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与学科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学科建设论文,教育改革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彭斐章教授的这篇文章概括了当前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中的实质问题和对策，对全国各类图书馆的人才战略均有参考价值，本刊全文刊登，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图书情报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为世人所公认。但是，在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图书情报教育开始出现了一些危机现象：第一志愿的考生寥寥无几；学生学习热情不高；毕业后不想到图书馆和情报所去，图书馆和情报所也已人员臃肿，难以再容纳几十所学校的大量毕业生；大学教师待遇低，队伍不稳定，等等。因此，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改革问题一直为理论界广泛关注，成为理论界研究热点。1992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率先更名为“信息管理系”，在图书、情报、档案等领域引起了一系列的心理与机制上的波澜，导致了全国图书情报教育单位的改名热潮。教育界发生的这些现象虽然预示着：社会变革的浪潮迫使图书情报院系面对包括人才市场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并根据市场需求调节自身的发展目标。从而使图书情报教育研究有了更为现实的理论背景。但改名之后，教育界还应该做出哪些努力？改名与改革之间如何衔接？仍是教育界迫切关心的问题。主张改名者认为，更改系名与专业名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对招生、毕业生分配等问题的考察可以说明这点。也有人流露出对此举影响学科建设的担心，希望在社会变革时代保持一定理智。正如陈誉谈到：虽然名称不是主要的，却反映出对于一个学科的态度。
由于图书情报教育改革是以社会的现实需要为背景的，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历史的日积月累，并且要以教育为依托，因此，如何处理好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与学科建设问题，是教育界理论和实践中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对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与学科建设问题的探讨，我认为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客观地评价现实
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图书馆情报学教育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主要表现是：①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办学点增多；②多层次、多形式办学体系正在形成，改变了图书馆学教学体制单一的缺陷。③紧密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积极进行教材建设，保证了教学内容的深化和教学质量的提高。④教师队伍建设有了较大发展，教师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趋向合理化，教师素质得到了提高，促进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再加上教育体制自身的因素，图书情报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教训规模起落太大，发展不稳定；
②办学层次仍需要调整；
③缺乏全国统一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协调机制，使我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④教学内容尚不能溶入世界潮流，教学方法也比较落后。
这些问题说明：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而调整和改革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式，更不可能照一种模式去发展。更新教学内容也好，调整办学层次也好，保留或压缩原有专业并创办新专业也好，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去进行调整和改革。因此，准确地认识图书情报学教育的现实，客观地评估现实状况，是我们从事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的前提。
1978年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以每3.7天一座的速度猛增。1993年年底，全国已拥有2588个公共图书馆，是1949年的近50倍。十年来，国家对图书馆事业的投资年年增长。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经费1980年为5486万元，1992年为3.9亿元，增长了7.1倍。然而正当中国社会进入改革与发展的全新时期，社会百业兴旺，沿海部分图书馆出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的同时，全国性的图书馆事业萎缩却加剧了，尽管过去10多年图书馆规模及经费有大幅度增加，但全国图书馆年购书量以70－100万的速度递减，1983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新购图书总量为1541万册，到1993年只有625万册，下降了60%；读者人数由此也递减；购书经费在整个图书馆经费中所占比例也下降，由此“三个减少”导致了中国图书馆事业萎缩的危机。国人引以自豪的北京图书馆也不能避开这场萎缩的冲击。1993年6月28日《光明日报》以《北京图书馆：瘦死的骆驼》为题报道了北图令人忧心的现状。
如何避免萎缩的危机，学界同仁纷纷寻找良策，有人将图书馆落伍的根本原因归于自身没有“造血”功能，全部依靠“父母”－－国家的赐养。提出图书馆改革的出发点是：转换现有机制，变事业型管理为经营型管理，最大程度上与市场经济接轨。
情报事业也和图书馆事业一样，近几年面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有些区别在于，图书馆多少还带有社会公益机构性质，而情报中心则属于完全可以由市场法则来决定其生存权的机构。因而情报事业产业化成为情报机构的共同目标。
图书馆事业的萎缩危机和情报事业的产业化趋势给图书馆情报学教育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课题：要求图书情报教育的培养目标由研究型人才向经营管理型人才倾斜。从本质上看是对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图书情报事业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证明：只要社会还需要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存在和发展，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就不会也不能完全消失。
众所周知，图书情报事业特别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经费来源，要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进行调拨，当国民经济产业部门处于优先发展地位之时，国家用于图书情报事业的投入会有所限制，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现象，因为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或地区，最终是不会留下文化沙漠的。我国沿海地区图书馆事业在全国图书馆事业萎缩的大环境下却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我院本科生毕业分配的动向也表明，沿海地区图书馆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每年都有所增加。
对此，对于图书馆情报专业教育所面临现实，我们应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图书馆界情报界对专业人才的新要求，主要是在知识结构和适应能力方面，做为一种专业教育，为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培养新型合格人才应成为教育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培养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面对图书馆情报机构对人才的新的要求，是我们专业教育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制定明确的培养目标则关系到专业教育所培养出人才的知识结构。毫无疑问，培养目标的制定不能脱离图书情报事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说，对图书情报事业发展趋势的预测对于专业教育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更为重要。
以“信息化并向智能化发展”为特点的新技术革命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信息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的强大的渗透性，特别是各种信息服务机构的出现，打破了图书情报机构是信息用户的主要信息源和信息提供者的一统天下，在电子信息服务的冲击下，图书情报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图书情报机构只有走信息化的道路，扩展其职能和服务范围，把自己融入信息服务行业之中，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处于不败之地。
根据图书情报事业发展趋势，培养学生成为既是信息的开发人才，又是信息的经营管理人才，是我们专业教育新的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的变化给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在传统学科内容的基础上拓宽范围，扩充内涵，使传统学科内容和新型电子信息技术在结合中得到深化，这是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也是实现新的培养目标的基本保证。也就是说，培养目标的实现是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依托的。
近十年来的学科建设成就是毋庸怀疑的，除开基础理论，事业研究，分类研究等传统领域之外，对文献资源的研究和图书馆情报自动化技术研究尤为瞩目，但从总体上看，仍存在一些问题如：
①对新技术、新方法的接受和应用显得迟钝；
②对传统的、手工的方法技艺侧重较多；
③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够，特别是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不强。
作为今后学科建设的方向，我认为应该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未来学科建设的思路：
1.走和国际学科发展接轨的道路：
70年代以前，美国与加拿大的图书馆教育机构，多称为图书馆学研究所或图书馆服务研究所，随着60年代以来的信息革命浪潮，在美国图书馆学会（ALA）认可的59个图书馆学研究所中，有51个称为图书馆与情报科学研究所或图书馆与情报研究所，英国图书馆教育机构的改名达100%。可以说，国际上从“图书馆”到“图书馆与情报”的合融，标志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一体化，而我国图书情报一体化的问题虽在80年代引起过热烈的讨论，但实际上，无论在实践领域或是教育界仍然是两大块，我国的院系虽然对外都称图书情报学院或系，但内部的专业界限可以说非常清晰，这种现象所表现的本质是：传统图书馆学对新型情报学的拒斥和情报学对传统图书馆学精华的抛弃。图书馆学对情报学新型理论和方法的排斥和情报学的另起炉灶的这种学科建设格局，从整体上看，对于学科的综合发展十分不利，象图书馆自动化技术和情报技术本身可以合在一起进行建设和发展的研究领域，都各自在自己的圈子里重复研究。因此，在我国真正图书情报的一体化，是使中国的图书情报学科和国际学科发展接轨的必要条件。
2.学科建设要体现层次性
学科建设的层次性主要体现在专业教育的层次性和教育实体的层次性两方面。
作为专业培养目标的整体要求，是对信息经营管理能力的要求。但这主要是指本科教育而言，而专业教育总是多层次的，除开本科教育，还有硕士生、博士生教育，层次越高，对学科建设的积累性要求越高。而且作为一种循环机制，越高层次的教育与学科建设，越影响今后学科的发展方向。因此对于学科建设的改革，尤其要采取积极、稳妥、实事求是的态度。学科建设的层次性主要是指要针对不同层次的专业需要。就本科层次而言，要把学生对新型电子信息技术动手操作能力放在首要地位，注重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对不同信息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加强对学生智能的培养和管理知识的教学。就研究生层次而言，在研究方向上应注重在学科基础理论与专门研究领域特别是代表未来学科发展方向的研究领域之间找好结合部，使研究生具备扎实的基本功之外，学有所专。作为高层次的学科建设，具体来说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①研究方向的确定与社会需要的关系；研究方向的选择和制定要面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特别应鼓励从事应用研究，而理论研究要讲求深度。
③传统学科内容与新的研究方向的关系。
④学术水平和操作能力的关系。
⑤研究能力与管理能力的关系。
学科建设最终要靠教育单位来实施。由于各教育单位的积累和特长不尽一致，因此，为保证学科建设的层次性，还应该注入宏观调控机制，注重发挥各教育单位的专长，对一些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院系，应鼓励其发展高层次研究生教育，从事国家级重点学科建设，对一般院系应鼓励其发展普通高等教育。此外，还应注意院系的行业布局和地区平衡。
3.处理好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的关系
作为学科建设成就的体现，最终是反映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按照原有的课程设置模式，学科建设的最新成就要变成课程设置，需要一个归纳和整理的过程，因此课程设置的内容往往不能及时反映学科建设的最新成就。为此，我们提倡建立动态兼容的课程设置体系，通过核心课程的设置加强学生的基础教育，通过不断更新的选修课或专题讲座，使学科建设的最新成就及时充实到教学内容之中，这样有利于处理好加强基础、拓宽知识和培养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走出教育改革和学科建设的误区
自70年代末恢复高等教育考试制度以来，中国的教育体制一直都在调整和改革中发展，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也不例外，清理70年代末以来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发生过两次大的转变。
第一次是80年代初期以后全国情报学专业教育点的增多，改变了北大、武大一统天下的格局，可称为是专业教育的量变。
第二次是1992年以北大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系为起点的全国改名潮，虽然这次改名背后的许多工作尚未完成，但可以说这是发生在图书情报专业教育领域的一场质变。
从量变到质变，称为进步也好，称为改革也好。但从本质上说，是代表了专业教育为适应社会需求所作的调整，尽管是必要的，但就象第一次量变过程中，最终会淘汰一批条件不成熟的专业点而使专业教育的数量和规模趋于稳定一样，第二次的质变也需要一个过程来让社会承认这次调整的价值和进行内部完善。如何让第二次质变的价值尽量被社会所承认，这里有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教育界保持清醒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对历史的借鉴和对未来的预测，需要我们走出和避免在这次质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区。
1.是抛弃？还是扬弃？
发生在图书情报专业的第二次质变从名称上彻底甩开了与图书情报的关系，随之给我们带来一个敏感的话题：是完全放弃原有的专业教育积累重新营建一个新颖的经济类或其它专业，还是继承传统专业教育的精华进行合理的扬弃，对此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采取抛弃方式所形成的新专业必将会成为空中楼阁，会失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原有专业教育中的学科内容如文献信息的理论和技术都有着强大的不可忽视的复合和外向幅射能力，如编目索引、目录学、检索语言等学科方法就可从一般文献实体范畴，幅射到市场调研、CD-ROM多媒体技术、信息咨询等领域，成为新的学科建设的未来方向。
2.是改名？还是改革？
为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更改专业和院系名称是必要的，名称的改变可以说是专业教育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但这些是否就实现了专业教育改革的目标？随之在专业教育的内容上应做怎样的调整？这也是第二次质变中极有可能出现的误区，因为从目前改名的直接动机来看，大部分是为了解决招生和分配的问题，而在内容的调整上不注意下功夫，对此我们应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培养对象的知识结构和适应能力负责。在培养学生较扎实的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文献信息的基础上，注重培养学生对于社会经济实务领域的专业知识，如信息市场经营的理论和方法。市场调研方法、信息推销艺术、知识产权、公共关系手段等，并锻炼学生较强的创造、吸收、应用能力和外语、计算机运用能力。对此，在专业教育的教学观念、课程设计、师资结构和教学上都要做到名符其实，走内涵化发展的道路。
图书情报教育的改革是现实给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给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图书情报科学提供的新机遇。可以说，处于改革大潮中的图书情报科学和教育，是希望与困难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关键是要求我们要以积极而又谨慎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使我们的学科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
（本文是今年署期在北京大学“海峡两岸第二届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