想的神化早在西汉就已经开始了。在刘向《列仙传》中，老子已完成了从哲人到仙人的转变。其对老子形象的改造，重点体现在老子“好养精气，贵接而不施”，即善于养生、精通房中术的修道者形象。刘向对老子的神化，为早期道教徒提供了创作蓝本。东汉以后，道家思想逐渐被宗教神学化。而老子因善养生而得长寿的神仙形象也被世人所认同。王充《论衡·道虚》记载：“世或以老子之道可以度世，恬淡无欲，养精爱气。夫人以精神为寿命，精神不伤，则寿命长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为真人矣。”[13](p334)到了东汉桓帝统治时期，老子的神仙地位得到官方认同，并被统治者祭祀。《后汉书·桓帝本纪》记载：“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壬子……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14](p313-316)同书《祭祀志》也记载：“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14](p3188)此时又出现了王阜的《李母碑》、边韶的《老子铭》及无名氏所作《老子变化经》等作品。
《河上公章句》与《想尔注》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运用章句的方式，采用多种文学策略对《老子》思想进行更为系统的宗教性改造，并确立了《老子》在道教史上的崇高地位。这种在章句中渗入文学手法的注释风格，使注文文本在思想传递与文学审美方面都具有了独立性，其价值在于兼顾了注者的理论阐释与读者的阅读体验。故而，在探讨老子思想教化这一问题时，我们需要结合《老子》原文文本与《河上公章句》《想尔注》的注文文本进行研究。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二重文本系统中，我们才能更为纵深地考察《老子》思想是如何被宗教化及神圣化的，并挖掘道教文学形成的原初形态。
参考文献 ：
[1]魏 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李 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胡守为.神仙传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6]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王 明.《老子河上公章句》考[A].王明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唐玄宗.道德真经疏外传[M].道藏(第11册)[Z].上海：上海书店，1994.
[10]杜光庭.道德真经广义[M].续修四库全书(第1290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传授经戒仪注诀[M].道藏(第32册)[Z].上海：上海书店，1994.
[12]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王 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黄 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4]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Literary Strategy of Religionizing the Ideology of Lao Tzu in the Han Dynasty ——Centering onLao Tzu He Shang Gong Zhang Ju andLao Tzu Xiang Er Zhu
LIU Xiangl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re were two important books about the annotations of Lao Tzu，namely Lao Tzu Dao De Jing Zhang Ju by HE Shanggong and Lao Tzu Xiang Er Zhu by ZHANG Ling and ZHANG Lu.The two books were arranged into sub-chapters and sub-sections to religionize the ideology of Lao Tzu . And the notes used the literary strategies of emphasizing the rhetoric devices and shaping images respectively，making the abstruse and abstract ideology of Lao Tzu easy to understand，and powerfully promoting the theoretic construction of primitive Taoism.
Key words ：Lao Tzu；He Shang Gong Zhang Ju ；Xiang Er Zhu ；literary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9)01-0101-07
收稿日期 ：2017-05-25
基金项目 ：中山大学重大项目培育项目“古代杂传文体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17wkjc1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文学史”(编号：15ZDB069)
作者简介 ：刘湘兰(1973-)，女，湖南攸县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中国古代文体学。
(责任编辑 ：刘伏玲 )
标签：《老子》论文; 《河上公章句》论文; 《想尔注》论文; 文学策略论文;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