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贸：久拖不决的成本与利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久拖不决论文,世贸论文,中国论文,利益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在国内热了几年之后，近一两年渐趋冷淡，少有学者去进一步深究。然而与国内对此问题的“冷”形成对照的是国外的热。自1997年以来，部分地是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格局中地位的凸显，部分地是由于中国与WTO几个主要缔约国双边关系的改善，国际经济贸易界对此问题重新显现出热情，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在迅速增多。就贸易经济学界来看，学者们已不再仅仅限于争论中国有没有创造足够的条件加入WTO之类的问题，而是向一些更为深入，更为实际的问题扩展。其中，继续排除中国于WTO之外的贸易与非贸易效应，就是个重要的命题。
一、中国：全球第十大贸易国，依然被排除在WTO之外
从1992～1996年，我国连续5年名列全球第11贸易大国之列，而刚刚过去的1997年，这一排名又移前一步，成为全球第10贸易大国。中国贸易在全球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使东西方越来越多的经济一贸易界有识之士认识到，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世界性贸易机构是不完全的。而在中国一边，我们也认识到，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要想溶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长期游离于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体系之外是不行的。然而就90年代末之前的谈判进程来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景，依然难以预料。中国入世贸前景之所以变的难以预测，原因首先与世贸组织现行的接纳新成员之谈判机制相联系。现行的接纳新成员谈判机制，要求申请国家不仅要满足该组织的有关进入规则，而且要满足该组织现有每一个缔约方的要求。这种谈判机制使一个缔约方，尤其是一个大的缔约方，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一个非成员国家或地区的进入。这就是所谓“一票否决制”。非常明显，如果在主要缔约国之间无法达成针对中国入关的妥协，就无法将中国接纳进世贸组织。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种妥协迄今尚未达成。主要缔约方之间的分歧，不仅表现在接受中国的条件上，而且表现在对中国入世贸谈判进程的评估上。这方面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每当其他缔约方宣布与中国的入关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时，美国等主要缔约国总是声言，谈判还有很长路子要走。
在上述谈判机制下，目前阻碍中国加入世贸的因素，依然不少。仅主要方面来分析，至少有四个。
第一个因素属于国际双边关系，这就是复杂的中美关系。自从中国的复关谈判开始以来，多边谈判在大部分情况下采取双边的形式，而中美之间的双边谈判始终是个关键。中美谈判之所以成了中国入世贸谈判的重中之重，原因不仅在于美国是世贸组织最大的一个缔约国，而且还在于它是中国最主要的一个贸易伙伴。由于美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该组织任何重大的决策，如若没有其支持，就无法得到有效实施。然而，就目前美中关系来分析，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要取得美方充分支持，仍然有很大难度。虽然美国行政当局在每一次中美双边谈判中都要重复其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然而这种承诺的兑现，在经济上是有条件的。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只有在具有商业意义的一揽子议定书基础之上”，才准备兑现。在政治上，虽然在1997年两国领导人高峰会谈之后，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就目前形势来看，虽然美国行政当局宣布奉行“实用主义接触政策”，然而在美国国会中的反华势力依然很大，国会中强硬派议员曾经试图独揽批准中国加入世贸的权限，甚至提出一项威胁性议案：如果世贸组织接纳中国而未获得美国支持，美国就应退出该组织。
另一方面，日益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是中国现今对美贸易中存在的巨额顺差，使我方很难取得美国的充分合作。但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贸易赤字引致的摩擦显然不大可能有所缓和。其原因不仅在于两国之间的贸易的确存在有利于中方的差额，而且还在于两国政府关于贸易赤字的统计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比如，根据美方统计，其对中贸易从1983年起就出现赤字，到1996年，达到395亿美元；但中方的统计表明，从1979～1992年的12年时间，中国一直蒙受赤字，只是从1993年起，方出现盈余，到1996年，盈余为195亿美元。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如果贸易赤字得以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就会有所缓和？显然不是，因为贸易摩擦并非仅由赤字引发。笔者通过对日美贸易摩擦问题的考察，并将其与我国近几年对外贸易摩擦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只是刚刚开始，而随着中国外贸的进一步扩张，尤其是作为初露头角的贸易大国地位的加强，在贸易摩擦方面，可能会步日本之后尘。考虑到后冷战时期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已变为经济安全，一个与其存在频繁贸易摩擦的国家，很难指望在加入世贸这样的问题上得到它的有力支持。
第二个因素属于加入世贸的技术问题，即中国以何种身份被接纳的问题。自从中国的入关问题被纳入关贸／世贸正式谈判议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将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该组织。但是，自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之后，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试图将中国划入“发达国家”之列，于是关于中国入关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出现了争议。客观地来说，无论是以人均GNP作为衡量标准，还是以经济结构作为衡量标准，中国都具有发展中国家的鲜明特点。把中国列入发达国家既不合理，又失公允，自然而然地为中国政府所拒绝。后来在中国政府的一再坚持下，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不得不在双边谈判中重申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承诺。然而，近年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即在名义上承认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同时，实际上取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享受的大部分优惠待遇。比如1997年5月份世贸中国工作组组织的第五次多边会谈中，西方主要缔约国就曾建议，“中国不应自动享受发展中国家在WTO得到的所有优惠待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进入，显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因素属于开放市场的新论题，即开放中国的服务市场问题。近些年来，中国虽然在开放服务市场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远未能满足WTO主要缔约国的要求。客观地来说，开放服务贸易只是在关贸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中才提出的一个主要议题，在乌拉圭回合结束及WTO建立之前，开放服务市场从来未曾被作为关贸组织接纳新成员的一个先决条件。然而在中国的入世谈判中，服务市场的准入与否，很快就成了一个核心议题。自1997年始，少数缔约国事实上已把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承诺作为进一步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就中国服务业现状来说，全面开放显然是有难度的。而根据WTO有关协定，中国也有一定理由只作出有限的开放。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理由是，虽然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为开放服务市场确定了某些原则，但却允许某些例外。比如，它允许缔约国政府选择实施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部门；它允许缔约国政府决定具体服务市场的开放度；缔约国政府还可以在履行服务贸易最惠国义务时取得例外。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面对一些主要缔约国的僵硬立场，中国讨价还价的余地显然是有限的。
第四个因素属于一项针对新成员的特殊安排问题。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快速增长和转型性质，部分缔约国担心中国一旦取得WTO成员资格，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出口扩张，伤害其国内某些产业，因此建议在接纳中国入世时，设立一个针对中国的“安全防范阶段”作为过渡期。关于这样的过渡安排，已有几种具体的建议，但在世贸组织工作组谈判框架下，主要缔约国倾向于对中国的外贸扩张设置数量限制或条件。由于关贸总协定已有类似安全保障条款，这一建议自然遭到中方的拒绝。中方认为这类安排具有歧视性。然而，少数缔约国并未放弃给中国设立一个过渡安排的试图。估计在这个议题上的争端还会发生。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所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追求“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如何保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对谈判各方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如果在中方看来入世要求太苛刻，超出中国的经济承受能力，中国就不大有兴趣加入该组织。如果在主要缔约国看来对中国的要价太底，它们就不大愿意支持中国加入。
二、世贸组织：继续排除中国对全球贸易利得之影响
但问题是，继续将中国这样一个日益重要的贸易大国排除在全球贸易机构之外，对全球贸易福利究竟会具有怎样的影响呢？具体地来说，由于WTO拒中国于其门外，全球贸易、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为此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或代价，同时，它们能从继续延宕中国WTO成员地位中获得何种利益？客观地来说，要准确地计算上述利益得失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借助严格的经济学推理，我们还是能够作出某种估计的。勿容置疑，较自由的贸易制度，比如说即使某种关税同盟，通常会使各参与方的贸易福利得到增加。但是，由此而增加的福利的大小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该贸易制度安排的“自由度”，另一个是该制度安排所涉及的贸易规模或贸易价值。前者主要以参与方关税减免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的程度与范围为转移；后者主要以在特定产品的生产与提供方面存在不同比较优势的参与者的数目及各参与方的贸易规模为转移。在一定意义上，WTO类似于一个扩大了的关税同盟。我们知道，关税同盟的一般贸易福利效应发生规律有二：(1)得自同盟的福利与该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直接相关，招致的损失则与同盟形成的贸易转移效应密不可分；(2)参加同盟的经济体越多，贸易创造效应之价值和概率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就世贸组织来说，继续拖延中国的成员国地位实际上意味着该组织在拖延向一个地位在不断上升的新兴大市场的扩展，在拖延接受一个较大的贸易创造机会。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到此为止，继续拖延中国的世贸成员地位还同时意味着继续拖延另一个潜在成员的世贸地位，这就是台湾。后者的贸易规模居全球第14位。因为按照世贸组织与中国达成的默契，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单独关税区，只有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才能被该组织接纳。若将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两大经济放在一起来权衡，则排除中国世贸成员资格的代价就不是个小数目。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安德森等人的计算，到2005年，如若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仍然被排除在世贸组织所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之外，则乌拉圭回合所促成的全球贸易扩张将为10%，但如果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纳入该体系之中，则届时乌拉圭回合所促成的全求贸易扩张将达到14%。同一组估计还表明，如若没有中国（包括台湾）参与，2005年全球得自乌拉圭回合促成的贸易福利将只有1791亿美元，反之，届时该福利就将高达2296亿美元。全球贸易扩张的4%和555亿美元的贸易福利，显然不是个小数目。
从理论上来说，排除中国世贸组织成员资格的代价将主要落在中国大的贸易伙伴身上，就单个贸易伙伴来分析，承担这种代价的概率和价值可以根据该贸易伙伴可能放弃的潜在比较优势来估计。按照有关贸易经济学分析，在一个单产品-n国家模型中，作为某些商品的重要供应者，中国继续游离于世贸组织之外会使其主要贸易伙伴蒙受的损失。在静态意义上可以用下图来说明。
图中X代表中国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Y表示WTO其它成员，Z则代表中国，D[,x]代表X国对某种中国具有比较成本优势产品的需求。如若中国继续被拒之于WTO之外，作为中国较便宜商品进口国的X将不得不承受贸易转移效应所带来的损失（图中c+d+e所代表的区域）。但是，如果X国能够在WTO内部找到与中国具有同等比较优势的替代供应者，则它就可以避免该损失。然而不幸的是，在某些可贸易商品的全球供给格局中，中国的供给量已是如此之大，以至任何排除甚至限制中国在该市场存在的举动，都会导致价格的上升。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大概非纺织品贸易莫属。按照前引安得森等人的估计，如若继续拒绝接纳中国加入WTO，则由乌拉圭回合有关文件规范的纺织品贸易自由化所促成的全球纺织品价格下跌幅度，将由预期的4.4%减至3.4%。与这两种不同的选择相适应，在纺织品贸易上中国的两个主要贸易伙伴—香港和新加坡在2005年所能获得的贸易福利，要么将只有8亿美元，要么将高达56亿美元。这只是供给一边的情形。在需求一边，中国的影响可能更大。从90年代上半叶起，我国即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我国的进口意向开始发挥左右和影响某些重要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其中，在国际初级原料市场上，中国的进口举动曾不止一次地引致某些初级原材料和农产品国际价格的波动。有关研究揭示，1994年中国曾成为澳大利亚羊毛的最大买主，进口量占当年澳毛出口量的20%以上，而由于中国需求的增加，当年澳毛出口价上涨了64.9%。同年中国棉纺织业对进口棉花需求的增加，也曾引致国际棉花价格大涨。至于在国际大型航空器及成套设备的采购方面，中国的买与不买，有时能左右西方几大制造商之间的力量平衡。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在开放市场方面已对WTO作了许多承诺，从兑现开放市场承诺的意义上对WTO来说，继续拖延中国的入世进程同时也意味着拒绝接受中国按照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所确定的时间表开放其市场，相反，却允许中国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来开放市场。这显然在与WTO主要缔约国的初衷背道而驰。
三、中国；继续游离于全球贸易组织之外的利益得失
就某种意义来说，那些对中国入世谈判采取消极态度的缔约国，主观上显然希望中国为迟迟不能加入世贸而付出代价。事实上，这种代价的高低才是中方和其他谈判方值得重视的地方之所在。因为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是，如果不能早日加入世贸组织须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对中方来说，它就不会过分计较少数缔约方过高的要价；对中国的主要谈判对手来说，也就意味着利用入世问题压中国让步是有效的。然而，通过考察表明，此种代价存在与否并不怎么明显。这里至少有两点事实可以为证：其一，90年代以来，一些大国阻挠中国入关、入世并没有阻挡住中国的外贸扩张。我们知道，在9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外贸进出口经历了十分迅速的扩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平均增速最高时期（见下图）。
其二，中国与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签定的众多双边贸易协定，意味着即使中国不能享受作为WTO成员应享受的贸易优惠，中国仍然具有足够的空间扩张其外贸，并将作为非成员国的消极因素减到最低限度。以中美纺织品贸易为例，由于存在中美纺织品贸易协定，使美国政府无法在WTO有关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制度安排下，大幅度减少自中国的纺织品进口。事实上，目前中国日益增长的市场潜力业已创造了某种极有利的环境，使我们容易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双边协定。而此类双边协定越多，作为非WTO成员的不利效应就越小。
对中国来说，长期被排除在WTO之外的确具有一些不利因素值得认真对待。关于此种不利因素，国内外经济、贸易界人士已有不少议论，但在所有议论中，WTO秘书长鲁杰罗的说法值得特别注意。鲁氏在其1997年4月份的中国之行中，所列举的中国应力争加入世贸之三原因（注：鲁杰罗关于中国入世的三个原因是：(1)“中国将受益于WTO130个成员之间业已达成的所有贸易利益的扩展”；(2)“中国将可诉诸于某种多边论坛与其贸易伙伴讨论贸易问题，并在必要时，若其权利受到损害，可诉诸争端调节机制”；(3)“只有置身于该体系之内，中国才可参与起草21世纪的贸易规则”。），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中国继续游离于世界贸易机构之外的三个不利因素；(1)无法享受该组织一百多个成员之间业已达成的贸易互惠安排的好处；(2)不能借助WTO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论坛及其争端调节机制解决中外贸易争端；(3)被排除于制定21世纪全球贸易规则的圈子之外。
但是，对中国来说，继续游离于WTO之外并非绝对的坏事。客观地分析，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经济国家，置身于WTO之外同时也享有某些好处或优势的。其中一个明显的优势是，在决定贸易政策以及改革贸易制度时享有灵活性。不难理解，作为一种转型经济，中国经济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为对付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它需要根据整个经济转型进程不时地调整其贸易制度。置身于WTO之外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可以在不承担WTO有关协定所定义务的情况下决定其贸易制度。这无疑使我国政府在调整贸易政策时具有一定灵活性。比如，作为WTO成员，就得承担某种义务，减少政府对金融系统的控制，中国就可能在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在改革外汇制度使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方面，受到较大的压力。而如果此种改革搞的过早，面对类似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的不可预料事件，中国经济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平静。
四、结论
久拖不决的中国入世问题，目前实际上已成为中国与全球三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之间进一步加强经贸联系的主要障碍，无论在国际经贸界，还是在政治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业已认识到，早日解决中国的入世问题对各方都有利。与此同时，在学术界，经济学家们也越来越多地同意如下看法：早接纳中国入世比迟接纳对全球贸易要好；中国现时的经济贸易开放度，与8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被接纳进关贸时的开放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时间对中国有利，越是拖下去，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WTO主要缔约国可出的底牌就越少。正如我在前面业已证明的那样，继续拖延中国的入世进程，对全球贸易，对WTO主要缔约国造成的损失要远大于它们所预期的利益。因此，早日接纳中国进入WTO仍不失为好的经济学。然而，好的经济学并不同时意味着好的政治学，如果WTO主要缔约国的政治家们不能在短期内就这个问题营造出好的政治学，则好的经济学将仍然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