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的“郎君”与“近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郎君论文,金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起“郎君”，自然首先会想到天会四年（1126年）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尽管至今尚不能确定碑刻中的“郎君”究竟系指何人，但他是金太宗的族弟当是确定无疑的。这也就是说，当时金宗室成员确实被称为郎君。“郎君”，契丹语为“舍利”：“契丹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匹，乃给官名曰舍利。后遂为诸帐官，以郎君系之”①。女真建国以后，宗室称郎君，当是沿用辽廷授予女真贵族青年男子的旧称。建国初期，金朝的决策机构仍是原来的女真部族联盟议事会，不过各部酋长参与决策的权力则逐渐被郎君所取代。自熙宗以后，推行汉制，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郎君不仅不再受皇帝的信任，而且成了加强皇权的最主要障碍。于是，郎君又被皇帝身边的奴仆——“近侍”所取代。“郎君”与“近侍”的特殊地位，从一个重要侧面体现了金朝政治制度的特点。
一、金朝立国初期的“郎君”
女真人最初生活在今东北东部，这里“土多林木，田宜麻谷”②，在定居的农耕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女真人的社会组织是一个个独立的村寨，村寨的首领称为“孛堇”。这些独立的村寨，后来逐渐被强大的完颜部统一起来。“金自景祖始建官属，统诸部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③。各部统一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其标志就是实行统一的号令和法令：“初，诸部各有信牌。穆宗用太祖议，擅置牌号者置于法。自是号令乃一，民听不疑矣。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④。所谓“本部”即完颜部。一切治以完颜部的法令，也就是诸部都服从于该部。
金朝立国初期，官员们沿用各部首领的旧称，皆称“孛堇”，亦即“勃极烈”。与原来村寨各自独立时期不同，此时孛堇、勃极烈的地位有了高下之分。尤为重要的变化是宗室即郎君地位的上升。《金史·百官志》载：“其官长，皆称曰勃极烈，故太祖以都勃极烈嗣位，太宗以谙版勃极烈居守。谙版，尊大之称也。其次曰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言贵，忽鲁犹总帅也。又有国论勃极烈，或左右置，所谓国相也。其次诸勃极烈之上则有国论、乙室、忽鲁、移赉、阿买、阿舍、吴、迭之号，以为升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长曰勃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废”。最初，各部首领都有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更是如此。《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
三”载：“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人不闻声，其密如此。将行军，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特将，任其事。师还，又大会，问有功高下，赏之以金帛若干，举以示众，或以为薄，复增之”。直到金太宗吴乞买即位以后，其决策过程大体上也还是如此。跟随徽、钦二帝被俘至金上京某无名氏记载：“吴乞买当金太祖朝尝使汴京，其貌绝类我太祖皇帝素像，众皆称异。嗣位后，车马服御与臣下无别。乾元殿外四围栽柳，名曰‘御寨’。有事集议，君臣杂坐，议毕同歌合舞，携手握臂，略无猜忌……近年称尚汉仪，朴茂之风亦替”⑤
金太宗在位后期，特别是熙宗即位以后，国家机器已渐趋完备。此时，原来的诸孛堇地位进一步下降，几乎成了宗室成员即“郎君”的奴仆。据上引《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载：“其官名则以九曜二十八宿为号，曰谙版勃极列（原注：大官人），勃极列（官人）。其职曰忒母（万户）、萌报（千户）、毛可（百人长）、蒲里偃（牌子头）。勃极列者统官也，犹中国言总管云。自五十户勃极列推而上之至万户勃极列，皆自统兵。缓则射猎，急则出战。其宗室皆谓之郎君。事无大小，必以郎君总之，虽卿相尽拜于马前，郎君不为礼，役使如奴隶”。所谓“萌报”当是“萌安”（即猛安）之误。“毛可”即“谋克”。他们都是勃极列，即孛堇。既然“事无大小，必以郎君总之”，宗室、郎君参与决策即成为常规。金熙宗时期的所谓“大臣会议”，即是当时的最高决策机构，参加者主要是宗室成员，即郎君。《金史·勖传》载：“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会议，海陵后至，勖面责之曰：‘吾年五十馀，犹不敢后，尔少年强健，乃敢如此。海陵脆谢”。这位完颜勖，是穆宗第五子，好学问，女真人称他为“秀才”。太宗继位后，自军中将其召回，参与谋划政事。熙宗时，他责备另一出席大臣会议的宗室成员海陵王，直至令其跪下承认开会后至的错误，此事不仅透露出当时的大臣会议成员主要是宗室，而且说明这个作为决策机构的会议是有严格的纪律的。最有权威的是年长的、阅历丰富的宗室成员。他们的意见，皇帝也不能不听从。太宗时，宗干与希尹等人商议立熙宗为谙版勃极列一事，就证明了这一点。《金史·熙宗本纪》载：“天会八年，谙班勃极烈杲薨，太宗意久末决。十年，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辅、左监军完颜希尹入朝，与宗干议曰：‘谙班勃极烈虚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剌，先帝嫡孙，当立。’相与请于太宗者再三，乃从之。四月庚午，诏曰：‘尔为太祖之嫡孙，故命尔为谙班勃极烈，其无自谓冲幼，狎于童戏，惟敬厥德。’谙班勃极烈者，太宗尝居是官，及登大位，以命弟杲。杲薨，帝定议为储嗣，故以是命焉”。金朝在实行预立太子之制以前，谙班勃极烈实际上就是皇位继承人。当时，决定立谁为谙班勃极烈，主要不是皇帝个人的意见，而是要看宗室政要们意下如何。这些宗室有这样的权力，故他们无须事先秉告皇帝就在一起商议立储问题。他们这样做，不仅不被视为搞阴谋，而且待其决定之后，皇帝也不得不从。由此看来，金初似乎也存在着辽朝那样的“世选”之制。
二、皇权的上升与郎君特权地位的丧失
继金太宗而立的是金熙宗。当时金朝立国为时尚短暂，金熙宗还需要利用宗室对抗旧时遗留下来的诸部权贵的势力。《金史·兵志》载：皇统五年（1145年），熙宗诏令“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饮次之”。他让宗室握有比其他各部更大的兵权，目的正在于用宗室制衡各部。然而，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宗室中与他最亲近并且又最有权势的人，同时也就是对他构成严重威胁的人。因为这些人在传子制度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不仅具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同时也自然要萌生这种念头。于是，金熙宗与宗室的矛盾冲突便愈演愈烈。原来，国相撒改之子宗翰在灭辽以后主持行台尚书省，构成中央集权的主要障碍。此人被除掉之后，与熙宗发生冲突的是太祖阿骨打之子宗雋与太宗吴乞买之子宗磐。《金史·宗磐传》载：“天会十年，为国论忽鲁勃极烈。熙宗即位，为尚书令，封宋国王。未几拜太师，与宗干、宗翰并领三省事。熙宗优礼宗室，宗翰没后，宗磐日益跋扈。尝与宗干争论于上前，即上表求退。鸟野奏曰：‘陛下富于春秋，而大臣不协，恐非国家之福。’熙宗因为两解。宗磐愈骄恣。其后于熙宗前持刀向宗干，都点检萧仲恭呵止之。既而左副元帅挞懒、东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阴相党与，而宗雋遂为右丞相，用事。挞懒属尊，功多，先荐刘豫，立为齐帝，至是倡议以河南、陕西与宋，使称臣。熙宗命群臣议，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雋助之，卒以与宋。其后宗磐、宗雋、挞懒谋作乱，宗干、希尹发其事，熙宗下诏诛之”。宗磐、宗雋以谋反伏诛是天眷二年（1139年）七月的事，然而在此之前六月间熙宗即与翰林学士韩昉谈及西周的一段历史。《金史·熙宗本纪》载：“（熙宗）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对曰：‘古之贤君。’上曰：‘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熙宗谈论的是西周初年成王即位不久，周公讨平他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支持武庚发动叛乱的一段历史。熙宗认为，为社稷大计，即使杀掉自己的亲兄弟也并不为非。他说这段话，正影射他与宗干已经准备要对宗磐等人下手。宗雋、宗磐与宗干及熙宗的关系，正与三叔与周公及周成王的关系相当。熙宗上述谈话证明，不论宗磐、宗雋是否确有谋反之事，熙宗与宗干都早已准备好了这场屠杀。当然，此事从根本上说还是起源于宗室内部权力与皇位的争夺。这一点在熙宗诛宗磐、宗雋的诏书中说得很明确：“皇伯太师宋国王宗磐，族联诸父，位冠三师，始朕承祧，乃系协力。肆登极品，兼管剧权，保为失图，以底不类。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恶心。昵信宵人，煽为奸党。坐图问鼎，行将弄兵。皇叔太傅领三省事宗雋，为国至亲，与朕同体，内怀悖德，外纵虚骄。肆已之怒，专杀以取威；擅公之财，市恩而惑众。力摈勋旧，欲孤朝廷。即其所怀，济以同恶。”⑥
熙宗起初是利用宗室中的某些成员，如宗干等人，对抗过宗磐、宗雋等宗室内部的野心家。待到后来，权力争夺愈演愈烈，特别是宗干死后，宗室内几乎无可信任者。晚年，“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继嗣未立，帝无聊不平，屡杀宗室，捶辱大臣。”⑦熙宗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明确认识宗室对自己构成的威胁。所以，最终竟被自己所信任的宗室成员完颜亮所杀。
完颜亮即位后，“深忌宗室”⑧。他迁都燕京，原因之一就在于要摆脱宗室对朝廷的控制。后来，他大举南伐，企图一举消灭南宋，统一全中国。此时他仍顾虑宗室在后方起而乘机夺取政权，于是“海陵渡淮，分遣使者翦灭宗室”⑨。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宗室葛王完颜雍所取代。此人即是历史上的金世宗。世宗即位后，多次指责海陵王屠杀宗室。但是，如果没有金熙宗和海陵王采取极端措施削弱宗室势力，世宗不仅在夺取帝位过程中还要遇到其他对手，而且，即位以后也还会遇到宗室成员的挑战。熙宗与海陵王同宗室成员顽强斗争，其真正受益者正是金世宗。
三、金中期以后的“近侍”
重用近侍，自熙宗、海陵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萧肆，本奚人，有宠于熙宗，复谄事悼后，累官参知政事”⑩。海陵即位以后，对近侍尤为重用，“张仲轲幼名牛儿。市井无赖，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为业。海陵引之左右，以资戏笑。海陵封岐国王，以为书表，及即位，为秘书郎”(11)。萧肆和张仲轲都是近侍，前者通过皇后与熙宗接近并受到重用，后者则是靠讲小说取悦海陵王，他们都进入了决策圈。近侍直接接近皇帝，故权重，士大夫则只有走通此种人的门路才能致位通显。《金史·李通传》载：“李通以便辟侧媚得幸于海陵。累官右司郎中，迁吏部尚书。请谒贿赂辐凑其门。正隆二年正月乙酉，诏左右司御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尝试之矣。朕询及人材，汝等若不举同类，必举其相善者。朕闻女直、契丹之仕进者，必赖刑部尚书乌带、签书枢密遥设为之先容，左司员外郎阿里骨列任其事。渤海、汉人仕进者，必赖吏部尚书李通、户部尚书许霖为之先容，左司郎中王蔚任其事’。”自章宗时期起，近侍的权势就越来越膨胀。“内侍梁道儿恃恩骄横，朝士侧目”(12)。元妃李氏兄弟也是近侍，其兄喜儿，累官宣微使，弟铁哥累官近侍局使。据《金史·章宗元妃李氏传》载：“兄喜儿旧尝为盗，与弟铁哥皆擢显近，势倾朝廷，风采动四方，射利兢进之徒争趋走其门。南京李炳、中山李著与通谱系，超取显美。胥持国附依以致宰相。怙财固位，上下纷然，知其奸蠹，不敢击之，虽击之，莫能去也。”胥持国既得势，“一时权势赫然，而张仲淹诸人游其门。附以进用，时号胥门十哲”(13)。宋人攻击金朝所谓“经童作相，监女为妃”，即是指李元妃和胥持国。在金朝决策系统中，除近侍以外，还有一类人，即护卫。护卫与近侍一样，也是皇帝身边的人，最得信任，因此也最容易得势。后来发动政变杀卫绍王并且立宣宗为帝的胡沙虎即纥石列执中，原来就是护卫出身。《归潜志》载：“纥石烈执中，小字胡沙虎。世宗时为护卫，得幸于章宗。为人凶悍鸷横，为举朝所恶。且莅官不法，台谏屡有言，上常右之。每曰：‘汝辈无他事，何止言胡沙虎也？斯人止是跋扈耳。’孟参政铸时为御史中丞，对曰：‘圣世岂容有跋扈之臣？’上无以应。然屡斥屡召，恩宠不衰”。胡沙虎这类人之所以跋扈，是因为有皇帝支持，而皇帝之所以离不了此种跋扈之人，其重要原因是要利用他们压制外廷大臣。他们更与皇帝身边的仆从串通一气，公然蔑视行政机关。胡沙虎即是明显一例，从章宗至卫绍王，再至宣宗一直受到重用。赵秉文在《张左丞碑》中写道：“崇庆二年公任谏议，东海昏将复召用胡沙虎参议军事。公奏言：‘胡沙虎为人，远近之人尽知之，前知大兴府事，专任私意，枉害良民，蔑视省部，以示强梁，媚结近习以固称誉。及为山西将帅，持师无律，民数被害，徒能取蔚州官帑、杀涞水县令而已一朝遇敌，引数十骑先遁。朝廷逾年废而不用，众庶莫不喜悦。今若复用，惟恐蠹国害民更甚前日。一将之用，安危系焉。’既寝而不用矣。至宁元年夏六月，公又奏言：‘朝廷欲起旧臣俾为元帅，请以近事明之。内刺之为晋守、袅刺之为元帅非不老且旧也，而不能全辽东之败。一文士，一剧贼，而能保山西于屡战。人材能否，不问新旧，明矣……且胡沙虎为人残忌，其相貌凶悖，利害之机，况有大于此者。’书奏不从。至八月二十四日，胡沙虎以兵围宫禁，果有弑逆之祸”(14)。这位张左丞即张行信，是一位汉族士大夫，当时任谏官。卫绍王欲复用胡沙虎，朝廷上没有敢表示异议者。张行信的意见不被卫绍王采纳，不久之后，卫绍王即被胡沙虎所杀。
代卫绍王而立的金宣宗不尊重大臣，一是表现为“亲细务”，二是随意对大臣施体罚。士大夫出身的大臣，虽然名义上居高位，但他们既然为小吏所排斥，所能掌握的实权也就非常有限，更不要说参与决策了。《归潜志》载：“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监官参注进士，吏员又使由郡转部，由部转台、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职。士大夫反畏避其锋，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时全由小吏侍东宫，至为签枢密院事。南征帅又有蒲察合住、王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涣辈在外行尚书六部，陷士夫数十人，亦亡国之政也”。
南渡之后，宣宗用近侍充当耳目，监视百官。同时还让他们充当所谓“行路御史”到民间去“采访”，实际上是监视一般民众。除此之外，甚至还把他们派往军中，去监视军事将领，号“监战”。外廷大臣不受信任，所以，参与决策的，经常只有皇帝身边的近侍。于是，近侍不仅不再被视同奴仆，而且非贵戚、世家、恩幸者，不能居是职，那些自以为清高的士大夫们，想侧身其中亦不可得。刘祁说：“金朝近习之权甚重，置近侍局于宫中，职虽五品，其要密与宰相等，如旧日中书，故多以贵戚、世家、恩幸者居其职，士大夫不予焉。南渡后，人主尤委任，大抵视宰执、台、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谓心腹则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谓‘奉御’、‘奉职’辈，本以传诏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至于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权反在其下矣。其后，欲收外望，颇杂用士人。完颜伯阳居之不岁馀亦罢。又于台部令史选奉职数人，又于进士中亦选一二人充备。其人既入局中，则趋进举止，曾亦未闻有正言补益者。且此曹本仆役之职，士大夫处之可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为荣，亦陋也”(15)。近侍局名义上隶属殿前司，其主管官员为“提点”。其下还有近侍局使、副使及直长。而最受皇帝信任的“奉御”、“奉职”，原来都是所谓“小底”，是皇帝身边供役使的奴仆。《金史·百官志》载：“近侍局。提点，正五品。（泰和八年创设）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侍从，承敕令，转进奏帖。直长正八品。（大定十八年增二员。奉御十六人，旧名入寝殿小底。奉职三十人，旧名不入寝殿小底，双名外帐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从近侍局提点直至奉御、奉职，因受到皇帝信任，所以自成一小团体。外廷官员很难在此局中获得职位。《金史·抹捻尽忠传》载：“尽忠奏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可为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宫中出身，杂以他色，恐或不和。’尽忠曰：‘若给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预政。固宜慎选。’宣宗曰：‘何谓预政？’尽忠曰：‘中外之事，得议论访察，即为预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许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请谒营私，拟除不当，台谏不职，非近侍体察，何由知之？’尽忠乃谢罪……纥石烈执中之诛，近侍局尝先事启之，遂以为功，阴秉朝政。（术虎）高琪托此辈以自固。及尽忠、德升面责，愈无所忌。未几，德升罢相，尽忠下狱，自是以后，中外蔽隔，以至于亡。”
上述这段文字较为全面而具体地透露出了以近待预政为其特色的金后期政治的腐败内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金朝的近待，只能从近待局或宫中选择成员，宣宗借口“杂以他色，恐或不和”，从而表明他直接掌握的近待局，是极端排斥外廷介入的。（二）宣宗不承认近待预政。其实正如抹捻尽忠指出的，用此辈议论访察，即为预政。而且远不止此。诛纥石烈执中（即胡沙虎）这样的权臣，事先都是由近待局与宣宗议定的，这充分表明了，唯有此局才是真正的幕后决策机构。（三）宣宗饰非拒谏，是个地地道道的昏庸皇帝。外间的一切事，他认为只有靠近侍向他密报才能知晓。他宁肯听信近侍们反映的假情况，也决不相信外廷的大臣们。然而，他做错了事却既不自责，也不责备那帮近侍，而是反过来责备大臣。哀宗时，进士出身的翰林直学士斜卯爱实曾上章指出：“今近侍权太重，将相大臣不敢与之相抗。自古仆御之臣，不过供给指使而己，虽名仆臣，亦必选择正人。今不论贤否，唯以世胄或吏员为之。夫给使令之材，使预社稷大计，此辈果何所知乎？”(16)尽管此辈无知无识，哀宗照祥让他们预闻社稷大计，亦即还是与这帮近侍决策。他不仅不愿听取斜卯爱实的意见，而且因此把这个敢于直言的士大夫赶出了朝廷。近侍预政，将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交给这样一些无知无识的人决策，对此哀宗至死不以为非，这正是金王朝南渡后加速走向覆亡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辽史》卷116《国语解》。
②《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
③《金史》卷55《百官志》。
④《金史》卷1《世纪》。
⑤《靖康稗史》卷6《呻吟语》。
⑥《松漠纪闻》卷下，并见《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
⑦《金史》卷132《秉德传》。
⑧《金史》卷64《世宗照德皇后传》。
⑨《金史》卷69《爽传》。
⑩《金史》卷129《萧肆传》。
(11)《金史》卷129《张仲轲传》。
(12)《金史》卷97《裴满亨传》。
(13)《归潜志》卷10。
(14)《滏水集》卷12。
(15)《归潜志》卷7。
(16)《金史》卷114《斜卯爱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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