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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这本书共有十二章，中心主题是围绕着明清易代之际思想、学术以及心态所呈现出来的多重面相来展开，清晰地勾勒出了明末清初思想、学术和心态转变的图景，并且结合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切入点，比如对于后现代词语“权力”的引入来考察清代的文字狱。同时，也运用了很多新史料，提出了很多新思路、新观点，读来耳目一新，获益良多。本文主要截取王汎森在书中所讨论的四个突出的研究主题，通过对话的方式来探讨一代学术思想风气之转变的脉络。
关键词：“去形上化”；“礼治”社会；修身日记；文化禁锢
清代的思想、学术和心态，因处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之下而呈现出复杂性的一面，王汎森这本书清晰地梳理和阐释了清代的思想、学术和心态的具体展开面，为我们窥探清代的思想和学术提供了诸多崭新的视角和观点。本文主要整合出王汎森在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并加以具体分析，来考察有清以来的思想、学术和心态的多元面相。
一、清初思想的“去形上化”
王汎森在第一章《清初思想中玄远之学的没落》的开篇就指出，“明末清初思想界出现两种趋势；第一、心性之学的衰微；第二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这两者几乎同时发生，它们动摇了宋明以来思想传统的两大支柱。”这两者集中显示了清初思想中的“去形上化”倾向。清初崛起的新一代思想家都努力将儒学由虚玄转向平实，并且不断向先秦儒家中最朴素最普通的内容回归。清初思想中的“去形上化”倾向表现在诸多方面，如推崇儒家“六艺”为平实之学；“五经”地位下降，“四经”地位上升；考证学兴起等。王汎森在这一章的第二小节探讨了形上玄远之学没落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四书中心主义的动摇”。他指出，“明末清初出现几种质疑《大学》《中庸》是否为圣人之书的观点。这些激烈论点是两种思潮汇集形成的，一是心学理论对古典文献的挑战，一是对形上玄远之学的不满。”陈确在《大学辨》中大胆地宣称《大学》这部理学著作与圣道无关；刘宗周在《大学古文参疑》中也阐释了思想与文献之间的关系；姚际恒对《大学》中的“格物”进行了贬抑。由此可见，在清初学风由玄虚转向平实的过程之初，《大学》首当其冲，连同《中庸》一起而受到清初思想家的指摘，两者都相继被斥为禅学。王汎森在书中也分析了“四书”地位下降的原因，他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清初出现了一股将《大学》与《中庸》斥为伪学的潮流；二是朱子《四书集注》地位的下降；三是“四书”作为一个独立的总名遭到质疑。“四书中心主义”的动摇，“五经中心主义”的崛起，标志着六百年学术传统的崩塌，代表着儒学解释传统的变革以及一代学风的悄然转换。
在这一章节，我以为作者用力颇深之处在第三小节“江浙心学社群的变化”。这一节，王汎森从万斯同的生命遭际，来窥探江浙心学社群如何逐渐远离道德心性之学，巧妙地将生命史与学术史结合起来。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弟子，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他被潘平格的思想所吸引，后来，他到慈溪访潘氏，并寻《求仁录》而归。“当万氏的同门师兄弟向黄宗羲举发万斯同被潘平格吸引并代为传播之时，黄氏移书切责，但万氏似无真正悔意。”万氏晚年又被李塨《大学辨业》所吸引。万斯同的思想启自黄宗羲，但思想的桎梏也源自其师，当黄氏痛他之后，他只是决定此后“不谈学而专穷经史”，并没有和黄氏彻底公然决裂，直到黄氏故去之后，他又遇见了李塨，思想才有了重大的发展。万氏的一生是逐渐摆脱形上之、转而为日用习行的一生，晚年，他更是致力于发掘理学以外的儒学传统，不再追求玄远之理。阎若璩的《古文尚书书证》、胡渭的《易图明辨》也给万氏以很大启发。王汎森在书中评价万氏的思想认为，万斯同比他的老师辈们更为激进，即将过去所置辩的问题予以取消，以彻底挣脱宋明理学传统。
在清初玄远之学没落的方面，王汎森列举了官方的和民间的思潮发生合流，除了江浙心学以万斯同的一生的思想变化轨迹来观照清初理学向素朴平实的儒家道德哲学回归；书中还集中讨论了陆王与程朱学派去形上化，在陆王阵营是以江浙心学代表人物邵廷采的《学校论》的篇章为代表来说明理学的变化，在程朱阵营是以王白田《朱子年谱》和几篇考异的文章，以及他与朱止泉的几次辩论中来凸显理学潜移默化的改变，王白田原本的思想动机是“尊朱”，却在对朱子文献的考辩中，删除了朱子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成分，这是和当时的思想风气相吻合的。这些思想家的努力将古代儒家思想中最平常的东西提拔到一个新的高度，并赋予新的阐释。
二、清初“礼治社会”理想的重建
清代将“礼”标举为社会和思想的核心价值，抛弃了明代理学所建构的玄远的世界，而代之以倡导日常生活的规范和秩序都应与“礼”的精神相符合，并且开创性地把“礼”提到社会的实践层次上来。清初“礼治社会”思想的形成，针对的是晚明以来失序的社会秩序。明代中晚期风俗颓败、社会失序大大增强了士人的不安全感。客观道德准则的松动，对于道德和心性无边无际的穷究，使得社会秩序的维系缺乏了长久的有力的客观基础。在形上的学术氛围的笼罩之下，清初思想家提出“礼”要先于一切的口号，如魏裔介提出“以礼治心”，王夫之主张“礼”要统摄“经”，最极致的是颜元、李塨更是倡导用严格的“礼容”来规范人的日常行为。他们都企图以外在化的“礼”的标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此来反观和衡量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水平，在此基础上来重建一个有序的礼治社会。晚明以来个人、家族、以及整个社会国家让清初的思想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和紧张的状态，“礼治理想”的出现和“礼治社会”的构想，都是这种不安的心理状态所呈现出来的面相之一。
清初思想家所提倡的的向传统儒学经典“礼”的回向，所高扬的是一种实际的客观的标准，是从外在的“礼”的规范来打入人的道德和心性，是一种外化的评判尺度。人的道德规范和言行举止都应该合“礼”，“礼”成为社会最高的道德准则和规范。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王汎森对于清初的“礼治理想”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他看到了“礼治理想”和“礼治理想”的实践层面存在距离。然而，在违礼、背礼的例子上，王汎森并没有在文中列举和讨论，这也为学者研究留有很大空间。
三、明末清初修身日记的新解读
晚明以降，出现了许多修身的小册子，用以记录每日的善言善行和恶言恶行来自省和求好报。晚明袁黄所提倡的《功过格》、刘宗周的《人谱》到孙奇逢的《日谱》都可以看出，在对于阳明心学感悟式的修养观感到失望之后，人们想要通过一种务实的路径来进行道德转化和实现人生的某些目的，儒家道德哲学在明末以后在道德实践层面逐渐走向“日常生活化”。 王汎森在书中以颜李学派的《日谱》为例，通过日记的记载内容来观照明末清初学术思想风气的转变。同时，王汎森也指出，修身日记是存在局限性的，从功过格发展到日谱，反映出理学中平民精神的萎缩。在关于修身日记对于人的罪的祓除上，他认为，“在宋明理学中，过错是无法祓除的，即使是在谈到如何消除罪过时也都含糊其辞。对他们而言，功过互相折抵，如果在计算之后，发现罪过太多，除了不断自责或是焚香告天之外，实在没有办法可以彻底清除罪感。在本文所讨论的几种日谱中，对罪的祓除没有仪式性的安排。”这与中国的佛教、道教在祓除罪过的方面截然相反，而且这也是使修身日记无法平民化、普遍化的重要原因。
在明末清初，日谱除了还是一种教材。随着国家灭亡，学风也便沉寂，晚明士人的群体性活动消寂，以日谱作为传播媒介和教学媒体的风气日盛。对于颜李学派来说，日记寄托着他们强烈的经世理想和现实关怀。一代学术风气之转换，往往与时代政治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
修身日记接续的仍然是宋明理学修身日记的传统，反拨的仍然是明末以降动荡颓散的社会现实，以及亡国之痛所加剧的道德紧张感和焦虑感。修身日记它对于国家、社会乃至于自身的涵盖面是十分广阔的，王汎森通过对于日记内容的考察，来窥见时人的思想心态的变化轨迹。明代后期随着商业发展，人们生活奢靡，但是人们的金钱观却在悄然发生变化。王汎森指出，“许多研究都指出，明清之间，除了因改朝换代有过一段动荡外，经济情况基本上没有大变化，但是这一辈士人们却不再像晚明士人那样，认为钱能通神了。从日谱中各种反省的条目看来，由金钱的付出便可以称为善行的条目几乎看不见了，连物质上的奉献足以称善的想法也减到最少，所有的条目都回到儒家最正统的德目。”明末清初之际，人们开始抵抗纯粹享乐的人生态度。修身日记还彰显着人们的宗教观的变迁。然而，这种观念受到晚明正统儒家的拒斥，在晚明正统儒家看来，道德与幸福两者之间并不能直接连接起来。
王汎森对于修身日记以及修身日记运动的研究仍有探索的空间。书中所引用的一些日记只是众多日记中的一小角，但是却弥补了修身日记作为一个思想史和日记史课题的研究空白。在这些代表性的日记中阐发出很多明清学术、思想乃至于人们心态悄然变化的新思路和新解释。
四、文化禁网下的“全民大合唱”
文字狱并非清代独有，在历朝历代都存在，相较之下，清代的文字狱及所导致的自我禁制的规模和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王汎森主要探究的是在官方的压制工程之下“沉默的内心世界”，这种“自我抑制”的现象是如何影响着清代思想文化的版图以及权力在人心深处的运行机制。王汎森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都有特殊的内部零件组合方式及版图的变化，而因为每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版图的组成及知识的边疆难以勾勒出来，所以往往忽略了哪些部分悄悄生出能量，哪些部分悄悄地消失，或由中心遗落到边陲。”从康熙朝的“江浙两大狱”到雍正朝的第一大案“曾静案”再到乾隆时期越演越烈的文字狱案，这项庞大的禁抑工作强势推行一百三十余年，文字狱所波及范围和激烈程度以及在人们心中造成的震撼程度异常巨大。
在讨论清代的文字狱时，王汎森首先从乾隆的文化倾向开始谈起，集中凸显的是乾隆有别于他的父、祖两代的皇权观、文化观和种族意识。“对不利于满清统治的一切事件和言论，乾隆都是采取强势压制的态度。从编撰《四库全书》的初衷“稽古右文”到逐渐演变为“寓禁于征”，禁书运动名目奇绝，在全国范围内布下了一张严密恐怖的文化禁网。在这张网下面，是人心的被异化。人们以文字狱作为趋利避害保全自己甚至是解决私人恩怨的手段，并且这种文化桎梏也在悄然改变封建官僚体系。正如王汎森在书中所指，“有时地方官或者出于过敏，或是为了保护自己，把这类事情当成文字狱案来处理，使得自己免于受到批评，这大概是皇帝始料未及的。它使得地方上防止腐败的机制失灵。一些今天看来其实是议论地方或中央政府的事件，却被当成违忤逆罪来处理，形成一种讯号，使人们视议政为畏途，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微妙的恐怖平衡，变成一个互相期满以求互相保护的官僚体系。”“文字狱是一顶人人提在手上的帽子，遇到不满意的人便把帽子往他头上一戴。”这是官方推行文字狱时所始料未及的。
我以为，这个章节最闪亮的部分，是王汎森对于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历史现象的集中讨论部分。对于删窜者的身份问题，王汎森认为“大部分在暗地里删涂改削的人并不会透露自己的身份。”在自我删改的范围和内容方面存在两条路径，一是官方的，一是民间的；并且在“雍正朝忌讳党争，乾隆朝忌讳种族及明清之间朝代兴替的史事。”从作者在写作时的自我禁抑现象，形成了隐语系统，以韵目代字最为难解。此外，还从书稿的编排、印刷、发行、铲板等一系列的过程来探讨出版者自我压抑的现象。在读者的层面上，特别是藏书者和书志攥修者的自我压抑，以天一阁为例，“嘉庆八、九（1803-1804），阮元命范式后后人范邦甸等就馆藏印书目，不久便完成《天一阁书目》十卷、补遗一卷，但编目在乾隆禁书之后，所以像王世贞（1526-1590）的《纲鉴会纂》、钱肃乐（1606-1648）的《庚辰春偶吟》等属禁书范围的书，都不曾编入。”还有民间暗中进行的声势浩大的焚书运动也是在作者考察之列。所以，王汎森对于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现象的考察的面相是很全面的，从文献的传播者，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献的出版过程中的曲折，文献的接受者等等文献从产生出来到传播的过程再到最后流向读者手中，其间所历经的因为官方收紧的文化禁锢下文献的形式和内容都和之前的历史时期大相径庭。王汎森从权力的视角切入，从上层和下层心态的变化发展来揭露清代文献中的“自我压抑”现象，其中也引入了出版史、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清晰地勾勒出了清代文献“自我压抑”现象所呈现出来的诸多容易被忽视的面相，可以说，在清代文字狱的研究方面切入的角度非常新颖，而且，他也与孔飞力的《叫魂》、施特劳斯的《迫害与写作艺术》的写作的理论。以及谢尔杜的《做法》中的观点等等著作进行了对话，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可谓是开创性的和引人深思的。
王汎森在这本书《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中所用的前半段书名是以这本书的第八章来命名的，并不能涵盖这本书所研究的范围，这是他在书的自序中有所交代的。同时他在的序言中写到，“以我个人考察，清初以降逐渐形成四股力量的齐旋，一股是晚明以来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生活逻辑、城市化、商业化、逸乐、流动、以及日渐复杂化的生活形态；一股是道德正统主义的力量，这股思想史是认为即使当时的现实并非如此，但理想上应该朝道德正统主义迈进；一股是经典考证回向古代的势力；一股是因为异族统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政治压力。”这本书的十二章都是围绕着这四股力量来具体展开的，其中第一、二、五、六、八、十二章等让我收获匪浅。这本书是研究明清易代转型时期思想、学术和心态的悄然过渡所呈现出来的诸多面相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线条清晰、主题明确，并且在旧史料的运用和解析上推陈出新，比如在考察清代文字狱方面，王汎森的切入点非常新颖，他观照的是极易被忽视的文化禁网之下集体意识不动声色地合唱，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来趋利避害保全自己，而这种“全民大合唱”最终的指向却是对抗那个文化高度垄断的时代。同时，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他集结了新的研究方法，比如编辑史、出版史、传播史、心态史等研究方法，并与传统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结合起来，全面地观照清代的思想、学术和心态。
参考文献：
[1]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华夏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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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
作者简介：陈金琳（1992-），湖北襄阳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论文作者:陈金琳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6/7
标签：思想论文; 清初论文; 清代论文; 文字狱论文; 学术论文; 日记论文; 玄远论文; 《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