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及其演变——兼论民间教育人力资源的社会配置与优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塾师论文,社会论文,明代论文,民间论文,人力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6)02-0060-08
中国传统社会中塾师之社会构成，今人多好以“落魄书生”一言以概之。这种概括虽不乏历史的真实性所在，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更为文学化的表述与夸张。事实上，就明代社会而言，塾师的社会构成几乎涵盖了士林的各个阶层与身份群体。其中既不乏社会身份与地位相对较高的“退闲官僚”、“儒士”与“举人监生”的身影，也是身份与地位相对较低的“儒学生员”与“科举童生”的一个职业聚集所在。这种社会构成状况，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亦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儒学生员”日渐在塾师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社会构成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着实导致了塾师群体文化素养的相对下降，不过，从更为宏观的人才梯级培养的角度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不说是明代社会民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一种优化。
一、塾师来源及其择业原因
“塾师”，严格说来只是一种职业而非社会身份。明代塾师的社会来源，就其社会身份而言，大致包含退闲官僚、儒士、举人与监生、儒学生员与科举童生五类。而其择业原因，既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亦因其社会身份的不同而略有差异。
1.退闲官僚
退闲官僚，因其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声望，历来是中国古代私塾极力延聘的对象。明代社会中的退闲官僚，亦不乏由于种种原因而出为“塾师”者，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正德时的顾瑮与钱福。前者以宪副致仕家居后，“居临街一小楼，扁寒松斋，训蒙童数人以自给”[1] 卷之十；后者则在以殿撰罢官后，应江阴徐氏之聘，以“五百金为脯艇，延致家塾”[2]。
退闲官僚的出为塾师，不乏为生计所迫者，前言的顾瑮便是其中一例。不过，相较而言，其中更多的可能还是出于“进则著功名于春秋，退则阐经术于群蒙”[3] 的价值观念，与“造就乡族”的社会责任感。明初王直在“丁艰归乡”时，就是在乡人李仲贵介其亲友，“以范文正公为说，请予至斋中教诸生”的劝说下，而入主李氏家塾“思学斋”的[4]。
2.儒士
儒士，虽不如退闲官僚那样有着较高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却因其相对深厚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楷模，亦多受社会的礼遇与尊崇，因而也成为民间私塾着力延致的对象。事实上，明代社会中所谓“耆旧而有学行”的理想化的择师标准，大体便是以这些“学行高洁”的儒士为蓝本的。因此，明代的儒士中也就不乏“专以授徒为事者”了。诸如洪武时，“州县交辟不起，隐居授徒，著书终老”的义乌儒士金涓[5]；以及永乐时“以荐与修太祖实录”，书成辞官不受，“归授徒里中，从游甚众，学者称为桂楼先生”的华亭儒士范鼎[6]，都是其中之典型。
一般说来，儒士的出为塾师，除了“以教资生”的现实目的外，更兼具着“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7] 卷二八二的社会责任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正统时，昆山隐士朱夏，就是在“吾既不仕，使子弟赖我而有益，亦不为独善矣”的价值理念中毅然出为塾师的[8] 卷七。福建儒士罗泰也是如此，他“学精易、春秋及史传，隐居教授，不乐仕进。永乐间，南京尹闻其名，聘为考试官，亦辞不往，曰：吾志善一乡足矣”[9]。在他看来，“授徒”也是一种施善，而他的“隐居教授”无疑也是基于“善化乡里”的价值理念之上的。
3.举人、监生
举人与监生的出为塾师，于明代社会中亦时有所见。诸如成化时莆田林鲁祥，“以太学生教授京师”，御史顾睢就曾遣子从学[8] 卷六六。而顾睢之父顾撰，也是位举人，并于永乐年间考中进士，却“称疾不仕，教授乡里，以易师终身”[8] 卷七六。
举人、监生的出为塾师，不乏为贫所困者。永乐年间的曾鹤龄就是在兄死父丧，“内外斩然，无足赖者”的家境之促迫下，“居积学之余，稍出所有，授学以自给，久而从学者众”[10] 卷三。此外，科举失利也是促使一部分举人、监生出为塾师的主要原因所在。正统时金陵举人顾俨，就因为“累试京闱不中，乃归教授乡里，远近来学者履满户外”[11] 卷二七；“以易师称吴中”的贺恩，也是在成化四年中解元后“凡三试辙屈”的科场失利后，选择家居授学的[8] 卷六。
4.儒学生员
儒学生员出为塾师的例子，在明代社会中更是屡见不鲜了。明末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所记载的三位名师，就都是“邑庠生”——即儒学生员[12] 卷九。
一般而言，出为塾师的儒学生员，大多是一些家境不佳的贫寒之士，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一方面肩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另一方面又为获取更高的社会身份与地位，而不得不于科场中摸爬滚打。因此，“救贫”与“济读”也就成为他们出为“塾师”的主要目的与根本原因，“一来可以藉他些束脩，资家中菽水，二来可以益加进修”[13]。诸如肃宁生员易经文，也因“两尊人老，二弟幼弱，家益素，俯仰咸倚办先生。先生又业儒，计无所为养者，乃开乡塾，抗颜规条，训诲里中子弟，籍其修脯以供甘
”[14]。这样的例子在有关明代的文集、小说及笔记史料中，随处可见，俯仰可拾，于兹不再赘述。
同举人监生一样，科举失利也是一些家境贫寒的儒学生员，走上“以馆谷养生”之途，谋求其他社会出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嘉靖时，冯从吾的启蒙师萧九卿，就是因为“累试秋闱不售，后弃去设科为童子师”[15]；惠安士子李英玉，亦因“试于乡不售，退而教授于城南务巷，以诗文自娱”[16]。
5.科举童生
明代塾师之中，亦不乏“科举童生”的身影所在。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人才的相对匮乏，有时亦不得不以科举童生勉力为之了。万历时，郭应聘巡抚广东怀远县社学，就下令对其中一些“训迪有方”的社学教师，“听本县申请提学，准其充附帮补”[17]。所谓的“充附帮补”是指允许其进入县学，成为生员。可见，怀远县的社学教师中，应当是有着“科举童生”的存在的。另一方面，民间的延师教子，固然大多是出于取科第、求富贵的目的，但也不乏一些寒素之家，并不以子弟的仕进为目的，而只求其掌握一些基本性的知识，便于生理而已。因而其对塾师的文化层次也就并无过高的要求。相反，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择师时倒常常更倾向于“束脩”相对较低的科举童生。于是，一些学识相对较佳的科举童生也因此得以受聘为师了。
与“儒学生员”相类，童生中的塾师大多皆为贫寒之家子弟，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以“馆谷”来救贫济读。正统时的名臣吕原，年幼时因父兄皆丧，家境顿落，以至贫不能理葬。甫弱冠，他便开始出为塾师，“假馆以养母。力学不辍，清苦之志愈坚。郡守黄懋廉知之，乃延为子弟师，寻俾克邑庠生”[10] 卷八。
二、塾师社会构成的演变
塾师的社会来源及其构成类型，在明代社会的各个时期并无多大改变，但就其于整个塾师群体中所占之比例，及其内在发展趋势而言，却还是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一定的变化与不尽相同的发展趋势的。我们不妨以吴县为例，根据(崇祯)《吴县志》的相关记载略作探讨与分析。
(崇祯)《吴县志》为时人牛若麟主持修撰，其中《人物传》中共收录了明代不同时期，共计40位吴县塾师或曾具有塾师经历的士人之传记资料。这些资料虽然未必完整，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多少反映出有明一代吴县塾师社会构成演变的基本状况与趋势的。详见表1：
表1 (崇祯)《吴县志》中所载塾师身份状况表
年代 姓名塾师经历身份 册 卷
杨翥 兄隶尺籍于武昌，翥随寓焉，为乡塾师。 儒士 18 41
陈植 少负才，……以学行称于时，巨室咸厚币致为师。 儒士 18 43
冯笃 初世有隐德，笃初以教授为业。 儒士 19 47
顾亮 入林屋山奋自刻励，……声誉日起，……知府况钟……建书塾于木兰堂儒士 19 47
洪 西，延亮为府僚弟子师。
武
陈汝秩安贫力学，工诗文，藻丽不群，……不苟交与，唯授徒自给，色养老母。 儒士 19 48
—— 王行 启蒙于城北齐门，声誉殷发，愿交毕至，而议论首屈一指。 儒士 19 48
正
奚昌 正统甲子以易领乡荐，……四方受业者皆先擢第。 举人 19 48
统
王谌 业儒不乐仕进，喜为师。……教授于乡，从游甚众。儒士 19 49
贺廉 升代府纪善，以直忤时，请罢家居，授徒乡里，多所造就。退闲官僚19 49
贺承宗学行为三吴先进，……士子受业者盈其门，教授于家二十余年。 儒士 19 49
彭宩 学通五车，寓吴，受业者众。儒士 19 51
周伯器嘉兴人，……寓吴授经自给。儒士 19 51
黄篪 尝馆知府李延美塾，……为府学生，累试京闱弗售。生员 18 43
汤盤 嘉靖辛卯举于乡，代父理家政，资馆谷以供祭养。 举人 18 45
顾瑮 罢归……年甫四十，受徒卖文自给。退闲官僚18 46
袁秩 以事罢去，乃减死论戍湖州，筑室读书，诸髦俊皆从游。 退闲官僚18 46
陈辰龙为县学生弟子，……人争慕其为人，延为石师，子弟多所琢磨。 生员 19 47
景
葛应典为县诸生有声，岁得馆谷丰母，兼养寡嫂孤侄。生员 19 47
泰
王宠 嘉靖九年以资贡礼部卒业太学，……名日益起，从游者日众。监生 19 47
—— 文洪 成化改元举于乡，时从游者往往得高第，洪屡举不第。 举人 19 49
嘉
陈复昌有才名……耕经猎史不休，……无意仕进，故家大族争致为塾师。儒士 19 49
靖
蒋琦 府学生……每试列为高等，……巨室子弟争延致为师。 生员 19 49
郁钟 动止有常，庸行亦谨。……故识者多使其子弟从游。儒士 19 49
施凤 潜心理学，……绝意进取，隐居教授以终其身。儒士 19 50
郑震 补县学生，专治诗，旁通书易，从游者百人。 生员 19 49
徐秉庸世业儒，家贫赘王，……闻某家延帅讲诵，听奚了了，乃复习举子业，焚 童生 19 51
膏不继，……遂弃之，然学者多从游。
郑光宙少补县学生，擅时誉，……生徒日进，尝有百数。 生员 18 41
李志学县学生，……教授生徒，讲诵不辍。 生员 18 41
严一鹏家赤贫，……稍长授里塾，试童子弗利，僦半椽而居。 童生 18 44
陈烨 少游县学，试辙压卷。……当弱冠未娶时假馆一室。生员 19 47
隆
沈柱臣授徒入糈悉归母，手不私一钱，……为县学生，六举优行。 生员 19 49
庆
王敬臣望重当世，四方学者来学，建兴仁塾，就塾请益者有七百余辈。 生员 19 49
—— 方某 隐居芙蓉泾北，……授徒为业。 儒士 19 49
崇
张某 杜门自好，……授徒博览，终其身不为贫所累。儒士 19 49
祯
朱应佑少习举子业不就，折节时贤，倾心问难，……人争延为塾师。童生 19 49
陆时宾补县学生，试辙冠军，治尚书最精，……远近争师之。 生员 19 49
钟士奇试辙高等，不售，志愈奋，虽不得遇而师模文行见重于时，争延致之。生员 19 49
钦见道为县学生，闭户谨修，……岁籍馆谷自给，而巨室亦争延之。生员 19 49
徐鸣时少游县学，丧父赤贫，寄食萧寺为句读师。生员 19 49
朱鹭 少肄府学，有俊才，……家贫教授生徒以养父母。 生员 19 51
资料来源 (崇祯)《吴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8、19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
表1所列洪武至正统年间的12位塾师中，儒士10人，退闲官僚1人，举人1人；景泰至嘉靖年间的14人中，儒士3人，退闲官僚2人，举人监生3人，生员5人，童生1人；隆庆至崇祯年间的14人中，儒士2人，生员10人，童生2人。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明代吴县塾师社会构成的演变中：1.“儒士”人数的下降与“生员”人数的醵升，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所在；2.举人监生的人数，于景泰至嘉靖年间略有上升，但万历之后便又渐趋下降了；3.退闲官僚与童生，由于入录人数较少，其变化趋势表现得并不明显，因而很难做出较为明确的判断。不过，从整体来看，前者于社会变迁中多少表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而后者则趋向于一种逐步增加之势。
当然，由于资料的相对有限，这种统计无疑也具有一定的不完整性。不过，就其所反映出的基本状况与趋势而言，还是较为可信的。大致而言，可概括为：“儒士”与“退闲官僚”的日渐减少；“举人监生”人数的单波式上升与下降；“生员”比例的急剧上升与“童生”人数的相对增加。可以说，这不仅是吴县，也是整个明代社会塾师构成状况演变的一个基本趋势与反映。
三、塾师社会构成演变的原因
明代塾师这种构成演变的社会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与明代社会自身的内在变迁紧密相关的。诸如商品经济发展对士人生计状况与观念的影响；科举壅滞与士人社会出路问题；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士人文化生活环境的演化等。不过，由于社会构成状况与身份的不尽相同，塾师内部对这种社会变迁的感受与对应，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的有所差异。
1.“儒士”与“退闲官僚”的淡出
就整个明代社会而言，“儒士”与“退闲官僚”出为塾师的现象，主要集中于明代初叶。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进则著功名于春秋，退则阐经术于群蒙”的传统生存理念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明初相对严苛的人文政治环境，及其所导致的士人文化生活阵地的相对匮乏，使“私塾”常常成为他们实现自身文化价值与满足精神需求的一个场所所在。
然而，从根本上说，“私塾”相对较低的文化层次与功能，是很难满足文化素养较高的“儒士”与“退闲官僚”的文化取向与精神需求的。因此，明代中叶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与文化观念的转变，以及文化生存环境的相对改善等，两者也在这种社会变迁的影响下，开始从塾师职业群体中日渐淡出。
首先，明代中叶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拜金思潮的日盛，也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士大夫阶层积聚之风的兴起。时人顾起元就曾慨叹道：“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18] 卷一反过来说，正嘉之后南都荐绅的“求田问舍”、“营声利”则是较为常见了。对此，时人何良俊更有着较为详实的描述：“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1] 卷三四
我们姑不论这种积聚之风的社会影响如何，若从士大夫阶层自身的角度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其对自身生计状况的关注与身体力行，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自身的经济生活状况与生活境遇，从而也减轻了其致仕之后的后顾之忧。这种生活境遇的改善，也间接地促动了“退闲官僚”出于生计目的的、对“塾师”职业需求的日渐削弱。
其次，儒士大多为一些出于种种原因而隐居不仕者，尤其明代初叶，由于其相对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更是隐居儒士相对集中的时期。在《明史·隐逸传》中所载12位隐士中，正统之前的就达6人之多，占了整个总数的一半[7] 卷二九八。因而，其出为塾师的现象与几率也就相对要多些。但明代中叶之后，随着社会生存环境的相对改善、元末遗民影响的消淡与“学在官府”格局的强化，士人归隐的社会条件日渐丧失，儒士的归隐现象也因之日渐减少。这种变化无疑也就势必导致“儒士”于塾师群体中所占比例的相对下降了。而且，中叶尤其晚明之后，即便是那些具有“归隐情节”的士人，其隐道的内涵，也大多随着明代士林“交游”之风的兴起与求利思潮的泛生，由传统的“隐居著述、下帏授徒”转向了“游扬尘世、邀名博誉”。晚明社会中的“山人”便是其中之典型[19]。
再次，随着文网的相对松弛与士林讲学之风的日渐兴起，“书院”的创建与“结社”之风也随之兴盛起来。“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州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当正德间，书院遍宇内。”[20] 卷，《书院》“书院”与“结社”等文化活动的勃兴，无疑为“儒士”与“退闲官僚”的“谈学论道”，提供了更高层次的阵地与场所。从而也使其精神追求与文化生活之趣旨，也渐由文化层次较低的“私塾”转向了文化层次较高的“书院”及其“结社”的文化交流与讲学活动之中。正如时人管志道所云：“学士大夫膺民社之责者，有公羡不以缮治学宫，而以广辟书院，似鄙学宫不足谋道，而别设一贤关然者。”[21] 于是，“儒士”与“退闲官僚”也随之日渐淡出塾师职业群体，其在明代塾师群体中所占之比例，亦随着这种变化而日趋减少。
2.“举人监生”的单波式上升与下降
“举人”与“监生”的出为塾师，则常见于明代中叶。这主要是由于中叶之前，由于应举人才的相对稀少，科举体制的流通尚较为通畅。“举人”与“监生”无论是进取进士，还是选任官职，都较为容易，几乎无所滞留，因而出为“塾师”者自然也就不会太多了。及至中叶，科举流通体制日渐壅滞，科举失利的“举人”与“监生”也日渐增多，借助“塾师”职业来养家立身者的人数也因之相对增加。
不过，晚明之后，虽然科举流通体制的壅滞依然如旧，但“举人”、“监生”出为塾师的现象却呈现出日渐减少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士林结社与讲学之风的兴起，“举人”与“监生”也如“儒士”与“退闲官僚”一样，将其“谈学论道”的场所，渐由“私塾”转向了文化层次较高的“书院”、“结社”等文化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随着明代社会“仕途经济”的日渐强化与求利风潮的兴起，其生计之谋取也渐由“教授”转向了其他更为便捷的方式。其中尤著者当属“投献”与“关说”。
所谓“投献”是指缙绅仕宦等特权阶层，凭借自身的政治优势与经济上的优免特权，接受民间百姓以“避役”为主要目的的土地与财产的馈赠，“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其租，用避大役，曰投献”[22] 卷下。而“举人”与“监生”，以其相对较高的社会身份，也在这种特权阶层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于是，“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22] 卷下。同时，“举人”与“监生”由于夤缘官府的机会相对较多，也常常“以营求关说为治生计”[23] 卷九。罗汝芳家居时，邻夫系狱，其妻请托，他便令一孝廉“解之，售以十金”[24] 31；钟伯敬在为蔡霁所作的传中，也谈到了这种情形及其相对普遍性：“故事，士举于乡者，亲朋率望腹焉，以孝廉得请谒有司，居间故也”[25] 宿集；明末计六奇就曾感叹“尝见青衿子，朝不谋夕，一叨乡荐，便无穷举人”[26] 卷十二。其中“投献”与“关说”就是他们主要的致富与治生之道，而其对“塾师”这一冷淡清业的兴趣与依赖，也自然随之日渐消淡了。
3.“生员”与“童生”比例的增加
与“儒士”、“退闲官僚”以及“举人”、“监生”的日渐淡出相反，随着于社会变迁影响下基层士人群体贫困化程度的加深[27]，“儒学生员”与“科举童生”却对塾师职业提出了更大的社会需求。因此，其于塾师群体中所占的数量与比例也随之日渐上升。其中尤其“儒学生员”，以其相对较高的社会身份与文化水准，在与“科举童生”的竞争中，无疑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与优势，从而也在塾师群体中占据了更大的影响力与比例，并由此确立了其在塾师群体中的主体地位。这点我们从明代中叶后所出现的关于选择“社师”(即社学教师)的种种争论中，是不难略窥其一斑的。
明代中叶后，一些官僚士绅对“社师”的选择曾提出了相对开放的建议。如安徽绩溪县官员就曾提出了“不问生儒耆旧”的择师标准[28]；吕坤于其《实政录》中更明确主张“今选社师，务取年四十以上，良心未丧，志向颇端之士，不拘已未入学者二十余人”[29]。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主张无疑是难以真正得以实现的。因此，魏校于广东兴办社学，虽亦主张推举“儒士”为师，但也深感实施之艰难，又不得不附以“如无，以生员有学行者为之”[30]。
这些言论，从根本上说，乃是针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以“生员”为社师的种种积弊而提出的一种改革设想。因此，它也恰从另一角度，向我们折射出了：将“生员”身份作为选择“社师”的一个相对量化的基本标准在明代社学中的相对普遍性，以及“生员”在“社师”中所占据的较大的社会比例。事实上，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即便是一些官僚士绅所提出的种种改革设想，更多的也只停留在争论之中，而并未能真正地付之于实践。因此，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儒士”、“退闲官僚”、“举人”与“监生”从塾师职业群体中的日渐淡出，“儒学生员”则日渐成为了塾师职业群体的主体组成部分，并形成了其于塾师群体中的主导地位。
四、塾师社会构成演变评析
明代塾师社会构成的这种演变，无疑导致了塾师群体学术水准的相对下降，并也因此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所在。时人对“师道日降”的种种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与此有着极大的关联的。
不过，抛开塾师群体本身，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演变也不能说没有其合理性与社会意义所在。毕竟塾师的教育对象，主要为“童蒙”这一相对特殊的群体，所从事的也主要是基础知识的启蒙与基本礼仪的训练。这种启蒙教育虽然重要，但由于儿童自身的接受能力与教学本身的基本规律所限，未必就一定要由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儒士”、“退闲官僚”等士人来承担。正如由大学教授来承担小学生的基础教学，不能不说是对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而且也未必就一定能取得极好效果。从这点来说，“儒士”与“退闲官僚”等从塾师群体中的淡出，及其文化阵地向较高层次的“书院”、“精舍”与“会社”的转移，以及“生员”于塾师职业群体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未尝不是在社会变迁的内在影响下，社会本身对教育资源配置的一种自然优化。
当然，这种配置是否为一种“优化”，从根本上说还取决于其是否真正地发挥了“作养人才”——即人材培养——的社会功效。对此，我们仍不妨以吴县为例略作分析与阐述。
在中国近世社会中，“人才作养”状况的功效与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士人“中举”——即考取“举人”、“进士”——的人数与状况。这种中举状况虽然与初级启蒙教育并不直接相关，其更多地体现了以“官学”、“书院”等为主体的中高级教育的发展状况。但这种中高级教育的发展，却是建立于初级启蒙教育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其在很大程度上，也间接体现了作为基础而存在的初级启蒙教育的发展状况。
(崇祯)《吴县志》中对有明一代吴县历朝中举状况，有着较为翔实的记载，据此我们不妨将其各朝中举人数状况略整理。如表2：
表2 明代吴县各朝举人、进士中举状况表
年代录取人数 开科总数科平均录取人数
举人进士 举人 进士
举人 进士
洪武 10 1 5 1 2 1
永乐 60 24 8 8 7.53
宣德 10 4 4 3 51.3
正统 16 6 3 4 5.3
1.5
小计 96 352016 4.8
2.19
景泰 19 4 3 2 6.32
天顺
7
2 2 1 3.52
成化 54 32 8 7 6.75 4.57
弘治 22 25 6 6 3.67 4.17
正德 31 19 5 4 6.2
4.75
嘉靖 72 361515 4.8
2.4
小计 205 118
3935 5.26 3.37
隆庆 16 8 2 2 8 4
万历 89 391614 5.56 2.79
天启 14 6 3 2 4.67
3
崇祯 23 8 5 5 4.6
1.6
小计 142 612623 5.46 2.65
资料来源(崇祯)《吴县志》卷三四《选举三》及卷三六《选举五》，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
编”第18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
虽然许多学者多以“中举人数”为主要标准，来说明不同时期人才培养之状况与好坏。不过，由于各朝时间长短与开科次数的不尽相同，在中举人数上无疑是要有所差异的，以此来说明、比较人才之培养状况，应该说是有着一定的不足与偏颇的。因而，以“科平均录取人数”来比较说明人才培养状况的差异与不同，或许会更为客观、准确一些。
明代吴县各朝不同时期，中举人数的“科平均录取人数”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呈现出上下波动之势的。尤其在永乐、隆庆两朝显出一种骤增之势，举人的“科平均录取人数”分别高达7.5与8。不过，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永乐时期出于招揽人才、建设新朝与隆庆时期出于缓解科举压力的目的，而较大幅度提高科举解额所致，因而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就其他各朝之基本状况来看，这种波动大体上还是较为平稳的。
同时，从其前、中、后不同时期的“科平均录取人数”来看，洪武至正统年间，举人与进士的“科平均录取人数”分别为4.8与2.19；景泰至嘉靖年间分别为5.26与3.37；隆庆至崇祯年间则分别为5.46与2.65。数值差距也并不很大，而且基本属于一种缓慢式的上升。虽然，在明代后期，主要是万历之后，开始表现出了一种相对连续性的回落之势。但这种下降的幅度也并非十分显著，相较于明代前期各朝而言还是基本处于较高位置的。
可见，明代吴县塾师社会构成状况的变化，并未对人才的培养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相反，倒于这种变化之中显示出了一种相对较好的人才培养的功效。尤其从成化到隆庆年间，可以说是吴县中举比例相对较高，也是人才辈出的时期。其中中状元者一人，为嘉靖四十一年榜的徐时行(即申时行)；中榜眼者一人，为隆庆五年榜的刘缄；探花者一人，为成化十一年榜的王鏊；而中乡试会元者亦有三人[31] 卷三十四。这种人才辈出局面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与此时吴县书院教育的兴起也是紧密相关的。
吴县的书院早在宋代就已较为繁荣，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却日渐湮灭。到明代宣德年间，基本只存“鹤山书院”一所。成化时，知府刘瑀在原范文正公专祠的基址上，创建了“文正书院”。自此之后，书院之设日渐兴起，直至万历。先后修建了“学道”、“金乡”、“天池”、“碧山”、“中吴”等多所书院。并在地方官僚的支持、参与下，纠合一些乡绅名儒“择弟子之俊秀者”，“聚徒讲学于其中”，以为论辩学问、教养人才之计。于是，“东南移为邹鲁”，人才亦因之而日盛。嘉靖时的状元申时行，就尝讲颂受业于“学道书院”之中，可以说他也是书院教育的受益者[31] 卷十四。及至万历时，张居正秉政，禁天下讲学之风，各地书院尽行拆毁，吴县之书院也未逃厄运，几于无存。可以说，这也是万历之后吴县科举中“科平均录取人数”与人才培养下滑的一个原因所在。
事实上，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兴衰，不仅仅取决于基础教育的发达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取决于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之状况。可以说，在吴县塾师社会构成的演变中，学术水准相对较高的“儒士”、“退闲官僚”等知识分子从塾师职业群体中的淡出，及其向“书院”、“结社”等高层次文化阵地转移，应该说是一种在不影响基础教育之根本的前提下，社会对教育资源的一种“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并于此之中促动了人才培养与教育本身整体性的发展。从这点来说，明代塾师社会构成的演变自有其社会合理性与更为积极的社会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