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进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中国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本土管理研究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因为本土研究有助于理解和分析在独特本土情境中企业所遇到的特有的管理现象和问题。现时的中国管理研究绝大多数是以引入西方理论为主，而这些西方理论可能无法准确地解释中国的独特本土现象。以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为例，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很多企业随意外派人员去海外，由于缺乏对外派人员在文化适应性、沟通学习能力等方面的有效评估和培训，外派往往失败[1]。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也外派人员到在华投资的企业工作，尽管外方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丰富，熟悉母公司的运作和企业文化，但由于语言障碍、文化、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当与政府、其他企业和客户交流沟通时出现了颇多困难[2]。虽然这2种外派在抽象的层面上属同类问题，但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却大相径庭。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采取本土视角理解这些独特的本土现象对中国管理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目前已有少数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本土管理研究[3～5]。
李平[6]将本土研究定义为“但凡涉及某个独特的本土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元素，并且以本土视角探讨其本土性(主位)意义以及其可能普适性(客位)意义的研究，便是本土研究。”本文同意这种观点，并依据此观点认为本土管理研究主要包括2个特点：①基于本土概念的独特而新颖的视角；②将某个独特本土管理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管理元素作为研究对象。本文旨在探讨建立本土管理学的目的，以及如何有效建立本土管理学，并提出本土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值得强调的是，本文认为本土管理研究，不仅有助于发展一套适用于中国文化特殊性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有助于与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对比、融合、互动，进而发展出放诸四海皆准、具有文化普遍性的管理理论。
1 建立本土管理学的目的
由于中国本土管理学的研究历史较短，下文将首先介绍本土研究较为成熟的学科——本土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以期为本土管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借鉴。台湾著名学者杨国枢长期倡导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多年来不遗余力地从事和推动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他在1982年发表了《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方向与层次》[7]一文后，事隔十余年于1993年又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8]一文，该文更为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发展的相关议题。他指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所处文化背景类似，由于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和知识体系会受到外在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9，10]，所以易于与被研究者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契合状态。这种契合状态有助于研究者在所研究的问题、所建构的理论、所采用的方法上高度适应被研究者的心理和行为。本土心理学是以本土化的构念和方法来研究当地民众的心理和行为，有助于达到本土性契合状态，强化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
与此同时，他认为本土心理学的建立有助于研究者不再将西方心理学视为中国本土心理学，避免盲目照搬西方心理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和知识，以及帮助研究者改正反省力、分析力和创造力不足的研究陋习。另一方面，本土心理学也有助于中国心理学者增强在理论建构与方法设计等方面的自信心、批判力和创造力，有助于描述、分析、理解和预测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建立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有助于比较中国各地区间的心理和行为的异同，有助于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有助于向世界心理学提供有关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理论、知识和资料。
与本土心理学的建立类似，在本土管理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相似，因此有利于研究同一文化情境下的管理现象和行为，并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类似的管理现象和行为进行比较。此外，本土管理学以本土化的构念和方法来探讨当地文化情境下的管理现象和管理行为，便于建立一套本土性的管理学知识体系。发展本土管理学也有助于研究者不再盲目照搬西方管理理论，养成良好研究习惯，端正研究态度，增强对理论建构与方法设计的自信心、批判力和创造力，深入探讨各种本土管理问题，以及描述、分析、理解和预测中国管理现象和行为。
本土管理学与本土心理学的建立目的也存在差异。相比于本土心理学，本土管理学一个显著的重要特点是应用性。在管理学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管理课题，如企业绩效、员工绩效、满意度、公平感、报酬等等，都是希望用以指导实践。以收入分配为例，“大锅饭”、“平均主义”、“按资历分配”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盛行一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按劳分配”已成为当前一种主导的收入分配模式。个体是如何看待这种收入分配方式的转变的呢？一方面，由于个体长期以来一直接受并认同平均主义、按资历分配的收入分配方式，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红眼病”，即嫉妒他人的高收入[11]。TSANG[12]也指出收入差别会因破坏和谐的人际关系而遭到个体的拒绝。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制度的建立，个体对待收入分配方式的观念也发生相应转变。HE等[13]发现国企员工对收入差异化的偏好增加。换言之，通过对本土独特管理现象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和管理者了解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为实践提供启示。
2 广义和狭义的本土管理学
杨国枢[8]将本土心理学区分为广义和狭义2种：广义本土心理学的意义是广阔的，范围是不限的，研究方法也是多元的；狭义本土心理学是描述、分析和讨论特定社会、文化或部落的当地人所共同接受的有关心理的看法和说法。根据本土心理学的性质界定，本文也将本土管理学分为广义和狭义2种类型：广义本土管理学研究范围不限，研究方法广泛；狭义本土管理学侧重于描述、分析和讨论特定社会、文化或群体中出现的管理现象和行为。两者皆强调以当地人、当地社会和当地文化为主题的主位研究，并认为当地的管理现象和行为与当地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有着密切关系。两者不同点在于：狭义本土管理学侧重于直接采用被研究者所使用的有关管理行为的名词、概念、理论等，而广义本土管理学不仅可采用相同做法，也可以采用研究者自创的名词、概念和理论等；狭义本土管理学重视被研究对象的主观经验和陈述，而广义本土管理学除此之外还可以参考被研究对象的行为资料。
本文认为研究者可同时采用这两种类型的本土管理学研究。这两者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狭义研究可以通过提供新观点、新思路来修正和扩展研究的构念及理论。反之，广义研究可以突出那些被狭义研究所错过的重要理论概念和过程。随着研究的积累，两者之间通过不断交流，可以促进理论的完善。
3 建立本土管理学的原则
为了有效建立本土心理学，杨国枢[8]也提出一些原则，它们同样适用于本土管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有效建立本土管理学，研究者首先应避免下列做法，即盲目套用或忽略他国理论和方法，排除他人使用的方法、采用抽象性太高的题目、用外语思考，以及考虑学术以外的因素。即使研究者避免了上述做法，也未必能建立本土管理学。根据杨国枢的观点，研究者必须采取积极的做法，主要包括以下8点：
(1)忍受悬而未决的状态 研究者从事本土化的思考，务必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不去套用西方现成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要能忍受暧昧不明的状态，为使本土化的灵感或想法得以顺利出现，必须要有较长的悬而未决的酝酿期。
(2)充分反映中国人的管理思想 在研究活动中，研究者要以中国人所具有的本土化思想、观点和认知行为方式来思考，进而将这些中国人的思想反映在问题界定、概念分析、方法设计、结果阐释及理论构建中。
(3)批判地使用西方理论 在研究活动中，研究者如需采用西方已有概念、理论和方法，必须采取批判态度，弃其糟粕，扬其精华。
(4)强调社会文化脉络 研究者尽量将所研究的管理现象和行为置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并仔细理清这些特有的管理现象和行为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之间的关系。
(5)研究特有的管理现象与行为 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内容时，应从那些独特的、能反映中国管理特色的现象和行为入手，最好能采用民俗性的名词和概念，充分反映所探讨之管理现象的原汁原味。例如，翟学伟[15]以中国社会文化为背景分析探讨了中国人际关系的本土含义、构成基础和基本模式。这种中国本土人际关系的框架，充分反映了中国本土特有的现象。
(6)详细描述所研究的现象 研究者要以最适当的方法和程序，对所研究的管理现象和行为进行最真实、最贴切、最详细的记录、描述和分析。
(7)兼顾内容和机制的研究 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分析管理现象和行为的内容，也要思考这些现象和行为背后的机制。
(8)与中国学术传统衔接 在有关中国本土化管理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参照中国古代学者的管理思想[16]、行为观点及理论，这样易于创造出反映当今中国社会的管理概念、理论和方法。
4 本土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如何开展本土管理研究是一个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讨的问题。YANG(杨国枢)[17]提出开展本土心理学研究有2种主要的方法，即单一文化本土方法(Monocultural indigenous approach，简称‘单本土方法’)和跨文化本土方法(Cross-cultural indigenous approach，简称‘跨本土方法’)。“单本土方法”主要目的是研究某一特定文化中的现象和行为，并发展出适合该文化情境下的一套知识系统，而“跨本土方法”主要有3个目的：①检验现有理论(大部分起源于西方文化中)在其他文化(通常是非西方文化)情境中的普遍性；②在其他文化情境中探索那些尚未被现有知识和理论涵盖的现象及概念；③通过对前两者的整合最终产生具有普遍性的理论[18，19]。
上述这2种方法也可以应用于本土管理学的研究当中。在采用“单本土方法”时，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包括问题选择、概念分析、研究设计和理论建构)必须着眼于当地被研究者与管理有关的行为、过程、机制等要素，而这些要素又根植于被研究者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或历史情境之中。为了有效发展本土管理学，单本土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实证研究中的概念、理论、方法和结果能充分代表、反映或揭示那些根植于本土情境中的管理元素、结构、机制或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杨国枢在早期并不提倡采用跨文化方法来研究本土心理学。他认为在初期的研究设计过程中，采取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会陷入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或强加式客位研究(imposed etic or pseudo-etic approach)的窘境。此外，跨文化研究中存在很多对等性问题，如概念对等性、测量对等性[20]等。尽管研究者提出了很多方法来检验跨文化对等性的问题，但是这些方法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仅适用于那些已经被量化的概念而不能测量定性概念等[17]。然而，跨文化方法在初期的研究设计中并非是不可取的。“跨本土方法”是一种适合于所有具体问题的通行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决科学界的民族优越感和跨文化对等性之间的矛盾。YANG[17]提出一系列步骤用于指导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本文认为“跨本土方法”也适用于跨本土管理学的研究。具体包括6个步骤：
(1)选择一个与跨文化相关的研究题目 在初期酝酿阶段，来自于不同文化情境但理论和方法观点相似，以及学术地位相当的2个或2个以上的研究者共同讨论在某个研究领域采用本土化方法开展跨文化研究。他们对自己所感兴趣的、重要的题目互相交流意见，最终选择一个研究题目，该题目需与本土化相关且对各自文化情境中的群体来说都是重要的。
(2)形成恰当的跨文化研究指导原则 在选定研究问题后，所有研究者与会起草一套通用的跨文化研究指导原则，用以指导所有研究者随后开展的本土化研究。这套指导原则应当详细列出整个研究计划的目的、核心概念的广泛定义、研究领域的主题界定、研究内容的子领域、被研究者的特点以及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当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套原则也可以随研究概念、内容和方法的变化而修改。研究者也可以自由修订整体的研究设计，以适应他们各自所处文化情境中的特定情况。
(3)设计并开展合适的跨文化定性研究 以上述被认同的指导原则为基础，研究者通过对自己本土文化的充分了解，可以自己设计定性研究，以充分揭示在研究课题中那些隐藏在本土文化中的具体管理现象和行为。在这一阶段，所有类型的定性方法都可用来收集数据，如深度访谈、半结构化访谈、开放式问卷以及其它定性数据等。本土研究者必须以本土语言完成所有的数据收集工作。
(4)汇报和讨论本土化定性研究数据 一旦定性研究完成后，所有研究者重新聚集，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汇报各自的详细结果，并进行系统而彻底的讨论。在所有汇报和讨论的基础上，与会者随后可以分析出各文化情境中出现的独特及共通的管理现象和行为，以及在少数文化情境中出现的不具有普遍性的管理现象和行为。之后，与会者必须对跨文化研究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以及用以解答这些问题的最适当的跨文化研究方法达成一致意见。
(5)设计合适的、有针对性的跨文化研究 根据项目纲要，由1个或1个以上的合作者起草一个详尽的、有针对性的跨文化研究方案，该方案中所有主要的理论和方法须适合所有参与的文化情境，并由所有参与的研究者最终定稿。任何一个研究者也可以设计出一个有特殊性、有针对性的研究，以进一步深入探索之前定性研究中所发现的独特的管理现象和行为。
(6)开展合适的、有针对性的跨文化研究 为有效开展这项研究，必须设计出合适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和程序去收集数据以供比较。例如，在开展一项广泛的定量研究之前，研究者需开发出合适的量表，用来测量与其他文化情境共通的、独特的、不尽相同的管理现象和行为。
综上所述，“跨本土方法”是研究者通过对有共同兴趣，且在各文化情境中都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展开研究，分辨出所有文化情境中相同的、单个文化情境所特有的、少数文化情境中相同的管理现象、概念、要素和行为，是一种发展特殊性和普遍性理论的方法。这种“跨本土方法”要求中西方研究者在类似的领域内研究水平接近，且中西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均较为成熟。换言之，只有当本土管理研究发展相对成熟时，才有希望开展高水平的跨本土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本土管理研究发展较为成熟，而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十年可能需以单本土研究为主，大范围内采用跨本土研究方法的时机尚未成熟。目前，仅有少数相对成熟的领域运用了“跨本土方法”。例如，与家长式领导有关的构念和理论，是一种文化特殊性的产物，有助于理解和预测在中国情境下出现的领导现象。如果同时运用家长式领导和西方的领导构念(如变革性领导)来描述和预测中国的领导现象[21]，则有利于中西方领导理论间相互弥补和补充。另一方面，由于受西方体制和文化的影响，家长式领导在西方情境中并不突显，但其要素的确存在，产生于中国的家长式领导理论有助于了解在西方情境中家长式领导的前因后果[22]。
5 动态协同的跨文化研究方法
跨本土方法除了要求研究领域相对成熟以外，也存在另一局限性，即静态性。MORRIS等[23]回应了这2种缺点，提出了一种动态协同的跨文化研究方法。该方法假定理论可以随研究的积累而不断发展演化，通过文化特殊性和文化普遍性观点之间的动态互动和相互作用，有助于形成普遍性理论。简言之，研究者可以从本土研究结果中为具有文化普遍性的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观点，进一步修正、扩展和完善这些理论；反之，文化普遍性研究可以突出本土文化研究中被研究者错过的重要理论构念和过程。随着研究的积累，文化特殊性和文化普遍性之间不断地进行相互交流和刺激，彼此得以完善，进而推动了理论整合和普遍性理论的形成。文化特殊性研究促进了文化普遍性理论的产生和完善；同时，文化普遍性研究又为文化特殊性研究提供新的研究领域。这种动态协同方法所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本土管理理论的形成需要在初期和随后的发展修正阶段中考虑相关的西方理论，而西方理论发展也需要参考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这种动态协同的观点并不要求研究领域相对成熟，相反，在研究的初期阶段就可采用这种方法。
这种强调动态协同性及不论处于何种研究阶段均可采用的方法已被少数研究者证明其有用性。例如，LEUNG(梁觉)等[24]开发的人际和谐的文化特殊性模型可以用来阐明这种动态的跨文化研究方法。这个人际和谐模型已经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得到了验证。LEUNG等[25]以这一文化特殊性模型为基础，同时兼顾了美国冲突管理模型，开发了一种具有文化普遍性的模型。这个事例说明研究者可以首先受中国独特管理现象的启发，发展一种中国管理的理论，虽然这种理论在初期可能在中国以外的应用性有限，但是研究者通过考虑相关的西方理论并对其进行修正，可将之前开发的文化特殊性构念扩展为跨文化构念，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理论[26]。
此外，这种中西方观点动态协同互动的方法也适用于创新领域的研究。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迫切需要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以提高其竞争优势，如何提高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这里不容忽视的是文化对创新的影响[27]。例如，在富足的西方国家中，创新较为重视新颖性而非有用性，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并不富足，创新追求的是有用性而非新颖性。研究者一方面可以展开有关有用性的创新本土研究；另一方面可以兼顾西方文化所强调的新颖性的创新研究，开发出一种具文化普遍性的创新理论模型。研究者可以从东西方各自不同的文化情境中，通过对文化特殊性的创新构念加以修正，并扩展为跨文化创新构念，可能会发展出一套具有普遍性的创新理论。正如CHEN等[28]所强调的，跨文化研究所提供的多元化观点有助于实现理论的创新。
6 本土管理学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本土管理研究大致有4种发展道路。
(1)着眼于提出创新性、具有影响力及放诸四海皆准的想法和理论[26] 开拓性想法是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尽管中国管理理论在中国之外难有吸引力[29]，但是现时广泛采用的美国理论也是起源于其文化特殊性，并主要采用美国数据来验证这些理论。由此，有理由相信，基于中国本土情境中所提出的文化特殊性理论，也有可能成为具文化普遍性的理论[26]。关键问题是如何提出具有创新性、开拓性的理论，以及如何列出确凿证据来验证这些理论。已有少数研究证明这种可能性。内外控(locus of control)人格特质在西方研究较为成熟，根据ROTTER[30]的观点，内控者认为事件发生由个人能力和行为造成，个体可以加以控制和预测，而外控者认为事件发生与个体无关，而是由运气、机会、命运等因素造成的，或认为周围环境复杂无法预测事件后果。可以看出，内外控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特质类型。然而，在LEUNG等[31]的社会通则(social axioms)的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一种命运控制观念(fate control)。作为社会通则的维度之一，命运控制观念表示个体认为命运是预先注定的，且个体可以采取某些方式改变命运的观念。可以看出，与内外控互斥的含义不同，命运控制观念认为个体可以兼有这2种看似矛盾的控制观点。虽然命运控制观念起初是基于本土情境中所提出的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概念，但是通过对40个社会的学生样本和13个社会的成人样本的研究，证明了此构念是具文化普遍性的。
(2)采取杨国枢[17]所提出的“单本土方法” 从现有研究看，已有研究者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如卢泰宏[32]提出的“转型时期中国营销的十大特征”，孙乃纪[33]提出的“义家族”，以及席酉民等[34]提出的“和谐管理”等。这些概念融合了中国本土特色语言，并恰当反映出中国独特情境中的概念。
(3)采取杨国枢[17]所提出的“跨本土方法” 即将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相结合的方法。前文中所提到的家长式领导和西方的领导构念相融合就是这种方法的典型事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是静态的，且要求中西方在某一领域中的研究均较为成熟。
(4)采用MORRIS等[23]所提出的动态协同的跨文化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有助于打破跨本土方法的局限性，适合任何阶段的研究者采用。文化特殊性理论的形成需在初期阶段和随后的修正阶段考虑相关的西方理论[23]，进而将文化特殊性理论构念发展成一种跨文化理论构念，最终发展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模型。当然，这种源于本土情境的模型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尚待其他文化情境中的实证验证，不过这种中西方观点动态协同互动的方法是有潜力产生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模型的[26]。
7 结语
中国情境为本土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沃土，发展本土管理学有助于理解和分析在中国情境中所发生的特有的管理现象和问题，也有助于向世界管理学提供有关中国人的管理现象和行为的理论、知识和资料。同时，发展本土管理学有助于将中国情境下所提出的文化特殊性理论与西方现有管理理论进行比较、融合，乃至动态协同互动，最终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普遍性的管理理论和框架。本土管理研究需要勇气和智慧，研究者在从事本土研究的过程中，需保持恒心和热情，大胆提出创新想法，认清自己的目标和未来，胸怀大志，踏实前行，以期在不久的将来与西方本土管理学的发展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