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 新指标 新方向——(2012中国图书馆年会主旨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旨论文,常态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新常态
今年九月底我出访英国的时候，特地去看了闻名遐迩的伦敦Idea Store，中文翻译成“概念店”，“概念店”在国际图书馆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图书馆在伦敦东区的陶尔哈姆莱茨区，整个建筑上下五层，大约两千平方米，我从一楼乘电梯到五楼，然后一层一层往下走。五楼有咖啡厅、展览厅和报刊，四楼、三楼、二楼粗看与一般图书馆没有什么差别，有书架、电脑和活动室等，一楼是儿童阅览室。从外观和硬件上来看与国内新建的图书馆相比差远了。
但仔细观察了一会儿，觉得这个图书馆不一般，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多数是年轻人，每一层面都有教室，还有一个舞蹈练习厅，到处有志愿者在给读者辅导，出纳台边上放了一叠课程表，第一页是区长的照片和欢迎词。打开一看，发现大部分课程都是收费的。
走出图书馆，我回头看了一下这个独特的建筑，发现墙面上写着“图书馆、学习、信息”。慢慢地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概念店”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集学习、信息和图书馆于一身的社区文化中心，这一点与新西兰林肯大学将图书馆改名为LTL即图书馆、教学与学习是类似的。林肯大学图书馆将学习技巧、信息素养等公共课程融合进图书馆的做法，值得我们关注。未来公共图书馆就像人们需要商店、银行、邮局和健身房一样，图书馆是社区必备的设施，它设置于社区的中心，所以人们把它称为社区的心脏。
“概念店”从建立到今天已经十年了。过去完全靠政府拨款，现在社会集资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之所以被称为全球的榜样图书馆，是因为它为处于危机中的公共图书馆指明了方向。从全球的形势来看，欧美发达国家进入了一个低成长时期，各国政府不得不削减公共经费以维持正常的发展，而图书馆很自然地成为被削减的对象。
最近看到《全球图书馆经费预测2011》上的统计，亚太和南美地区的图书馆经费在增长，尤其是金砖五国平均达到4％，欧洲和北美均为负增长，拖了全球的后腿，全球平均下来仅负0.1％。[1]英国图书馆协会(CILIP)2012年初有一个预测，称英格兰有600家公共图书馆要关闭，4000至6000全日制工作人员面临下岗。[2]而“概念店”在逆境中成长，不仅区内更多的图书馆改建成“概念店”，而且正越来越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
风景这边独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迅猛发展，我记得1996年国际图联在北京开年会时，我国公布了一个数据，每3.7天就有一个新馆开馆[3]。本世纪初第一个十年，仅公共图书馆就保持了这个节奏，这两年还出现了面积10万平方米的湖北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和广州市图书馆，以及6万多平方米区级的浦东图书馆。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推动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确立并逐步完善，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是一项体制保障，也是一份庄严承诺，表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事业。
我想在我们过上“好日子”的时候，特别要看看人家是如何过“紧日子”的，我们可以从人家的“紧日子”中得到一定的启示。这里，我想借用在国际上流行的一个词汇，新常态，new normal，大概意思是，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适应如何在低增长或者零增长的环境中过“紧日子”。今天，“新常态”已经成为欧美的一种价值观念和共同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思考，换一种方式生存了。
我之所以在这个场合讲“新常态”，是想告诉大家，要用“紧日子”的方式来过“好日子”，这样才能让“好日子”一直过下去。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数据，日本在20世纪70-90年代公共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全国市(区)级图书馆的设置率从1970年的65％，到1995年的95％。我国1979年县级图书馆设置率为65％，到本世纪初基本上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的目标。但日本在近十多年里没有多大起色，现在市(区)图书馆设置率仍未达到100％。我相信我国完全实现“县县有图书馆”不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但图书馆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是否会出现缓慢增长的现象呢?我们也将告别GDP两位数增长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对此引起足够的关注。低增长或零增长时代对图书馆事业最直接的影响是项目经费的急剧减少，而目前很多业务都是靠项目来支撑的，为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2 新指标
今年年初，国际图联发布了大都市图书馆委员会对25个国家的59个城市图书馆作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影响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四个新指标：推广活动、社会媒体、数字流通和数字参考。
先说推广活动。过去衡量图书馆最重要的指标是图书外借量，比如日本图书馆界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以外借为中心的口号。随着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如果图书馆仅仅以外借为中心的话，那么有了数字阅读，读者还需要来图书馆吗?这些年来国际图书馆界进一步挖掘图书馆作为场所的价值，发挥图书馆在城市第三空间中信息交流和共享的功能，重视图书馆在社区教育和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此，很多图书馆把推广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
最近几年美国星级图书馆评估突出四个数据：人均访问次数、人均流通次数、推广活动参与人次和电脑使用情况。[4]根据大都市图书馆委员会的统计，每年大都市图书馆组织推广活动大约每5000人口25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2010年公共图书馆仅举办推广活动60093次，这个数字肯定有缺漏，按现有的统计方式，国家仅统计到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在这次公布的大都市图书馆委员会的调研中，上海图书馆也只列出了区县以上图书馆的数字，与其他国际大都市就缺乏可比性了。因此这次我们专门对乡镇以上图书馆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统计。厦门市图书馆近年来重视读书活动，而且在该馆年报中也对总馆和分馆的推广活动做了统计。所以我将可统计的三个城市的数据做一个比较，香港2010年组织活动21010次，参与人次19557588；上海2011年组织活动37723次，参与人次3733316；厦门2011年组织活动499次，参与人次654446。按每5000人口计算，依次为香港15次，上海8.2次，厦门0.7次；按人均来计算，依次为2.79次，0.16次，0.19次。
香港公共图书馆的推广服务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不仅在总分馆定期举办读书会、故事会、研讨会等活动，而且还与广播电视机构、新闻出版机构等合作进行阅读推广宣传，吸引了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
国内各省市公共图书馆在读书活动方面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故事，希望今后图书馆界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此做更深入的探讨。
其次是社会媒体。如今，随着传统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进一步融合，社会媒体得到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图书馆。据大都市图书馆委员会的调查，有3/4的图书馆利用社会媒体，其中89％的图书馆利用脸谱，80％的图书馆利用推特，76％的图书馆利用博客开展信息服务。
网络视频研讨会(Webinar)在图书馆界也比较流行。今年10月4日，我参加了由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院主办的2012全球视频论坛，主题是“数字时代图书馆的未来”。会议两天，由于是全球直播，时间跨越3天，在连续的48小时里，150位来自全球的图书馆同行作了演讲，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经历，我觉得今后国内也可以举行类似的视频会议。
在中国，微博得到广泛的应用，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到2011年底，中国微博用户总数达2.5亿，成为微博用户世界第一大国，微博在图书馆也已经相当普及。这些微博不仅有利于图书馆的宣传推广。而且也成为与读者沟通的有效手段。据《全国公共图书馆微博监测月报》统计，全国图书馆界有1000多个微博开通。其中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杭州图书馆等的微博都有较高的知名度。
第三是数字流通。尽管从20世纪末开始图书馆就开展了电子资源网上服务，但在整个图书馆流通量中占的比例一直很小，尤其是在公共图书馆，这一倾向更加明显。据大都市图书馆委员会的调查，电子资源在整个流通量中只占1％，而电子书流通占整个电子资源的21.7％。可见电子书在数字阅读中具有潜在的带动作用。
如今在图书馆开展电子书外借服务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美国，已经有2/3的图书馆提供电子书外借服务。2007年在美国只有38.3％的图书馆开展这一服务，到2011年已经达到67.2％，这与市场上新兴阅读设备和平板电脑销量的增长是一致的。[5]随着数字阅读技术的广泛普及，数字流通必定会在图书馆迅速发展起来。在国内，电子书外借从2009年开始起步，如今已经比较流行。在上海，已经有2000台电子书阅读器在总馆和5个分馆供读者流通使用。在此基础上，上海图书馆还尝试与盛大合作，开展网络文学的借阅服务，使读者可以获取连载中的网络小说。过去，图书馆只提供完整出版的图书和期刊，现在这一传统模式正在被打破，读者通过图书馆不仅可以借阅网络小说，而且可以获取博客等最新的网上资源。
第四是数字咨询。信息咨询是图书馆最重要的核心业务之一。但近年来由于互联网问答机制的增强，图书馆的信息咨询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据大都市图书馆委员会的调查，从2006年到2010年，人均信息咨询量每年以27.7％的幅度在不断减少，其中数字咨询仅占3.26％。研究图书馆也出现同样的下降趋势，全美大学图书馆信息咨询的处理量从2002年7844万降低到2008年的5615万。[6]
OCLC在《图书馆认知2010》报告中曾经指出，图书馆作为网络第三空间的概念还没形成气候。[7]今后大量的信息咨询将在网络上进行，数字咨询将引领信息咨询走出困境。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几年数字咨询如QuestionPoint和IPL2等仍在发展，但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不断发展的知识问答机制相比有很大差距。
国内数字咨询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国家图书馆、国家科学图书馆、CALIS、广东省以及上海市在数字咨询方面虽各有特色，但都与欧美现有的数字咨询差不多，没有出现新的突破。
以上四个新指标是当今国际图书馆界发展的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我国图书馆事业正处在一个上升期，更多的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国际图书馆界处在调整期，大多数面临着经费削减、裁员甚至关闭的困境。但是穷则思变，在困境中走出了一批像“概念店”这样的图书馆，我们能否从它们在“紧日子”中创造出的成功故事和最佳实践中得到更深刻的启示呢?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会进入这样的“新常态”，但我希望从现在起，我们就以这样的“新常态”面向未来。
3 新方向
今天，图书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饱满的创新精神，主动应对并积极推进从纸质书为主体向纸质与数字资源并重的全媒体时代转型。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与大家一起探讨图书馆的转型与发展。
首先，更加注重图书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价值。在保持借阅量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活动方式，提升策划能力，吸引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
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赫尔辛基的两个图书馆，一个是音乐图书馆，叫Library 10，位于赫尔辛基火车站旁边，之所以叫10，是因为10是这一地区的邮政编码。它是一个音乐图书馆，主要藏品是唱片，还有电影、旅游指南以及漫画作品等。音乐图书馆有3个音乐工作室用于录音、剪辑和试唱等，馆员都具有音乐教育背景。读者可以自己创作音乐，可以与其他音乐人或音乐爱好者交流，也可以在小型的表演场地演示自己的作品。
还有一个是城市办公室，Urban office，也是赫尔辛基市图书馆的一大创新，旨在为市民提供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读者可以在图书馆预约工作空间、电脑以及其他文具用品，在这里短期办公。该馆馆长马雅·本德斯坦(Maija Berndston)在2011年9月7日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的论坛会上说，现在大多数办公室都设在传统意义上的主要工作场所或第二工作场所如合作伙伴、客户以及外包工作场所里，今后越来越多的工作场所将设立在第三工作场所如宾馆、咖啡厅或会议中心里。根据预测，到2017年有50％的工作将在第三工作场所展开。开设城市办公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功能。
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信息是资源，空间是资源，人也是一种资源，如果说这些资源充分调动起来的话，图书馆就会越办越红火。这些年来我们都在重新挖掘图书馆作为空间的价值。其实，现代图书馆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是在读书俱乐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读书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建立会员制。后来在大众教育运动的推动下，由政府兴办图书馆，并为区域内所有的人提供信息服务。现在学习方式多元了，阅读是学习，交流也是学习。在以外借为中心的时代，推广活动是第二层次的业务，今天，推广活动已成为核心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其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总之，在继续提升外借量的同时，我们要更多地去关注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通过创新活动方式，丰富活动内容，让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
第二，更加注重复合型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正在经历从提供阅览设施到营造学习环境的转型。过去，图书馆考虑更多的是怎么设置书架、书桌和咨询台，读者跟着图书馆员的要求走。进入数字化时代，读者的信息需求更加多样化了，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营造一个读者欢迎的复合型学习空间了。
这几年信息共享空间已经比较普及，它最初的设想是将阅览室、电脑房和咖啡厅的功能结合在一起，使读者可以边交流边获取信息。从access to books(获取书刊)，到access to information(获取信息)，现在又有图书馆对此作进一步延伸，即access to tools(获取工具)。这是最近几年在美国公共图书馆流行的服务方式，叫制造空间(makerspace)，它将工具也看作是一种资源，让这些工具为读者的创意设计提供灵感。读者将各种创意工具带到图书馆进行交流、切磋，图书馆为社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公共交流平台。比如，有些图书馆将3D打印引进图书馆，让读者利用这一工具进行创意设计和制作。
这一切都是由信息化引起的。最近英国图书馆长协会(Society of Chief Librarians，SCL)提出，公共图书馆应成为全国的公众信息点，并正在大力推进公众信息点计划。[8]根据英国2008年公布的公共图书馆标准，要求每5000人应配备至少3台公众用电脑。[9]上海237家公共图书馆共拥有6032台公众用电脑，按2300万人口计算，大约每5000人为1.31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否有可比性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也有一个2008年发布的公共图书馆标准，它用递进方式提出数值要求，如5万至10万人口的城市每2500人一台电脑，10万至15万为每3000人一台，而15万以上为每4000人一台，按此推算，上海每5000人口应为1.25台，也就是说目前每5000人配置1.31台高于这一水准。[10]
根据这一原理，我们也可以发现人均外借册数、藏书册数等都有一个按递进方式合理计算的问题，否则根据国际上人均外借册数5-6册来衡量，我国现在人均只有0.2册，上海是1.3册，不知道要花多少年才能达到国际平均水平了。
第三，更加注重信息交互和咨询能力的提升。我们要从过去被动地回应需求向主动地发现需求转变，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不仅积极地提供信息，而且要主动参与到解决读者问题的过程之中。
信息咨询之所以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很多问题可以通过网络解决，另一方面不少数字咨询项目是依靠项目来支撑的，而经费的削减使得这些项目难以为继。因此，如何提升图书馆员信息咨询能力和质量是摆在图书馆界面前的重要课题。OCLC于2011年底发布了一个题为《推动同步：虚拟参考的启示与建议》(Seeking Synchronicity： Revel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Virtual Reference)的报告。报告强调要转变观念，将reference(参考)的“R”改变成relationship(关联)的“R”，也就是说今天读者找图书馆并不是为了要求解答一两个问题，而是在长远的人生信息搜寻旅途中希望合作和指引。把虚拟参考转变成相互合作，将使得图书馆员能够以更亲切、更对等的姿态参与到读者的信息空间中。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与网络争用户，也不应一味追求数字咨询的数量，而是要从被动回应需求向主动发现和激活需求转变。我们过去回答完读者的问题后，这一问询的过程就结束了。《一切都是零碎的》(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作者大卫·温博格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比过去更加丰富多样了，它们既没有边界，也没有最终答案，所以问询的过程在不断地持续。知识是社会的、移动的和开放的，我们要善于在这样一个互联的知识世界里做出明智的决策。[11]
同时，我们还应继续跟踪读者的需求，甚至参与到读者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这里我想用一个实例来做说明。在由联合国、国际展览局和上海市政府共同编撰的《上海手册》中，有一个上海图书馆参与世博会的案例，它高度评价了图书馆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在上海世博会筹办和举办期间，上海图书馆不仅提供了大量世博信息，组织了百场世博讲座，编撰了十多种世博图书，而且更重要的是，参与到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的过程之中，参与到场馆和论坛策划的过程之中，甚至参与到《上海宣言》和《上海手册》写作的过程之中。在这方面，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馆等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过去我们往往满足于提供情报，今天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用我们的情报与智慧，与读者互动，并参与到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我觉得不仅研究性图书馆可以这么做，基层公共图书馆在社区参与与信息咨询方面也大有可为。
第四，更加注重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合作。我们不仅要与本市及国内外各系统各类型的图书馆和情报机构通力合作，而且还要与政府部门、企事业机构以及社会各界加强合作交流，并进一步创新知识共享的模式。
从以前图书馆各自为政，到现在图书馆之间通力合作是一大进步，但今天我们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与社会各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比如，与文博机构的合作。其实“概念店”原来是文化中心的意思，早期流行于德国，在北欧这类机构叫文化屋。在社区基层，这些文化类机构往往都是统合在一起的，国内叫社区文化中心。再比如，与旅游系统合作，共建旅游图书馆，与地方志办公室合作，共建地方志阅览室，与创意机构合作，共建创意共享空间等。图书馆的合作领域是相当广泛的，我们要善于借用别人的资源来拓展我们的服务。
上海图书馆从2002年开设第一个上海之窗起，至今在全球六大洲56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达到93个。一开始只是图书馆之间的网络，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交流的通道，为社会各界利用这一平台开展国际交流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机会，比如国内一些社会机构利用上海之窗这一平台到国外举办书画展、摄影展和朗诵会等。同样，图书馆也可以借此机会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合作，在提升自身社会价值的同时，增强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
今天，图书馆事业正面临转型，转型不仅需要开拓创新的思路，而且要有大胆探索的勇气。东莞年会为图书馆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次办会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创新，不仅注重学术研讨，而且更加注重互动交流，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以主人公的姿态有所作为，有所期待。希望年会能将大家的创新热情充分地激发出来，并化为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文化大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中的自觉意识与具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