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因素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06）02—0045—05
“东突”恐怖势力已经成为危害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一颗毒瘤。以“东突”恐怖势力为代表的“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活动非常猖獗，已严重威胁到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上海合作组织在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有力地维护了地区安全与稳定。在地区安全合作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在整合成员国力量、进一步发展等方面却面临着诸多影响因素。这些制约性因素可以分为三类：即动力性因素、障碍性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
一、动力性因素
动力性因素是在地区安全合作过程中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产生有利影响的若干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安全需要。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有着共同的需求——安全，包括边界安全和军事安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规模的军事入侵不可能在该地区内发生，而与传统安全威胁相区别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① 非传统安全威胁不直接危及国家领土主权，但却对国家社会安全造成严重的损害，其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跨国犯罪等。目前，在中亚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极端势力问题。极端势力泛指一切通过极端的理论、手段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危害社会和国家的行为体。地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地带的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地区极端势力活动最猖獗的区域，盘踞于此的极端势力主要有“东突”恐怖势力等。“东突”恐怖势力利用费尔干纳盆地复杂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一方面对中亚国家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逃避打击，积蓄和发展势力。随着各成员国对“东突”恐怖势力打击力度的加强，活动于各成员国境内的“东突”恐怖势力互相勾结，并且与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建立联系，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关系密切。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对“东突”恐怖势力的打击难度。同时，毒品交易、走私等跨国犯罪活动也严重冲击着该区域范围内的安全与稳定。实现和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成为摆在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面前的紧迫任务。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物质保证，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政治保障。共同的安全需要就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利益基础，并为其长期良性运行和发展提供推动力。
2.认知一致。要实现安全合作，机制的参与者必须形成认知的一致，特别是对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的认知一致；对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的认知一致。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改革、稳定和发展大局的先决条件，是国家在邻近地区内整合各种矛盾的前提之一。
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普遍认为，以“东突”恐怖势力为代表的民族分裂活动和恐怖活动是日益威胁各国及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首要问题。对“东突”等极端势力的打击仅仅依靠传统的军事手段，依靠单个国家的力量已经难以奏效，必须在依靠本国综合国力的同时，借助本地区共同的努力，运用新思路、新方法。各国追求的国家安全理应是一种“合作安全”，即“在各国的相互理解、谅解与合作中，增进彼此的安全利益，争取‘双赢’或‘多赢’的结果”②。这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所积极倡导的新安全观。
3.地缘优势。哈、吉、塔三国及俄罗斯临近中亚的部分与中国有着长达约3200公里的共同边界。1992年初，中国迅速承认刚刚独立的中亚各国，并致力于发展与中亚诸国的睦邻关系。1996年4月，中、俄、哈、吉、塔五国领导人为了解决边界问题，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军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就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此后，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通过谈判的方式，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最终解决了边界问题，消除了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
目前，“东突”恐怖势力在中亚地区出现了跨国界联合的趋势，加大了各国政府对其实施打击的难度，这就需要各国开展安全合作，联合反恐。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在地理位置上的毗邻，为成员国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和得天独厚的条件；成员国之间互信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变“安全困境”为“安全优势”，为地区安全合作扫清了一个主要障碍。
4.机构设置基本完善。完备的机构设置和多层次、各领域的合作机制是维系组织正常运转的基础性因素。依据《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规定，该组织的常设机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2004年1月在北京成立， 是该组织的常设行政机构，为本组织框架内的活动提供组织、技术和信息保障；一个是地区反恐机构，2004年6月成立，总部设在塔什干， 其主要任务是防范和打击本地区以“东突”恐怖势力为代表的“三股势力”等犯罪活动。常设机制是上海合作组织讨论重大问题、制定政策的框架，是该组织的核心。常设机制主要是指依据《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建立起来的各项固定的会晤制度，包括成员国国家元首会议、政府首脑会议、外交部长会议、各部门领导人会议、国家协调员理事会等。机构设置的完成和合作机制的形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在本地区内打击恐怖主义，开展安全合作提供了推动力。
5.大国推动。联合反恐，打击以“东突”为代表的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实现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是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追求的共同目标。但是各成员国对这一目标的需求程度是不一样的。“东突”恐怖势力企图分裂中国领土，因而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与中国关系最大；③ 俄罗斯同样面临着“车臣”恐怖势力的威胁，目前“车臣”恐怖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建立了联系，互为援手；中亚国家也深受“三股势力”之苦，但不像中、俄那样反映强烈，有的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更多的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另外，由于各成员国综合国力的差异极大，所以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成员国之间在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上是不同的。在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内，中、俄两国是地区强国，各方面的实力在成员国中具有绝对优势。中、俄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核大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哈、吉、乌、塔实力较之中、俄两国明显较弱。在打击“东突”势力、维护和平的过程中，由于成员国间实力的差距，在组织内存在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上的不同。作为组织内最大的两个成员，中、俄两国在相关进程中应当主动承担责任，推动组织的发展，这是符合两国和该组织的根本利益的。
二、障碍性因素
在诸多有利因素的推动下，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东突”等极端势力、实现地区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障碍。
1.文化冲突。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上的差异造成了对相同问题的不同观点和价值体系。“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将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④ 由于文化的传承性，这种差异已经内化为一种民族感情和民族心理，如果不及时通过各成员国之间的交流来加强相互了解并达成共识，就会制约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延续了几千年，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俄罗斯和中亚诸国独立后，政治上接受了资本主义的议会、选举和政党制度，文化上接受了自由、民主、平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尤其是哈、吉、塔诸国独立后尽管走上了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但是各国还没有发展出稳定的、符合自己国情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俄罗斯文化深受东正教影响；中亚诸国普遍信奉伊斯兰教，苏联时期，宗教信仰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中亚诸国获得独立后，随着极端民主化思潮和外部势力的影响，伊斯兰教出现了严重的反弹，信徒很快升至人口总数的90％以上。⑤ 随着宗教影响的不断扩大，以“伊斯兰复兴党”等为代表的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激进组织在中亚各国政治生活中空前活跃起来，期望在政治领域内发挥主导作用。而从政府方面来讲，各国采用各种方法复兴本土文化，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在以各种方式向中亚国家渗透，目前中亚各国的主流文化尚未最终形成。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之间，东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文化上的冲突必定会表现在政治领域，会影响到政治社会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包括了拥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如何和谐合作与良性运行，对成员国各国来说，必定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2.进一步增进信任沟通。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在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的指导下，在边界安全、军事合作、联合反恐等方面存在着广泛共识和高度的信任。在对以“东突”为首的分裂势力、极端势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实施严厉打击方面达成了共识，并且共同致力于联合行动。但是，由于成员国之间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各国在经济、人文等领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信任，严重地影响到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合作进程中作用的发挥。如中亚诸国对俄罗斯存在着普遍的戒备之心，国内普遍存在着对俄罗斯的排斥情绪；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某些人当中存在的“中国人口扩张论”、“中国威胁论”等。中亚地区动荡的政治局势也影响到了地区安全合作的顺利发展。由于民族混居引起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极端宗教主义的发展（主要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活动⑥）、“颜色革命”等造成国内政局不稳，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用必然会波及到上海合作组织，并对其产生制约作用。
3.资源提取能力弱。政治体系的维持和适应离不开要求和支持的输入，离不开政治体系的资源提取能力。输入政治体系的要求包括分配产品和服务、加强社会安定和秩序、行为管制等。输入政治体系的支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政治资源的支持，表现为政治体系内成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一类是服从性支持，遵从由合法的政治体系制定的权威性政策，具体有物质支持、服从法律和规章、关心政治体系传递的信息，尊重政治体系的权威等。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在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成员国对组织的要求越来越多，而向组织输入的支持却相对较少，影响了组织内安全合作的开展。
各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能够向组织提供财政资源的能力较小，这就限制了组织的资源提取能力，进而制约了组织的发展，影响了地区安全合作。具体来说，该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组织会晤所达成和作出的决议和决定对各个成员国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未能得到各成员国很好的遵守和执行；组织本身的“共同权力”亟须扩大和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虽然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但经济能力有限，总体实力仍然较弱，中亚诸国经济比较贫困，实力更弱。同时，上海合作组织与北约和欧盟不一样，它不是军事性或政治性的联盟，也不是集团性的组织，这本身就意味着它不会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当前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突出问题是：（1）各成员国对组织的需求越来越多，且层次越来越高；（2）组织的资源提取能力较差，限制了其经济和财政资源；（3）考虑到主权原则和内外政策的差异，各成员国向组织委托或让渡的权力相对较少，这限制了组织所能支配的权力、权限、能力和手段。在这种条件下，虽然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在原则性问题上有着广泛的一致性，但是在落实具体合作协议的行动上，其行为能力和范围都受到很大制约，使现实的利益低于成员国的预期目标。这种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落差，对组织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限制作用。
考虑到“东突”恐怖势力等具有了联合行动的迹象，国际恐怖势力也开始向本地区内的恐怖势力提供支持，这就要求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该组织的行动能力受制于资源提取的不足，已经跟不上形势的需要，这是各国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4.经贸合作不足。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活动，政治活力的大小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集中表现，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国际组织的发展历史表明，经贸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在国际组织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欧盟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在安全领域内的合作，在解决边界纠纷、联合反恐方面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经济合作进展缓慢。联合反恐取得的成就对成员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但是若要继续保持对成员国的持久吸引力，不断推动组织发展，进一步为组织的安全合作机制提供物质支持，就离不开经贸合作的开展。
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国家元首全体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纲要规定加强成员国之间在能源、信息、电信、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组织经贸合作已经开展，存在的问题就是各成员国之间经贸合作的互补性较差。这是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是各个成员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经济合作也是政治问题。“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能源政治和外交研究所所长瓦·萨雷金指出：‘如果参加该组织不能给中亚国家现实的经济回报，它们的目光不可避免地将转向它处，这将使组织受到全面削弱。’”⑦ 为了继续保持上海合作组织对成员国的吸引力， 为继续打击“东突”等地区“三股势力”提供物质支持，深化成员国之间经贸合作，拓宽经贸合作领域，提高合作层次就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意义。
三、不确定性因素
在实现地区安全合作的过程中，有一些因素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制约性影响，但是制约作用的性质和方向并不明朗，还没有清晰地展现出来。
1.角色冲突。政治角色及其所组成的政治机构对于政治体系的维持和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现今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就是组织成员国角色重叠，角色之间存在着冲突；同时在中亚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安全合作机制，多种多样的政治结构在不同的问题领域进行政治活动，造成了成员国所担任多重角色之间的混乱，影响了政治体系的活动能力。
上海合作组织全面合作的重点是边界安全和打击地区以“东突”为代表的“三股势力”，这也是该组织成立以来对成员国最大的吸引力。但是由于中亚国家多元化外交战略的影响，目前进入到中亚地区的安全合作组织和其他各类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海合作组织对成员国的吸引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中，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属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该组织成立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合司令部和快速反应部队，以应对中亚地区出现的威胁安全的诸多因素。中亚国家（除塔吉克斯坦外）和俄罗斯都是北约军事伙伴国，北约的军事力量渗透到中亚地区，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地区安全的作用。俄、哈、吉、塔、乌五国都是中亚合作组织成员，该组织现已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另外，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已经建立了联系。由于该组织成员国的多重身份，造成了成员国尤其是中亚国家所担任角色之间的冲突，给予该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会有所保留。成员国如何协调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制约该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是该组织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面对的问题。
2.美国因素。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外推行单边主义，企图建立世界霸权。中亚地区是世界政治的心脏地带，自然是美国争夺的重点。作为在中亚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安全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不能不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9·11”事件之后， 美国力量的介入，客观上对中亚地区内“三股势力”形成了威慑，有利于地区的安全稳定；但是这也与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合作领域形成了某种竞争，对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抵消作用。出于主导中亚安全合作的目的，美国希望获得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地位，并进一步谋求加入该组织，以求从内部影响该组织进而控制该组织。在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与会各国首脑达成的《元首宣言》明确指出：“鉴于阿富汗反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认为，反恐联盟有关各方有必要确定临时使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述基础设施及在这些国家驻军的最后期限。”至于美国军事力量在中亚的去存将直接关系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其最终结局及影响如何，现在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但这不能不引起该组织成员国的高度重视，应及早作好充分准备。
3.机制扩容。机制扩容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在联合反恐、打击“三股势力”、维护成员利益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有些国家希望参加到组织中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中亚地区泛滥的“东突”等恐怖势力与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关系密切，周边国家也深受阿富汗—中亚—高加索地区恐怖主义势力扰乱之害，分阶段、有计划地吸收周边国家参加该组织可以在组织的框架内整合各种力量，共同形成反恐的合围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机制扩容体现了组织的开放性和生命力。随着组织成员的增加，如何整合成员之间的行动，如何在成员之间分配权利和利益，如何分担组织的经费等问题也会随之而来。这些问题处理得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组织作用的发挥和生存能力的增强。
注释：
① 高永久：《中国新疆周边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特征》，《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② 王逸舟：《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94页。
③ 高永久、胡尚哲：《论“东突”恐怖势力对国家利益的威胁与破坏》，《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页。
⑤ 杨建新、高永久：《论中亚伊斯兰教的复兴问题》，《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
⑥ Алексей Сухов：“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артии 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RES PUBLICA”，2003—02—03.
⑦ 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估与发展问题》， 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