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个无根的故事——评韩东的《扎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故事论文,韩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韩东的《扎根》，感觉有话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小说写得很散，但并没有空白。这倒不是说韩东把进入小说世界的东西都写满了，而是说他对生活之流平实的呈现没有任何可以停下来阐释的隐喻和象征空间。这和他对于诗歌的主张极其一致——让诗回到语言，不同的是，他让小说回到了叙事。在这种极其克制的日常化叙述中，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让所有有关那段历史的文化心理积淀得逞。他的所指在叙事之中。
一、“我”让真实“无根”
小说的第一句话，“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老陶率领着全家下放三余”，这种旁观式的开场是典型的全知全能型叙事的句式，接下来小说继续延续着这样的句式，不动声色地描写了老陶一家“下放”的整个过程。突然，在老陶一家已经安顿好了之后，小说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借着这一话题，我想再罗嗦一下老陶家人的擦屁股纸。”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贸然显身，全知式叙述营造的“信史”氛围至此土崩瓦解。
此后，整个小说的操纵者“我”屡屡露面。作为一个喋喋不休的讲故事的人，“我”或者根据回忆任意中断故事的进展，比如：“关于三余建房，我先说这么多”；“关于青霉素，我想再罗嗦几句”；“这些事，由于小说进度的缘故，我就不一一地道来了”等等。或者对自己的叙述进行补充性的说明和解释，比如：“上文我曾说过，小陶对狗宠爱有加，没有虐待它们的情况，但我忘记了一件事。”“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叙述知青的种种出路”。或者直接说出自己的叙述局限性，“而给猪打青霉素需不需要做皮试，我就不得而知了。”“对此我一无所知”。或者炫耀自己的无所不知，“这些小陶自然不懂，甚至老陶也不甚了然”；“这样的描写，从未在老陶的小说里出现过，在他的那些笔记中更是无迹可寻。如果我不在此记录下来，就将永远地不为人知”。或者直接对小说的情节进行评论：“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侯继民真的被枪毙了，那字条一定到不了他家人的手中。如果侯继民没有死，但字条已经抛了出去反倒可能辗转抵达。这出于我对世事无常的某种能够理解，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还有“作家”一节中“我”老陶创作的大段大段的评论等等。这种叙述者直接在作品中评论自己的叙述行为的“元叙事”手法，显然是刻意而为的。如果说先锋小说作家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袒露技法，揭穿小说创作和解读的神秘面纱的话，那么韩东用这种方法来写《扎根》，写这段关于“文革”的历史，显然具有别样的意义。
一方面，叙述人用见证者的姿态，用平静的叙述口气，描述着过去的那段特殊而日常的生活，他挑战了关于“文革”叙事的种种心理积淀。这里没有忏悔型小说那种呼天抢地，也没有反思型小说的索解描绘，叙述人“我”的立场既不像忏悔型小说那样，时时处处带有主观的色彩，也不像反思型小说那样极力掩藏自己的声音，而是时时营造着客观、真实的氛围，它仿佛提示着在“文革”那场“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岁月，依然有诸如吃穿住行的平凡日子，甚至还有牧歌田园般的乱世桃源，而这正是被以往许多有关“文革”的叙事所忽视的。另一方面，他挑战了我们的阅读。叙述人“我”一直面目不清，行踪不定。他采取的是“显身但不介入”的立场，也就是说尽管他时时在讲述过程中露面，但他显然不是故事中的人物。所以，当我们沉浸在小陶上学的故事中时，当我们极力调动着所有的想象猜测三条小狗分别不同的样子和遭遇时，叙述人并不会因此而忘了自己的职责，他会及时地出来提示、点拨和评论，丝毫不顾忌这样跳将出来是不是太生硬。直到最后“我”才透露他读过老陶的作品，并且是从老陶的笔记中得到灵感、在老陶笔记的缝隙中创作了《扎根》，而且隐约透露“我”是小陶南京的朋友，小说本身在叙事的过程中“自生”。在这种见证但并不参与的叙述中，小说描绘的历史介于逼真和虚构之间，叙述者的叙述也介于可靠与虚妄之间。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建构和瓦解的悖论：表面看叙述者为自己虚构了叙述找到了老陶的笔记作为依据，而实际上老陶笔记的虚构性同时也瓦解了叙事者的依据；表面看“我”是老陶一家生活的观察者、知情者、记录者、见证者，但实际上“我”更是一个叙述者。换句话说，《扎根》用叙述者“我”刻意打破了全知全能型叙事的完全可靠性，达到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效果，同时也将小说的意义投向了无限。
二、时空编织的“圆”
《扎根》的结构是属于古典小说常用的那种“缀段式”结构。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只有若干较小规模的故事的连缀，这种连缀完全靠着叙述者“我”根据记忆进行随机的中断和延续、缩略和补充，完全没有情节的条理性和整体性。应当说这种结构方式更符合《扎根》的初衷，这显然是“反‘文革’叙事”的，它想展现的是在那样一段非正常的社会状况之下一些人正常又不正常的生活。而生活本身是没有那么周密的逻辑和情节的，人们的经历也没有那么明确的起承转合、因果关联。
因此小说中对时间的态度就显得意味深长。小说中很少出现确切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用老陶家发生的事纪时，比如用“下放时”，“下放以后”，“老陶家开始盖新屋时”，“老陶家搬进新屋的第二年”等，后来就干脆用老陶家的动物来纪时的，比如“老陶家养小花的时代”，“老陶家养小花之后”等。这样的纪时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表层含义：一个是老陶一家被下放到三余，过起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根本不关心确切的时间；一是老陶一家下决心在三余扎根，这是最具体、最切近的生活目标，确切的时间倒不如搬新屋、养小狗一般意义重大。当然这也可能包含着作者更深的隐喻，在那个狂乱时代，人的时间毫无意义，人的生活与动物并无分别。
正因为如此特殊的时间安排，所以人物的活动很难用时间来追踪，于是《扎根》对空间的设置非常重视。这固然与小说的题目有关，韩东的解释是“扎根是两头的，一头向上，开花结实(子孙绵绵)，一头则化灰成土向下猛扎”。这种看似时间性非常浓的行为，却被赋予了这样强烈的空间意识。而且全书主干线索之一——小陶的成长史也并没有用小陶年龄成长的变化来组合，而更明显的线索是小陶上学地点的不断变化，从南京下放，在三余上小学，到葛庄上小学，到洪泽上中学，到济南上大学，中间他曾随母亲在汪集生活，到淮阴去配眼镜，总之小陶的成长经历了中国社会当时的各级行政单位。这种空间的变化与小陶成长的时间延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含义丰富的“圆”，小陶在这个“城-乡-城”构成的“圆”中找不到自己的故土，也找不到自己的根。父亲老陶也是，他为在三余扎根做过无数种准备，为儿子在三余扎根也做过无数种设计，然而，最后一切都是空的。老陶无处可逃，所以他总是坚持到湖上去，只有那种水上浮萍的感觉才符合老陶无根的境遇。表面看来，陶文江的死完成了他在三余扎根的愿望，然而，没有后代的祖坟恐怕也毫无意义。而且他的洁癖和他最后的死法难免让人感觉这又是一个“圆”的轮回。在精心的时空调控中，小说家用时间的延宕构建了空间的形象，用时时刻刻不忘的“扎根”诉说了一个“无根”的故事。无论“向上扎”的孩子，还是“向下扎”的老人都没有抵达最初的目的，更何况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中年人老陶?如此反讽的扎根并不仅仅透露人物行为的毫无意义，它更深的指向应当是那段历史。当普通个体兢兢业业的希望被粉碎的时候，历史怎么可能用大手一挥就达到目的呢?
三、丰富的离题背后
《扎根》写得非常散淡，尽管描述的中心是老陶一家人，但小说没有“核心”事件，而且众多的“卫星”事件和“卫星”人物深深掩藏了真正的主旨，达到了丰富离题的审美效果。
打开小说，看到的是烦琐到罗嗦的老陶家家具的描写和下放过程的跟踪，然后就是不厌其烦的写老陶一家到三余之后的吃喝拉撒住，写他们的园子，写他们养的动物，写盖房子，写老陶一家给三余人带来的“现代化”，写老陶科学种田，写苏群行医，写陶文江乐善好施，写小陶的伙伴九月子。围绕着小陶上学，写了靳先生、知青小李、知青赵宁生、夏小洁，还写到苏群被审查，侯继民被关押，写到富农余耕玉一家，有富一家，甚至写到陶文江的洁癖、奶奶的吃醋，最后又写到老陶的小说和小陶的创作，还大肆议论起创作原则。在这样一幅全景式的画卷中，每一个人物既自成一个故事又同时构成另一个人物的“卫星”，构成另一个故事的背景。或许这才是接近真实的图景，这里的生活并没有像我们熟知的“文革”时代一样，时代的“弄潮儿”在“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里有的只是卑微的生活，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凡俗中透着有趣儿。
然而这并没有掩饰住小说的主线索之二——老陶。所有的描写其实都是在实现老陶在下放地三余“打万年桩”的长远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包括住房和全家的衣食来源，更重要的是为后代小陶做扎根的设计和铺垫工作。老陶不仅让小陶学洗衣服、做饭、缝缝补补、腌咸菜、倒马桶，还让他学着宰杀动物、种蔬菜，这样小陶可以“学习三余人的生活方式”。另外，写知青赵宁生的时候，老陶想到的是对小陶的成长是否有利；写侯继民被关押的时候，老陶要趁机教育小陶要勇敢而机智，甚至写养狗的时候老陶都在教育小陶要节约。至于小陶的前途，老陶更是时刻记挂在心：科学种田的时候老陶想到将来可以让小陶开拖拉机，苏群行医的时候想到让小陶当赤脚医生，队长想定娃娃亲的时候老陶想到小陶将来的娶妻生子，小陶写《小莲放鸭记》的时候，老陶想到他可以子承父业。老陶就是这样由一个知名作家蜕变成了一个老百姓，在“扎根”这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下，老陶观察仔细、言行谨慎，他总是在低调行事的同时权衡利弊，在既有的生活环境下做着各种实实在在的打算。显然，老陶的生活不是在时代裹挟下的苟且，而是在个体生命“无根”而“扎根”的情形下的生存智慧。
后来，老陶变了，不仅身体变坏了，性情也变“坏”了，尤其是他感觉自己病情日益严重的时候，更是性情暴烈，他骂苏群、骂小陶、骂文化馆的领导、骂医生、骂四人帮、骂朋友、骂陌生人、骂老百姓，最后老陶竟然成了人们避之犹恐不及的“陶老爹”。在这种“骂遍天下”的气愤中，老陶作为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随着衰老和死亡的日益临近而消失殆尽，而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挑剔和批判却日益回归，这种回归在送儿子上大学的路上达到了顶点。然而，这种回归却让老陶面对儿子的时候三缄其口，因为老陶为小陶的“一帆风顺”捏一把汗，他不敢确定儿子的未来。于是，他不禁决定继续在三余扎根为儿子保留有祖坟、石碑和老屋为证的“实实在在的故土”。老陶的理想并没有实现，他病故南京。在“知识分子—普通人—知识分子”和“南京—三余—南京”的轮回中，在老陶为了儿子殚精竭虑却每每希望落空的对比中，老陶所有“扎根”的努力都变得那么荒诞和辛酸，老陶“无根”的现实却闪耀着刺眼的光芒，它刺痛了读者的眼睛和心灵。
四、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
如果说隐含作者是现实作者某方面人格的反映，那么现实的韩东在倡导“诗到语言为止”的激情反叛之后，在对当代文坛“断裂”的尖刻调查之后，在英雄义气地摆脱体制束缚回到自由状态之后，通过《扎根》表达了他的犹豫、他的尴尬和他“文革”经历者的伤怀。
尽管小说的叙述者“我”非常冷静，然而小说的隐含作者并不冷静。从韩东的后记来看，这一段的叙述有许多他真实经历的影子，那一段经历与韩东自由撰稿人的现状相联系，他很容易产生“无根”的感怀，这种感怀不是无奈的留恋，而是韩东承担的自由的代价。这种自由的精神基点是个人主体性的充分施展，然而这个基点需要不断的在现实中自我确认。这种坚持与放弃、希望与失望、自主选择和无可选择的双重悖论决定了人“扎根”却“无根”的状态。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老陶虽然人到中年，娶妻生子，但老父陶文江尚在人世，按理说他怎么也不该被称“老”的。实际上小说是在隐约表达着同样人到中年的韩东那种不上不下的尴尬心态，所以小说在以老陶为中心的同时，焦点却始终注目于小陶。
韩东的隐含作者是动人的，尽管这种打动隐藏到无痕，尽管这种打动带有小陶朋友在老陶墓前为他点烟的滑稽，然而惟其如此，当读者读出这种意味的时候才会惊心动魄。显然韩东预期的读者即隐含读者就应当是这样的智者。小说的叙述语调，小说对于下放生活“桃花源”般的描写，对于小陶在非正常年代正常的学习和成长的叙述，面对的不仅是渴望从另一个角度了解那段历史的隐含读者，而且是能够对那段荒诞而滑稽、尴尬又无奈的历史进行体认的隐含读者。而小说结尾的《扎根》小词典则为隐含读者构建着有关那段历史的现实氛围和意义氛围。同时，从作家的叙事策略看，这个隐含读者应当对以往的叙事持怀疑的态度，他应当是不容易信服的，包括对《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