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历史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价论文,情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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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历史评价是人们对历史内容经过思维活动作出的判断，而人类之高度思维又是极其发达的、活跃的、灵敏的，所以，必有情感影响于历史评价，这是理所当然的。
对历史评价产生影响的诸多情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阶级情感。自有文字的历史以来，人类便进入了阶级社会，各阶级在对历史评价时，无不受阶级情感的支配，打上阶级的烙印。阶级情感的源出，一是本阶级自身所具有的观点与立场，可谓自随因素；二是前一个阶级社会中相应地位的阶级的观点与立场的变异，可谓继承因素。阶级情感有时会因阶级利益的需要、阶级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民族情感。在国家消亡之前，这种情感将一直成为影响人们评价历史的重要因素。当富有民族情感的历史画卷由史学工作者展现于国民面前的时候，就会激起广泛的爱国情绪，并转而进一步引发历史评价中的民族情感。
第三，政治情感。这种情感往往是适应某种政治需要而产生的，且容易卷入一场特定的政治运动。比起阶级情感与民族情感，某些政治情感会更加呈现出短暂性、速转性，比较缺乏长期的稳定性。
第四，时代情感。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人类的思维活动不断踏入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具有了相应的时代特征。时代的特征塑铸了时代的情感，时代的情感作用于历史的评价，所以，人们会在不同的时期对同一历史内容做出不同的评判。
第五，宗教情感。在当代人类社会中，宗教对数量可观的一些社会群体发挥着程度不同的作用。受宗教影响的人们对历史的评价，难以避免地带有宗教的情感色彩。虽然此种历史评价缺乏科学性，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也是一种历史观。
第六，个人情感。所谓“个人情感”，是指除以上因素之外的个体在历史评价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色彩。比如：个人的性格因素、好恶行为，不同的是非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以及教育对个人思想构成、思维方式的影响，等等。
情感是五花八门、难以细缕的，它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当中，并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但无论情感多么复杂，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所有情感均来源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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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对历史评价的影响是巨大的、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历史评价欲完全摆脱情感的支配是不可能的。由情感造成的障碍性，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可以较易得到相对准确的史实，却较难得出相对公正的历史评价。衡量历史科学发展与进步的尺度之一，就是看史学界对障碍历史评价的情感的突破程度。
虽然情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个体中表现多异，但从总体看，有共性可寻。例如，情感的变化性、保守性、固执性、潜在性……等等。
情感富于变化性，因而能够使人们在某些方面和某些领域接近对历史的公正评价。换句话说，这种变化性是与史学进步相辅相成的。随着史料的发掘、整理，新的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诞生，历史研究的深入，促使主体（人）对客体（历史存在）不断产生新的认识，情感便会随着认识的变化而变化。除个别情况外，情感的变化性，往往是人类减少情感约束的促进因素，是接近于科学、公正评价历史的酵母。
与变化性共存的，是情感还具有保守性，遂使历史评价与历史存在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当然，这种距离并不是等量齐观的，而是由于涉及历史领域与方面的不同呈现出参差不齐。精神世界——尤其是高思维领域的变化速率，是无法与物质世界的变化相较并比的，那么在单位时间内，当物质世界及精神世界中相关领域尚未对情感的转变提供足够的条件时，情感的保守性便作用于人们的思维与表述。如果说情感的变化性使历史评价展现出生机与活跃，那么情感的保守性则使历史评价保持相应的稳定与审慎，二者既有相互作用，又有相互约束，甚至会出现对抗。情感的变化性与保守性在对历史评价发生作用（或产生影响）时，积极的作用是主流，消极作用往往是附带成分，或副产品，如果我们不是以偏盖全，这是应当承认的。
情感中的固执性，是历史评价活动中摆脱情感作用的抗体，是主观成分最强的部分。情感固垒（或曰固守）与情感发泄，都是固执性的体现。例如，历史评价中的所谓“爱憎分明”是情感的充分流露，由于其“爱”与其“憎”，遂使历史评价重重地抹上了感情色彩。当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理”同路而行时，固执性在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在许多场合当“情”与“理”相悖时，遂陷入“二律背反”之中，使历史评价增加了接近公正的难度。从情感的固执性中我们可以体验到，有时，人们的是非观念并非是对客观历史内在理性的承认，而是调制着感情的颜色，使其适应某种主观的欣赏色彩。与保守性相区别，固执性更具主观性，更富有情感，它的主流不是对历史评价相对的稳定与审慎，而是固守雷池的倔犟与以“情”夺“理”，或分割“情”、“理”。
情感的潜在性，使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处于其氛围之中。实事求是地讲，自古以来，绝大多数史学家还是能以其所处时代及其个人的“公正”标准从事史学工作，但无论他们主观上多么努力，自认为其判断与评价多么“入情入理”，潜在的情感都在对他们施加着程度不一的影响，使他们不自觉地接受了这只无形的手的左右，使其成果保持着相对性。因此，绝对的“秉笔直书”只能是史学家理想中的“海市蜃楼”，无处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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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对历史评价所产生的影响，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在理论上是这样，事实上更是如此。例如对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评价问题。旧时代的史学家们大多指斥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是“匪患”、“叛乱”，妄加指责，极尽诬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了封建史学家的谬误，给农民阶级反抗斗争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其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方法论，正确评历史的结果；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公开承认，他们站在历史上被压迫阶级一边，当然要把被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从主体上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由于受阶级的、政治的情感潜在的驱动，在评价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时出现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如农民“革命”说，许多论者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农民“革命”，而扭曲了“革命”是对物质（或事物）飞跃性质（或质变性质）之界定的本意。再如论“起义”，把封建社会来自下层的一切对统治者的反对行为统统看成“起义”，忽视了封建社会必然存在的匪患与各种扰乱社会治安行为，实质上是高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能力与统治水平。我们还可以对辛亥革命中程德全的评价为例，展现阶级情感对历史评价的影响。在史学界，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立宪派、旧官僚都是受批判的对象，于是程德全亦受非难，被描绘成“摇身一变”，用竹杆挑下几片房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的投机官僚。得出这一结论的障目之叶不是别的，正是程德全的阶级出身。笔者认为，这是有欠公允的。程德全是清末一位开明官僚，“保境安民”是他的为官宗旨，无论在黑龙江，还是在江苏任职，一贯如此。他积极主张实行立宪，但由于清政府立宪骗局的暴露而失望。1911年11月初，正值湖北汉口革命军失利，上海独立时，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对稳定江苏地区政局，壮大长江下游反清斗争实力，巩固上海、减轻湖北革命军的压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独立后，程德全积极联络友军，纠集兵力，相互配合，攻克南京，不仅拔除了清军在江南的重要战略据点，而且使长江中下游革命势力联成一片，长江以南不复为清朝所有。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程德全为维护内部团结，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综观以上，说他“投机”革命是不正确的，但不知象程德全这种身份的人怎样做才可称得上不是投机？同样的问题，还曾分别存在于对石达开、韦昌辉等类人物的评价中。
政治情感对历史评价的影响，也是令人深憾不已的。 例如， 关于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评价，我国史学界长期受苏联史学界影响及政治情感的左右，坚持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苏反共事件，直到近年，还有人认为，导致发生中东路事件的原因是：“奉系军阀对苏联的仇视”、“国民党政府怂恿东北当局反苏”、“张学良制造中东铁路事件是极力讨好蒋介石”（《学理论》1992年第2期）。最近， 史学界开始了对中东路事件的重新评价，有的作者得出了新的结论：“中东路事件绝非单纯的‘反苏反共’事件”；“所谓中国东北当局收回中东铁路权益，是得到了日本方面的‘鼓励’、‘同意’和‘至少善意中立的保证’等说法，也纯属无稽之谈，无任何材料来证实”；“所谓‘反苏战争的前奏’事实上也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实际是服务于苏联民族利益的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的表现”；“是中苏两国站在各自不同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一次民族冲突，是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维护民族独立的具体表现”（《山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 这是突破政治情感束缚的良好开端。但我们还需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情感的障碍依然存在，许多历史存在并未被客观地揭示清楚，如东北人民反对日本修筑“五路”对中东路的影响；东省特警处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法律依据；苏联首先对华诉诸武力，是否违背了其所加入的国际《非战公约》；如何正确评价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中的态度和立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史学工作者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也是进一步突破政治情感掣肘的艰难所在。
至于民族情感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哈巴罗夫本来是17世纪沙俄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急先锋，却被原苏联史学界誉为实现“新的地理大发现”的“民族英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兽行，而日本部分反动分子却否认事件的存在。民族情感遂使历史存在遭到如此玷污和歪曲。这些是最典型的简单事例，有些则虽不明显，但非常复杂，如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在华影响的评价问题。毫无异议，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但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新的事物，注入了新的社会经济成分，“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626页）。长期以来，史学界遇到这一问题时，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引用圣哲之言以图慎重。这除了特定的政治环境之外，主要是民族情感的作用。仍以中东路为例。在我国史学界，研究重点在对沙俄利用中东铁路疯狂侵略、残暴掠夺的揭露方面，而在对中东铁路对东北地区客观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却难成比例。实际上，加强对后者的研究，对从历史上充分认识东北地区社会的、经济的结构发展变化，对现实是有益的。中东铁路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确曾发挥过客观积极作用，这是应当承认的。在铁路修筑过程中，沙俄大量从中国关内征用劳动力，使长期封禁的东北人口有所增加，有利于该地区的开发；沿铁路线出现了一批城市、集镇，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一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外国资本影响下产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文化教育事业也出现了新的面貌，等等。如哈尔滨，正是借中东铁路枢纽作用发展起来的，但我国许多学者还在反复论证中东路修筑之前哈尔滨已是大集镇，试图证明中东铁路对哈尔滨的兴起与发展所起作用的最小值。这种不适当的过强的民族情感制约，是我们不应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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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评价活动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恐怕就是情感性与科学性的冲突问题，因为历史评价本身就是极富情感的。由于情感来源于现实，历史评价则是判断过去，所以便产生了历史评价与历史存在之间的差距。虽然人们竭力依据历史资料来再现历史，使自己置身于历史环境，历史主义地评价历史，然而，这种再现多属理念的，往往在情感的的误导下进一步走向相对。人类永远摆脱不了情感这只无形的手，历史评价只能如无限分割一样越来越接近历史存在，当然这是相对的，绝不会与历史存在合二而一。但人类在情感面前不会完全被动，丧失主动，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人类对历史评价中的情感性会产生越来越强的自抑力，不断缩小历史评价与历史存在之间的距离。
如何正确把握情感，减少情感与科学间的冲突，尽量使双方达到融洽？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
第一，加强史学的基础研究。相对准确（或基本准确）的史实，是科学评价历史、减少情感作用的基本条件，但要使史实接近准确，却非易事。旧史家们记史时情感因素的影响，文人骚客文学修饰的含蓄，圣哲先贤“微言大义”的艰涩，的确增加了认清、评判历史的难度，何况时过境迁又为此蒙上了一层厚纱。要增强史实的准确性，首先要大量占有资料，详加考订，以真实的史料，保持史实的相对准确性，离此而他，则会走向错误，使情感在历史评价中被误导。如在论述中东路战争时，有人得出了“中国东北边境要塞几乎全被攻克，张学良也差点被俘”的结论（《黑河学刊》，1992年第4期）， 这与崔可夫在《一个顾问的回忆》中所说张学良被俘如出一辙。惠德安先生曾在《张学良将军轶事》一书中批驳崔可夫：“说张学良将军在‘防俄’战役中，曾亲自到过满洲里前线指挥作战。这是没有的事，说法完全错误；书中又说，苏军把张学良俘虏了去，还受到优待，也是没有的事，尤其荒诞不经”（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惠德安当时在东北海军江防司令部工作，他的回忆是属实的。不正确的史料，会严重影响情感，因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和评价。上举之例，如不被考证，则人们对张学良、对东北军的看法会大打折扣，情感被误导，历史评价将进一步远离历史存在。再比如对方伯谦的评价，之所以有人认为他死有余辜，有人则为他鸣冤争辩，情感上出现极大的反差，主要原因就在于史料的挖掘与应用上。在历史评价得出结论以前，采取“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方式，不失为一种谨慎的态度，会有效地预防出现情感对历史评价产生不利影响的机会。
此外，正确理解、运用史料，不随意曲解，不断章取义，也是防止情感负作用于历史评价的重要之点。对此稍有不慎，便会引起误解，乃至笑话，为情感负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条件。如有人解释1895年一份成都反洋教揭贴中“若有不来者，是洋人的舅子”一语时说：“说明那时中外通婚，尤其是中国妇女与外国男子结婚，在一般市民眼里是怎么回事”（《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可见作者生活于高文明层，不了解下层百姓这句“不文明”的骂人话而造成了对史料的曲解。再如，评价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奕山时，有的研究者并未全面分析其《到粤察看地势筹防情形折》，却仅取其中“患不在外而在内”一语，认为奕山敌视人民群众，而被划入投降派。重审奕山的奏折，我们发现过去的理解严重失误，这是对史料断章取义的典型。曲解史料也好，断章取义也罢，虽然绝大多数情况是不自觉发生的，但得出的不正确结论，严重影响着情感，因而做出了有违科学的评价，这是史学研究之大忌，也反映出加强史学基础研究之重要。
第二，减少不应有的人为的情感因素，不以情感代替科学，坚持实事求是，保证历史科学的严肃性。情感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活动中，是正常的，任何时候都是如此。情感越来越受到科学与理智的约束，使情感对历史评价的不利作用相对而言越来越小，这是总的趋势。但无可否认，个别情况下，情感的冲动会使历史评价悖科学而行，以情感代替科学，不利于对历史存在与真理的探求。如太平天国的反侵略斗争，实际上并非是其主要内容，只有当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向他发动进攻时，才有了反对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军事干涉，在此之前，甚至就在此时，太平天国也没有放弃对“洋兄弟”的幻想；至于反对吸食鸦片，与禁洋烟、禁酒一样，是太平天国宗教教义的需要，似不应属于反侵略的范畴。有些学者接受不了对此的不肯定，他们既承认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最后一次旧式农民战争，又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高潮，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了。其实，太平天国的理想，从理论上说就是以《周礼》为蓝本的《天朝田亩制度》，从实际上寻根，近似于唐初之“均田”与“贞观之治”。尽管这些研究者们的观点尚值得商榷，他们的结论极富情感，但他们对待科学还是严肃认真的，对真理的追求还是执著的，而个别研究者则似乎不太严肃，给人以“玩史不恭”之嫌，“标新立异”之感。我们承认情感，不否认情感在历史评价中的必要存在，但情感不能离科学太远，更不能滥施情感，否则，历史科学便不成其为科学了。因此，提高研究者素质，加强“史德”修养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坚持“双百”方针，不搞“独家言”、“一言堂”。讨论、争论、辩论，是推动科学前进的动力之一，历史科学也不例外，只有不断地、深入地讨论，才能得出相对公正的历史结论，对克服情感的不利影响是十分有益的。众所周知，历史存在是固定的，而历史研究者则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掌握的历史资料，运用的研究方法，观察问题的角度，涉猎的广度与深度，已经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以及个人能力、水平、气质、情感自抑力等等，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不断有新的观点与见解问世，首先应归功于这千差万别。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对明武宗独到的分析，费正清等人对古代中国士绅阶级的透视，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权威性成果，都与这些差别有关。既然研究者之间存在着差别，那么就需要提出各自的观点供大家讨论。讨论的过程，就是互相补充、互相纠正、互相提示、互相学习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历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向更宽阔的领域拓展，如建国以来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等的大讨论，各家争抒己见，生动活泼，在史学界掀起一个个学术高潮。通过讨论，避免了一叶蔽目的片面，只见树木的孤立，按图索骥的教条等形而上学观点，形成了视野开阔、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立体与平面共存又相互交叉的群体思维，因此提高了情感的整体抑制力，使历史评价更接近于历史存在，虽然分歧并未消失，但属小异，无损于大同。关于洋务运动、李鸿章等评价问题的争论，便是最好的例证。
总之，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性与规律性，内在的理性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从事历史评价时，人们无论怎样抑制，都无法完全摆脱来自情感的程度不同的影响，但是我们从事的是科学的工作，追求的是真理，那么，就让我们拿出勇气，执著于真理而不是执著于情感，在历史评价中以科学的态度，得出科学的结论，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使史为今鉴，服务现实社会，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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