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学习实证研究现状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现状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创业学习研究起步较晚，但以Cope等[1]为代表的一批创业学者已对创业学习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基础性理论研究，深入探讨了创业学习的本质、类型、内容、过程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创业学习本质上具有动态性和阶段性，以经验学习为主要形式，通常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创业者自身、企业、环境、创业者的关系网络以及小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是创业学习的主要内容，而初始学习、经验学习、模仿学习、搜寻与顿悟学习、嫁接学习等则是创业学习采用的主要方式。[2]基于Politis的经验转换模型、Corbett的学习风格模型、Holcomb等的启发式学习模型等现有的创业学习过程模型（详见本刊2010年第5期《国外创业学习研究前沿探析与未来展望》一文），有学者采用案例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创业学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取得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为我们理解创业学习过程提供了宝贵的证据。本文对现有的创业学习实证文献进行了梳理，旨在跟踪相关实证研究的现状并探讨未来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五种创业学习方式简介
Chandler和Lyon[2]运用组织学习理论把创业学习概括为初始学习、经验学习、模仿学习、搜寻与顿悟学习和嫁接学习五种方式。这五种方式都是基于经验的学习方式，其中，初始学习是创业前学习，其他四种均为创业中学习。
初始学习（congenital learning）是指在创业前进行的学习，其结果通常表现为创业者在创业之前接受的学校教育、创业前积累的工作经验等。创业者通过这种学习来获取自己的初始人力资本，为日后开展创业活动储备基本的能力。对这种学习方式的研究，源自于20世纪初期的战略管理研究。当时，一些企业战略管理学者为了解决组织能力无限循环的问题，把企业家和企业高管个体特征纳入战略管理的研究范畴，致力于考察企业家和企业高管的受教育程度、在位时间等因素对组织能力和绩效的影响。后来，随着创业研究的兴起，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创业者的能力、人力资本等因素，致力于考察创业者创业前接受的教育以及他们的管理经历和创业经历等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目前，有关初始学习的研究在五种创业学习研究中最为成熟。
经验学习（experimental learning）也称实践学习，是指在实践中学习，从过去的经历中积累经验，并把经验用于解决当前或未来的问题，其特点就是注重实践。这种创业学习方式研究始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的、以Dale的“经验之塔”理论和Kolb的经验学习理论为代表的经验学习思潮。Dale的“经验之塔”理论认为，经验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途径，一切都可通过经验来学习，最好是从亲身参与的经验学习开始，以获得直接的经验。Kolb的经验学习理论指出，知识是由经验构成或再构成，学习是“始于经验，又回归经验”、“改造或者转化经验、创造知识”的过程。学习效果受两个关键因素的影响：一是亲身经验；二是把经验转化为知识的方式。在组织行为学和创业研究领域里，经验学习主要表现为对“关键事件”的关注。
模仿学习（vicarious learning）是指通过观察别人或从别人的行为表现中获得知识，如与有经验的人交流、参加研讨班、到学校接受正规学习或培训等。这种学习方式的理论源头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Lewin、Bandura等为代表的社会学习理论。Lewin等在情景学习理论中指出，学习应包括三个维度：（1）学习者内在的认知、情感、生理等因素；（2）学习者外在的模仿行为与策略；（3）学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Bandura也强调个人知识不仅来自于直接经验，而且可以来源于间接经验，如与他人交流以及对他人行为的观察和模仿。创业研究对这种学习方式的关注主要体现在考察创业者或创业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学习的影响，如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数量对创业者获取信息的影响。
搜寻与顿悟（searching and noticing）学习是指为了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而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搜寻，并在信息搜寻过程中不断学习和积累知识。搜寻研究是近年来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分支，主要关注企业为降低环境不确定性而进行的环境搜寻行为，而创业研究领域的搜寻研究则主要聚焦于创业机会识别的“警觉论”与“系统搜寻论”之争。警觉论认为创业者主要依靠其过人的警觉性（alertness）来识别创业机会，而系统搜寻论则认为创业者主要通过有目的地搜寻和分析信息来识别创业机会，并且通过学习来掌握这种本领。从本质上讲，前者带有天赋论的色彩，已逐渐被创业研究者所放弃。越来越多的创业研究者开始支持创业者通过系统搜寻来识别创业机会的观点，搜寻和顿悟方面的创业学习研究重点关注系统搜寻的触发因素、搜寻频率、搜寻渠道等问题。
嫁接（grafting）学习是指通过吸收掌握新知识的成员参加创业团队，来丰富创业团队的知识。嫁接学习研究有一个内在的前提假设，即创业团队成员也是一种重要的知识来源，通过构建和重组创业团队，可以使之知识多样化，从而实现知识更新。嫁接学习在五种创业学习方式中研究最不充分。嫁接学习原本属于公司治理的范畴，现在已引起创业研究者的兴趣，并成为团队创业特有的一种学习方式。
表1对以上五种创业学习方式进行了比较。
三、关于五种创业学习方式的实证研究
（一）初始学习
初始学习是创业者在正式创业之前进行的学习，最有效的衡量指标是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因此，有关初始学习的研究大多散见于关于创业者人力资本的研究文献，主要探讨创业者人力资本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Baum等人的一项针对加拿大创业者样本的研究[3]表明，学历为硕士或以上的创业者所创建的企业成长性要好于其他学历创业者创建的企业。Marvel和Lumpkin[4]采用美国高新技术创业者的样本进行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受教育程度与创新激进性（innovation radicalness）显著正相关（r＝0.28，p＜0.01）。Honig和Davidsson[5]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得了瑞典452个创业者的有效样本，分析了这些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创业活动的影响，但没有发现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创业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r＝0.085，p＜0.05）。关于创业者受教育程度对创业活动究竟有无影响这个问题，目前仍存在争议。
创业者的经验是初始学习实证研究常用的另一个关键变量，在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往往以“一般性经验”、“既有知识”、“经验近似性”等概念来表示（参见表2）。Marvel和Lumpkin[4]实证分析了创业者的一般性经验和既有知识这两个变量对创业者创新激进性的影响。他们以美国13个企业孵化园区145个高新技术创业者为样本，通过面谈获得了相关信息。在研究中，一般性经验通常采用经验宽度和经验深度这两个指标来测量，经验宽度用创业者曾任职公司的员工人数来表示，而经验深度则用创业者的工作年限来衡量，并采用李克特三点计分法来表示，3分为经验宽度和深度的最高分值，1分是最低分值。既有知识这个变量采用渠道知识、客户知识、营销知识和技术知识四个指标共16个测项来测量，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5分为最大分值，1分为最小分值。研究结果没有证实有关创业者一般性经验与创新激进性之间的相关性，但证实了创业者的既有知识与创新激进性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创业者的既有技术知识与其创新激进性显著正相关（r＝0.26，p＜0.01），而既有渠道知识与创新激进性显著负相关（r＝－0.23，p＜0.01），这也说明创业者的这两种既有知识对其创新激进性产生方向相反的影响，也即既有渠道知识越少，创业者就越善于利用其既有技术知识进行创新。总体而言，创业者的既有知识对其创新激进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r＝0.08，p＜0.05）。
Chandler[6]通过比较创业者现在的创业活动与创业前积累的经验的近似性，分析了经验对创业活动的作用。他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得了美国犹他州制造、零售、批发、商业服务等行业134个创业者的有效样本。在这项研究中，他采用工作环境近似性和特殊技能近似性两个指标（共九个测项）以及李克特五点计分法对经验近似性这一变量进行了测量，1分表示毫不相关，5分表示非常相似。研究表明，工作环境近似性与创业绩效正相关，而特殊技能近似性则正向调节两者的关系。Chandler的这项研究一方面说明创业者的经验对创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创业者的经验并非万能，只有在近似的创业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
以上研究提供了创业者初始学习活动影响创业绩效的初步证据，但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把创业者学习等同于创业者的受教育年限或工作年限。这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学习观，不符合创业者学习的本质，也只能用来指导创业准备或创业初期的活动。
（二）经验学习
经验学习是目前创业学习研究者最关注的创业学习方式，现有的相关实证研究分别从创业者个体和创业企业组织这两个层面展开。个体层面的研究集中在心理学领域，重点寻找影响经验学习效果的因素，即试图回答为什么有些创业者能够高效地进行经验学习这一问题；而组织层面的研究则集中在组织学习研究领域，主要探讨经验学习的发生过程。
Sloan[7]认为，管理者的个性是影响其经验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他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美国纽约、新泽西州等地医药、生物制药和医疗设备等行业管理者的个性及其经验学习状况进行了调查，共获得了93份有效样本。在这项研究中，Sloan采用外倾性、神经质、随和性、责任心和经验开放性五个指标和NEO-FFI大五人格量表对被调查者的个性进行测量，并采用管理者隐性知识水平量表来测量管理者的经验学习效果。管理者的隐性知识水平测试分数越低，说明管理者隐性知识越接近专家水平，管理者经验学习效果也就越好；反之，管理者经验学习效果就越差。管理者隐性知识水平量表从三个方面（既管理自己的隐性知识、管理他人的隐性知识和管理工作的隐性知识）和两种导向（即局部导向和全局导向）对管理者的隐性知识水平进行测试。该量表由九种管理情景构成，每种情景有10～11个选项。这些选项基本涵盖了在每种情景下管理者可能采取的各种做法，被调查者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法对每个选项打分，1分表示被调查者完全不赞同相关做法，7分表示被调查者完全赞同相关做法。研究表明，经验开放性与管理者隐性知识的总体水平、全局导向型隐性知识水平和管理他人的隐性知识水平均显著负相关（r＝－0.206、－0.209、－0.218，p＜0.05）。随和性则与管理者隐性知识的总体水平、全局导向型隐性知识水平和管理工作的隐性知识水平显著正相关（r＝0.260、0.319、0.276，p＜0.05）。该项研究证实了创业者个性与经验学习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关系。但由于这项研究主要以成熟企业为样本，被调查的管理者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业者，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为创业学习研究提供证据。
Corbett等[8]通过跟踪研究创业者在决定终止失败的新产品开发项目时所采取的认知图式发现，认知图式会影响经验学习的效果。这项研究选取美国11家大型跨国公司（其中三家为全球100强企业，其余是全球200强企业）的内创业者（intrapreneur）为样本。在2002～2005年的三年时间里，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包括视频采访、现场调查、每半年一次的定期访谈）和查阅文献资料（包括公司内部文件、报告、新闻资讯等）这两种方法来搜集实证数据。他们总共进行了246次半结构化访谈，每次至少持续一个小时，结果发现内创业者基本上通过三种认知图式，即欠考虑终止（undisciplined termination）、战略性终止（strategic termination）和创新倾向（innovation drift），来终止失败项目。具体而言，“欠考虑终止”是指“创业者不顾可能存在的潜在学习机会就断然决定终止开发项目”，“战略性终止”是指“创业者在收集和分析各种相关信息，并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再终止项目”，而“创新倾向”是指“创业者倾向于继续实施新产品开发项目直到成功无望为止”。研究结果显示，战略性终止最有利于创业者学习，“欠考虑终止”和“创新倾向”在帮助创业者获得知识方面作用非常有限。
经验学习的内在过程也是目前经验学习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尽管我们现在都知道经验学习是一种通过实践来掌握知识的学习方式，但率先深入探讨经验学习过程的学者是Arino和Torre。他们俩在1998年通过研究企业合作过程中发生的关键事件导致合作双方谈判修正各自行为的现象，首次清晰地揭示了经验学习过程。Arino和Torre[9]以美国与法国两大消费品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一项失败的跨国合作项目为案例，跟踪调查了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14个关键事件以及合作双方对这些关键事件的反应。他们通过查阅合作双方的会议记录、述职报告、公司会议记录、财务报表、市场调研报告、公司内部通讯记录等文献资料以及访谈合作双方高管的方式来搜集研究所需的数据。数据分析表明，合作过程中发生的关键事件是经验学习的重要诱因，关键事件会引发合作伙伴（用效益和公平两个指标测量）重新评估合作条件，而重新评估的结果会促使合作双方重新协商合作条件，或者单方面采取修正行动，以平衡双方的合作关系；而且，这个过程一直要持续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新的公平秩序的建立为止。Arino和Torre的研究结果为我们揭示了经验学习的发生机理。这项研究虽然以两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项跨国合作项目为研究对象，但这并不影响其指导创业者个体和创业型企业进行经验学习的价值。
（三）模仿学习
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创业者进行模仿学习的重要载体，对创业者进行模仿学习的意义已得到不少研究的证实。例如，Anderson等人在对苏格兰格兰扁地区271个家族创业者进行访谈以后发现，创业者的关系网络能够在寻找新的客户、选择供应商、雇用员工、分析出口可能性等12个方面为创业者提供帮助。但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何有些人能从其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有用的知识，而有的人则不能？怎样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才有利于创业者进行模仿学习？以上这两个问题是模仿学习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
有研究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Hansen[10]考察了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密度和交流频率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Hansen依据社会网络理论提出了以下假设：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就能为创业者提供越多的信息和资源；而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和交流频率则会影响创业者能否从网络成员那里学习到关键的隐性知识。社会关系网络通过为创业者提供信息和资源作用于企业的成长。在实证研究中，Hansen以美国田纳西州制造、销售、商业服务等行业44个创业者为样本，用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数量来测量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用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成员彼此了解的程度（通过询问除创业者本人以外的成员相互是否熟悉）来测量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并通过询问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员是否每天见面来测量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成员之间的交流频率（调查结果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法来表示，0分表示从不见面，6分表示每天见面）。Hansen的研究结果显示：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密度、交流频率均对新创企业的成长性（用雇员薪水作为测量指标）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规模与薪水的回归系数δ＝3524.62，p＜0.01；密度与薪水的回归系数δ＝7344.19，p＜0.01；交流频率与薪水：回归系数δ＝7260.17，p＜0.10）。另外一些研究者也对类似问题进行过实证研究，但得出了矛盾的结论。例如，Uzzi的研究[11]显示创业者的强网络关系有助于他们进行模仿学习，而Singh等的研究[12]则证明创业者的弱网络关系有助于创业者进行模仿学习。为解决实证研究结论彼此矛盾的问题，有研究者开展了模仿学习的情景化研究。例如，Rowley等人[13]考察了开发性行业（以钢铁行业为例）和探索性行业（以半导体行业为例）这两种不同行业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开发性行业（钢铁行业）中，强关系和高密度网络与绩效正相关；而在探索性行业（半导体行业）里，弱关系和低密度网络与绩效正相关。
总的来看，有关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模仿学习研究主要关注关系强度和结构洞两个维度，采用随机提名法（name generators）来获得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基本数据。主要过程如下：先让被调查者列出其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姓名（通常五人），然后对他们的姓名进行编号，再给出各成员的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说明与各被提名成员的关系（包括亲疏、持续时间、互动频率等），最后指出被提名成员两两之间的亲疏程度。关系强度主要采用Granovetter[14]提出的四个测量指标（即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程度）。结构洞采用如下方法测量：在采用随机提名法产生创业者五个网络成员的基础上，由被调查创业者说明这些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分为“亲近”、“一般”、“无关系”三个等级）。如果被调查者选择“无关系”，就说明存在结构洞；如果被调查者选择“亲近”或者“一般”，则说明他与该被提名成员存在关系。
（四）搜寻与顿悟学习
最近，Patel和Fiet[15]研究发现，创业者通过系统搜寻不仅能比凭借自己的创业警觉性识别更多的创业机会，而且所识别的机会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创业者通过系统搜寻来识别创业机会，就意味着创业者能够通过学习搜寻技巧来获得或提高机会识别能力。他们俩的这一发现使得创业学习更具可管理性，因此，搜寻与顿悟学习正在成为创业学习研究的一个新焦点。
Patel和Fiet[15]通过研究说明了搜寻学习有助于创业者取得创业成功的作用机理。他们俩运用创业动态跟踪研究数据，对492个美国创业者的搜寻学习活动进行了分析。他们采用“我有意识地进行系统的信息搜寻活动”、“最理想的商业点子常常来自于偶然出现的灵感”和“对我而言，识别商业机会是一个必须通过长期的学习和积累来完成的过程”三个测项来测量创业者的搜寻学习。在对中间变量进行了控制以后，他们俩发现：系统搜寻能通过创业者的调适性决策风格和社会资本帮助创业者成功创建企业，而且还有助于降低环境不确定性。
另一些研究者主要探索了创业者搜寻学习的影响因素。例如，McGee和Sawyerr[16]探讨了创业者的环境不确定性感知对其搜寻信息以及信息搜寻渠道的影响。他们选取美国东南部153个高新技术创业者作为样本，并采用问卷调查法搜集数据，结果发现创业者主要通过以下渠道来搜寻创业所需的信息：（1）外部渠道，包括过去的同事、客户、咨询顾问、朋友、专业报刊、政府报告等；（2）内部渠道，包括下属、同事、公司报告、数据库等；（3）个人渠道，包括创业者以前的同事、朋友、客户等；（4）非个人渠道，包括企业的商业报刊、会议记录、数据库等。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战略不确定性感知的提升，创业者会提高搜寻信息的频率；新创企业的创业者与成熟企业的企业家通过不同渠道搜寻信息：新创企业的创业者主要依靠个人和外部信息搜寻渠道来应对不确定性，而成熟企业的企业家则通过非个人和内部渠道来搜寻信息。同样，Wayne等[17]从制度理论和认知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创业者的环境感知与信息搜寻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问卷调查法搜集了有关美国和印度两国创业者样本的数据，然后对这两个样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区分了通过个人外部渠道和非个人外部渠道、个人内部渠道和非个人内部渠道来搜寻信息的四种搜寻方式，并且分两步对创业者信息搜寻活动进行测量。首先测量采用哪种信息搜寻方式，测量结果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表示（5分表示完全同意，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然后测量信息搜寻频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法表示（7分表示每天搜寻信息，1分表示每年搜寻信息少于一次）。研究表明，创业者的环境变化可能性感知及其对创业者的重要性与创业者的信息搜寻频率正相关；创业者文化背景会影响他们的信息搜寻频率。
（五）嫁接学习
嫁接学习是一种通过增加或减少创业团队成员来达到学习目的的创业学习方式，现有研究散见于公司治理、高管团队、组织变革等研究领域。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创业团队成员的增加或减少，或者说创业者在哪些情况下会进行嫁接学习，并且以纵向历史追踪为主要研究方法。
Ucbasaran等人[18]以英国90家新创企业为对象，跟踪观察了1990～2000年这些新创企业创业团队的成员构成变化状况，试图找到影响创业团队成员构成（或者说嫁接学习）的因素。他们用创业团队成员的“进入”（entry）和“退出”（exit）来测量团队成员构成变化。他们为这项研究设定了三个观察时点或时段（即新企业创建时、1990～1991年和2000年）。创业团队在其中的两个观察时段中至少增加一个新成员，就被视为“进入”，记作1，否则记作0。同理，创业团队在其中的两个观察时段中至少减少一个成员，就被视为“退出”，记作1，否则记作0。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团队的规模与增加新成员负相关，即规模大的创业团队，较少增加新成员。创业团队的异质性（用职能异质性和经验异质性两个指标测量）与团队成员更替的关系比较复杂：职能异质性与团队成员进入之间存在较弱的正相关性，经验异质性与团队成员退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项研究说明：创业团队的规模、成员背景等因素会影响创业者是否进行嫁接学习；当团队规模较大、异质性较强时，创业团队更倾向于进行嫁接学习。
Chandler等人[19]利用美国408家新创企业的面板数据和124家新创企业的纵向分析数据对类似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创业团队规模越大，新创企业优势就越明显；增加或减少团队成员的好处要受创业阶段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外部环境和团队成员构成都会影响团队增加或减少成员。
总的来讲，嫁接学习研究需要采用纵向数据，因而大大提高了研究的难度。因此，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为数有限，但不难预见，随着团队创业的兴起，针对创业团队的嫁接学习研究必将得到发展。
四、五种创业学习方式比较与启示
通过对五种创业学习方式实证研究现状的回顾，不难发现现有相关研究各有侧重（参见表3）。表3中，前摄因素是指影响创业学习的涉及创业者特征、企业特征和环境特征的各种因素；学习过程指创业者学习的内在机理；学习成效指创业者通过学习收到的效果，如创新、机会识别、应对新进入缺陷等；绩效指创业者获得的实际业绩，如创业成功、企业绩效等。
初始学习研究侧重于探讨创业者创业前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是否有助于创业绩效的提升，但由于是一种静态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创业者学习的内在机理及作用因素，因而对我们了解创业者学习的作用甚微。创业学习研究应该重点关注另外四种学习方式。经验学习是目前创业学习研究最为关注的学习方式，有关经验学习的创业研究涉及面较广，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创业学习的影响因素、学习过程、学习成效等问题，使得通过积累经验来掌握知识的过程不再神秘，但这方面的研究尚未拓展到探讨经验学习能为创业者带来什么实际绩效的问题。这种停留在创业者头脑中的学习显然是不够的，未来研究应该探讨创业者究竟如何利用经验学习来开展创业活动并提高创业绩效。模仿学习研究从一开始就直接指向创业者的学习成效和创业绩效问题，但没有回答创业者如何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来实施学习、如何与网络成员进行互动、如何构建和治理社会网络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应该重点回答创业者如何利用社会网络来进行模仿学习这个问题。搜寻与顿悟学习研究主要探讨组织学习问题，根据现有研究成果还无法判断这种学习方式对创业者自身能力的提升究竟有无作用或有何作用，未来应该重点探索搜寻学习方式对创业者提升个体能力的影响。嫁接学习研究源自于现今团队创业的兴起。过去的创业活动大多是创业者的单打独斗，因此，目前有关嫁接学习的研究文献为数甚少，但我们相信随着创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团队的方式来实施，基于创业视角的嫁接学习研究将得到更多的关注。
通过对现有创业者个体、创业团队、创业型企业组织三个层次的创业学习实证研究文献的回顾，我们认为进一步的创业学习实证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探索更有效的实证研究方法。深度案例研究、访谈、问卷调查、纵向历史追踪是目前创业学习实证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其中，初始学习以问卷调查为主，经验学习以深度案例研究为主，模仿学习以问卷调查、访谈为主，搜寻与顿悟学习以问卷调查为主，而嫁接学习则以历史追踪为主。这些方法在研究效果上还算理想，但若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那么必然能深化创业学习实证研究。比如，前文介绍的Ucbasaran等人有关创业团队构成变化的研究所采用的历史追踪法，是一种嫁接学习研究较为理想的方法。但这项研究除了存在样本偏小的问题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缺陷：没有区别创业团队成员的退出是主动退出还是被动退出。若能结合使用访谈法，这一问题则能得到部分解决。后续研究者既可以结合采用以上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也可以采用其他更有效的研究方法来弥补现有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
2.创建独立的创业学习理论。现有创业学习研究主要运用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已有经典理论，如经验学习理论、探索式与开发式学习风格理论等来解释创业学习现象，创业学习研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创建独立的创业学习理论，既是深化新兴的创业学习研究的需要，也是有效指导创业实践活动的需要，因此，未来应该努力构建独立的创业学习理论。另外，若能融合不同理论视角，也能获得可喜的收获。比如，Dutta和Crossan[20]通过整合创业和组织学习理论加深了对创业机会识别范式的理解。他们在比较分析“柯兹纳式机会识别”和“熊彼特式机会识别”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机会识别范式以后发现，这两种机会识别范式应该融合，这样才能完整解释机会识别过程。为此，他们借助4I组织学习方式构建了一个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的多层次动态学习过程模型，并且指出不仅组织学习理论可应用于创业研究，而且创业理论也可用来解释组织现象。
3.中国样本数据的采集以及不同国家样本的比较。创业是一种全球性活动，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全球性运动。但从现有实证研究来看，仍主要以美国的实证研究为主，我国的相关实证研究为数甚少。近几年，我国的创业活动如火如荼，在我国目前的学校教育受到各界诟病，而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创业者又迫切需要知识更新与转型之际，更有必要开展我国本土化创业学习实证研究，为我国的创业者探索有效的创业学习方法。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基于不同国家背景的研究对于指导我国创业者的创业学习到底有多大的价值。比如，在模仿学习研究中，Ma等人分别选取了美国、我国台湾和日本的创业者样本，结果发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下，创业者的弱关系对识别创业机会产生正面影响，而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强关系对识别创业机会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有必要采集更多的中国创业者样本，开展本土化的创业学习实证研究，并与采用其他国家样本的实证研究进行比较，进而找出更加适合我国本土创业者的创业学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