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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即将到来。新世纪对中国和越南都是非常重要的。中越两国的经济社会能否实现现代化，既取决于各自国内因素，同时也与国际大环境紧密相关，当然其中也包括两国间的关系情况。预测21世纪的中越关系前景，首先要分析目前的有利因素和存在问题，然后才能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一、影响21世纪中越关系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有利因素
1.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越都需要一个发展经济的和平环境。尽管中越关系在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睦邻友好仍然是其主流。关系正常化毕竟促进了两国的开放和发展，特别是对于越南来说更是得益非浅。越南经济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摆脱了多年的严重危机之后，其发展速度正在不断加快。中越关系恢复友好的90年代是越南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年均增长率达到约8%，有些年份如1995年更是达到9.5%。过去越南提出的5年发展计划，到最后都是没有完成的。而近年来越南几乎都年年超额完成计划指标。这跟越南执行一条对外和平共处，对内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方针路线是分不开的。
同样的，中越关系的正常化也促进了中国特别是其邻近越南的地区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国从90年代开始推进沿边地区的开放战略。1992年开放了南宁、昆明、东兴、凭祥、河口等5个城镇，让其享受与中国沿海开放城市同样的优惠政策。同年，中国国务院又决定在东兴、凭祥、河口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这三个地方可以享受与深圳特区类似的优惠政策。边境地区对外贸易与合作的便利条件和优惠政策，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客商、资金和人才，使广西和云南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超过了中越对峙的80年代，而且超过了中国同期的平均水平（注：1996年第2期《东南亚纵横》第1页载文《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学好文件，用足政策，搞活边贸》中说“广西经济‘八·五’期间能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边境贸易”。）。然而，虽然这些年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增长都比较快，甚至是历史上最快的，但毕竟他们的基数还很低，人均年国民收入中国大约为700美元左右，越南大约为300美元左右。（注：美国The Harvard Asia Pacific Review杂志1998年夏季号第78页载文"A Conversation with Pete Peterson"提供的数据为越南人均国民收入330美元。）。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处于中下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因此，都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来保证各自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2.文化认同有利于两国关系的融合和密切。中国和越南同属儒家文化圈。越南是公元10世纪才从中国版图独立出去的一个国家。从种族的融合到语言文化的融会都非常自然地进行着。中越两国人民一直都尊崇儒家文化，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越南河内有座文庙，越南入称之为越南的第一所大学，里面就供奉着东方人的共同文化鼻祖之一的孔子。
中越文都是单音节，有声调的语言。越语词汇大部分是汉语借词。越南文学作品里的题材不少取之于中国。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在越南家喻户晓，不少越南人能背诵中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唐诗宋词（注：1991年9月笔者访问越南时，接触了一些越南人，如越南和平水电总公司总经理阮克坚先生，他虽不会汉语，但对中国文化有很深很广的了解。他喜欢吟诗。谈到中国的唐诗，他很熟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能背诵出他们的一些作品。）。
3.相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需要双方加强合作和交流。追根求源，应该说中国和越南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都是同一个模式出来的，那就是二战以后把苏联的传统模式搬过来，依样画葫芦。中国搞的时间长一些，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而越南则时间比较短，只是到了50年代中期抗法胜利后，在中国等国的指导帮助下，先在北方搞起来，然后到70年代中期越南南北统一才推进到全国。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的社会主义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慢，甚至趋于停滞。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自身存在的许多体制的弊端。要发展就要自身改革与完善，否则就会走向崩溃。在这样的形势下，中越两国开始探讨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改革是先从农村开始的，然后推进城市的改革；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先搞经济特区，再逐步纵深推进沿海、沿边和内地的对外开放。实践证明，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进行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开放，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改革战略是正确的。
越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逐步推进改革开放。但由于受内部人事问题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越南的初期改革仍然是苏联式的，农业改革是在保留“集体农庄”前提下搞“三自一包”，农村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就进行以“价格、工资、货币”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改革，结果到80年代末，虽然进行了10来年的经济改革，但经济状况并没有比改革前有根本性的转变。1986年底越共召开六大，以改革务实著称的阮文灵当选为总书记，从此越南摒弃苏联模式，仿效中国的改革开放，先突破农业改革，然后再进行以价格改革、治理通货膨胀为中心的城市改革；同时扩大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外资；在经济改革取得成效，社会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又及时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至此，越南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已呈现出一个好的势头，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的框架。
当前，中越两国进行的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有很多是相同或相似的。在政治上都面临如何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如何发展民主，完善法制等问题；在经济上都存在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搞好国有企业，促进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保证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等问题；在对外开放方面也都面临如何既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来建设一个科学的现代化文明等问题。因此，中国和越南相互都很需要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实现本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注：近年中越两国从中央到地方有关中越改革开放问题的交流不断增加，如广西社会科学院与越南社会科学院正在进行一项合作研究——“中越经济改革比较研究”，争取两年完成，以便为两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4.中国的加速发展是中越关系稳定的保证。历史上无论是越南还在中国的版图内，或是已经独立成一个国家，当中国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的时候，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就会稳步发展，反之，中越边界往往就会出现纷争甚至互相攻伐。
在世界众多的国家中，中国的安全环境是最差的国家之一，与多达14个国家有长达共数万公里长的边界线，残留了许多由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边界争端。不过，近年来，中国与许多邻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了历史遗留多年、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标志着这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式重返国际社会。从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积极负责的角色：为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控制缓和朝鲜半岛的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局势，消解印巴核危机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也为稳定和阻止世界经济的恶化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可见，中国的发展壮大将为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发展中国与越南的睦邻友好和互惠合作关系。
5.东盟与越南的相互制衡。东盟初始成立时，只有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现在已扩大到东南亚地区所有的10个国家（注：1967年8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议，并发表了“曼谷宣言”即“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宣告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立。到1999年4月，柬埔寨最后一个入盟为止，东南亚地区全部十个国家都已加入东盟。）。冷战结束后，越南改变了对东盟的态度，于1995年越南加入了东盟。从越南方面来说，加入东盟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在经济方面。近年来东南亚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而且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因此越南希望得到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支持与帮助，获得本地区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开拓该地区更多的市场；二是在安全方面，越南希望在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中，与该地区其他国家联合起来，以对付来自外部的威胁。
不过，东盟作为区域性的组织，由于其成员国的文化多元性，新加坡、越南以儒家文化为主，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以佛教文化为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主，菲律宾则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大，有的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不少是新兴的工业国，还有的则仍然是世界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他们联合起来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推进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目前他们还不可能象北约那样谋求军事上优势和发挥很大作用。所以在近中期内，东盟与越南更多的是一种互相合作并相互制衡的关系，如果越南要在军事上对外显示威力或发挥作用，影响到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其他东盟成员国将不会同意其一意孤行。马来西亚学者Jawhar Hassan认为：“如果中国与越南的关系遇到困难，则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也将受到影响。”所以，中越关系的互动与中国——东盟关系的互动密切相关，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衡。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有上述推动中越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但两国间仍然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1.领土争端。尽管在领土问题上中越双方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尚有一棘手问题近期内很难解决，这就是南沙问题。
根据国际法和考古及历史资料，南沙主权应该归属于中国，但由于这些岛礁远在千里之外和始初在经济、军事、技术等方面及其他因素上的限制，未能实施有效占领，一直到80年代才真正摆上议事议程，因而到目前为止驻守的岛礁比越南侵占的少得多。尽管南沙最大的岛屿太平岛为中国台湾驻守，但在整个南沙格局中，中国尚未占有优势。尤其是在南海资源的开发上，越南等国已进入了大规模的商业开采，而中国才刚刚开始。而正是由于有丰富的石油等资源，所以各方在南沙问题上的妥协显得尤为艰难。
2.两国经贸关系没有跟上政治关系的步伐。自从1991年两国恢复关系正常化以来，可以说两国的政治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层次。每年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进行互访，相互交流大量的访问代表团，1998年甚至达到148个。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同，两国还经常交流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做法。但是两国的经贸关系并没有随之跟上。1997年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杜梅在接待正在越南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乔石时说：“越南与中国尽管在友好与合作多方面已经有了积极的转变，但经贸合作、投资仍然与政治关系不相称。”1997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虽然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但也仅为14.4亿美元，而这一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250.6亿美元，中越贸易额只占其中的0.44%，按国别排位，越南只是中国的第27位贸易伙伴。1998年中越贸易额约为12.5亿美元，而当年越南的对外贸易总额为205.5亿美元，中越贸易只占越南外贸总量的6.1%，按贸易量排位，中国只是越南的第6位贸易伙伴。中国对越南的投资更是滞后。到1998年底，中国对越投资只有64个项目，1.028亿美元的合同投资额，排在越南外资来源国和地区的第24位。
中国对越南的经贸关系落后于其他国家，这不仅与双方的政治关系不相称，与两国的地缘关系也是不相称的。中越有两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越南，而且其经济总量也比较大，因而两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的潜力是很大的。
3.华侨华人问题。越南的华侨华人问题与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问题是有较大差别的。越南民族即京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越南人，本身就是汉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体。据越南政府的统计，目前越南大约有135万的华侨华人。80年代后期，越南逐步纠正其过“左”的华侨华人政策，放宽了经济政策的限制，归还了部分过去没收了的财产，以争取华侨华人积极参与越南的改革开放事业，促进越南的经济发展。
此外，1978年后有近30万的难民从越南来到中国。他们多数既是难民，也是华侨，当年离开越南的时候，留下了祖祖辈辈辛辛苦苦添置得的房子等财产，但这些东西已被当局没收或者为别人所占有。这一批人大部分安置在靠近越南的广东广西。中越关系改善后，他们经济越境回越南去，有的是探亲，有的是做生意，有的是为要回过去留下的房地产，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4.台湾问题。从越战期间开始，台湾与南越关系就很密切。1975年南越政权崩溃后，总统阮文绍出走的第一站就是台北。80年代越南实行改革开放，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他们便继承了这种关系。虽然双方没有正式的官方关系，但越南很早就允许台湾的商人到南越从事贸易和投资设厂。这正迎合了台湾当局“南下战略”和“银弹外交”的需要。10多年来台越之间的经贸关系不断发展，贸易量和台湾对越南投资额都比较大，特别是后者，台湾已成为越南外资来源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有时排第一，有时则排在第二位。从1988年越南颁布新的外资法到1998年底止，台湾在越南的投资项目达到427个，项目投资额达44.16亿美元，占越南吸引外资总量的12.4%。
随着双边经贸活动的增多，双方还互设了高级别的办事处。台湾在河内、胡志明市设立了“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越南也对等在台北、高雄设立了“越南经济文化办事处”。这些实质上均是带有官方性质的办事机构。更进一步的是台湾当局的官员访问了河内，越南的官员也到台北去活动。
二、21世纪初中越关系发展模式选择
对近中期即21世纪初的中越关系走向预测，人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四种可能（注：美国Asian Survey杂志1994年6月号刊登了Carlyle A.Thayer的文章《中越关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互动》中引用越南外交部一位官员的话说：“越南的对华政策有三种选择：一是对抗；二是象北朝鲜那样作为附庸国；三是介于两者之间。”）：
1.认为中越关系将会恢复到以前“同志加兄弟”的状态。持这种意见者主要是考虑到中越是“山连山，水连水”的邻国，共同点很多，“同种同文”，而且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以更加密切的关系联合起来，以共同对付西方的“和平演变”。
2.中越关系必然要走向对抗，甚至会发生类似1979年那样的冲突。持这种意见者的主要依据是，认为中越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差异不大，竞争大于合作；两国间的恩恩怨怨历经千年，有些潜意识的东西根深蒂固，一方对另一方的敌意难以消除；两国间存在的领土主权争议特别是南沙岛礁之争等问题是难以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的，最终还是要诉诸武力来见分晓。
3.中越关系将是一种不战不和，不冷不热的状态。持这种意见者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其外交重点是与各大国的关系，越南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并不举足轻重。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国对越南的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如果中国发生什么变化，越南就一定会跟着变。但如果反过来越南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则不一定受其影响。越南目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交上这样的一个穷朋友，那是背上一个包袱，历史上已有过不少教训。因而认为对越南不远不近，不亲不疏，这对中国最为有利和居于主动地位。
4.中越两国应该是一种平等互利，睦邻友好，积极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基于上述对中越关系存在问题和有利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过于乐观，不切合实际。因为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早已下降，而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也在日益淡化。50年代到70年代前期，中国尽管花费了3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换来了当时中越关系的“蜜月”，但好景为时并不长。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是高于意识形态的，讲“国际主义”不能脱离国家利益。越南学者阮辉贵先生在上述文章中也说到：“在新的环境下，越南与中国间的经济关系并不再主要是象50、60年代的援助关系，而是在双方互利基础上的合作交流关系”。
第二种意见则过于悲观。中越之间虽然有很多疙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渐渐淡化。30、40年代的中日战争和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之惨烈，灾难之深重，战争双方间的伤痕之深，令世人不堪回首。但10年、20年过去之后，中日已于1972年复交，美越也已于1995年建交。噩梦渐渐远去，代之以友好与合作。虽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但毕竟时间是抚平心灵伤口的最佳良药。
即使中越两国间存在难以解决的南沙岛礁主权之争，但南沙争议不仅是中越两国之间的问题，而且也是中国与多个国家之间的争端。我们认为中越两国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谁都不愿意在南沙问题上把两国关系搞坏，并造成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第三种意见则是消极的，对两国虽不会形成很多的“恩”，也不会结下很多的“怨”，但不能通过发展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来促进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这种意见实际操作起来也难以把握。因为两国互为永远不会搬走的邻居，两国间有一条漫长的共同边界，边民的往来常常是政府不容易掌握与控制的。尤其是民间的贸易和文化来往，双方不少人连护照都不要，更没什么签证，就已到对方国家去走遍各地，因为中国人与越南人的长相实在难以区分，生活习惯大同小异，很多人还掌握了对方的语言，跨国婚姻也有不少。两国关系友好，对这些现象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对发展双方关系有利。如果两国关系不冷不热，不远不近，两国政府对这些现象不逐步加以规范，它就会给双方都造成很多危害。中越关系正常化10年来的历程证明了这些。
从两国的相互需要，利益所系，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10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认为最后一种意见的可能性最大。这对两国都有利，是一种双赢战略。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已发表了四个联合公报和一个联合声明。从公报和声明的内容看，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更进一步，而且从近几年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来看，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的内容都在一步一步地加以落实，说明两国关系确实正在稳步地向前发展。
第一个联合公报指出：“中越两国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浸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恢复正常关系”。
第二个联合公报说：“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在继续举行专家级谈判的同时，尽早开始政府级谈判，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就解决边界领土争议问题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并根据这些原则加速谈判进程，早日解决包括海上和陆地上的领土争议问题。在谈判解决前，双方均不采取使边界领土争端复杂化的行动。”
第三个联合公报说：“在1991年11月10日联合公报和1992年12月4日联合公报提出的指导两党、两国关系的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并使之长期稳定地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两国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双方均表示应面向21世纪，面向未来，推动两国关系向着更加深入和广阔的方向发展。”
第四个联合公报说：“双方重申1991年以来两国历次高层会晤所达成的原则、协议和谅解。双方同意，在此基础上本着大局为重、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友好协商的精神，并根据国际法，参照国际实际，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两国间存在的边界领土问题，不因分歧而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1999年两国已按双方达成的共识，解决了两国的陆地边界问题，2000年将争取解决北部湾的划界问题。
1999年2月27日的中越联合声明说：“在继续遵循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发表的联合公报所确定的原则和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的中越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要着眼长远，进一步加强两国党政部门、群众组织和地方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多种形式的合作与经验交流，尤其是加强青少年之间的友好交往，使中越两国的友好事业全面发展，后继有人。”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句中国古代的哲理名言，虽已历经两千多年，但我们认为它不仅适合中越关系的今天，也将适合她的明天。越南的历史学家阮文红教授在2000年1月8-10日的“纪念中越建交50周年暨中越面向21世纪区域合作与发展研讨会”上作的发言说：“现在，我们两个民族正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为了人民的幸福温饱生活和建设发展事业，回顾过去的战斗友谊，我们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希望中越两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将‘全面合作，长期稳定，面向未来’。这就是我们在历史面前的良心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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