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制度创新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化为论文,生产力论文,路径论文,科学技术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知识经济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思想，现已为东西方不同制度框架中的企业家、理论家和政治家们所普遍认同。对此只能作下述意义上的科学理解，即以理论文字、数据图形和符号定律等知识形态存在的科学技术，一旦在实践上被用来利用和改造自然时，就会由潜在和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和物质的生产力，并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第一动力。因此可以肯定，由科学技术到生产力之间还必定具有转化过程和创新路径。由于在当代中国经济中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充其量仅处于舆论造势的期望状态和逐步形成的转化阶段，因而探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特别是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创新路径，就具有了理论建构和经济运作的重要创新意义。科学技术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基本创新路径有三条，即制度化的改革创新过程、人格化的教育创新过程和物质化的工具创新过程。本文仅探讨制度化的改革创新路径。
无论在客观上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要素有多少，也不论理论界对生产力系统构成要素有何分歧，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力系统最基本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构成要素，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为东西方理论界所共同认可的。但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是潜在或可能的生产力构成要素，而不是现实和运动的生产力构成要素。只有当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使用一定规模和性能的生产工具，并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时，才会构成现实的生产力，从而形成生产力的实际运动过程。
现代系统论、协同论和结构论等软科学的有关原理告诉我们，系统功能的大小及实现程度如何，不仅取决于系统构成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状况，而且还取决于要素间的结构方式和协同程度。当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相结合而构成生产力时，二者之间不仅要有量的比例，而且更要有质的要求。人类经济活动史上各种不同的经济时代之间，以及当代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区别，不仅取决于劳动力与生产工具的数量和质量，而且还取决于劳动力与生产工具的结构状况和协同程度。劳动力与生产工具是否结合，决定着生产力是否形成，而在要素状况给定的情况下，劳动力与生产工具的结构方式和协同程度，又决定着生产力形成的不同水平。仅就要素的质量和性能而言，劳动力与生产工具之间的结构方式和协同程度就可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低质量的劳动力与低性能的生产工具相结合，构成低水平的生产力，古代农业经济社会中就是这种方式，现代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中也主要是这种情形。二是高质量劳动力与低性能生产工具相结合。三是低质量劳动力与高性能生产工具相结合，劳动力质量与生产工具性能之间的这种结构错位和协同失灵的两种情形，前者表现为不能人尽其才，后者表现为不能物尽其用，都表现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经济运行的低质量，均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没能达到生产可能性最大边缘，有待于实行帕累托改进。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主要是这种方式的资源配置。四是高质量劳动力与高性能生产工具相结合，从而形成高水平的生产力，表现为经济运行的高质量和资源配置的高效率。这是生产力要素之间的最优配置方式和最佳匹配关系，这种情形主要存在于市场经济比较成熟完善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生活中。
劳动者与生产工具之间的结构组合、协同程度和配置方式，就其内在本质规定而言，是一种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也即人类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制度是劳动者与生产工具之间的“粘合剂”，制度优劣决定着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质量。制度是一种支配经济活动并决定经济效率的重要资源，高效率的好制度总是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而负效率和低效率的坏制度又总是供过于求的过剩资源。腐败作为负效率是坏制度的典型状态，是一种制度“亏损”表现。现以“分粥制度”（注：参见华北：《分粥制度》，《青年报刊世界》1998年第12期。）为例来说明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假定有一个由7个人组成的小团体，其中每个人既平凡又平等， 但物质利益规律决定了又不免自私自利。他们在一个锅里吃饭，分食的是一锅粥，只有勺和碗，并无其它称量用具，他们想通过制定制度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并试验了下述五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大家很快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又多又好，于是又换了一个人也是如此结果；第二种方法是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周每人一天，虽然平等，但结果是每人每周只有主持分粥的那一天吃得饱且有剩余，其余6 天均饥饿不堪，大家认为这种办法造成了资源浪费；第三种方法是选择一个品德好的人主持分粥，开始时还尚能公平分粥，但很快他便开始为自己和留须拍马的人多分；第四种方法是选择一个分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试图形成监督和制约，虽然实现了公平，可由于两个委员会的矛盾，每次分粥都因争吵不休而没有效率，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就凉了；第五种方法是每个人轮流分粥，但分粥的那个人须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制度下，7只碗里的粥每次都一样多， 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碗里粥不均等，他必然只能享用那份最少的。由此可见，他们通过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终于找到了作为第五种“分粥制度”的公平与效率最佳耦合的分粥制度。现代经济学因此而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制度是人选择的，制度是交易的结果，制度只有在不断创新中才能实现为最佳，制度与公平和效率密切相关，而且好的制度浑然天成，交易成本低并交易效益高，既清晰又简洁，既公平又高效。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制度经济学家。他认为作为制度的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是决定劳动生产力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制度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下不断创新、演化和变迁。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等资源配置制度，必然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无效率和负效率，使劳动者的福利状况日益恶化，结论是公有财产制度必将代替私有财产制度。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贡献是他阐述了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特别是揭示了制度创新、演化和变迁的客观规律。他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991年因在制度经济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科斯也认为，制度安排影响经济效率。于1993年因在制度经济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包括经济产权、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内容，其中产权制度最为重要，产权制度是其他制度的函数。由于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此，国家就必须对产权制度的有效或无效安排负责，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负责，“制度的稳定性丝毫没有否定它们是处于变迁中这一事实”。可见，无论是科斯还是诺思，他们都把制度看作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和内生变量，并认为制度可以改变生产要素质量和结构组合，从而可以导致新的生产函数，改变投入产出关系，也即制度创新可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人类文明演变和进化的历史过程中，制度优化始终成为人类首先关注的重要对象。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不仅要求提高劳动力质量和革新生产工具性能等技术创新，而且还要求制度本身的最优选择和最佳安排等制度创新。随着人类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演化变迁，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就已经日益成为人类首先关注的重要对象和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是在生产力发展规律作用下，不断提高劳动力质量和革新生产工具性能的技术创新过程，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教育发展和工具革新等科技创新活动，就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另一方面又是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规律作用下，不断寻求劳动力与生产工具之间最佳结构组合、最优配置方式和最高协同程度的制度创新过程。宏观上经济体制改革，中观上产业结构调整，微观上企业资本重组等制度创新活动，就是这一过程在社会化市场经济中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人类社会在多次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迄今所能探求到的最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能够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经济运行方式，既不是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也不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而是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中利益驱动的特征要求产权结构独立化和明晰化；市场经济体制中等价交换的特征要求产权结构竞争化和多元化；市场经济体制中价值实现的特征要求产权结构优质化和均衡化；市场经济体制中交易程序的特征要求产权结构契约化和动态化。建立在产权独立化、利润最大化、竞争充分化和行为契约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由于其内在特有的价值规律、价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生产价格规律和人口规律等客观经济规律的调节作用，不仅能够有效地刺激微观层面提高劳动力质量和生产工具性能的科技创新，而且也能够促进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两种生产力基本要素最佳耦合和最优配置的制度创新，从而满足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特有的无法替代的这种“特异功能”，在知识经济的形态上得到了充分释放，极大地加快了创新的速度，强化了创新的力度，提高了创新的程度，拓宽了创新的广度。市场经济中固然会因为“看不见的手”的“看不见”的缺陷而发生市场失灵，但因此而产生的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适度介入的这只“看得见的手”，却能够有效地减轻和弱化市场失灵之负效应。可以肯定，现代市场经济是能够实现高质量劳动力与高性能生产工具最佳配置的创新制度，这种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优路径。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时，中国正处于封闭保守的满清封建帝国时期；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时，中国正处于列强入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二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时，中国正处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内乱时期。中国在过去的三次科技革命中均没能抓住机遇，造成了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落后状态。据不久前我国研究人员根据自行设计的指标体系进行的研究，我国目前正处在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知识经济的整体水平比美国落后40多年。科技部技术创新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将我国与美国的生产、投入、激励、存量和流通等在内的综合指标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仅为美国的26%。包括研究与发展、教育、信息及高技术产业在内在的知识产业仅为美国的23.06%， 还不及美国50年代29%的水平。美国第三产业比重已达75.4%，我国1995年仅为31.1%，只是处在工业化的中间阶段。另据有关人士测算，我国工业落后30年，农业落后40年，第三产业落后50年。虽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不久前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已从1997年的第20位上升到1998年的第13位，但按照科技强国、科技大国、中等科技大国、科技发展中国家和科技欠发达国家这五类划分，中国还仅处于科技发展中国家的第4位。在农业领域， 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和法国等，为加快农业创新的步伐，已经通过立法，强制性地使农场的经营者和继承者必须事先接受过相关的正规高等教育训练，否则就不能经营和继承。中国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已形成共识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制度选择和安排没有及时创新，归根结底是制度上出了问题。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兴起，这正是中国加快发展和缩小差距，赶超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制度化配置的创新工程，正是不能绕开的必然选择。但是，目前中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空间已由浅水区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愈来愈大，实质性和规律化的东西已经暴露出来，由易到难的渐进性改革或慢速转轨，使得容易做的事情做得差不多了，现在是在旧体制最顽强，因而也是改革最艰难和压力最大的攻坚部位推进。因此，必须加大改革处方的“药物剂量”，强化制度创新的程度，加快体制转轨的速度。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于1998年7月20 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所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带来的是游戏规则的重大改变。”“快速的转轨对目前经济的压力较大；慢速的转轨则对今后经济的压力较大。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幻想毫无压力的转轨，或试图掩盖未来所必将面对的支付需求是无益于事的。”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就速度而言，不是太快而是太慢；就层次而言，宏观不能适应微观；就结构而言，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严重滞后；就思想而言，在改革过程中政治成本方面的顾虑太多，姓资姓社的问题还仍然困扰着我们，反左反右的权衡仍然缺乏科学定位。传统体制的“长城”的构成材料不但有旧有的“古砖”，甚至还有补添的“新砖”。在改革过程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租赁和机制转换三个难度较低的阶段之后，制度创新现已成为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改革是制度创新的动力，在各种改革条件业已具备的现实基础上，应全方位加大改革力度，不错过当前经济体制转轨的最佳时机。
在当前日趋剧烈的国际竞争中，世界各国都在为抢占21世纪的国际制高点而建立一整套的国家创新体系，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创新与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现已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内容。中国当前比较落后的经济状况，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根据“两个转变”的要求，尽早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国家创新战略，尽快构建起充满生机活力的具有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功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科学在这种创新性的制度框架中，真正成为生产力特别是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和思想解放的要义，把“喜新厌旧”的创新视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一个客观经济规律，很可能是非常恰如其分的科学判断。没有或缺乏持续性创新活力的民族，肯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也必定是落后挨打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