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战争后的北约及其战略动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比亚论文,北约论文,战争论文,战略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3)05－0078－09
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已过去两年多。这次军事干预堪称北约在后冷战时期域外行动的一个典范，北约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击毙头号劲敌卡扎菲，逮捕其子赛义夫，以反对派“利比亚之友”替代卡扎菲政权，其军事行动相较科索沃干预和阿富汗战争可谓高效、简洁。如果没有利比亚后来出现的种种乱象，例如国家政治与经济秩序混乱、“全国过渡委员会”疲软无力、多地出现部族仇杀、多个城市爆发流血冲突、东部与南部地区自治倾向严重等问题，按照北约的政治逻辑与战略推理，它似乎很圆满地达到了预定目标。然而尴尬的是，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反而将北约置于一种政治上的窘境：虽然北约在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功，其预设的军事战略收效显著，但北约军事干预的政治效能却非常有限，北约对利比亚的政治预设与指导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战后利比亚国内严峻的政治与社会生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实际上等于向其向身提出了更高的政治与安全要求，即北约必须恰如其分地为其未来战略制定一揽子规划。
与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利比亚相似，同样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北非与两亚地区，其动荡局势始终未出现好转，叙利亚和伊朗与两方国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埃及政治与社会秩序起伏不定，苏丹南北分治后一直矛盾不断，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的斗争僵持不下，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纠葛连绵不绝……北约要想进一步染指北非与西亚地区事务，重新整肃上述地区的政治秩序，就必须对其指导方针、安全战略、行动方法等展开全方位调整，避免重蹈在利比亚军事干预中军事强政治弱的覆辙。本文拟以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为题，通过分析北约军事干预的起因与过程，深入揭示后冷战时期北约战略新动态的发展路径、特征以及存在问题，进而探知未来北约战略的发展趋势。
一 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政策及其实践
2011年伊始，以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为代表的北非国家，以也门、约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巴林等为代表的西亚国家，爆发了严重的政治风潮和社会动荡。由于伊斯兰国家与欧美等国在历史上彼此隔绝、长期对立，对北非和西亚出现的政治与社会动荡，欧美等国极为期待，誉之为融化“伊斯兰坚冰”的“阿拉伯之春”，不仅倍加关注，而且积极参与其中。在北约对北非和西亚的干预行动中，尤以对利比比亚的军事干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
2月15日，利比亚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示威活动由小到大，迅速蔓延，从东部城市向西、向南扩散，很快蔓延至首都的黎波望。在欧美等国的支持下，利比亚反政府武装迅速崛起，很快与政府军形成对峙之势。3月17日，为防止利比亚局势恶化，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案”，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意在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然而，为拯救渐处下风的反政府武装，3月19日，欧美等国向利比亚发动了一系列军事打击，如美国“奥德赛黎明行动”、法国“哈马坦行动”、英国“埃米拉行动”、加拿大“莫比尔行动”等。3月31日，北约正式介入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实施代号“联合保护者”的军事行动。在北约战斗序列中，既包含了：多个北约成员国，也囊括了许多非北约国家，如瑞典、卡塔尔、阿联酋等。在北约用于军事干预的350多架战机中，美法英等国的战机数量最多，尤其是美国，其战机数最几乎占到全部战机的一半。4月5日，美国宣布将空中打击的领导权转交北约，美军不再担当军事打击主力，北约由此接管了在利比亚实施军事行动的领导权。
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北约采取了四个重大步骤。第一，在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之初，北约就将其军事行动在名义上纳入国际体制中。北约积极推动联合国关于设置“禁飞区”的相关决议，在利比亚率先建立“禁飞区”与“禁运区”。“联合国决议案的目标是，授权其成员国使用所有必要的手段保护平民，这一目标基本上是一个穿插着军事行动的人道主义使命，但是军事目标并不清楚，它没有明确要求卡扎菲下台，但是它却站在反叛者一边，尽管并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1]北约严格禁止利比亚飞机在“禁飞区”起落或者通行，直接封锁了利比亚对外空中联络通道，客观上便利了北约对利比亚的空中行动。北约打算在联合国的名义下，尽快消灭利比亚政府军，实现其政权更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约在动用空军采取行动的同时，还派出18艘海军舰艇，甚至包括两艘潜艇在内，在利比亚附近海域巡逻，对利比亚沿海地区实施封锁，切断卡扎菲获取武器装备与援助的外部通道。事实上，北约热衷于推行“禁飞”与“禁运”政策，就是要将利比亚与国际社会完全隔绝，使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彻底孤立，从根本上削弱利比亚政府军的实战能力与抗打击能力，为北约实施深度打击创造条件。
第二，北约采取了选择性作战模式，以空军作战为主导，竭力避免地面对决，尤其是街垒战与消耗战。为了确保能尽快实现其战争目标，北约充分利用了其空中优势和高科技优势，对利比亚主要城市与军事要地实施大规模密集轰炸。据统计，在利比亚战争中，北约战机共出动26 000架次，实施军事打击任务9 600个。①通过密集轰炸，北约空军基本上粉碎了利比亚政府军，摧毁或大大削弱了卡扎菲政府的大多数军事设施，以倾覆卡扎菲政权赖以存在的军事基础，最终顺利实现利比亚政权交替。
第三，北约采取了“定点清除”策略，对利比亚领导人实施定向打击。卡扎菲由于长期推行敌视西方的外交政策，因此深为两方政界嫉恨，两方国家一直欲先除之而后快。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北约秉承其一贯的“定点清除”政策，运用高科技手段，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捕食者”无人机、“咆哮者”电子攻击机、“地狱火”反坦克导弹等，对卡扎菲的居住地、停留区和指挥部等实施重点打击，意图实施“斩首”。北约此举旨在以最便捷、最简约的方式击败利比亚，不战而胜或少战而胜，最大限度减少军事干预的负面影响。北约联合武装力量指挥官冯·乌姆将军声称：北约军事干预的目的是“使卡扎菲无法以其想要的方式进行战斗，北约会降低卡扎菲残害利比亚百姓的能力，这不是一个北约取得胜利的问题，而是一个精心且持续为联合国决议而工作的问题”。[2]事实上，“定点清除”政策已经成为北约在后冷战时期新型作战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四，北约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加速分化利比亚社会，推动利比亚社会内乱与内斗。在对利比亚的空中打击中，北约故意将许多比较敏感的民用目标也纳入打击范围，通过连续轰炸，制造恐怖气氛，增加北约军事干预的效能与威慑，削弱利比亚的抵抗士气与战争意志。因此，尽管空中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北约为此备受国际舆论谴责，甚至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也连连抗议，但北约却始终未能停止轰炸。与空中轰炸相对应，北约还大量散发传单、进行无线电宣传与电视转播，对利比亚民众实施信息灌输，增强其对利比亚民众的政治威慑与心理压制，使民众远离并放弃卡扎菲，引导并驱使其认可利比亚政权更迭这一既成事实。
与此同时，北约也不断加强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力量与影响，加速利比亚政治与社会分化。一方面，北约加紧对利比亚政府实施分化与瓦解，从内部削弱卡扎菲政权的团结与稳固。“卡扎菲的统治已经证明，它具有更大的弹性，而反政府武装则比许多人所预计的更少弹性。”[3]另一方面，北约加大对反政府力量的支持力度，为此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和特战人员进入反政府武装和部族武装控制的地区，向其提供军事训练、战术指导、武器装备以及作战经费，加强其地面攻势。这些反政府力量向执行轰炸任务的北约空军提供地面引导、通信联系和情报支持，破坏利比亚境内各种军事设施，迟滞和削弱利比亚政府军的作战能力。
北约对利比弧的军事干预，是继阿富汗战争后的又一轮军事行动。这次军事干预充分反映了北约的一些新战略动态，北约的“智能型作战”具有后冷战时期新型战争的许多特征，例如将空中轰炸与地面游击战相结合、将封锁战与舆论战相结合等。在新战争原则的指导下，北约将政治影响、经济能力、外交压力等统统贯注于军事行动，在北约设定的军事干预手段中，包括了力量投送、空中行动、维持空间和网络、全球形势预警、空中外交、对民间政府的军事支持、网络宣传、信息传播、心理暗示等。北约“将完全不相同的软实力任务，融合到联合的空中外交战略中，使其能够在谋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更有效地实施这些效能”。[4]就其军事战果而言，北约的“智能型作战”获得了成功，卡扎菲政府在整个战争小孤立无援，其武装部队连遭败绩，不断反水，各种地区力量与部族力量都加入反卡扎菲行列。最终，北约实现了推翻卡扎菲、建立利比亚新政权的目标。
二 北约在利比亚军事干预中的战略新动态
“冷战结束后，代表受迫害的少数派的第三方干预，已成为一个争论频仍、充满矛盾的主题，当然，干预并无新意，只是干预环境激发出一种新利益在其中。”[5]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就属于后冷战时期一种特殊的第三方干预，其理论基础源于世纪之交北约的战略调整。1991年11月，在罗马峰会上，北约将反击“恐怖主义、大规模武器扩散、失败国家”设定为新战略目标，提出在北大西洋区域以外地区实施域外干预和预防性打击等设想。1999年4月，北约在华盛顿首脑会议上通过“面向21世纪新战略”，重中其战略新目标：即按《北大两洋公约》的要求，有效制止冲突，积极参与危机处置，对危机做出回应……控制、裁减常规武器与核武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②2010年11月，北约在里斯本首脑会议上再次强调多种潜在的非常规性威胁，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网络袭击、导弹攻击等，北约将保持并发展多种防御能力。以应对可能遭遇的任何安全威胁。由此可见，后冷战时期北约新战略目标与应对战略更加具体，行动步调也愈加清晰：同样，北约施用于军事干预的心理边际效应不断减弱，其门槛持续降低，但现实威慑力日趋加强。
世纪之交，北约在12年间发动了三次火规模军事干预，从1999年3月轰炸科索沃，到2003年8月介入阿富汗战争，再到2011年3月对利比亚实施军事干预，北约的新战略动态尽显无疑，尤其在利比亚战争中表现最明显。总体而言，北约军事干预中所展示的战略新动态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首先，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突破了其传统战略界限，显现出“大战略”思维，这种“大战略”思维包括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集体防御安全原则、预防性干预方针、整体社会治理主张等，在军事干预行动中则强调将自身的资源与行动同国际社会的资源与行动相结合，既强调北约在域外干预行动中的主导地位，又强调联合国的授权，以便获得充分的国际法理基础：既强调北约在域外干预中的自主性，又强调北约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展开合作、与非盟和阿盟等区域组织展开合作、与全球伙伴国展开合作；既强调军事干预的政治与社会目标，义强调军事打击手段。为此，在其军事干预中，北约增加了在长时段和大空间理念下整合地区秩序、重组区域力量的思考。尽管两方国家与利比亚在历史上积怨颇深，在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区域角色等方面矛盾尖锐，而且西方一直将利比亚视为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北约此次对利比亚发动的军事干预，绝不是简单地清算历史旧账，而是立足于从根本上重塑北非和西亚地区秩序，完成自冷战时期北约就一直渴望实施的区域政治与安全格局调整。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与后冷战时期北约的一系列域外干预紧紧相连，甚至还与未来北约对北非和西亚其他国家的干预密切相关。
北约从其对科索沃、阿富汗等军事干预中已经深刻体会到，单凭军事手段无法达到北约所希冀的效果，而且还有可能造成新的麻烦，要想在北非与西亚这样政治、安全、文化状况比较复杂的地区重建完整、有序的政治与安全秩序，北约必须运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多种方式，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着眼构建新秩序。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集中体现了这一思考。“利比亚需要通过构建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而开始其新生活”，“利比亚社会与政府缺乏内聚力，阻碍其转向可预见的民主，利比亚必须首先恢复安全，并引入法律与秩序，这些在卡扎菲统治时期缺失了几十年”。[6]北约为此提出“综合政治方针”，强调采取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外交与内政相结合、军事与民用相结合、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式，重塑利比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在利比亚确立能与西方国家接轨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将利比亚完整纳入北约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战略中来。
其次，针对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的“非对称性威胁”，北约竭力谋求改变其集体防御政策中行动被动、态度保守、目标有限等缺陷，大肆推进“非接触性战争政策”，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就是该政策的一次重大展示。北约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所运用的“智能型作战”，例如空中打击、定点消除、心理战、宣传战、网络电子战等新型作战手段，从多个方面削弱了卡扎菲的统治基础，削弱了利比亚民众的抵抗士气。“非接触性战争政策”直接体现了当前北约的综合实力、战略地位、政治心态与行动方向，也体现了北约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战略意图。从利比亚战争的全程看，北约在战略、战法、战术以及战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除去利比亚政府军与非政府武装长期地面作战外，北约几乎控制了整个战争进程，战争形势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北约甚至用不着出动地面武装，就轻易地赢得了胜利。正如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9月12日在纽约会见“利比亚之友”时提到的：“我们的作战行动是成功的，盟国与伙伴国同样做出了贡献，即在很短时间内实施复杂作战行动、执行我们所承诺的任务、以最大限度的军事专业精神避免伤害利比亚人民和基础设施。”③
对北约来说“非接触性战争政策”既是一种新作战方式，又是一种外交手段。“空中力最可以履行一系列外交使命，这些使命均建立在其安全合作的战略中。”“空中外交就是为了保卫国家利益，非动态地运用空中力最，这是一种互补性的能力，用上述话说，就是空中外交能将许多在很广范围内的软实力，融合到一种比较宽泛的国家外交中。”[4]“非接触性战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有效确保了北约能将利比亚战争限定在有限战争的范围内，阻遏了战争波及甚至危害北非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为期六个多月的空中打击中，北约准确设定了战争目标，选择性使用作战方式，对其空中打击对象实施特别甄别与遴选，即使反政府武装的地而作战目标，也须得到北约的首肯和支持。北约对利比亚有限、有力的军事干预，自始至终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得到非盟和阿盟的一致支持，这使北约既可以充分利用其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优势，又避免了常规战争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与政治风险，使自身获得灵活而广阔的政治与外交空间。
第三，鉴于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与安全处于相对无序状态，北约最大限度延伸了其政治与安全责任，提出了“无边界集体防御原则”，在具体做法上强调“巧防御”。对北约来说，“无边界集体防御原则”极大地扩展和深化了《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款和第五条款，不仅使北约集体防御范丽实现重大突破，而且还使北约的防御政策、态度与方式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北约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发展伙伴国家，大肆推进北约扩张，选择性实施域外干预……尽管北约否认自身正在由区域性组织向国际组织过渡，但事实却是北约在全世界越来越频繁地承担了超越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任务，越来越多地准备或者着手实施域外干预。此外，北约已经连续多次实施东扩，其成员国达到28个，势力范围遍布大部分欧洲，还通过各种合作倡议、联合计划等，将其触角伸向北非、地中海、亚得里亚海等地区，进而使北约的伙伴国家遍布全世界。北约的“无边界集体防御原则”兼具政治与安全双重属性，北约所认定的集体防御绝不止步于安全领域，同样也存在于政治领域，甚至后冷战时期的集体安全主张，也绝非传统意义上的防守安全，而是强调主动型政治行动与预防型安全实践，即北约为了实现集体安全和共同政治目标，可以实施具有预防性质的军事干预。
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于预，与此前北约对科索沃、阿富汗的军事干预在性质、目标、手法等方面完全一致，都属于北约在“无边界集体防御原则”指导下的域外干预行动。虽然利比亚远离北大西洋区域，而且也并不是北非与两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的中心，但是利比亚在伊斯兰社会、阿拉伯国家的地位非常特殊，并且与西方国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对利比亚用兵并非是北约的最终目标，北约的真正口标是在利比亚建立一种西方主导的政治与安全秩序，确立一种西方化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以此扩张北约关于建立西方政治共同体的理念。因此，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称得上是北约将其政治、军事与外交影响楔入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重大步骤。对北约来说，此举既不是北约军事干预的起点，也不是其终点。
三 北约战略新动态的原因分析
北约在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中所展示的战略新动态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背景。除去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北约积极寻求战略转型这一根本原因外，北约战略新动态还受到北非和西亚地区特殊地缘战略关系与历史环境的强烈影响，兼之北约战略属于很典型的动态和扩张战略，具有强有力的内在需要和发展惯性，因此也为北约战略新动态提供了驱动力。
第一，北约战略新动态首先离不开后冷战时期特殊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其次离不开北非与西亚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与社会环境。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急剧起伏，与冷战时期相比，区域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领土纠葛急剧增加，极端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沉渣泛起，世界热点地区与有争议地区明显增多。与此同时，挟冷战胜利之威势的西方国家，热衷于推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新帝国主义，醉心于构筑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与安全新秩序，毒化了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周势，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动荡，同时还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旧国际秩序与规则构成严峻挑战。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全球性经济衰退到来，国际财政危机与金融事故频发，美国身陷财政危机的困境中无法自拔，欧盟许多国家亦陷入沉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无法脱身，西方各国亟待寻求新的增长点，急速弥补由于西方国家经济衰退而造成旧的国际力量结构松弛。总体而言，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日渐呈现出多元化、秩序松弛的态势。
近年来，北非和两亚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潮，集中反映了国际政治与社会冲突的某些动向。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北非与两亚集中了全世界最典型的政治、宗教与种族矛盾，而且各种矛盾和冲突相较以前更加激烈，成为后冷战时期全球性矛盾与冲突的缩影。在世纪之交的北约安全战略中，北约设定了许多将要防范或反击的目标，比如恐怖主义、独裁专制、宗教极端主义、种族仇杀、反西方传统等，这些“威胁”与“乱象”在北非与西亚都有体现。北约甚至比较肯定地认定，西亚与北非的冲突已呈现扩散迹象，不仅严重危及周边其他国家或地区，而且还对北约在欧洲—大西洋—北美区域的核心战略利益构成了巨大威胁，因此，北约必须采取预防性干预，提前介入北非与西亚地区的动乱，主导上述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形势，使之向有利于北约战略利益的方向发展。然而，北约严重高估了自身所遇到的危险，甚至有意夸大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特别是在对利比亚的态度上更是如此。“西方衰落的原因并非伊斯兰教兵临城下，伊斯兰教兵临城下，却是由于西方的衰落。”[7]
北约战略转型进程自科索沃冲突、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时开启，在利比亚战争中得到更充分展示。在北约的新战略设计中，利比亚既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巨大号召力，又在北非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力，对北约的现实政治与未来战略格局客观上构成了双重威胁，利比亚对两方的敌视与对立态度，无形中已经成为北约对北非与西亚实施战略调整进程中最大的难题。北约希望通过对利比亚实施军事干预，再造利比亚，以便更好地应对北非和西亚的矛盾与冲突，更好地在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北约的战略新动态的现实考虑是，通过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充分利用“阿拉伯之春”所造就的有利环境与氛围，加强北约处置区域性冲突的能力，全面整合北非与两亚的政治与安全秩序。
第二，北约战略新动态在其表现形式、内容、特征等方面，深受利比亚国情与政情的影响。就利比亚所处的历史与现实环境而言，相较科索沃与阿富汗，不论是在政治影响、经济实力或者意识形态等领域，还是在自然与社会资源、地缘战略地位等方面，利比亚均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从冷战时期起，作为北非较有影响的区域性大国，利比亚就一直恪守阿拉伯历史与文化传统，坚决捍卫北非地区利益，充当伊斯兰国家的代言人，积极鼓吹泛阿拉伯主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俨然成为伊斯兰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一面旗帜。利比亚近年来出现的政治与社会动荡，不仅涉及北非地区各种力量，例如阿盟、非盟、地中海沿岸国家等，而且还涉及国际社会中的许多组织与大国，其中包括联合国、北约、欧盟、石油输出国组织等，远非北约所能擅专。因而北约在制定针对利比亚的战略方案时，客观上必须运用“大战略”思维，在“无边界集体防御原则”的指导下，从战略的高度对利比亚做出长远性、整体性规划，使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行动不仅符合其自身的需要，也要部分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至少不与国际社会的政治与安全需要发生严重抵触。
同样，就利比亚自身而言，尽管无法与北约相提并论，但其内政外交却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利比亚社会结构极其复杂，部族力量和宗教势力比肩林立，伊斯兰宗教传统、阿拉伯文化与泛阿拉伯政治主张盛行于世，其影响不仅远不止于北非地区，而且也超出北约所能掌控的范围以外，北约从很早起就一直将其认定为“非对称性威胁”，执意要摧毁旧的利比亚，创建一个享有充分“自由”的新利比亚，最终将其纳入西方势力范围。西方国家坚信：“利比亚与国际社会隔绝了几十年，这使其30岁到40岁这代人缺乏教育，无法管理这个国家，而这些人有可能在新的利比亚掌握政权”。[6]设想北约假如以传统方式介入利比亚冲突，必然会深陷各种旷日持久的政治、民族与宗教纠葛、战后政治派系与部族斗争中无法自拔。因此，北约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采取了“非接触性战争政策”，客观上使北约得以充分利用其空中打击优势，同时假手于利比亚反对派的地面武装，将政治效果与军事手段有效地结合在。起，既避免了深度介入利比亚国内矛盾，又最大化地实现了北约自身的战略目标。
第三，北约在世纪之交实施历史转型，这种客观需要与发展惯性成为推动北约战略新动态出台并提升的重要前提。冷战结束伊始，北约旋即开启了其战略转型进程。针对国际社会不断山现的矛盾与冲突，北约集中就一些最紧迫、最具威胁性的问题，重新设定了其战略安全目标：加速扩展自身的集体防御职能，通过不断东扩、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伙伴国等措施，大规模扩张势力范围，扩大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为此，北约除对其组织结构、安全战略、政治与安全职能等实施改造外，还大规模介入多个国际与区域性热点冲突，尝试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性防御政策与措施，旨在提前消除任何可能针对北约的威胁。
如果说北约战略新动态在伊拉克战争、阿寓汗战争中尚处于探索阶段，那么在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这一战略新动态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雏形。北约充分吸取了其对科索沃、伊拉克、阿寓汗军事干预的经验，对自身的战略方针、手段、步骤、目标等展开全面调整。将未来北约战略方针与军事行动设定为应对“非对称性威胁”，将集体防御安全职能固定在“无边界集体安全防御”，强调未来军事干预行动的小型化、战术型、时效性，强调将军事干预与政治、经济手段相结合，强调北约行动与国际社会、区域力量的协调与配合等。正如2012年5月北约各国首脑在芝加哥峰会上所总结的：“我们在利比亚的成功行动再次表明，北约可以迅速而且有效地实施复杂行动，以得到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支持，我们已经学到了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正在将其纳入我们的计划与政策中。随着‘联合保护者行动’付诸实施，北约确立了与伙伴国、其他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展开协商与务实合作的新标准。就此而言，我们认识到‘利比亚联络小组’的价值”。④从北约对利比亚军事于预所见，北约的战略定位比较准确，因此确保了其域外于预行动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军事目标。
四 北约战略新动态的评价及其未来走势
作为北约历史性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北约战略新动态既是对后冷战时期北约发展历程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北约发展方向的重要启示。伴随着北约未来遇到越来越多的“非对称性威胁”，北约战略新概念无疑会得到进一步深化与发展，而且战略新动态的影响不仅会对北约自身的历史转型产生影响，也会对未来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产生影响，包括未来国际秩序的基础与结构、行为规则与基本走势等。因此，对北约战略新动态的功用展开评价，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非常必要的。
其一，北约战略新动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未来作战方针和安全战略，但却缺乏独立且统一的法理基础，缺乏完整、系统的发展规划，无法摆脱成员国政治与安全意志折中与妥协的印记，这就决定了北约的战略新动态并不稳定，许多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北约各成员国表现不尽相同，内部分歧纷呈，乱象横生。美国最早对利比亚发起军事打击，但也最早终止了军事行动，仅满足于在政治协调、情报收集、财政支持等方面发挥作用。作为北约核心国家之一的德国，不仅拒绝参加军事行动，而且还对其他盟国的军事行动颇有微词。相反，长期与北约保持距离的法国，却一反常态成为军事行动的主力。意大利虽然“历史性地切断了与利比亚的关系，甚至切断了与卡扎菲的个人关系，参加了军事行动”[8]，但却只答应为盟国提供军事基地，而且还不时威胁着要退出军事行动。
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北约一如既往采取了“意愿联盟”组合方式，以美英法等国为骨干，辅之以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丹麦、挪威等国，再加上阿联酋、卡塔尔等非北约国家，组成一个旨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价值观联盟”。在这一组合中，北约实际上只有少数成员国在军事干预中冲锋陷阵，大多数国家则按兵不动，作壁上观。尽管北约的“价值观联盟”更像一种临时政治与军事组合，但它却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成为北约推进其新战略的一种主要载体，而且会越来越常态化。但是这一“价值观联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稳定，无法从根本上确保北约新战略及其实践，相反只会造成北约核心力量涣散、政治决策软弱、成员国利益无法得到协调等，最终北约新战略的实施力度会被削弱，其历史转型进程受到制约。
其二，虽然北约战略新动态的成败得失、功过是非目前尚无定论，但北约新战略明显存在着许多问题。无可讳言，在世纪之交北约数次域外干预中，北约在军事上无疑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种军事胜利实际上并不能证明北约战略新动态完全正确或完满无缺。原因在于北约与其干涉对象之间军力极其悬殊，北约占尽优势。以利比亚为例，其政府军只有8万人，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长期受到西方的禁运和封锁，其综合战力极为有限。而北约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防御安全组织，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与最复杂的战术手段，其成员国军队有200万之众，综合战力无可匹敌。因此，在这场实力悬殊的“不对称战争”中，尽管在利比亚地面从未发生火规模作战或重大战役，而北约也只是选择性使用其武装力量，但这却丝毫不妨碍北约轻松赢得战争胜利。由此可见，北约的新战略事实上并未在军事干预中得到全面印证，其中存在的问题也被军事胜利所完全掩盖。事实上，利比亚战争前后持续了6个多月，甚至在战争中频频传出北约与卡扎菲政府谈判的传闻，北约劳师糜饷，战况几度反复……这些都充分说明北约新战略并不完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北约的军事干预都取得了重大战果，但是其政治效能与经济效能极其低下。到目前为止，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等国虽然都实现了和平，却都未能建立有效的社会秩序，更遑论建立有效的政府、高效的市场经济。以利比亚为例，在卡扎菲之后上台执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面临重重困难。一方面，国内各种部族力量与政治派别冲突不断，的黎波里街头持续爆发流血事件，整个国家四分五裂，东部地区率先宣布自治，南部地区地处沙漠，为当地部族力量所控制，“全国过渡委员会”对其鞭长莫及，其境内接连出现大规模种族仇杀，事实上处于独立状态，整个利比亚呈现出“巴尔干化”或者“碎片化”迹象。另一方面，利比亚国家财政几近破产，国民经济残缺不全，民众生活濒临绝境。由此可见，北约新战略实际上并未解决利比亚最基本的国计民生问题。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能否全面照搬西方式发展道路？如何解决利比亚与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文化、宗教与意识形态差异？如何对待利比亚国内的政治分歧、教派差别、部族纷争？这些问题显然是北约新战略所无法企及或者根本没有考虑的，但这些问题对于战后利比亚的生存与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北约对北非、西亚地区政治与安全力量的整合亦非常重要，甚至也关系到北约的历史转型，但是北约所给出的答案显然非常不理想。
其三，北约战略新动态所体现的政治动机、作战方针和干预方式，充分表明北约与干预对象、地区需要以及国际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尽管北约的军事干预大多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且也得到一些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的支持，但这并不等于北约的所有方针、政策与实践完全代表了联合国的意志，或者全部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北约的军事干预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与利益追求，是要按照自己的价值观与利益需要打造一种新的区域政治与安全秩序。不仅如此，北约军事干预也受其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例如，美法两国积极插手利比亚内战，明显受到两国党派政治与政治选举的影响，奥巴马政府和萨科齐政府需要在外交上有所作为，塑造强势政府的形象。
北约新战略及其实践与国际社会之间存在差距，其根本原因在于北约自身存在着认知错位，其安全战略太过强调自我，其军事干预充斥着机会主义与功利主义色彩，诉诸大量个性化目标，这就决定了北约的军事干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被干预国家的深层问题，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或者表面问题，甚至还会引发一些新问题。冷战结束后，虽然北约就其政治方针、安全战略、组织机制、作战思想等频频实施改革，简化决策程序，精简指挥结构，建立快速反应部队，加强域外干预与危机处置能力，但是这些举措似乎都不足以解决北约所遇到的根本性困惑，也未能赋予北约所希冀的超强能力，相反，北约的新战略及其实践经常使北约在国际社会中显得独断专行。
总之，就北约自身而言，其战略新动态的出发点旨在谋求北约更长远、更深入的发展，其战略调整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北约的未来。如果北约能够审时度势，热切关注并解决战略新动态所暴露的问题，北约的全球安全战略会进一步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影响也将更大规模扩展。反之，如果北约因循守旧，对其战略新动态中暴露的问题得过且过，那么北约的内部凝聚力、对外吸引力都将进一步消退，其在冷战结束初期所获得的战略优势地位将会丧失殆尽，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亦会逐渐“边缘化”。更危险的是，如果北约战略新动态中的问题无法得到缓解或者解决，北约的发展将会更加单一化和偏执化，北约也会在其政治与安全政策中更加依赖军事干预，会更加追捧空中优势与高科技优势，进而降低其军事干预的门槛。如果按照这种思路，不排除北约将会寻求更多理由介入叙利亚与伊朗。就上述选择而言，利比亚战争确实构成了北约战略转换的一个关键。
收稿日期：2013－06－30
注释：
①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news_80435.htm(9 Nov 2011).
②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27440.htm? selectedLocale=en(22 June 2011).
③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news_78306.htm? selectedLocale=en(26 Feb 2013).
④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87593.htm? selectedLocale=en(12Dec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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