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的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速继明
【提 要】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围绕如何认识资本、如何利用资本、如何规制资本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应把资本的张力及其界限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逻辑中进行考量，通过资本的规范与驯化，把资本作用的发挥切实与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一种理性自觉对资本予以时代察审。
【关键词】 资本 改革开放 公有资本 私有资本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而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之上的新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基础薄弱，如何对生产要素进行革命性安排，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是新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这种革旧鼎新力量的推动下，我们党和国家破除了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不相兼容的教条，大胆探索了两者结合的途径，资本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得以释放，并创新性地探索了“公有资本”的实现形式，推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一、马克思资本观的当代启示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资本被定义为是一种在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利用市场力量来完成生产要素集合任务的一种制度。“资本”一词在拉丁语中是Caput，而Cap是人体最重要的部位——“头部”。在罗马的人口财产调查中，caput作为财产的计量单位来使用。[2]经过几个世纪的历史演变，到了12、13世纪，“资本”概念才逐渐成熟，被赋予了诸如资金、款项、存货以及生息本金等含义。而现代意义的“资本”，可能要追溯到1770年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至此，资本才逐渐成为一个被“驯化”了的和使用上具有基本同意内涵的成熟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家们大多从生产资料、物，以及技术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认识资本，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们很少也不可能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考察通过资本所凝结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也就把握不了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例如：重商主义把资本与资本的货币形式等同起来，简单地把流通中的资本理解为资本的基本形式，简单地把货币理解为财富。重农学派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来理解资本，他们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庸俗经济学派则出于为资本家利益辩护的目的，将古典经济学理论庸俗化，只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表面现象，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新古典经济学对资本范畴的理解也是流派纷呈，众说纷纭。奥地利学派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认为“资本是用作获利的生产出来的产品集合体”[3]。瓦尔拉认为“可以被多次使用的——就是所谓耐久性的财货”[4]都是资本。对资本的诸多认识，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对资本的认识比较朴素、直观，主要从生产资料、物，以及技术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认识资本，而不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考察资本的社会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模的扩大，在政治上的地位固化和法律化、制度化，才逐渐反思和积淀出现代意义的资本，才从其“牲畜”[5]的基本含义抽象成为财产单位。二是，资本概念逐渐生成，其内涵逐渐明晰，并且逐渐透过“器物”层面，看到资本所具有的那种组织生产的历史作用，从而在认知上呈现为一种逐渐掌控的“驯服”状态。三是，资本概念的发育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体系性成熟。虽然“资本”在近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还没取得一致的内涵认可，也没从用法上统一起来，但随着货币向资本的转换，神性的人向俗性的人的转变，近代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逐渐发育起来。四是，从技术经济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们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并逐步揭示出“投入—产出—再投入”的循环规律，进而发现了资源配置问题。在利益支配世界的意志驱动下，西方进入了财富体系扩张的时代。[6]应该说，这些认识透过资本的扩张意志、人格化等特征深刻揭示了资本的运行逻辑，对货币与资本的区别，资本的运动、资本的增值方式等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资本实践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7]。然而，历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挫折，计划经济体制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指令性计划）和按劳分配”这社会主义三大优越性的现实效果并没有与理论上的“逻辑自洽”完美对接，反而呈现出体制的僵化和经济的停滞。严峻的现实引发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反思导致社会主义“不够格”的原因，进而思考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出路，开启了“大胆闯，大胆试，大胆破”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探索的路径。
第一阶段（1978—1982）：“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确定了调整、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方向。这个时期“货币化”程度不高，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比重较大，资本概念也被资金所取代。要建构激发生产力经济制度，首要的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禁锢：一方面，要从人类文明史以及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客观看待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对“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8]等极端观点进行扭转；另一方面，要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纠正对资本的僵化理解，正确认识资本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意义。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了思想，在经济运行方式上不再把市场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而是把市场作为方法，把资本作为手段；在宏观机制层面建立起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体系，逐渐把计划性物质资料生产转化为市场性商品生产，把经营管理方式调整到与资本运营方式相匹配的要求上来；在微观市场主体方面，市场主体的主体性不断萌育，逐渐形成个体、私人和“三资”企业并存发展的局面；在资本的国际通道方面，以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和大连、秦皇岛等开放城市为试点，探索建立具有国际开放性的国内市场，打通与西方资本市场的连接通道。总体来说，经济体制改革沿着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方向进行改革，社会主义与资本不相容的偏见得以扭转，持有型的静态“货币观”逐渐向流动型的增值“资本观”转化；财富创造和积累的欲望不断高涨，初步取得个体致富与政府发展生产力动机之间的耦合联动效应。
第二阶段（1983—1986）：“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的发展，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该文件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联了起来，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虽然没有完全跳出“计划经济”的思维框架，但在改革中，人们得到了实惠，解决了很多人“吃饱肚子”的问题，夯实了对国家发展、社会改革的信心。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的国企改革中，通过放权让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重新确立了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确立了职工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保证了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民企开始崛起，当今的知名企业纷纷成立；1984年，公开发行上海飞乐等股票。两年后，邓小平将这张股票赠送给当时的美国纽约交易所总裁约翰·凡尔霖，以此向世人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1986年以后，股份制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该阶段实现了资本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正确定位，澄明了社会主义为何要利用资本、如何利用资本，扫清了认识、体制机制的障碍，资金作为生产要素以“资本金”“资本运营”的概念和形式来表现。
[7]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第三阶段（1987—1992），“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对市场作用和价值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1987年，十三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推向前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表述则从内容上把制度与体制区别开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中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或比例大小，而在于所有制的不同。并且从以市场为方法，以资本为手段的角度来认识计划与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9]。1988年9月26日，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宏观调控，治理整顿”，治理和改善了经济环境，资本运转的环境不断改善；明确了进一步释放全民所有制企业活力，依照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将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企业依据市场法则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加速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和培育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以及生产要素市场；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以各种经济杠杆的运用来推进产业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中的货币规律认识不断加深，按照货币流通规律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以多种金融工具集聚和融通资金，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1990年12月19日，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觉醒。总之，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资本意识进一步萌发，资本的增值属性进一步被确认，并被应用于社会实践中。
本文中的好学生和差学生仅仅就其词汇知识水平而言。限于篇幅，表3仅列出好学生和差学生有较大差异的几个词汇学习策略。从表3可以看出，好学生和差学生相比，能更好地利用单词的发音规则来记忆单词；更多的差学生运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来学习词汇；更多的好学生能利用词汇练习来学习和运用词汇；在运用上下文来学习词汇方面，好学生做得更好；在联想、搭配方面，好学生的比例都高于差学生，这说明了好学生在词汇学习中已经不是学习单一的单词，而是将范围扩大到词串、词块及词群上。在笔记、查字典及分类策略上，好学生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差学生，这说明了好学生比差学生更善于运用各种策略来学习词汇。
第四阶段（1992—2003）：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一阶段，通过资本运营主体的改革和运行方式的探索，资本运营方式不断丰富，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逐渐确立起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资本观及运行模式。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明确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第一次把“资本”作为“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手段，指出要“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联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充分发挥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总体规划，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十五大确认了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核心地位：“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五大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公有资本”，开始探索适合市场经济的公有资本运行方式。这一提法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意义重大，扩大了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了公有制的主体作用[10]——“通过公有经济对资本内在基因进行重组和再造，使其发生质上的变化，从而成为公有经济崭新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态”[11]。十六大进一步指出，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多样化、多层次性的资本市场逐渐形成，1993年“票证”正式退出历史舞台。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由政策性开放进入全面的体制性开放，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一环。
注释
第五阶段（2003—2012）：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1]杨志：《资本的二重性与公有资本》，《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第六阶段（2012—）：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一个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深化资本监管的新阶段。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历史发展的累积性因素和“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同时暴露出来，主客观条件皆要求“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12]。2013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一轮改革正式启动。《决定》为资本的“充分涌流”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3]，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4]。首先，有利于资本发挥作用的市场制度环境被放在一个更坚实的理论认知和制度设计的层面上，从十八大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反复强调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5]，市场的资本配置作用被放在一个更坚实的理论认知和制度设计的层面上。其次，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由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通过“分类改革”等举措，国有企业的坚硬外壳被打破，国有资本存量被激活，国有资本效率得以提高。再次，约束资本的意识不断增强，资本的规制手段不断提升。随着资本边界的扩张变化，资本的僭越所引起的人性物性化、权力资本化、文化娱乐化等现状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在鼓励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同时，不断提高资本市场的规范和管理水平。最后，规范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进一步形成，在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深度融合中，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开通，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启动，由此，往返于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上的双向列车正式起航，这预示着由两地机构共同运营和监管的“共同市场”的形成。
三、社会主义的资本规制与驯化
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表明，资本市场的发展不能肆意妄为，不能罔顾法律的规制、伦理的约束，也不能以法律的漏洞或伦理不及而把少数人的资本积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血汗之上。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所言：“几乎没有哪个政府会让资本市场放任自流，市场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16]社会主义的资本约束，其关键是要通过“资本内在基因进行重组和再造”[17]，使其发生质上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法律框架下，让资本的投资回报切实成为改善民生福祉、提升生活水平、促进人性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有力动力，而不是反社会的资本力量。
[10]参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二是社会主义资本运营方式的设计，要以明确的法律和行政手段为资本运营划定范围和规则。一旦违反法律规定，就要承受法律的惩罚。任何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都是一个有规则的经济行为系统，失去规制的结果就是毁灭。社会主义既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也不是无视资本摧毁一切阻碍自身实现其历史普遍性而呈现出来的僭越性力量。面对资本可能的僭越行为，必然要通过政府引导、社会监督的方式，使资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市场法则运行，实现其增值目的。对那些敢于践踏社会主义法律的逐利行为，要给予严惩，从而达到引领和示范效应。通过惩戒与引导的结合，使资本在阳光下自由的运行。
三是社会主义资本分配机制的设计，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提高公有资本在分配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实力方面的效应。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改革的目的是增进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如果违反了这一原则，就背离了改革的初衷。我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之上的公有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为有效解决分配不公提供了可能。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改革蛋糕的做大和改革红利的普惠，公平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要求，不再是平均主义意义上的“大锅饭”式公平，不再是普遍贫穷的公平，而是建立在存量不断扩大基础上的公平。这时候的公平不再为“效率优先”让位，而是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转变，是建立在“重视公平、改善公平、增进公平、缩小差距”的效率发展基础上的公平。巨大的公有经济规模，在分配时能释放巨大的公平效应，使更多的人在公有资本的快速发展中受益。
四是要为社会主义资本设立信誉监督、信用披露等机制，为“任性”的资本戴上“监视器”。随着“政府—社会—企业”三者角色定位的不断明晰，政府作为制度创新和供给的角色与利润创造者的身份逐渐分离，更多执行制度供给、监督管理和道德风尚的树立与倡导的职能。但很多时候政府在监管资本运行的过程中，往往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资本运行中的新手法、新方式认知滞后，不能及时发现和预测未知风险。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不能及时发现资本的违规行为。三是部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由于绩效考核，对资本具有依赖性，不能很好履行市场管理者的角色。因而，有必要引进社会第三方，以社会的信誉检测、评估、披露等方式为资本装设无处不在的“天眼”，为其带上“紧箍咒”。一是，企业逐利的行为要通过政府和第三方的评估监督而获得行为的合法性。尤其是“不良记录”“前科”要向社会公布，既要使企业置于政府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也可以避免他人被“包装”“改头换面”而获得新面孔的欺骗。二是，建立与评估机制相配套的信誉机制。该机制通过政府或第三方承担资本运营中企业、企业主、经营管理者的信誉管理，以信誉导向机制影响企业、企业主、经营管理者的经营范围，降低、避免资本运营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跨世界通达”是新闻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所生发的普遍现象，具体来看，这一现象涉及到三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分别是虚构世界与实在世界之间的“通达性”，“底本”和“述本”的关系，纪实型叙述与虚构型叙述之间的“双层区隔”。以下本文将以“被拐妇女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来说明“新闻电影”中的“跨世界通达”现象。
[1]《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4]转引自【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9页。
[2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XII,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Part 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p.41.
[3]【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4页。
[2]参见【英】肯尼思·麦克利什：《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
图1中,iD为流过二极管D的电流,vD为D两端的电压,vr为D的正向导通压降,RD为D的导通电阻,CD为D的寄生电容。因此,vD也可表示为寄生电容CD两端的电压,视作为电路的状态变量,致使二极管D的工作状态是处于正向导通和反向截止。基于图1所示电路模型,二极管D的伏安关系可描述为
[6]参见张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从1906年罗振玉首倡创建京师图书馆开始，到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的合并重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清末民初的动乱环境中不断发展。1931年7月文津街新馆开馆以后，该馆在馆藏建设、文献服务、目录编纂、学术研究等方面发展迅速，成就卓著。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各项业务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逐渐恢复。在1929到1937年这一相对稳定的时期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广搜文献，延揽人才，不仅聘请知名学者指导馆务，更多方罗致学有专长的人才进馆任职。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及编纂群体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8][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第203页。
一是社会主义资本运行体系的设计，不单单是以增值性为灵魂，而是以人民性为旨归。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质上是关乎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关乎整个人类趋向美好未来的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内含着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美好生活向往、追求幸福生活的诉求。因而，改革必然要关注人民性的复归，要让最大多数人获利，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正如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8]唯有坚持“利为民所谋”，而不是坚持资本优先，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一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着眼于维护广大移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解决影响移民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库区和安置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治理水平，促进移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伴随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机制逐渐完善，单一运行模式逐渐向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资本的多元化表现和运行模式逐渐形成。但与此同时，资本对环境、生态、社会等方面的消极作用逐渐突显出来，其负面作用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警觉。十六大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突破了传统所有制单一公有制或单一私有制的机械实现模式，实现了不同所有制的融合与合作，丰富了公有制主体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彰显了公有资产的支配优势，夯实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优势，推进了发展国有企业向发展国有资本的转化思路。2005年、2010年先后提出两个版本的“非公36条”，不断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2003年国资委成立，解决了国有资产管理“五龙治水”又无人负责的积弊，实现了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离。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提出了财产性收入概念，深化了资本增值观念，丰富了财富创造的渠道和内涵。同时，报告还提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是党的报告中第一次用到“现代金融体系”这个提法，对我国今后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良好的产权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根基”，法律对私有财产予以保护，激励了人们致富欲望。2004年的全国人大宪法修正案以及2007年3月通过的《物权法》，都对公民财产权做出了规定，“私产不受侵犯”，成为共识。2013年，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倡导发起并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为解决国内资金缺口而采用的引进外资开始向国内资本、技术向外输出转变。
《公约》分别规定了国内公职人员的贿赂犯罪、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相关的贿赂犯罪以及私营部门的贿赂犯罪。但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虽然把对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贿行为予以犯罪化，但却依然没有规定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行为该如何处罚。因此应当增设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犯罪的规定，使在中国境内受贿的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到惩治，并改变目前在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犯罪中只处罚行贿者而不处罚受贿者所造成的失衡现象。［11］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76～77页。
[1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通过蓝墨云班课App推送考核试题等设置课程学习任务，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根据任务要求，以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方式有目的开展学习。
[14]《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15][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第23页。
[16]【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17]杨志：《资本的二重性与公有资本》，《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9）09-0051-06
【DOI】 10.19632/j.cnki.11-3953/a.2019.09.008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赵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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