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高窟论文,北区论文,敦煌论文,活字论文,洞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0）02—0154—06
以往，许多人都知道，在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藏经洞所出数万件经卷文书中，除大量是汉文文献外，还有古藏文、于阗文、回鹘文、梵文等多种民族文字的写本。但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内发现的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却很少为世人所知。其实，北区洞窟内发现的多种民族文字文献的种类和数量亦很多，也很有特色，尤其是西夏文文献、蒙古文文献、八思巴文文献、叙利亚文文献以及回鹘文木活字等，均为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所未见，这就更显得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为了让学术界对莫高窟北区洞窟发现的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有所了解，现将这些文献及回鹘文木活字的发现经过、文献类别、收藏单位、研究情况等综述如下，并就有关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伯希和对北区洞窟盗掘及其所获
据有关资料揭示，最早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内进行盗掘的是法国人伯希和。1908年2月25日至5月27日，伯希和在莫高窟期间，除了对洞窟进行编号（包括对部分北区洞窟编号[1]）、绘制洞窟立面图和平面图、拍摄洞窟壁画和塑像、抄录洞窟内的汉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题记、拣选藏经洞所收藏的文献精品六千余件、“二百多幅绘画、二十余件木雕、一大批绢幡、经帙以及各类丝织品”[2]外，他还把手伸到北区， 对该区伯181号洞（即今第464窟）和伯182号洞（即今第465窟）进行了盗掘。有材料为证。1908年4月27 日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给法国巴黎亚细亚协会会长塞纳尔（E·Senart）写了一封长达75页的信，[3]信中除了报告他在敦煌千佛洞（笔者按：即指藏经洞）获得大量古代文书的特大新闻外，还说：“在千佛洞的北方（笔者按：此处指莫高窟北区）探索了另外二个洞窟，从那里发现了属于13—14世纪的汉文、蒙古文（笔者按：其中可能有回鹘文、下同）、婆罗迷文、西夏文写本和印刷本的断片。”[4]对于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的盗掘经过， 伯希和在他的《敦煌石窟笔记》中也作了供认。《笔记》中有如下记录：“该洞（笔者按：指伯181号洞，即今第464窟）部分地被废物碎片堵塞，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拍摄它了。我们于那里发现了用于印刷蒙古书籍的大量小方木块（笔者按：伯氏所谓小方木块，实是回鹘文木活字），它们各自能印出一个完整的字来。……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迷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它们至少属于四部不同的书籍，一本几乎是完整的蒙文小册子，写有从中加入的汉文词组短语”[5]（笔者按：此处所言蒙文小册子，很可能是回鹘文小册子）。“在于第181号洞发现一些写本残卷之后，我令人清理了第182号洞的过庭（笔者按：即今第465窟）， 大家在那里发现了相当多的漂亮藏文写本残卷，它们是被故意撕碎的，有些被部分地烧毁。其中仅仅有二、三件刊本西夏文残书”。[6]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1978年10月至1980年6月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见，也证明当年伯希和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内的盗掘所获颇丰，仅文献就有三箱，其中从伯181号洞获得文献二箱，箱号分别为NO.924和NO.925。从伯182号洞获得文献一箱， 箱号为NO.922。总计有回鹘文文献363件，西夏文文献200余件，此外还有汉文、藏文、蒙文、婆罗迷文文献等。这些文献现收藏于巴黎国立法国图书馆东洋写本部，[7] 并有部分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遗物流散到日本和美国。[8]伯氏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内盗掘的三箱文献劫往法国后， 其中的回鹘文文献“除个别编入Pelliot chinois号者外，还有363件，大多没有发表”[9]。而“200余件西夏文写本编在Pelliot Si-hia号下，有些材料早已由研究者刊布。”[10]但被伯希和和劫往法国的960 余枚“小方木块”，得到刊布的仅有四枚，[11]而其余的回鹘文木活字现仍收藏在法国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尚待研究。其中，有四枚回鹘文木活字当年由伯希和赠送给日本，现仍由日本东京东洋文库所收藏。[12]据说，伯希和当年还向美国纽约某博物馆赠送过从莫高窟北区第464 窟盗掘的回鹘文木活字，详情待考。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雅森·吾守尔博士处获悉，他已将现存法国巴黎而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北区第464窟的960枚回鹘文木活字全部用墨拓印回国，相信雅森·吾守尔博士对这批回鹘文木活字的研究成果，不久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奥登堡在北区洞窟中盗掘及所获
伯希和涉足莫高窟北区洞窟不久，俄国人奥登堡率探险队于1914年8月20日来到莫高窟，直到1915年1月26日离开敦煌，满载而归。在莫高窟期间，他们测量绘制了长10米，高约1.6 米的莫高窟全部洞窟总立面图和总平面图，影描洞窟壁画260余幅，临摹壁画120幅（彩色），拍摄洞窟照片800余张，[13]并切割了第263窟的部分壁画[14]和北区第77窟的佛座背屏[15]。此外，奥登堡探险队还在莫高窟“挖掘洞窟沙质地面时，有许多重要发现：写本和碎片、钱币、日常生活用品等，考察队中的人以他们发现的130枚古代回鹘文木活字为特别重要”。[16] 从奥氏所盗掘的遗物中有回鹘文木活字分析，我们推测俄国人盗掘的洞窟亦在北区，因为迄今为止只有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回鹘文木活字。奥登堡盗掘的写本除汉文文献以外，还有藏文、梵文或其他文字文献。这批盗掘品劫往俄国后，文献部分现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艺术品部分，包括回鹘文木活字，则收藏在圣彼得堡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但可惜的是，130枚回鹘文木活字现已不知下落。因奥登堡当年在敦煌时的工作日记尚未发表，故他从莫高窟北区洞窟内盗挖的文献种类和数量，仍不得其详。
三、张大千氏在北区洞窟内乱挖乱掘及所获
四十年代初，曾在莫高窟北区洞窟进行乱挖乱掘的国人是张大千先生。1941～1943年间，他率其妻及子侄两次停留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在临摹洞窟壁画的同时，还指使人挖掘了莫高窟北区部分洞窟，获得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蒙文等文书百余件。这些文书原为张大千先生收藏，并携往域外，其中相当一部分现收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构成了该馆收藏敦煌文献的主体。天理图书馆除收藏汉文张君义公验等文书外，还有编号180—イ1“敦煌遗片”一册共八叶，其内收有西夏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佛典写本或刻本断片。编号222 —イ63则为“西夏、回鹘文书断简一册，共十八叶，其中主要是回鹘文文献。编号183—イ279为“西夏文断简”一册，有近百文书整叶和残片，经张大千先生重裱成四十四叶。[17]这些来自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西夏文和回鹘文文书，已由学者进行了研究。[18]
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收集的回鹘文木活字
1944年2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 结束了我国最大的石窟群无管理机构的历史。从此，任意在北区洞窟中进行盗掘的现象也就没有再发生。从1944年至1949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曾收集到回鹘文木活字6枚。经我们多方调查， 均未了解到这几枚回鹘文木活字确切出土地点，但从1908年伯希和在第464窟盗掘回鹘文木活字960余枚，以及此次我们在北区洞窟内发掘到的数十枚回鹘文木活字分析，1949年以前敦煌艺术研究所收集的回鹘文木活字，也应出自莫高窟北区洞窟。现收藏于我院的这6枚回鹘文木活字，已由我院学者进行了研究[19]。
五、1988～1995年对北区洞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从1988年至1995年，我院考古专业人员曾断断续续对开凿于莫高窟北区的248个洞窟（笔者按：含《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已记录的第461、462、463、464、465窟）分六次进行了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和大批珍贵遗物。仅出土的文献中除汉文文书外，还有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八思巴文、梵文、叙利亚文、婆罗迷文等多种民族文献。此外，还发现了数十枚回鹘文木活字，因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现仅就此次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的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作一简述。
1.西夏文文献的出土
在莫高窟北区的37个洞窟内共计发现西夏文文献整页、残页、残片179件，“尽管多为残片，但包含了不少重要的世俗和佛教典籍， 其中有不少是境内仅存，有的是海内孤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21]新发现的这批西夏文文献中，既有手抄本，又有活字印刷本，还有刻版印刷本，其中手抄本中还有绀纸金书佛教经典。从装帧分析有经折装、蝴蝶装、卷子式。就文献内容而言，既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图版40）、《大方广佛华严经》（图版41）、《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图版42）、《金刚经》、《诸密咒要语》、《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高王观世音经》、《千佛名经》、《无量寿经》等佛教经典以及一批不知名的佛经残页、残片；又有道经；还有类似汉文《千字文》的字书《碎金》（图版38）和当时流行颇广的字书《三才杂字》以及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图版39）等启蒙读物；还有籍帐等社会文书以及劝世诗词、散曲、咒语等等。对于这批新发现的西夏文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西夏文学者正进行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将陆续发表。[22]
2.回鹘文文献的出土
在莫高窟北区的38个洞窟中，共计发现回鹘文文献整页、残页、大片、残片128件；若再将仅有一、二个回鹘文字的数百碎片统计在内， 则北区洞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总件数有500件以上。 “莫高窟北区的清理发现和重要发现，不仅对填补我国石窟研究方面的空白方面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敦煌古代民族，其中包括回鹘的历史、宗教和文化有重要的价值”。[23]此次新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中，既有手抄本，又有活字印刷本，还有刻版印刷本。其中手抄本中有磁青纸金书佛教经典，极为珍贵。有的手抄本是用硬笔书写的。从装帧分析，有梵夹式、书册式、卷子式等。就文献内容而言，既有《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图版44）、《中阿含经》等佛教经典，又有世俗文书、僧人笔记，还有书有发愿文的基础木。其中有一件卷子式佛经长达1.6米， 为此次北区出土的多种民族文字文献中，文面最长，字数最多的文献。有关学者现正在对莫高窟北区洞窟新发现的回鹘文文献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将陆续刊布。[24]
3.藏文文献的出土
在莫高窟北区的23个洞窟内共计发现藏文文献整页、 残页、 残片115件。[25]这些古藏文的发现，“意义重大，大出世人想像之外， 令人万分敬佩，也使世人由衷感谢，否则这些沉沙数百年的文物何以能重见天日？”[26]新发现的藏文文献中，多为墨书手抄本，而抄于磁青纸上的佛经则用泥金泥银书写，俗称金银书。有少数为木刻印刷本。字体有楷书、行书、青稞体、草体、长脚字体等多种。其中磁青纸上的金银书均为手书楷体，极为精美。装帧方面可辨认者多为梵夹装。就文献内容而言，既有《般若八千颂》（图版45）、《大菩提心具有无量功德经》、《无量寿经》、《圣者无量寿智大乘经》、《金刚经》、《因明学》、《佛教仪规》、《佛经经目》、《菩萨行经》、《佛教戒律》等佛教经典，又有医学、药方、数学、乘法口诀、量论、占卜等文献，还有官府文书、历史、地理祈祷文、劝善文等社会文书。对于这些新发现的藏文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藏文学者正进行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将陆续发表。
4.蒙文、八思巴文文献的出土
在莫高窟北区的19个洞窟内共计发现蒙文文献残页、残片51件。在4个洞窟内发现八思巴文文献残页、残片4件，[27]这些蒙古文文书是继敦煌石窟蒙古文题记考察研究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对敦煌吐鲁番学和蒙古学均是一项填补空白性的工作，意义重大。[28]这些新发现的蒙文文献中，多为手抄本，少数为木刻本。因过于残缺，装帧情况不详。其内容有佛教经典、官府文书、社会往来文书、法律文书以及习字和习语文书等。八思巴文文献中，有手抄本，有木刻本。装帧情况不详。其内容有佛教经典、皇帝圣旨、军事文书等。对于在莫高窟北区洞窟新发现的这些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的蒙文学者正在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将陆续刊布。
5.叙利亚文文献的出土
在莫高窟北区第53窟（简称B53窟）内发现了叙利亚文文献，共计4页，保存完整，字迹清晰，为折页装，手写体。其中第一页叙利亚文文字间还书写有回鹘文文字。该文书使用的白麻纸。略泛黄，纸的纤维交织均匀，纸较厚，质较硬。文书高19.8厘米，文书宽30.8厘米，文面宽16厘米，文面高10.9厘米。经北京大学东语系学者研究，其内容为叙利亚文《圣经》中的《诗篇》摘录（图版46）。这是目前国内十分罕见的叙利亚文文书，它的发现可能对流行于中国的景教研究提供新的线索。[29]。至于文书第一页叙利亚文文字间的回鹘文文字已由中央民族大学民语二系的学者进行了研究。
6.梵文文献的出土
在莫高窟北区的6个洞窟内发现梵文文献8件。经北京大学东语系梵文学者研究，其中5件为蓝蹉体梵字曼荼罗，1件为藏字曼荼罗，1 件为种子曼荼罗，1件内容待考。[30]其研究成果待刊。
7.婆罗迷文文献的出土
在位于莫高窟北区第464窟的一个侧室内， 发现了字形类似吐火罗文字的文献2件，经请教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他说：“那不是吐火罗文，而是梵文，字母是婆罗迷字母，流行于新疆一代。至于内容，由于只有断片，尚不敢断定，大体上看，似是佛经。”[31]
8.新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
在莫高窟北区B56窟、B59窟、B160窟、B162窟、B163窟、第464 窟等6个洞窟内，新发掘出回鹘文木活字48枚。这些木活字均宽1.3厘米，高1.1厘米，厚薄则依该木活字所表示符号的大小而定。（图版47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回鹘文学者研究，确认新发现的这批木活字有“名词、动词词干、词缀、字母、不表示词义或语法的语言组合、标点符号、版框线和夹条等”。[32]这次新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与当年伯希和劫往法国、奥登堡劫往俄国的回鹘文木活字小大、形制、质地、构成完全相同。有关研究成果将陆续发表。
六、莫高窟北区洞窟新发现的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在莫高窟北区洞窟新发现的多种民族文字文献中有些文献，如出土于B59窟的西夏文活字版《地藏菩萨本愿经》和出土于B121 窟的西夏文活字版《诸密咒要语》，为其他地区发现的西夏文活字印刷品中从未见过的海内外存世孤本，因而极为珍贵。有些文献，如西夏文《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西夏文《碎金》、有序言的西夏文《三才杂字》、有压捺汉字施经愿文的西夏文《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一面比较完整的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篇幅较长而且文中夹写红字的叙利亚文《圣经》以及蒙文和八思巴文文献中所提供的全新资料等，则均为国内所仅存，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于北区洞窟内新发现的藏文、回鹘文、梵文文献，有的实属罕见，有的则不多见，同样很重要。在上述国内所仅存的诸多民族文字文献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其上有压捺汉文施经愿文印记的西夏文佛经残，因为迄今为止，凡有压捺汉文施经愿文印记的西夏文佛经均出自敦煌莫高窟。
据笔者所知，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已先后三次发现了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残页上有压捺汉文施经愿文印记。一次是在1908年，伯希和盗掘伯181号洞（即今第464窟）所获西夏文佛经残页上发现有汉文“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压捺印记。该西夏文佛经现收藏于巴黎国立法国图书馆东洋写本部第924 号箱内，文书编号为NO.110+NO.112。[33]。另一次是在四十年代初，国人张大千指使他人任意挖掘北区洞窟所获西夏文佛经残页上，发现有压捺汉文印记两行。其内容与形式与上述管主八施经愿文完全相同。该西夏文佛经残页现收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编号为180—イ1“敦煌遗片”。汉文施经愿文压捺于“敦煌遗片”首页第二部分第三行。再一次是在1989年，我们发掘B159窟所获西夏文《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残页上，发现与上述广福大师管主八施经愿文形式和内容完全一样的汉文压捺印记。
据日本善福寺所藏元代平江路碛沙延圣寺刊印《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记载：“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34]宁夏、永昌均为西夏故地，曾发现大批西夏文文献，却不曾见到有管主八施经愿文的佛经。然而，在《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记载中并未言及的沙州，却不只一次地发现了有“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施经愿文的西夏文佛经残，这一发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表明，管主八不仅施河西字大藏经于宁夏、永昌路，还施大藏经于沙州路。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发现有管主八施经愿文的西夏文佛经残页，无疑是当年广福大师印施三十余藏河西字大藏经的一部分。这些印有施经愿文的西夏文佛经残页虽三次发现于莫高窟北区，但前两次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已流失域外，由他国收藏，仅有1989年于B159窟发现的西夏文《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残页现存国内。因而该经也就成了国内唯一压捺有汉文管主八施经愿文的西夏文大藏经孤本，故为学术界所关注。
莫高窟北区洞窟除新发现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外，还新发现回鹘文木活字48枚，连同早年伯希和劫往法国、奥登堡劫往俄国以及我院原收藏的回鹘文木活字，莫高窟北区总计发现回鹘文木活字1118枚。如此多的回鹘文木活字发现于位于北区的第464窟及其附近， 而且每枚木活字表面尚存墨迹，表明，当年在莫高窟北区曾经有过印经活动，其印经场所或许就在第464窟及其附近。北区洞窟出土的活字版回鹘文文献中， 有一些很可能是在北区印刷的。
总之，莫高窟北区洞窟新出土的多种民族文字文献以及新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填补了藏经洞所出文献、文物的某些空白，为研究当时中国的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地理、交通以及中国与中亚的关系等等，提供了又一批珍贵资料。这些资料连同北区洞窟的其他重要发现，对于探讨敦煌在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推动敦煌学的深入研究和更大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0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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