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补贴对第一代农村大学生学术发展的影响_高校学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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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5)0080-17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与拥有城市户籍、来自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家庭的传统高校入学者不同，来自农村、父母未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开始进入高等院校。研究显示，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在高校学生中所占比例高达53％[1]，已成为我国高校中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不足，这类学生在高校中面临着各种困惑与冲突。地理位置变化带来的亲缘纽带断裂、城乡文化冲突引发的心理失衡、家庭贫困导致的就读经济压力和自卑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发展和校园融入形成障碍。2013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提高重点高校招生中农村学生比例的发展目标[2]。随着农村学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增，如何健全校园学生支持体系，关注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成为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议题。

       作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财政干预手段，学生经济资助在缓解家庭经济贫困对学生接受高校教育所形成的障碍、保障贫困学生获得大学就学机会和顺利完成学业、促进社会流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政府公布的资料，2012年我国已形成国家奖助学金、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校内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并举的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经济资助体系，总计资助高校学生3842.7万人次，资助金额达547.84亿元。[3]

       学生经济资助的大规模投入是否有效提升了高等教育的可负担性，促进了教育机会均等?特别是对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均弱势的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群体而言，经济资助能否弥补他们的劣势、促进教育机会均等?高校学生资助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对于资助政策实施成效的研究分析却明显滞后。有鉴于此，本文将聚焦农村第一代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利用学生调查数据，剖析资助在学生发展中的影响效应和具体影响路径。

       一、文献综述

       (一)欧美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发展困境

       随着高等教育就学机会的普及，弱势学生群体规模的扩增，父母均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代大学生受到欧美学者广泛而深入的关注。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多来自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少数族裔、母语非英语家庭。[4]这类学生群体在升学选择、入学后的校园活动参与和学业发展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以学业持续为例，NCES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高校中第一代大学生的辍学率高达45％，同期非第一代大学生的辍学率仅为24％[5]。

       针对上述两类学生群体在学业发展中的差距，众多学者指出，家庭经济资本积累不足是第一代大学生学业持续方面的主要障碍。研究表明，由于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多数第一代大学生需要在勤工俭学上投入大量时间，这对课余参加校园活动、校园内朋辈互动具有挤出效应。[6][7][8]另一方面，参与部分课外活动涉及额外费用，这也成为制约第一代大学生参与各项校园活动的障碍。[9]此外，大学学业成就与学生参与校园活动的质量和频率显著相关[10]，校园活动参与水平低使得第一代大学生不易在学业上取得成功。

       除了经济资本积累的不足，研究者发现“文化资本”的缺失也是抑制第一代大学生学业发展的因素。较之其他学生，第一代大学生对在高校取得成功所需的基本传统及规范普遍缺乏认知和熟悉感。[11]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对规范的认知和熟悉感需要通过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或朋辈的互动来传递、习得和发展。父母高等教育就读经历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第一代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导致他们不当选择应对大学压力的方式、缺乏校园社会性参与以及与同伴或教师的互动。[12][13]

       此外，部分学者尝试从心理学层面解释第一代大学生在学业发展中的差距。研究发现，相比其他学生，第一代大学生在自尊心、社会认同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往往缺乏对大学校园的归属感，最终导致此类学生在校园社会性融入上面临诸多障碍。[14]

       (二)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及农村大学生的特征

       在我国，聚焦于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的相关研究发现，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在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学业基础、升学决策的信息支持和最终升学院校类型方面，与非第一代大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距。[15]不仅如此，入学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课外活动参与程度相对较低，他们中的多数面临着经济性障碍、自我规划障碍等校园适应困难。换言之，这类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普遍面临就学成本的支付压力与对于自身未来发展方向定位的困惑。[16]

       相对于国外该领域研究的丰富积累，我国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但鉴于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所占比例极高的事实，既有的农村大学生研究可为洞悉和理解我国第一代大学生的社会文化特征、心理、行为特点提供重要的借鉴。总体而言，由于农村学生中的贫困生比例较高、心理健康问题发生比例高于城市学生等[17]，近年研究者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如下两大问题：

       其一是农村学生群体在社会化过程或大学校园中遭遇的角色失调问题。农村大学生的早期社会化环境，即农村社区人口存在同质性较高、人口流动性低、人际交往范围狭小等特征。当农村学生进入城市社区后，社会环境的变迁导致他们在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与环境产生冲突。[18]引在城市社会化过程中，城市生活和城市学生往往给农村大学生带来疏离感体验。由于缺乏亲缘互动、社区联系、校园支持，这类学生群体容易在应对校园人际交往类聚性、心理封闭、他我冲突、自卑等情况时产生困惑与错位。[19][20][21]此外，校园中农村文化符号系统和城市文化系统之间的冲突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让农村大学生体验到心理失衡和文化排斥，这不利于他们与校园内其他社群的交流和融合。[22]

       其二是经济贫困对农村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既有研究表明，农村大学生在大学适应方面的苦恼主要表现在学习上，如学习能力不足、方法欠妥、对教学方法不适应、学习压力大等。而经济负担重、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解决学费及生活费用，是造成农村学生学习困难的重要原因。[23]另一方面，“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与自卑、封闭甚至极端的心理状况并存，从而使部分农村学生成为经济上、身心上的“双困生”。[24]

       (三)经济资助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效应

       既有的学生资助研究大多基于经济学视角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净价理论。研究表明，学生资助的主要功能体现为降低就学成本，提高高等教育的升学概率。而且资助能够降低高等教育的净价，提升家庭收入，这对于学费敏感度较高的低收入群体，具有重要的改善效应。[25]此外，人力资本理论尝试采用新经济学理论解释不同类型资助方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由于父母资助、助学金等资助无需偿还且不对受助学生进行有效监控，无法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形成有效激励；而学生贷款和勤工助学使得资助学生面临一定的成本风险，会对其学业表现形成激励效应。[26]

       相对于教育经济学，高校学生发展研究在资助政策成效分析方面明显滞后。究其原因，传统高校学生发展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点在于学生发展理论和学生变化理论。由于上述理论的建构主要基于以中产阶级、全日制学生为主体的传统高校学生的特征与经历，缺乏对公共政策在学生发展中影响效应的必要关注，因此留意经济资助在学生学业持续、学业成就中影响效应的研究极为有限。[27]其中汀托(V.Tinto)的学生辍学行为研究理论、比恩(J.Bean)的学生辍学因果模型是该领域鲜见的代表性研究。

       汀托关于学生辍学行为的整合分析模型，为分析学生资助在学生发展中的影响效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28][29]该模型将学生辍学理解为高校学生与院校的学术和社会要素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在该过程中，经济资助能够促使学生形成学习目标。基于该理论的大量实证研究印证了学生资助能够有效降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辍学率，使其辍学率接近未获得资助的高收入家庭子女的水准。[30][31]

       以比恩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拓展了汀托的分析模型，将对学生资助效应的考察进一步细化至对学生学习动机、学术融入、社会融入的影响。该研究赋予学生资助双层含义：其一是反映学生可使用资源的客观维度，其二是反映学生对于高校可负担性的主观认知。研究发现，学生资助不仅直接影响学生的辍学行为，也通过相关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持续。而这些中介变量包括学术要素、学生的社会化过程、院校满意度、院校归属感、大学教育效用的认同度以及对于持续完成学业的承诺。[32][33][34]卡博雷拉(A.F.Cabrera)等的研究在吸纳汀托、比恩等相关研究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就资助对学生持续学业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实证层面验证了资助对于学生学业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并存。[35]

       随着我国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建构和不断完善，相关研究也逐步丰富。然而，既有研究多数集中于学生资助体系的制度建构，特别是高校贷款的制度设计和国外运作模式的适用性。有关资助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效应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其中，杨钋考察了资助体系对于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业成绩、院校满意度的影响，并验证了汀托的学生整合理论模型(学生辍学行为解释模型)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36]鲍威的研究发现，学生资助通过专业认同、学业参与、院校归属感等中介要素，对学生学业发展存在间接影响机制。[37]然而，这种基于院校影响力和学生发展理论关注经济资助影响效应进行的研究存在着继续深入的空间，特别是在考察不同资助模式对特定学生群体的影响机制方面，依然存在明显不足。

       二、研究问题及分析框架

       梳理以上研究可以发现，与欧美国家对于高校学生弱势群体和经济资助影响效应细致而深入的研究相比，中国的相关研究存在如下局限，也是未来需要努力探索的方向。

       第一，对于高校弱势学生群体的认知，已有研究仍停留在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地理位置划分维度，多数聚焦于农村大学生群体。为此，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充实分析框架，引入文化资本等分析维度，从而更为准确深入地捕捉中国高校弱势学生群体的特征与就读经历。

       第二，在学生资助研究领域，既有研究集中于资助的制度性分析和资助的覆盖状况。在资助制度的实施成效方面，研究多是基于学生工作视角的实践总结，缺乏基于实证数据的深入探讨；此外，既有研究也缺乏对经济资助受众中不同群体的关注。高等教育多元混合资助体系的形成使得受助群体内部差异扩大，只有将分析视角进一步细化至不同资助方式对不同受助人群的效应，才能全面把握不同资助模式的特征及其作用机制。

       鉴于先行研究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基于院校影响力和经济资助有关理论，从机会均等和学生发展两个不同的切入点，考察学生资助方式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的影响。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第一，既有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是否提升了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群体高等教育的可负担性，促进了教育机会公平?第二，资助体系是否促进了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个体发展，不同资助方式在提升该群体学生学业成就方面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其影响路径有什么特征?

      

       图1 研究分析框架

       如图1所示，结合汀托的学生整合分析理论、比恩的学生资助双重效应理论，本文提出假设：学生资助在直接促进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学业成就提升的同时，分别通过支付能力和行为认知两个不同的间接路径影响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具体的间接影响路径为：(1)作为一种财政干预手段，资助通过对学生经济压力的调节，间接地影响其学业成就；(2)资助通过专业兴趣、学术融入、社会融入等学生行为和非认知层面，间接影响其学业成就。此外，研究假设不同资助模式在影响作用以及影响路径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实施的《首都高校教学质量和学生发展监测》项目高校本专科生调查。调查时间为2010年，有效样本36014人。调查院校类型分布为“985”院校占比16％、“211”院校占比26％、一般(公办)本科院校占比31％、民办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占比15％、高职院校占比11％。性别分布为男性占比45％，女性占比55％。样本中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占比21％、农村第二代大学生占比2％、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占比33％、城市第二代大学生占比44％。

       表1提供了相关指标的定义。本文根据院校在提供经济资助时的选拔标准——能力导向(merit-base)或需求导向(need-base)——和资助经费的偿还必要性两个维度，将多元化资助体系划分为滞后支付型贫困资助、赠予型贫困资助、赠予型奖励资助三大类别。考虑到勤工助学作为非经济性资助的特殊性，本文并未将其纳入考察范围。

      

       资助充足性，指的是学生资助的投入程度能否满足学生需求，弥补学生家庭教育支付能力的不足。以下将具体采用高校就学成本、预期家庭贡献、资助需求、资助需求满足率四大指标进行分析。所谓预期家庭贡献指标，是在参照美国学者约翰·门罗(John U.Monro)的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特殊性，将该指标具体定义为：预期的家庭贡献=家庭年度总收入×15％。资助需求是就学成本与预期家庭贡献的差额。该指标一方面体现了高等教育投入的成本分担理论，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了高校学生资助(特别是需求导向的贫困性资助)追求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的目标理念。[38][39]所谓横向公平，指的是家庭经济条件相同的学生所获得的资助相同；纵向公平，指的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的学生应获得不同的资助，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学生应获得更高的经济资助。

       在经济资助对学业成就的促进性方面，本文重点考察不同资助方式对学业成就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经济压力、学术融入、专业兴趣、社会融入等中介变量对学业成就产生的间接效应。

       在具体变量选择和定义方面，经济压力取决于学生对自身经济状况的感知；而所谓学术融入(integration)与学生学术参与(involvement)、学生投入(engagement)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概念术语的内涵重叠。[40]相对于后两个概念，学生融入带有鲜明的社会学内涵，该概念着眼于学生个体对大学内部规范和价值的接受与共有，体现了学生群体与组织之间的契合。[41]本文将学生课堂座位选择作为学术融入的代理指标。其原因在于，在允许自由选择教室座位的情况下，学生往往根据个人需要选择自己满意的座位，通常乐于学习的同学会选择前面和中间的座位，而不愿意学习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后排或靠边的座位，以避开教师的注意，隐匿自己的无知或找机会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42]相关实证研究也证实，课堂座位选择与学生参与和学生融入之间密切相关，并且体现了学生的学习态度。[43]因此，课堂座位选择从心理态度和实际行为两个维度反映了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学术融入程度。在社会融入方面，考虑到大规模扩张、师生比下降以及“大课制”课堂模式的普遍实施等因素导致的中国高校师生互动程度偏低[44]，本文将以校园同伴互动作为主要观测指标。学生的学业成绩被视为重要测量指标，本文将以学业成绩的专业排名作为学业成就的评价标准。

       三、实证分析

       (一)学生资助的覆盖率及其充足性

       总体而言，高校学生资助的总覆盖率达到39％，其中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资助获得比率为62％，明显高于其他学生群体。就具体资助类型而言，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中覆盖率最高的是赠予型贫困资助(45％)，其次是赠予型奖励资助(32％)，最低是滞后支付型贫困资助(22％)。依据图2的数据①比较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以能力为导向的赠予型奖励资助，还是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赠予型贫困资助或滞后支付型贫困资助，都存在向弱势学生群体倾斜的特征。

      

       图2 各类资助模式在不同学生群体的覆盖率

       表2显示了各类学生群体所获资助额度和资助需求满足度。与其他学生群体相比，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预期家庭贡献显著偏低，资助需求较大。与此相对应，其获取的各类经济资助均高于非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群体。但即便如此，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群体获得的资助总额仍远低于其资助需求，资助需求满足比例仅为36％。

      

       表3比较了不同类型院校中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群体获得的资助额度及需求满足度。就经济资助额度而言，农村第一代大学生所获资助额度与其所在院校的学术选拔性高度相关。“985”院校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人均获得资助3702元，约为高职高专院校的4.1倍。不仅如此，资助需求满足比例在不同类型院校中也呈现相似的结构。相对于“985”院校农村第一代大学生45％的资助满足比例，民办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仅为7％。

      

       (二)资助方式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学业成就的提升

       下文以学生的专业成绩排名(李克特五点量表)为因变量，考察各类资助模式对提升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表4是利用有序逻辑斯特回归模型，在控制学生性别、所属院校选拔性、专业、入学前学业能力等特征的基础上，考察各类经济资助模式在提升学生学业成就中的作用。模型拟然比卡方检验显示模型具有统计意义(P=0.000＜0.01)，并且模型拟合度良好(Pearson检验，P=1.000；Devianece检验，P=1.000)。

      

       研究发现，首先，就学生的学术融入和社会融入而言，是否抱有浓厚的专业兴趣、是否与周边同学构建良好的交流沟通关系、是否积极投入课程学习，均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三项要素之中，学术融入的作用相对更大。学术融入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成绩排名提高一个等级的发生比将增加78.6％。

       其次，农村第一代学生对经济压力的感知程度对其学业成就也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两者之间关系为正向。也就是说，经济压力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对学业成绩形成抑制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发展形成激励效应。

       最后，在控制了学生性别、院校或学科特征、入学前学业能力、专业兴趣、学术融入、社会融入等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经济资助对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各类资助模式的影响存在差异。赠予型奖励资助和滞后支付型贫困资助均对学业成就有显著影响，但赠予型贫困资助的作用并不明显。其中，赠予型奖励资助对学业成就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相对于没有获得资助的学生，获得该类资助学生的成绩排名提升一个等次的概率是前者的5.233倍。以助学贷款为主的滞后支付型资助则表现出对学业成就的抑制效应，这说明，具有偿还义务的助学贷款等资助方式对第一代大学生学业成就的提升构成了一定的逆向抑制。

       (三)资助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路径

       以上分析验证了不同资助方式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具有影响，但并不能对于不同资助方式的影响路径提供相应的诠释。下文进一步利用路径分析，考察经济资助在影响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学业成就中的作用机制。具体来讲，研究将依据图1所建构的资助方式与学业发展的因果关系分析模型，尝试通过分析回答下述问题：1.各类经济资助方式是否直接或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发展水平?2.在多元化的学生资助体系中，何种资助方式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业发展?3.若存在间接效应，不同类型的资助方式是否通过经济压力、学术融入、专业兴趣以及社会融入等中介变量，间接地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

       本文采用Amos 20.0结构方程专用分析软件的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ML)进行图1假设模型的适配检验，根据经济资助的不同方式共生成三个分析模型，得到理论模型的拟合度情况如表5所示。分析结果显示，在模型整体适配度判别方面，三个模型的CMIN/DF值均大于5，显著性概率P＜0.05，拒绝原假设，表示理论模型和观测数据无法适配。但是，由于卡方值(chi-square)对样本容量的大小非常敏感，样本量愈大，其所累计的卡方值也越大，因此当利用卡方值来检验SEM模型时，会因为参数数目与样本数的技术性，影响假设模型的契合度检验。为此，在样本量较大时，研究者一般不将卡方值作为模型适配度的检验指标。[45]并且，整体模型的适配度指数(GFI)、调整后的适配度指数(AGFI)和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均显示模型有优良的适配度。虽然部分模型RFI值和TLI值未能达到0.9，但也在可接受范围内，说明理论模型与数据的适配程度较高。图3显示了资助模式的影响路径，表6为了三类资助方式与学业发展之间各种效应的分解说明。

      

       图3 不同资助方式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路径

       注：路径中直线表示显著效应，虚线表示不存在显著效应。

      

      

       首先，就资助对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学业成就的总体效应而言，分析结果表明，赠予型奖励资助的总体效应最大(0.406)，其次为滞后支付型贫困资助(-0.039)，而赠予型贫困资助对学业成就的总体影响最小(0.022)。需要注意的是，滞后支付型贫困资助在直接效应及总体效应上都对学业成就的提升起到了负向制约作用，且显著加重了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经济压力。赠予型贫困资助对学业成就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但通过提升学术融入、专业兴趣、同伴互动等途径间接提升了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成就。

       具体而言，赠予型贫困资助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学业发展不具有直接影响效应，只具有间接影响作用。其间接效应的路径包括：1.通过强化学生的学术融入(0.027)，间接地促进学业成绩的提升(0.272)；2.通过强化学术融入(0.027)，继而促进学生专业兴趣的形成(0.117)，并最终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成绩的提升形成正向影响(0.125)；3.通过提升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0.067)，对其学业成就产生积极效应；4.通过强化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校园社会融入(0.041)，间接提升其学业成就(0.057)；5.通过调节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经济压力(0.142)，间接影响其学业表现。

       相较而言，无论从直接效应还是从间接效应来看，赠予型奖励资助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发展都具有显著的影响。该类资助方式的引入对学生学业成就具有直接影响(0.358)，其间接影响路径包括：1.通过降低学生经济压力(-0.033)，影响其学业成就(0.034)；2.提升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术融入程度(0.151)，从而间接促进学业成绩的提高(0.229)；3.在促进学术融入的基础上(0.151)，提升第一代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0.117)，并最终提升学业成就(0.094)；4.通过强化专业兴趣(0.104)，提高学业成绩(0.094)；5.通过促进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校园社会融入(0.092)，间接提升其学业成就(0.035)。

       不同于前两类资助方式，滞后支付型贫困资助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呈现出直接的负向作用(-0.052)。而在间接影响方面，首先，资助影响学生的经济压力(0.133)，并最终影响学业成就(0.034)；其次，滞后支付型资助有助于提升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0.042)，并对其学业表现产生积极作用(0.128)；最后，促进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与同伴的互动(0.046)，能提高其社会融入程度，最终提高学业成就(0.059)。

       四、讨论与建议

       随着我国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构建以及财政投入规模的增长，经济资助能否帮助农村第一代大学生摆脱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积累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是否能够消除其面临的高校就读障碍，促进教育机会公平?研究这一问题不仅能够有效评估资助政策的实施成效和作用路径，也能为相关制度建设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基于经济资助的充足性和对学生发展促进性的角度，本文从实证层面分析不同经济资助方式的影响效应，力图全面剖析经济资助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发展的作用机制。

       首先，从资助覆盖率来看，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院校就读成本大幅增长的背景之下，资助体系在促进农村第一代大学生教育机会公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其他大学生相比，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家庭预期贡献较低，资助需求更高。与此相应，在现有的多元经济资助体系中，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受助覆盖率和资助额度均显著高于其他学生群体。这表明高校学生资助向弱势群体倾斜，体现出追求纵向公平的特质。

       但从资助的充足性而言，农村第一代大学生所获得的经济资助额度远低于其资助需求，现有资助制度尚未实现充足性目标，无法弥补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支会能力的不足。在不同类型高等院校中，农村第一代大学生资助需求的满足比例存在明显差距。相对于经费充裕的“985”院校、“211”院校，民办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资助满足比例仅为7％。究其原因，这一方面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主要集中在学术选拔性较低的高等教育院校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但农村学生主要在学术选拔性较低的大学或者是三年制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获得了更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46]另一方面，学生资助与高等院校的学术选拔性和经费充裕性密切高度相关。相对于“985”高校和“211”高校，一般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不仅资助水平低，而且获得资助的概率也较低。[47][48]

       其次，研究印证了高校资助不仅直接影响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发展，而且通过支付能力和行为认知两个不同的路径，间接影响其学业成就。由此验证和完善了汀托理论和比恩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进一步厘清了经济资助在直接促进学生学业成就的同时，主要通过四大路径，强化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专业兴趣、学术融入、促进其与校园内其他社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调节其经济压力，最终间接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作用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本文在分析经济资助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学业成就影响机制的过程中，深入考察了不同类型资助方式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资助方式影响程度不同，影响路径也各有差异。具体而言，赠予型奖励资助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成就的影响最大，与学生经济状况挂钩的滞后支付型贫困资助和赠予型贫困资助的作用则明显低于前者。

       与其他两类资助方式截然相反，以贷款为主的滞后支付型贫困资助对学生的学业表现直接形成负向的抑制作用。本文的这一发现与新经济理论所提出的结论——获得学生贷款的学生由于面临成本风险，会对其学业表现形成激励效应截然相反。[49]究其原因，这与我国高等教育的低淘汰率有明显关联。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07年全国普通院校本科招生数和2011年本科毕业生数推算，我国高校学生的毕业率高达99.1％。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滞后支付型资助无法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形成相应的成本风险。第二种解释是，如果不结合相关的心理层面扶助，贫困资助可能具有标签效应，反而提高了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对于自身经济贫困状况的感知程度。该问题也得到了部分高校学生事务工作者的关注，由此提出要有效解决贫困生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或物质层面，应更多地考虑到贫困生的心理问题，在经济资助的同时采取辅助性的情感关怀和心理干预。[50]

       以上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性含义。其一，在进一步强化高校学生资助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应是资助的充足性。为此，如何满足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资助需求，如何向资助投入薄弱、农村第一代大学生集中的民办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倾斜，缩小院校类型间的差距，将是实现学生资助促进教育机会公平的重要前提。其二，考虑到不同类型资助方式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影响机制，未来构建多元化资助制度的同时，应充分发挥赠予型奖励资助对于学生学术融入、社会融入、学业发展的有效激励效应，完善资助机制的设计和成效。其三，在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弱势群体学生的学业适应和学业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单一地借助经济性干预工具，需要同时引入心理辅导、学业支持平台等非经济性干预手段，才能最终实现政策目标。

       最后值得讨论的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例如，由于本文中的学生经济资助获得、就读成本、家庭收入、学业成绩等相关信息均来自学生的自我汇报，可能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在资助充足性的测量中，对于家庭预期贡献的估计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作更为细致的探讨。例如，如何合理规定独生子女家庭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预期贡献的差别，以进一步提高该指标的客观准确性，从而提高模型预测的解释力度。此外，本文发现不同类型资助在调整学生经济压力方面存在不同方向的影响。经济压力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并未出现假设的负向关联性，相反经济压力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形成正向的激励效应，学生的经济压力越大则其学业成绩表现越佳。针对该问题，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并不能提供严谨的因果关系解释，未来需要通过研究方法的精致化和引入质性研究方法，来挖掘其背后的影响机理。

       注释：

       ①由于农村第二代大学生比例及占比2％，此处将农村第二代大学生与城市第二代大学生合并为第二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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