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与社会学：二十一世纪的议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程论文,社会学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公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今天，我们正站在充满挑战性的新世纪的起点上。和历任前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会长们一样，我深感这一职务所赋予我的光荣和责任，我觉得有义务阐述一下社会学及社会学家在21世纪的作用。
当今世界的社会矛盾依然是深刻的。当现代资本主义的那些卫道士们为“自由市场”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而吹呼雀跃，甚至一些分析家们将现代资本主义看作是最终的、也是最好的经济体制，称其为“历史的终点”(end of history，福山，1992）的同时，却仍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它是最糟糕的时期。其实，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后，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及政治领袖们曾强调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例如凯因斯主义）。当时，那种所谓单一的资本市场可以主宰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决策的见解，曾遭到人们的怀疑和嘲笑。珀拉尼(polani)在1944年写道：“放任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及其自然环境命运的主宰者，将会导致社会的毁灭。”
然而，自1960年代以来，在保守的贸易集团的压力作用下，一种所谓的自我规制市场机制的观念开始抬头。资本主义的新卫道士们，将自由市场模式作为一项抱负远大的经济改宗计划四处推销；自由市场论者们极力要使大多数人相信阶级冲突正在减少，并且许愿说资本主义以及它的新技术将为所有国家带来繁荣；而另一些维护现状派人士也同样乐观地声称：社会压迫的主要形式，如种族和性别压迫在西方社会有了明显减少。
卡尔·马克思早就指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包括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在内的最坏的时期。结合当今的情况，我想简要地列举一些正在由当代资本主义所造成、并由它所加剧的令人忧心的状况。
1.世界上仍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许多国家的政府以及诸多国际组织的各种亲资产家的政策，已经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物质财富从穷人及劳动者阶级向富人及富裕的社会阶层的转移过程。在当今的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已经达到了创历史的记录。1/5的家庭几乎拥有着全美家庭总收入的一半，而生活在底层1/5的家庭却只拥有不到全美家庭总收入的4%。不仅如此，全美1%最富的家庭拥有的财富要比底层95%的人所拥有的还要多，并且，他们的财富自1970年代以来已经翻了一番；此外，与十年前相比，生活在贫困中的美国人更多了，在1980年代末期，有3150万人生活在官方定义的贫困线或更底的状况之中，但到了1999年，有资料显示，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3450万。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的人数有了戏剧性的增加。但同时，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却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实际的工资在减少——尽管他们在住房、交通以及医疗保健方面费用的实际支出有大幅度提高。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地区差异及贫富分化也十分严重。在1980～9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大都勉强徘徊在3%以下的水平。实际上，有59个国家经历了经济下降。在大多数国家，悬殊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带来了与此相关的社会不平等，诸如在温饱、住房、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以及政治权力等方面的显著差异。这一切表明，社会公正的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突出的主要问题。
2.受剥削与被边缘化的劳动者家庭。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使得世界上大多数人处于经济崩溃、受剥削、被边际化以及趋贫化的状况之中。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场经营者受到大型农贸公司的排挤，或者被迫为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国际市场生产农产品——由此，减少了为当地居民生产所必需的基本的食物。还有，全球的失业人数或不充分就业的人数不断上升；童工的使用和他们苛刻的劳动条件；数千万人死于连年的饥荒。资本主义在这个地球村民居住的绝大多数地区扩张的实际结果，不仅意味着更大的不平等，而且还意味着人们的职业重组、恶劣的劳动条件、低工资、不充分就业或失业以及土地丧失或被迫迁移。
3.资本主义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是以日益加剧的环境质量下降的巨大代价为前提而获得其利润的。自1970年代以来，由于化学燃料的大量使用、大规模的森林破坏以及工业污染，使得全球范围内的温室气体（例如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有了明显的上升。由此导致了南极冰层融化加速、海岸洪水的多发、恶劣气候、干旱以及农季混乱；臭氧层的空洞化造成了皮肤癌的骤增、浅海浮游生物的大面积死亡；许多国家出现了严重缺水，水质（污水）恶化；全球湿地的一半已经消失，将近1/2的森林遭到破坏，由此导致大量植物种群的灭绝以及造氧植物的骤减。这一系列环境变化的恶果，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最大的，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国家，恰恰是受到由全球温室化效应所导致的水资源紧缺、土壤冲蚀、森林及农业的破坏以及疾病的传播等威胁最严重的地区。总之，许多环境专家已经开始严肃地思考22世纪地球上大多数动植物种群即将灭绝的可能性。生物学家戴蒙德告诫人们说：朝向环境大灾难的运动正在加速，未来，苍天极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罢工”。
4.全球化资本主义加剧了其他方面的不公正和不平等。除了由当代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并由它所加剧的经济及环境方面的不平等之外，在美国以及其他中心国家的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如对种族及少数群体的压迫、父权主义、同性恋歧视、官僚制权威主义、对儿童的暴力、虐待老人及残疾人等。这类歧视（虐待）和压迫（欺负）的形式，虽然，其自身一般独立于社会动因之外而持续存在，但它也常常会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而加剧并恶化。
我们究竟向往哪一种社会
当代人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及环境问题的挑战。一种要求替代那种股份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无情的压力将不断得到增长。在许多国家，那种压力已经开始形成于草根形式的社会运动之中。
甚至连世界上一些主要的资产家们自己也已经开始看到了末日的迹象。亿万富翁、投资家索罗斯在1998年曾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市场将不可能通向健康的社会。“市场将一切事物包括人（劳动力）和自然（土地）还原为商品（日用品）。我们可以有一个市场经济，但不会有一个市场社会。因为，在市场之上，社会还需要为诸如政治自由及社会公正那样的社会目标提供服务的制度。”
另一个象征性的例子是一个生产有毒杀虫剂公司的公司董事们，由于出于公司特定的利益而常常回避思考环境问题，但当他们被要求假设性地为自己设计一个封闭的空间系统时，他们还是潜意识地表达出了对环境质量下降的否定态度、对单一性文化的嫌弃以及对差别悬殊的资源不平等的厌恶。
社会公正要求资源平等、公平以及对多样性的尊重，并要求铲除社会压迫的各种现存的形式。同时，社会公正还意味着创设并确保那种能真正民主参与的决策过程，以保证社会公正和公信的民主。
社会学还进一步认识到，我们人类是一个愈加整合并且被结构化为全球性社会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近几十年来，电子技术的推广，更加扩大了人类潜在的和现实的联系。
然而，在相互联系日益加深的这一“社会界”(sociosphere)中，还依然保留着差距极大的分层。在国际化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巨大的利润使一些阶级的优势不断增殖。然而，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恰恰是由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使得我们这个星球遭遇了巨大的环境危机。生态破坏以及世界范围的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的问题，将世界各地3万多个群众团体及其相关的社会运动，推到了时代大舞台的前沿。
毫无疑问，社会公正的问题，正在重新成为全球范围内人们关注的焦点。
遵循传统：社会学和社会公正
在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面前，社会学显示出了对这一时代进行规训(discipline)的权力。
在究竟是将社会学视为对克服和纠正社会不公正的知识实践的承诺，还是将社会学看作由精英们来完成的正统的知识训练这样两种关于社会学目的的截然相反的基本见解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斯摩尔以及19、20世纪之交的许多白人女性、黑人男性及女性（也包括一些白人男性）社会学家们代表了前者。其中包括艾达姆丝(J.Addams)、维尔斯—巴内特(I.B.Wells-Barnett)……以及杜伯易斯(W.E.B.DuBois)等人。
艾达姆丝是美国社会学的一位重要的创始人。她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是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从理论及经验上进行处理的第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并且，她还推进了关于公正及民主的社会学分析。她认为民主比公平和法律平等更为必要。艾达姆丝以及她的同事们还进行了美国社会学史上第一项经验性的田野研究。在1895年，他们比芝加哥大学的男性社会学家们更早地描绘出了芝加哥城市地区的社会人口统计性的地图。那些社会人口统计数据，为帮助当地居民来理解他们的社区模式起到了很大作用。在1896年，黑人社会学家杜伯易斯率先进行了黑人问题的研究。他的著作《费拉德斐尔的黑人》，是第一部关于黑人社区问题经验研究的社会学的深度报道。在该书中，杜伯易斯对黑人受歧视的道德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而且，他还开创了早期黑人与白人社会学家进行合作研究的先例。杜伯易斯一生对社区、家庭、社会问题及阶级关系——诸如奴隶与反抗的历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此外，其他一些早期重要的实践型的、黑人妇女社会学家如维尔斯—巴内特等人在关于非洲裔美国人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及“压抑”的社会状况方面的研究工作，最近也受到了人们的重新评价。
但是，到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美国一些权威的白人男性社会学家，不断低估甚至无视早期反系统社会学家们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在帕克与伯吉斯于1921年合写的《社会学科学导论》中，他们将社会学规定为是纯学术的和抽象的科学。在这本大部头著作中居然没有一点关于杜伯易斯的研究工作的意义的讨论。他们对注重积极行动的社会学更多地抱着批判的态度。并将社会学的研究兴趣转向于构建一门所谓更“超然折中的”社会学。他们的工作越来越与肯定股份制资本家的精英们——如那些以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为代表的精英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在频繁地对城市“解体”的各种类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很少去深入地分析存在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压迫，诸如性别、阶级和种族压迫的尖锐的关系。帕克和他的同事们扮演了这样一种主要的角色，即他们改变了社会学对力图消除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心的强调，而将它转向更为关心“自然的”——而不是人道主义的或者被帕克时常称之为是“诅咒致富者”的——社会力量的那种“超然折中的”和纯学术的社会学。
在1920～30年代期间，美国主要的大学中支持“超然折中的”和工具实证论者的社会学得到了强化。其先驱者是吉丁斯。1920年代，奥格本更是强烈地主张一种“超然折中的”和定量化的研究方法。他还主张社会学家不应当被卷入到他们正试图想予以改良的社会之中。一项对1936年至1984年期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2,559篇文章的研究表明，那一时期的主要事件被大多数社会学家所忽视或回避。表面上，这种忽视被认为是社会学对“价值自由”、“纯粹科学”的强调。
然而，仍有一些重要的文章对这一倾向予以了回击。在写于1940年代早期的《美国的两难境地》一书的附录中，缪达尔(K.G.Myrdal)特别批判了帕克和奥格本等人转向一种更“超然折中的”社会学的作为，称那是“一种特殊的逻辑错误”，是老式社会科学的“无为”（例如自由放任）的偏见。缪达尔还进一步对强调“价值自由”的社会科学的新的动向作了预见性的批评。
尽管如此，在1930年至1940年代，由于出于政治保险的考虑，早期社会家们批判性的反系统研究法，最终还是没有赢得那一时期学术界的重视。正如迪甘(Deegan)在1988年提出对芝加哥的那些社会学家们进行重新评价时指出的那样：那些后继的男人们谴责社会学家们的政治行动，事实上，渗透在他们工作中的精英观念，使他们宁愿不去谴责日常生活中的剥削和压迫，而只是描述它。他们基于自己所接受的观念来为其辩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许多主流社会学家继续强化着纯粹科学的观念，并且愈加远离了对社会公正以及追求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这类问题的关心。那些头面的社会学家们热中于为获得联邦基金的赞助而四处活动。还有一些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的表现也是非常利益化的。在成就以及实质的科层制职途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那些研究者们，将联邦机构以及私人基金赞助的社会科学研究搞得红红火火。政府及公司的资助，已经喂饱了那些社会学研究商们(reseacrh entrepreneurs)。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一时期不存在与其完全相反的视野。特别是自1960年代以来，包括更加关注对制度性歧视和其他形式社会压迫的研究在内的行动的社会学，已经开始再度复兴。
社会学的议程：新世纪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与21世纪相关的社会议题。
1.恢复社会公正的核心地位。社会学曾一直在理想与实践中对社会公正作着承诺。尽管，在最近几十年中，社会学界一度对这一理想有所忽视，但社会学家正在通过对这一忽视的自我矫正，得以重申曾经由早期社会学家们所强调过的这一理想的重要性。那些早期的社会学家中，除了包括前面提到的象艾达姆丝和杜伯易斯那些人之外，还应当包括英国社会科学家玛汀妮奥(H.Martineau)。
玛汀妮奥是英国第一个使用“社会学”术语的学者。在有关公众政治问题的研究方面提出过有效的社会学方法；她是第一位（早于杜尔凯姆半个世纪）写作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著作的学者；她还是第一位将孔德的著作译成英文的人……但最重要的是，玛汀妮奥是一位早期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并且是一位杰出的反奴主义活动家。
我们还应重新从那些古典“社会学之父”的著中认识社会公正这一社会学主题。杜尔凯姆对社会公正的原动力问题曾作过雄辩的阐述。他论述道：作为一个阶级分化社会的基础的那种被迫分工是病态的，并且使得有机连带成为不可能。在杜尔凯姆看来，有机连带和社会公正要求消除不平等。他指出：如果一个社会，是根据人们花钱多少或得到由他人任意决定的资源回报的多少，来规定其阶级义务的话，那么，这样的社会肯定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一个社会最崇高的任务，是追求公正。我们的理想是要建立更平等的生活关系，以便确保对所有有用的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
2.培养反系统研究法。社会学家要努力培育和壮大萌芽以久的反系统研究法。
在以往许多社会学的书籍中很少涉及社会公正概念。今天，对社会学家来说，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是要丰富和发展关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的概念。社会公正不仅是一项基本的人类权力，而且它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必需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社会不公正不仅能从物资和服务的分配不公，而且还能从与此相关的社会关系中去进行考察。那些社会关系包括权力关系和歧视的机制，其实质是使人们在资源享受以及参与决策方面受排除成为可能的等级。许多社会学家在阐明阶级、种姓以及性别的从属性特征和影响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工作。在美国及拉丁美洲，采取参与—行动—研究法战略的社会学家，磨砺了反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并且已经与市民们在草根层次上展开互动，以寻求对现状的评价及探索替代它的可能性。承诺要从象牙塔中走出来，与社区的实践相结合。社会学家和那些探索家庭、劳动、教育、贫困以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当地问题的社区团体之间的合作研究，应当得到加强。这种合作性的应用研究，是社会学出征的起点。
社会学的研究实践是一种道德行动。它无法回避价值判断。社会学即要立足于经验与理论研究基础之上，又要磨砺一种批判性视野，以摆脱来自现存社会正统制度的束缚。细心的数据收集、理由的阐述以及批判性的道德判断并非互不相容。考克斯(O.C.Cox)指出：显然，社会科学家应当注重的是准确性和客观性而不是中立性；他（或她）应当是有利于人们福利的富有同情心的伙伴，并且是反对那些时常泡在福利中的少数者群体利益的人。
许多社会学家都已强调过将关于“什么是更好社会”的道德性的讨论及研究纳入到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地位的重要性。今天，我们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去探索一种世界道德共同体的可能性。
3.加强自我批判。社会学需加强自我反省。我们需要一种自由开放的社会学，以便使我们能对身边那些压抑的社会关系作出公正的判断。
社会学家应当定期地省察自己的研究环境，包括元科学的基础以及自己的基本承诺。各种批评性的社会学视野，自1960年代以来，已经相继得到复兴。基于那些视野的诸多研究已经在社会科学界内部引起了广泛的反思。在这种知识训练的反思中，一些女权主义论者论述了社会学终将采纳女权主义视野的可能性。司密斯(D.Smith)也在1987年时指出：主流社会学已经历史性地成了支配性意识形态装置——那种意识形态将问题意识主要聚焦于男人们的关心——的一部分。而今天，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已经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学的知识基础。
此外，研究非洲裔、土著以及亚裔美国人、同性恋者以及其他身份的社会成员问题的社会学家们，也促进了基于他们的立场来观察与研究社会的知识训练，并由此拓宽了社会学的知识。在《白人社会学之死》一书的再版前言([1973]1998)中，雷德纳(Ladner)指出：有色人种学者、女性问题研究专家以及同性恋问题研究者的许多方法，已经使得社会隶服(subjugation)的问题成为学术界乃至更大范围内人们开始思考的严肃问题。同样，种族—少数民族的女权论者，已经促使学术界去严肃地思考重层地位(multiple status)压迫以及压迫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问题。所有这些学者们的研究，从边缘领域推动了社会学核心问题的讨论及研究趋势。而这样的知识积累，将成为今后瓦解历史地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进程的一部分。
4.认识并强调社会学教学的重要性。需要强调社会学教学、特别是为培养能应付各种挑战的、有质量的未来一代的社会学教学的重要性。
那些回避社会改良议题、声称“我们并不力图拯救世界”的社会学教师在课堂上宣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社会学中已经没有空间的作为，曾被米尔斯在1958年指责为是“回避责任的声明”。社会学的教师应当使未来一代的社会学家们清楚，不仅在社会学领域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有着极大的空间，而且，这也是生存到下一个世纪的人类所要求的品质。
我们需要交流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刺激性。迈克伦·李(A.MeClung-Lee)在1978年时指出：人类压迫的威胁性问题，一再地激发起人们的好奇心并将人们卷入其中，从而使他们鼓起勇气去成为社会学家。只有宁愿不去参与争夺一切暂时的金钱和地位的奖赏而选择为人类服务的那些人，才能懂得那一追求的快乐和最终回报的意义。
应当使社会学的学生了解温岱尔·贝尔(Wendell Bell)在1998年重申过的一些内容的重要性。即应当教会社会科学的学生如何去探讨重大问题、如何去批判性于评价必要的道德判断以及如何为他们自己及周围的世界探索可能的社会未来。
5.研究重大社会问题。当代社会学家们需研究21世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许多社会科学家在其知识以及研究领域，从事太冷僻和太狭窄的委托课题。以至于他们已经对当代急遽的变化失去了敏锐的感觉。
在1958年，米尔斯曾号召社会科学家们对支配性的思想发起挑战。社会学家需要原创的和独立的思想。甘斯(Gans)曾呼吁更多的社会学家努力去成为大众的知识分子，去成为批判性的、并且能以数据来发言的知识分子。社会学的杂志需要改变学究式的及充斥了学术术语的写作风格，而转向一种为广大读者所能接受的风格。
应该有更多的人去关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第一个重大问题，是多国资本主义及其“自由市场”的问题。今天，只有很少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考察其深度结构及其对人类结局的广泛影响。半个世纪前，在为珀拉尼的《大转换》所写的序中，社会学家麦基佛指出：诸如“以世界贸易换和平”那样的信条是危险的简化。“既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系统，也不会有哪一个国际系统，能够依赖于自动的调节。平衡预算、自由企业、世界商业以及国际性的票据交易所……并不会保证国际性的秩序。只有社会才能保证它；国际社会必将被发现。”
第二个重大的问题，是关于当代种族主义的特征、代价和它的未来。以有色人种美国人为对象的白人压迫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同时，更多的研究者应该去深究变相的种族压迫得以被掩饰的各种方式及其巧妙性、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的防卫性及其巨大的社会代价。当然社会学家还应当承担起对包括性别至上主义、同性恋歧视、老年人及残疾人的歧视虐待在内的其他形式的社会压迫的经验及理论研究。
第三个问题，是国民人口的老龄化及社会人口的多样化。人口的银灰化（老龄化）趋势将会与其他的社会变化以及健康照顾、社会服务和安乐死等问题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些国家人口中种族和少数群体的多样性正在增加。根据美国一些官方普查项目的结果显示，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将近一半是有色人种的美国人。社会学研究应当将这些统计学上出现的趋势，与社会正义及种族多样性的民主的问题相结合，去探讨与此相应的社会未来。
第四个问题，是生物医学、工人智能、遗传学以及电子通讯等方面的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问题。今天，信息领域及生物医学领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将会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戈鲁普曼(J.Groopman)在1999年曾对与此相关的国际间的不平等作过如下的论述：“在那些发展中的世界那里，婴儿的死亡率依然很高，而人们的预期寿命却又非常低。……一方面，在美国以及西欧，人们玩着网球，并且能活到上帝所恩惠的（平均年龄）115岁；而另一方面，扎伊尔人却仍然会在（平均年龄）15岁时死于爱滋病、疟疾、肺结核以及猩红热。”
约束语
在短短数十年中，人类创造了足以威胁自身生存的条件——污染的工业、大量消费化学燃料的引擎及核武器。作为道德性的物种，我们需要反思：面对这个可能自我毁灭的社会，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做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一个公正、民主、能为所有人提供适宜的生活条件、并能与地球上其他生命系统保持和谐发展关系的全球社会系统，是我们人类所向往的。它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这是社会学家以及地球上所有公民所应思考的重大问题。
当社会科学的分析能帮助我们理解困惑不解的社会之梦，并且能帮助我们确定哪些梦想是可接受的、哪些梦想是应当被拒绝的时候，只有当它有助于我们自由地决定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时，这样的分析才是有益的。珀拉尼曾表述对这样的意思：人类具有着比我们自己曾经已经成功地实践过的梦想能力还要大得多的、梦想更美好未来的能力。我们有着比我们曾经已经成功地创造过的能力还要大得多的、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社会的能力。
标签：社会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二十一世纪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