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分类号 A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它是对“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反思的结果。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包括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多种流派的学术思潮。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始于80年代初，经过学术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批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学术专著相继问世，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都有中译本，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创造了便利条件〔1 〕。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对这些问题如不加以认真研究和解决，将会严重地阻碍我们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基本上是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看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缺乏科学的界定，不能正确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阻碍了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西方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最先由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提出，意指20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西方革命道路的争论而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它主要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本人。争论主要是在他们和第二、三国际内的理论家之间进行。科尔施将他自己所代表的理论思潮称为“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尔施所说的这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产生同当时具体的革命斗争和理论斗争密切相关，具有历史合理性。这是因为，当时西欧一些国家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说明俄式革命并不完全适合西欧，而第三国际成立后，苏联在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和革命模式强加给西方共产党，在理论上稍有不同，便被斥之为“异端”、“修正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西方共产党内的一些理论家的不满和反对，他们力图通过分析西欧社会不同于东方社会的不同特点，既反对第二国际右翼理论家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又提出了不同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理论和革命模式，这势必会引起一场理论争论，这场争论就是科尔施所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可见，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较如实地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实际。
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影响，使之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的是梅劳·庞蒂。梅劳·庞蒂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家，其理论目的并非是要探寻西方革命的道路，而是通过制造“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的对立，赞扬前者，否定后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人道主义化。梅劳·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后，获得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喝彩，并在西方开始流行。在他之后，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进一步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用范围，着重从理论主题和关切问题的转移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史描绘成几代人的更替，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来自西欧，且理论主题已从马、恩、列经典传统注重经济转移到注重哲学，特别是文化和艺术上。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系指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正在兴起的一股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梅劳·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则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的，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则是一种世代性和地域性的概念，它们均有不同的内涵。
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徐崇温同志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而它正是通过综合梅劳·庞蒂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具体做法是：既吸收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范围有所扩大的特点，又摒弃他只谈主题和关切的问题，不谈思想路线的缺陷；恢复了梅劳·庞蒂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来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做法，但又摒弃了他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全面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哲学和政治方面的对立，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政治策略上提出了和列宁主义不同的见解；在哲学方面提出了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是一股用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补充、修改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2 〕徐崇温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去总结、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是直接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特别是借用梅劳·庞蒂从思想路线出发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从而先入为主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加以论述；体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人物的研究上，他不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人物的实际面貌去论述其思想，而是使具体人物的思想适应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以保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当然谈不上什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在此影响下，一部分学者干脆称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部分，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学”等同使用，进而全面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3〕与此同时，另一些要求科学分析、 具体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在总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也产生了思想混乱。他们坚决反对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认为他们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又认为以卢卡奇、葛兰西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实质上是歪曲、贬低了卢卡奇、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4〕，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逻辑自然难以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此外，能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加以论述呢？应该看到，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回答西欧革命道路的战略、策略，乃至理论的侧重点时是不同于列宁的，但不应由此得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对立的结论。这是因为，东、西方具体条件、文化背景不同，对回答革命道路的战略、策略势必会有所不同。事实上，卢卡奇、葛兰西等人都高度评价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卢卡奇在《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中，对列宁主义和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作了极高的评价。在历次围绕列宁主义的重大争议中，他一贯支持和维护列宁主义，直到晚年他还强调，当代马克思主义最迫切需要具有列宁这样的政治天才人物来建立新的理论和策略，以适应时代和历史的需要。〔5 〕葛兰西在谈到马克思和列宁在马哲史上的地位问题时曾写道：“马克思是一种世界观的创造者，但伊里奇（列宁）的地位如何？是否只是亦步亦趋祖述其说呢？说明就在既是科学又是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从空想到科学及从科学到行动。建立领导阶级（即国家）同创造世界观有同等价值。……他们代表着两个阶段：科学与行动。”〔6〕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以及后期著作中，也高度评价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可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列宁主义的对立面来研究和论述，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更不应该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出发，去归纳，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对我们当然有借鉴意义，但决非我们科学地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真正的立足点应建立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具体思想的考察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发展历程的考察上，而不应先构造某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然后让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人物的思想适应这种先验的概念或理论体系。只有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才能避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先入为主的评价，把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推向深层领域。
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过于狭隘，制约着我们正确认识、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
由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狭隘地理解为“马、恩、列、斯、毛”几个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一线单传”的历史，这就势必会把其它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或“异端地位”加以研究和论述，这样当然不能正确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否是“一线单传”的历史呢？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实际看，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不可否认，马、恩、列、斯、毛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流和主线。但由于政治实践对象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的不同，势必会形成其它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流派。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应该看作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源，与各国具体实践情况相结合，多形式、多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大致可分为四个较大的历史时期：〔7〕①以马、 恩的理论活动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形成期；②第二国际时期，围绕马克思的遗产，产生了三种理论思潮：考茨基经济决定论式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伯恩斯坦的进化论思潮和卢森堡的自发论思潮；③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高峰期：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巨大发展和发展主流；此外，出现了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通过反思“西欧”革命道路而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补充和支流；④“二战”后，特别是苏共“20大”后，形成了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发展、壮大为包括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内的多流派的理论思潮。此外还出现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实践派、“欧共”、布达佩斯学派等多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要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求我们改变过去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理论视野，特别是改变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或异端地位的做法，而应该具体地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实际情况，首先同情地理解，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研究，这样才能避免“唯我独马、唯我独革”的独断做法，从根本上推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研究不够，因而在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不能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和历史主义方法，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地、抽象地比较，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从什么立足点和参照系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科学地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存在着广泛的争论。〔8〕笔者认为， 不应该撇开实践抽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几条原理，并将这几条原理凝固化、模式化和教条化，以此作为评价、衡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而应该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理来研究、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的观点看问题，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丰富性和在当代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反映了在当代西方具体历史条件不同于马、恩时代的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西方革命实践的一种探索。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社会势必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存在和发展，而不能按照第二、三国际时期的传统方式去领会和解释，我们不能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模式和革命策略上不同于列宁，就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历史主义方法。要正确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要求我们具体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时代问题、文化传统，特别是“二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形式，社会生产的一体化、整体化和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的矛盾和冲突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10〕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地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建立在具体分析古典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资本论》的基础上，而当前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研究、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恰恰取决于我们能否有一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但我们恰恰很少去追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背后的深层背景，常常只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同我们哲学教科书上的若干原理简单地进行比较，这种研究方法自然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当代西方社会新情况、新条件下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决定了他们的理论必然存在着若干缺陷，而且，由于他们受西方文化哲学思想的影响，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义成份可能会因人而异，这就特别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予以具体的分析、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把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深入。
注释：
〔1〕王雨辰：《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述评》、 《社会科学动态》1996年第11期
〔2〕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5页。
〔3〕曹玉文、 陆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一编。
〔4〕洪鎌德编：《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战集》台湾森大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
〔5〕〔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页。
〔6〕张翼星：《列宁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命运》重庆社1991年版， 第十章。
〔7〕〔意〕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9～460页。
〔8〕彭赟：《历史的评价与价值观的抉择》、《学术月刊》1995年第11期。
〔9 〕张翼星《关于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新华文摘》1994年第5期。
〔10〕王雨辰：《马尔库塞单向度理论及其美学主义》，《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