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独立战争与内战中爱尔兰共和军 的军事失利分析
黄 然,王本立
(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009)
摘 要 :爱尔兰共和军作为英爱战争与爱尔兰内战中的主要参与方,在两次战争中类似的不利环境使得他们都遭受了军事上的失利,而这些失利与政治社会方面的因素结合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最终结局。
关键词 :爱尔兰共和军;爱尔兰独立战争;爱尔兰内战
1918年12月,英国举行了一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大选。在大选中,支持立刻脱离英国统治,在爱尔兰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的新芬党在爱尔兰取得了大部分议席。[1](P396)以此为基础,新芬党迅速在1919年1月21日宣布独立,成立了爱尔兰国民大会,拉开了爱尔兰独立战争的序幕。在战争过程中,采取游击作战方式的爱尔兰共和军虽然难以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英国方面采取的种种反游击手段却为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压力与不良影响。在双方都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爱尔兰与英国最终于1921年7月11日达成停火协议,并在12月6日正式签署了恢复和平的《英爱条约》。
根据《英爱条约》,北爱尔兰不仅没有被划入即将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爱尔兰也依然需要在外交和部分内政问题上得到英国的指导,并向英国国王继续效忠,这些内容与激进共和派在整个爱尔兰岛建立独立共和国的理想相去甚远。因此在条约于1922年1月7日在爱尔兰国民大会中以64比57通过后,共和派政治领袖德·瓦勒拉与大多数共和派随即站到了临时政府的对立面。他们试图在爱尔兰岛内与滞留的英军挑起新的冲突,从而迫使《英爱条约》失效。为了阻止这一企图,1922年6月28日爱尔兰自由邦政府军开始围攻共和军在都柏林的重要据点四法院,拉开了内战的序幕。然而,继续奉行游击作战方针的反条约共和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政府军各个击破。最终,在大部分领导人被捕或被杀,部队濒临瓦解的情况下,共和军于1923年5月24日命令全部人员放下武器,爱尔兰内战以共和军宣布投降而告终。
虽然在两次战争中,爱尔兰共和军在军事上都处于不利的地位,但两次战争中共和军最终的结局却存在着不同。那么,在两次战争中,存在着哪些因素使得共和军面临了共同的军事失利局面,却迎来了最终不同的结局呢?
一 、爱尔兰独立战争中共和军的军事失利
共和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叶,英国议会最终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时。根据1914年通过的爱尔兰自治法案,爱尔兰将成立自己的议会与责任政府进行自治。[2](P249-250)这样一份法案,在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得到了热烈的欢迎的同时,在北方的阿尔斯特地区却激起了激烈的反对与抗议。以新教徒为主的阿尔斯特地区,当地居民大多与英国本土有联系,而与爱尔兰其他地区的天主教徒关系疏远。因此,当自治法案即将通过时,出于对未来可能在爱尔兰岛处于少数派地位,从而丧失之前的政治优势地位,甚至处于受歧视的地位的担忧,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在1912年成立了“阿尔斯特志愿军”,发誓抵制任何将自治“强加”给北爱尔兰的企图。[3](P4)支持自治的南爱尔兰在1913年随即组成了自己的军事组织“爱尔兰志愿军”。[4](P10)虽然随着一战的爆发,抵制自治的阿尔斯特志愿军由于自治暂停实施而停止了活动,但爱尔兰志愿军却依然继续保持活动,并最终成为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主力。[4](P10)随着复活节起义的失败,1917年,爱尔兰志愿军的余部经历了一次改组,在爱尔兰国民大会宣布爱尔兰独立后,爱尔兰志愿军宣布向“爱尔兰共和国”及其政府效忠,因此被国民大会接受认定为其领导下的正规武装力量,并开始改称爱尔兰共和军。[5](P103)
具体而言,在整个独立战争的过程中,如下一些因素决定了共和军在军事上难以占据上风,从而常常处于失利的境地。
(一)缺乏统一的政治军事领导
正如上文所说,内战的起因在于爱尔兰方面内部对于《英爱条约》的政治分歧。对以德·瓦勒拉为首的激进的共和派而言,这样一份依然要求从属于英国、向英王效忠的协定,无异于是对于共和军理想的背叛。但是,对以柯林斯和格里菲斯为首的条约支持者而言,《英爱条约》则被认为是在争取完全独立的道路上的一次暂时的喘息,是双方力量悬殊的背景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用柯林斯的话来说,他为爱尔兰人民争取到了“争取自由的自由”。[11](P225)
譬如,以选择性激励从外部激励个人或群体从事一定的行为,并没有改变个人或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事想法,但个人或群体顾及“面子”,不能够理性地进行选择,这时候动员模式的效果就会好于强制模式和交换模式的效果,因为一定的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如印记一样牢牢地刻在心里,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
(二)缺乏爱尔兰普通民众的支持
从英爱战争的总体情况上来看,英爱战争并非是一场涉及范围广泛的战争。从1919年到1921年7月两年半的时间内,冲突双方死亡人数加上平民的伤亡,合计只有2014人,其中英方伤亡714人。与爱尔兰当时300万左右的人口相比,这一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6](P201-202)从战争的实际走向来看,直到1920年,英国组织的“黑褐部队”和辅助军为了镇压游击行动,在爱尔兰掀起了大规模对平民的无差别报复,才渐渐激起了大部分普通爱尔兰民众对于英国的反感和参与斗争的热情。但据柯林斯的估计,在整场战争中,积极参与共和军活动的人数可能只有15000人左右,而长期活跃分子可能只有3000人。[7](P16)总体而言,爱尔兰普通民众并没有积极投身于与英国的战争中。
这样矛盾的产生,其原因在于,1918年大选中新芬党的大胜,与其说是对于新芬党的共和主义理想的认可,不如说是大选前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的一次例外。首先,1916年复活节起义领袖30多人遭到英国的集体处决,在爱尔兰普通民众心中激起了对于独立事业的同情心理。其次,一战使得英国搁置了自治法案的实施,并在战时决定在爱尔兰强制推行普遍兵役。因此,在1918年大选前,大多数爱尔兰人不仅对英国,也对支持征兵的传统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议会党大为失望,支持更加激烈的与英国对抗的新芬党的影响力随即扩大。[8](P220)但事实上,仔细分析大选结果,就会发现在大选中新芬党取得的票数甚至并未过半,新芬党事实上并没有取得爱尔兰普通民众较大程度的支持。
在独立战争期间,新芬党与国民大会在动员爱尔兰普通群众踊跃参与战争上付出的努力也不多。一方面,从客观角度而言,在英国维持住了对爱尔兰大部分地区较为有效的控制的情况下,本身也缺乏开展动员的客观环境。在国民大会自身日常会议都无法定时召开的情况下,自然更难以派出人员四处动员。主观上来看,独立战争期间的新芬党,提出的唯一目标只是争取民族独立,对于爱尔兰的广大群众如爱尔兰工会提出的经济变革的目标兴趣缺乏。[9](P168)因此,相应地,在战争期间,爱尔兰的劳工组织与农业组织与新芬党和共和军之间也只维持了低层次的配合,缺乏全面的协作。
(三)缺乏战争物资
因此,综合来看,共和军之所以会遭到失败在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二 、内战中的爱尔兰共和军的军事失利
1919年1月21日,新芬党当选议员在都柏林市政厅集会,宣告成立独立的爱尔兰国民大会,并选举产生了爱尔兰共和国内阁。[5](P6)同一天,共和军在索洛海德贝格伏击杀死了两名爱尔兰皇家警察。作为应对,英国政府宣布逮捕所有新芬党议员,爱尔兰独立战争正式爆发。爱尔兰国民大会单方面宣布独立,宣告了在帝国框架内政治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大门被关闭,英国与爱尔兰之间也就暂时中断政治上的直接沟通渠道。同时,试图前往参加巴黎和会的爱尔兰代表在英国的干预之下最终被拒绝出席,[5](P7)大会主席克里孟梭认定爱尔兰问题属于英国“内部问题”,不在本次和会讨论范围之内。因此,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除了来自美国方面的部分民间援助外,整场战争基本上集中于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缺乏其他政治力量的参与和调停。这一事实,决定了在独立战争中,以爱尔兰国民大会为主体的爱尔兰政治力量处于较为次要的地位。同时在整个独立战争中,英国政府依然能够保证爱尔兰大部分地区,或者是至少大部分城市的秩序。使得都柏林的爱尔兰国民大会与地方之间不仅难以取得联系,国民大会议员也经常遭到英军与皇家爱尔兰警备队的搜捕,甚至难以正常定期召开会议。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大会对共和军所负有的领导责任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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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为实际的角度来看待《英爱条约》,就可以认识到,在英国和爱尔兰之间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有接受这样一份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的协定,才能抓住英国国内暂时厌战情绪高涨的时机,保住已经得到的独立成果。参考英国的其他自治领地独立性不断增长的情况,也可以看出,爱尔兰迟早有机会在独立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三十年代作为自治领的爱尔兰也的确成功地从英国完全独立,成立了共和国。此外,对于大部分爱尔兰民众而言,条约即使没有赋予爱尔兰完全独立的权力,至少也已经满足了国民大会提出的大部分的要求。因此,对于大部分普通民众而言,共和军提出的进一步战斗的要求,只能激起反感与厌恶的情绪。
与缺乏国内外政治影响力以及相对较小的支持程度相对应的是,爱尔兰共和军在整场战争中物资都较为缺乏。这一情况的产生,首要原因在于英国在爱尔兰上百年有效的殖民统治,使得爱尔兰民间难以积累战争所需要的各种装备。同时,英爱战争爆发前,一战和复活节起义的爆发,都迫使英国从稳定后方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对爱尔兰的控制。一战时,德国也曾试图向爱尔兰偷运武器,以此来支持岛上的独立分子,从而从后方打击英国。但在英国严密的海上封锁之下,少数利用潜艇偷运武器的行动也很快被阻止。[10](P57-58)可见,在英国对爱尔兰本土和近海拥有绝对控制的情况下,想要积累军事物资,特别是武器装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英爱战争中,新芬党虽然在美国成功的募集了大量资金,[6](P43)却难以将其转化为共和军所必须的军事装备运往爱尔兰。
从表3可以看出,高温养护时,胶凝材料固铅试样各个龄期的浸出结果均低于地下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0.05 mg·L-1的要求。水泥固铅试样各个龄期的浸出浓度要明显低于标准养护时的浓度。30 ℃养护下水泥试样28 d龄期的铅离子浸出浓度较3 d和7 d龄期降低的幅度更大,使得水泥试样28 d龄期的铅离子浸出浓度大幅降低,可见利用水泥固化稳定化铅离子更适合在30 ℃下进行[9]。
(一)爱尔兰国内外对共和军的普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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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爱战争时期,因为受到人力与军事装备不足的情况的困扰,共和军不得不采取游击作战的方式来对抗英军。这虽然避免了共和军被英军迅速击败,但双方的力量差距并没有得到缩小。因此,在英爱条约签订前,作为共和军的最高领导的柯林斯已经感觉到共和军很有可能将难以再坚持下去。[12](P230)只是由于劳合·乔治政府对爱尔兰的镇压行动引发了英国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才导致其不得不提议谈判解决爱尔兰问题。[13](P154)
另一方面,曾经大力出资支持的美籍爱尔兰人群体,在和约通过后,也基本上逐渐终止了对共和军的资金援助,失去了进一步关注爱尔兰问题的兴趣。对美籍爱尔兰人而言,爱尔兰国民大会被认为是合法代表大部分爱尔兰人的民意机构,在这样一个机构投票通过了和平条约时,反条约的共和军自然难以获得美籍爱尔兰人的支持。自由邦的成立,在美籍爱尔兰裔群体眼中,也已经被视作是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标志。因此,在主要的反条约的政治家德·瓦勒拉在美国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只收获到了极大的不安与担忧。[7](P48)缺乏国内外的支持,使得共和军缺乏资源的情况难以得到改变,导致内战时期共和军不得不更加集中于游击作战、破坏后勤机构的方式,来获得进行战争所必须的资源,到后期甚至不得不诉诸于强行征用、抢劫银行等活动来维持行动。这使得共和军在爱尔兰国内变得更加孤立,最终被临时政府所击败。总体而言,在内战爆发后,共和军在国内外都难以获得支持与援助,这一点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内战双方的力量对比与最终的结果。
在和平条约公布后,大部分爱尔兰普通民众就将此视之为胜利的标志。这一点可以从这一时期媒体的报道中看出来。1921年12月9日的《爱尔兰时报》就这么报道:“全部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报纸——我们相信甚至包括——绝大多数的南爱尔兰人,都将愉快的接受它(条约)……”到1922年1月5日,在各类报刊上已经有328位公众人物宣布支持条约,相对的只有5名公众人士公开地表示了反对。例如劳工协会、商会、农民协会一类的社会团体,也大多对和平抱持着欢迎的态度。[7](P35)
在军事力量的组织上,作为由民间军事组织爱尔兰志愿军直接改组而来的共和军,由于力量对比悬殊,直到1920年,主要斗争手段依然是由小分队的进行的袭扰,以及以柯林斯为首的地下情报组织“跟踪、刺杀在爱尔兰的英国政治密探、情报人员以及那些迫害新芬党人的官员”。[6](P72)在共和军中,除了情报机构因为其涉及斗争手段的特殊性,必须集中在少数人,也就是柯林斯及其同僚的坚定领导下以外,全国各地的共和军部队在分散斗争的情况下基本没有实现统一的军事领导。虽然共和军的战术基本符合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现实,避免了共和军如同1916年复活节起义那样在正面战场被英军轻易击溃,暗杀和袭击活动也的确在一定时间内在驻扎在爱尔兰的军警力量当中散布了恐怖气氛,迫使英国更加重视爱尔兰问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游击作战难以对英军造成决定性的打击,使得战争久拖不决。游击战争也使得爱尔兰各地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方领袖”,他们在地方不仅拥有对自己部队强大的掌控力,而且缺乏对中央政府的效忠意识。这一点为日后反条约的共和军领袖能轻易地带领部队对抗政府奠定了基础。
(二)共和军的军事力量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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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爱战争的结束,使共和军失去了来自海外的资金与物资援助,而临时政府出于对反条约的共和军力量存在的担忧,在着手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同时,大力限制战后共和军的发展。因此,到内战爆发时,共和军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得到什么强化与补充,基本上和英爱战争时期相当。
相比之下,临时政府征召的新部队虽然人数较少,却有着军事装备上的优势。原因在于,在内战爆发前的短暂的和平时期,共和军依然零星地存在着对滞留在爱尔兰的英军的攻击行为,并公开反对签署条约。这使得英国为了保证协约得到履行,临时政府不被推翻,便向临时政府输送包括火炮、步枪、机枪在内的武器装备。[7](P120)因此,内战爆发时,临时政府不仅武器装备上优于共和军,而且还能持续得到外部支援。英军还利用海军上的优势,帮助政府军开展两栖作战,全面进攻共和军。因此,在内战爆发后,临时政府得以通过资源上的优势战胜共和军。
(三)共和军的斗争策略的失误
内战期间,爱尔兰整体局势的变化,导致了相同的游击战策略产生了不同的结局。英爱战争时期,采用游击作战的共和军,主要的斗争目标是英国军队以及与英国合作的爱尔兰人。大部分爱尔兰普通民众即使对战争并没有太大的热情,[6](P42)但至少不会受到共和军方面过多的袭扰,甚至随着战争的进行,不少爱尔兰民众还因为英军的无差别报复的行径而或多或少的开始支持共和军。
但到内战时期,战争已经演变成同一民族内部的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尔兰共和军的游击作战就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其他爱尔兰人。更严重的是,为了维持共和军的生存,许多时候共和军不得不对民事机构进行袭击,甚至是对一般的商业机构进行强行征用。这些严重妨碍普通爱尔兰民众日常生活的行为,毫无疑问会损害共和军在普通民众当中的支持度。而这种对同一民族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推动了普通爱尔兰群众默许了政府军采取了如同独立战争时期英军一般严厉的措施镇压共和军及其支持者,加速了共和军的溃败。
除此之外,正如上文所说,和平条约在当时爱尔兰社会上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因此坚持继续战争的共和军,自然站到了大多数人的对立面。更严重的是,共和军在内战期间在政治领域也缺乏对应的斗争措施。共和军方面甚至没有象征性地试图建立过不同于都柏林临时政府的对立的政府机构,例如德·瓦勒拉这样的著名的反条约的政治家,在内战时期也没能发挥多少作用。缺乏有效的政府机构的事实,不仅使得共和军大量依赖于非常手段维持生存,也使得共和军缺乏相应的宣传自身政治主张的能力——在自身已经占到大多数人对立面的情况下,这只能进一步恶化共和军的形象,增加了共和军失败的可能性。
三 、结 语
作为政治斗争的延续,军事斗争归根结底最终都得服务于政治现实。在独立战争期间,共和军的目标是争取民族独立,这一目标归根结底并没有触犯普通爱尔兰人的利益,也是一战以来民族独立运动带来的正当诉求。所以随着独立战争的发展,英国镇压共和军的行动才会既激起了爱尔兰人的愤怒,也激起了英国国内的厌恶情绪,最终迫使英国政府选择妥协,承认了爱尔兰的自治。而在内战期间,共和军与临时政府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并不是难以调和的。矛盾焦点仅仅在于是否暂时满足于成为英国自治领的现实。这既不涉及根本利益,对大多数普通爱尔兰人来说,这其中的分歧也不是容易理解的。所以随着内战的逐步发展,坚持战斗的共和军才会逐步走到了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的对立面,最终被政府军激烈镇压。两次战争中相似的军事手段,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目标的指导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但是,虽然爱尔兰人民并不赞同军事手段立刻结束与英国之间的联系,建立共和政体,但这并不意味这共和主义思想在爱尔兰完全缺乏根基。内战结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26年,曾经的激进共和派领袖德·瓦勒拉就组织成立了新党共和党(Fianna Fáil),并在1927年大选中获得了153席中的44席,位列第二大党。但内战带来的隐患并未就此被去除,政治暴力的阴影依然笼罩在许多爱尔兰人心中,在内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内,前共和军成员与内战中参战的政府军成员之间互相袭击暗杀依然持续不断。当1932年共和党第一次成为第一大党,开始着手组建政府时,内战时期的前政府军老兵迅速组建了陆军同志协会,以预防可能的大规模的报复。[14](P19)最终,在前任总理科斯格雷夫和平交接权力以及德·瓦勒拉的克制之下,政治暴力最终逐渐平息了下去。随着1937年德·瓦勒拉用法律手段和平建立爱尔兰共和国,共和主义理想在爱尔兰得以实现,爱尔兰共和军开始向加强在北爱尔兰地区的活动,成为日后北爱尔兰问题的主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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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 of Irish Republican Army ’s Military Defeat in 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 and Civil War
HUANG Ran,WANG Ben-li
(School of Humanities,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 215009,China)
Abstract :As the main participant in the British-Irish War and the Irish Civil War,the similar unfavorable environment let Irish Republican Army suffered similar military defeat in both war.But these failures combined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factors have brought about a completely different final outcome.
Key Words :Irish Republican Army;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Irish Civil War
中图分类号 :K5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02(2019)01-0136-05
收稿日期 :2018-12-30
作者简介 :黄 然(1994—),男,江西南昌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世界史英联邦方向研究;王本立(1969—),男,甘肃庄浪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英国史与犹太史研究。
责任编校 :徐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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