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汉河洛地区的冶铸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秦汉论文,河洛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1)03-0030-05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注：本文所论述的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起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颖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晋南、河南的济源、沁阳为界。见拙文《河洛与河洛地区研究补正》，《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9年2期。）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仅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且因为河洛地区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关于冶铸业的发展历史学术界论述颇多，但对于河洛地区冶铸业的发展历史则关注不够。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日益丰富，使我们有可能通过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对先秦秦汉河洛地区的冶铸业的历史演变作一论述。
一 先秦时期的冶铸业
河洛地区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在今天较为著名的有焦作、义马、伊川、新安等地的煤，洛宁、嵩县、卢氏、栾川、灵宝等地的黄金，嵩县、新安等地的铁，新安的铝土矿，栾川的钼矿，晋南的铁矿等。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有的是建国后才发现的，而有的则有数千年的开采历史，如嵩县高都、栗子坪的赤金在汉代已经闻名，有“高都赤金”之称；洛宁的金矿，“唐代的古洞犹存”，因此探讨该地区的冶铸业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管子·地数篇》云：“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这是战国时人言及全国产铜、铁的地点数目，当然不会很准确。《山海经》中所言及的全国有35处产铁之地，分布于今豫西一带，密山在新安县，橐山在陕县东，夸父之山在灵宝市，少室山在登封市，大騩之山在新密市（注：史念海：《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河山集》第83页注[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9月第1版。）。这是战国时期人们在总结矿产分布而提出来的。
在此之前，河洛地区的冶铸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这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已得到证明，目前学术界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虽然还有较多的争论，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二里头文化遗址定为夏文化的重要遗存，本文即采用此观点。其重要依据即经过C[14]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1900～前1620年。考古发掘证明，二里头遗址中青铜器的制作水平已较高。1973年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铜爵，此后又发现的另一件铜爵则制作精细。同年发现的铜戈，锋刃锐利，内后端有纹饰。特别是一件镶嵌绿松石的圆形铜器，直径17，厚0.5厘米，周边镶嵌61块长方形绿松石，似钟表之刻度，中间镶嵌两圈各十三个十字形的绿松石，表现出高水平的铸造工艺（注：《洛阳市志》卷14《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令人可喜的是，在二里头遗址的东南隅，发现了一处较大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有残存的铜渣坩埚和大小陶范碎片。在铸造生活用具的陶芯碎块上刻有花纹，据推算，原器直径为40厘米左右，工艺精良，造型美观，这就为夏王朝能够铸铜找到了可靠的证明。
殷商时代，河洛地区的铜器铸造业继续向前发展。在郑州市白家庄和铭功路的商墓中都有青铜器的发现。在铭功路的商墓中，其中墓2有铜器8件，计有斝、爵、鼎、觚、刀和戈等6种，在墓4中分别发现铜爵和铜觚各一件（注：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考古》1965年10期。）。1974年在郑州又发现两件大方鼎，为研究殷商中期的青铜器增添了新的资料（注：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6期。）。在郑州商城遗址中也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并发现了两大铸铜遗址，其中南关外铸铜遗址，面积达80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现存遗迹中有铸造场10处，窖穴17个，穴中出土有陶范、铜渣、坩埚残块等。烘范窑1座，残存有椭圆形窑底，窑内有烘烤时的木炭粉、红烧土块、漂浮渣等。遗物有铜矿石1块。陶范的品种有镢、锥、斧、镞、刀、戈、斝、爵、觚、鬲、盉、鼎、盆、环、簪等。下层有窖穴11个，遗物有铜矿石、坩埚残块、炼渣、木炭屑、陶范等。这里的出土物以生产工具范为主，反映了铜器铸造业主要是以服务生产为目的的。紫荆山铸铜遗址，从目前所发掘的800平方米来看，主要是商代二里岗文化上层铸铜遗址，6座房基中有铜渣、范块和铜锈面（注：李京华：《河南冶金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河南考古四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在这里所发现的铜范来看，也是以工具类范为主。在偃师尸乡沟商代遗址中所发现的铜器有带柄铜刀、铜锥、三棱形与燕尾形铜镞、铜鱼钩等，也是以生产类工具为主。殷商时期，青铜冶铸业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是以生产工具制作占据首位。
进入西周以后，可以代表河洛地区冶铸业发展水平的是洛阳西周铸铜遗址的发现。该遗址位于洛阳市东火车站北，北窑村西南，
河村西岸的第二台地上，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遗址中发现了熔铜炉残壁、木炭渣、红烧土、烘范窑以及大量铸造铜器的陶范等，铸铜烘范窑由窑室、火膛和烟囱几部分构成。窑室平面近方形，平底、直壁、拱形顶。顶部设有烟囱，火膛与窑底平。发掘时，室内堆积有碎陶片、碎范和碳灰等。出土的熔铜炉残壁大都破碎，从残存炉壁可知当时熔铜设备是采取一种内加热的炉子，其筑法是粘土、石英砂和草拦泥盘筑成圜底的铜形炉身，炉内壁涂细泥，外壁涂草泥，留有鼓风眼。炉子有大、中、小三种，大型炉直径1米左右，小炉直径0.3米左右。坩埚是用去掉口的大口器或陶罐等大型陶器为主体，在器内涂有石英砂和粘土的耐火泥。因当时是破范取器，故而陶范完整者甚少。出土陶范有大小2万块，分为外范、内范和范芯等。能辨出器形的有方鼎、圆鼎、
、簋、盉、尊、觚、爵、卣、觯、钟等青铜器和乐器，并有少量的车马器、兵器和生产工具的范等（注：《洛阳市志》卷14《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该地区东周时期的铸铜遗址，今发现的有山西侯马和新郑两处，在侯马遗址出土了三万多块陶范，其中1/3刻有花纹，能够配套成对、复原器形的约有百件。从大量的陶范中，可以辨认出器形的有鼎、豆、壶、簋、匜、鉴、舟、敦、匕、匙、铲、、斧、锛、刀、剑、镞、尊、钟、镜、带钩、空首布和车马饰等。反映了这个作坊中曾生产包括礼器、工具、兵器、乐器、货币、车马器和日用装饰品在内的各种器具（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34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1版。）。新郑铸铜作坊遗址主要分布在郑韩故城的东城内，面积10多万平方米，出土有熔铜炉、鼓风管、炼渣和铸造、铲、镰、锛、凿等各种生产工具的陶范，还有少量的青铜器（注：马世之：《郑韩故城》16页，中州书画社1981年3月第1版。）。
伴随着冶铜业的发展，冶铁术也由其内部产生出来。在洛阳水泥制品厂出土的公元前五世纪的铁锛系用白口铁铸成，含炭20%，具有生铁所特有的莱氏体组织（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33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1版。）。在郑韩故城也发现了铸铁作坊遗址，位于今仓城村北，面积4万平方余米。遗址内发掘出熔铁炉、烘范窑各一座，并出土一批铁器和陶范。熔铁炉的上部已毁，仅存一个直径1.7米的圆形炉底。炉旁有两个风坑，坑内有风道直通炉底，这是用来调节炉温的自然通风设施。烘范的窑顶已坏，底部平面略呈长方形，由窑门、火膛、窑室和烟道几部分组成。出土的陶范和铁器中，主要是生产工具，也有剑、戟、带钩等（注：马世之：《郑韩故城》16页，中州书画社1981年3月第1版。）。在新郑所发现的吴楼和梳妆台两处冶铜遗址，前者以铸造生产工具、兵器和货币为主，后者以铸造铜礼器和车马器为主（注：李京华：《河南冶金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河南考古四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郑在春秋战国时期武器的进步，《周礼·考工记上》云：“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此材之美者。”可见郑国的刀在当时是遐迩闻名的。除以上之上，在洛阳以西的新安县石寺乡梨园沟村也发现了战国时期的梨园沟冶铁遗址，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地表散存着炼渣块等冶铁遗存（注：《洛阳市志》卷14《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上述诸多考古发现，以实证材料说明了先秦时期河洛地区就有较发达的冶铸业，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山海经》所载矿产特别是铁矿资源的正确性。先民们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冶铸经验，从炉的设计，到陶范的逐步改进，以及燃料的选择都反映了冶铸技术在逐步走向成熟，特别是从冶铜技术中分化出的冶铁业更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使河洛地区的经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 秦汉时期的冶铸业
随着秦汉大一统封建政权的建立，河洛地区作为封建王朝的腹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景况。冶铸业作为社会经济的基础产业，无论对于农业，抑或是军事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故而河洛地区的冶铸业呈现出一种高扬发展的势头，徐复《秦会要订补》云：“秦郡国有铁官。”《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言：“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为始皇之时。”以此而论，秦王朝已经在产铁郡县设立铁官。汉代也继承了这一制度，据《汉书》卷28上《地理志》载，汉代设铁官的郡县有45处，设于河洛地区的有7处：弘农郡“有铁官，在黾池。”其下的宜阳“在黾池有铁官也。”二者恐为一处。河东郡安邑、皮氏、平阳、绛等均“有铁官”。故而该志卷下云：“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史记》亦云：“龙门碣石多铜铁，”概为确切之言。河南郡和河内郡的隆虑也设“有铁官”，此外汝水一带还产黄金，汉人伪托《管子》一书中的《国蓄篇》、《山轨篇》、《地数篇》、《揆度篇》皆言“汝汉之金”。《盐铁论·力耕篇》桑弘羊亲口说：“汝汉之金”，可见汝水一带产金当为事实。据《后汉书》志十九《郡国一》所载，该地区原产铁之地河东郡的安邑、平阳、皮氏，河内郡的隆虑（殇帝改为林虑）等西汉设铁官之处，在东汉时仍持续开采、冶炼。而且因为冶铸业而兴起的烧炭业在这一地区也有所发展，《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云：“（窦）少君年四、五岁时，为人所掠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主人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这说明在宜阳有专门为冶炼而设的炼炭作坊，且人数之多，达到百余人。
上述只是文献所载汉代主要产铁、冶铁地点。建国后在该地区的山西夏县，河南郑州、巩县、临汝、登封、温县、新安等地也相继发现了汉代的冶铁遗址，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如新安境内的北冶冶铁遗址和孤灯冶铁遗址。北冶冶铁遗址位于北冶乡北冶村，面积1000平方米，在村西的滩子沟和村北的马行沟发现有冶铸的坩埚残片和木炭残块等遗物。孤灯冶铁遗址位于石寺镇孤灯村东，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达1米左右。1987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出土有冶铁渣块、铁铲范、铧范和刀等。此外该遗址还出土有带有“弘一”、“弘二”铭文的铁范、陶范等（注：《洛阳市志》卷14《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因发掘范围有限，故详细情况难下最后结论，不过就两处面积之广来分析，当是这一地区重要的冶铁遗址。
在该地区进行大规模发掘的冶铁遗址有巩县的铁生沟遗址、郑州的古荥镇遗址、温县的招贤村遗址等。在这些冶铁遗址附近发现了丰富的铁矿资源，还发现了许多古矿井、巷道以及采掘者居住的窑洞，竖井有圆形和方形两种，还有沿矿床掘进的斜井。其遗址面积1～12万平方米不等，有各式炼炉、熔炉、退火炉、炒钢炉等设备，还出土有耐火砖残片、风管残片、泥范、泥型、砖、瓦。在铁生沟出土有锤、、双齿、锄、铲、臿、犁、铧等160多件生产工具，铁铧上有“河三”铭文，可能是河南郡铁官第三号作坊，这处作坊至新莽时结束。在古荥镇部分泥范和铁器上有“河一”的铭文，可能是河南郡第一号作坊。在招贤庄出土有革带扣、车
、马衔、轴承、铁权等16种器物36种器形的叠铸陶范保存完好。在铁生沟和古荥镇发现有煤饼，主要用来烧砖瓦、风管或烤陶范的窑里，而冶铁主要还是用木炭。特别是铁生沟炒钢炉的使用，有助于钢的广泛生产，招贤村遗址中叠铸法的使用对于提高功效极为有益（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64～46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1版。）。这在当时都属于先进的生产技术，代表着冶铁技术的先进水平，具有典范的特色。
这一时期在炼铁鼓风设备方面也有重大改革，初期的鼓风设施橐一直使用人力，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诗迁任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注：《后汉书》卷三十一《杜诗传》。）李贤注曰：“冶铸者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排’当作‘橐’，古字通用也。”可见水排即水橐。到了曹魏初年，韩暨对水排又进一步推广，《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韩暨传》云：“（韩暨）徒监谒者。旧时冶作马排（为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可知这一时期是炼铁鼓风设施逐步走向成熟阶段，由人排到马排再到水排的发展过程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与冶铁业同时存在的冶铜业承春秋战国的经验，秦汉时期开始朝着生活用具方向发展。关于这一点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陈直先生指出：“两汉的铜手工业所铸的铜器，有保持原有式样的，如铜鼎、铜壶之类。有完全淘汰的，如簋敦之类。有创作新添的，如鐎斗洗
之类。铜鼎、铜壶等，多为素器，无花纹，有记载的年月重量，无长篇的铭文。看来炼铜的技术，似有退步，其实不然，铜器发展的趋向，主要移到铜镜、铜锭、虎符各个方面，不能一概而论。”陈先生所论极为精当，现循陈先生的观点将两汉河洛地区的铸铜业略作论述。当时的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类，官营手工业属少府管辖，其冶铸业产品也极为丰富。《金石索·金索》卷三、卷一九一，有馆陶釜文云：“河东所造，三年铜庆釜，重十二斤，长信赐馆陶家第十二。”（注：陈直：《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这是该区有关烹饪器制造的记载。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的随葬铜器上有“中山内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八两，第一·卅四年，四郎柳市雒阳”。“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十两，第一·卅四年，中郎柳市雒阳”。（注：《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这种作为容器的铜钫显然是作为中郎的柳市督造的，其地点正在雒阳。又《汉金文录》卷二、112号收有元封二年（前109年）西汉洛阳武库的铜钟，其铭文曰：“元封二年（前109年），雒阳武库丞关、啬夫菅口、令史乐时，工置造。容十六斗八升，重六十八斤。”铸镜业也为两汉手工业重点之一，洛阳金村汉墓出土的铜镜，有饕餮纹，有怪兽虺纹，有八弧虺龙纹，有四叶禽兽纹、有金银错虺龙纹、有四虺透纹（注：陈直：《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洛阳市志·文物志》所介绍的东汉铜镜有银壳画像镜、云雷纹长宜子孙镜、松鹤鹿纹镜、日月天王神像镜、王公王母神像镜，皆有很高的铸造技术。酒器也多有出土，在偃师佃庄乡碑楼庄出土的鹤纹壶、盉等，造型美观。1986年在洛阳金谷园路西的空心砖墓中出土的汉代温酒炉制作精美，造型奇特。此外，该志还收录了作为明器的鎏金羽人鸠车、研墨汲水的鎏金狮形盂、作为器物把柄的鎏金龙头饰等。1971年陕西凤县凤州古城出土的铜熏炉上的铭文曰：“雒阳武库东卢，重三斤”（盖口沿）器口沿站有“重二斤十四两”等字。（注：王翰章、陈孟东：《陕西凤县出土东汉雒阳武库卢铜炉》，《文博》1988年1期。）。《博古图录》卷十二所载太官钟铭文云：“太官铜钟容一斛，建武二十年，工伍舆造，考工令史由、丞或、令通主、太仆监苍省。”上述诸多材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营手工业特别是官营冶铜业发展的盛况，主要展示了冶铜业的产品质量的精美程度。
正因为洛阳作为东汉时期全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所在以官营冶铜业发展的同时，一些豪强地主利用自己所居的特权地位，把持一方的经营权，使私营冶铜业也具有较大的规模。《拾遗记》卷六《东汉》条云“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工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铸锻之声盛也。”这种建于都城的私人冶铜作坊，极有可能是来料加工性质，即利用周围的矿产资源进行冶炼，还有可能是废品的再加工性质，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陈直先生曾经指出：“西汉造镜……因为私人必须品，私人造的极多。”此足以证明造镜业是全国性质的，多是小作坊为之，河洛地区当不会例外，只是未发现造镜的作坊遗址。陈直先生在列举每斤铜的价格及每件铜器价值来研究私人作坊手工业的工资及纯利润时，曾引有洛阳一带出土文物的三条资料，可以作为洛阳私人冶铜业发展的佐证。三条材料均出自《小经阁金文》，卷十二有永和钟铭文：“永和四年正月一日戊辰，造□□□钟，重□□斤，直钱七千二百宜用。”扶侯钟铭文：“阳嘉三年九月十八日雷师作，直二千五百。”延熹钟铭文云：“延熹元年造作□□□成富□□钟廿二斤，值钱二千四百，大吉，□□富贵，宜田家，□意□长生。”（注：陈直：《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由这三个钟皆有定价来分析，显然是私人作坊以此来作为产品出卖的，这与官府手工业所造产品主要供皇室及官员所用不同，是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故而有定价。不过两汉所造铜器因冶铁技术的日益发展，其产品多转向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类多已由铁制品取代了。
因河洛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秦汉时期该地区的冶铸业在全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冶铸业的发展主要是根基于官府出面所组织的官营冶铸业，其产品除了满足政府所需外，更多的还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由出土的生产工具即可得到证明。在这一时期，官营冶铸业居于手工业的主导地位，出现了“弘一”、“弘二”、“河一”、“河三”等大型作坊遗址。冶铸工具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特别是鼓风设施的改进使用，煤的应用，都表明了这一进步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另外私营冶铸业也独具特色，表明了豪强地主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日益抬升。综合而言，可以这样认为，河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冶铸业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夏商西周时期冶铜业占主导地位，到春秋战国时期冶铁业开始出现，并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进而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秦汉时期的冶铁业开始上升到冶铸业的主导地位，但带有观赏性的铜器冶铸品仍然作为冶铜业的延续而继续存在，但已经不占冶铸业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