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剑桥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中华民国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十四章《1949年前的毛泽东思想》，系由美国学者斯图拉特·R·施拉姆所撰。在这篇约6万字的长文中，施拉姆秉承了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两位主编为该书确定的总体思路，将视角集中于“中国传统”诸因素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这个方面，导出了毛泽东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传统”的保守因素与“马克思主义”的实用因素相折衷的产物，带有明显的“非正统”和“异端”（对马克思主义而言）色彩等错误结论。而这些结论，又为该书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共政权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结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施拉姆在本书中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本文拟结合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背景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轨迹，就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思想具有“传统的”、“保守的”的倾向，为论证自己的观点，施拉姆的研究追溯到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他立论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和《给黎锦熙的信》这两篇文稿。在论述《体育之研究》时，施拉姆说：“这篇文章只向我们展示了毛对中国命运的关心，它只字不提改良，更不用说革命了”，“文章从古代经典及其注疏中，援引了20多条引文。其中有12条是儒家训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2条儒家训条中，有11条称得上是《四书》的精髓”；在谈到《给黎锦熙的信》时，施拉姆提出毛泽东这一时期“真正佩服的近代人物，只有曾国藩一人”，他还特别引述了毛泽东“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句话，来强调毛泽东传统本位的思想倾向。
笔者认为要正确评估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倾向，以及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传统对毛泽东的影响，我们首先要对“传统”这个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施拉姆的有关论述表明，在他的思想意识中，“传统”似乎是一个简单笼统、一成不变的概念，是一个与现代文明截然对立的范畴，“传统”一词所涵盖的一切因素都是与现代社会不相兼容的。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十分偏颇的。固守这种认识去研究和论述历史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要么导致“历史传统决定论”，要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我们认为“传统”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加以分析的历史范畴。构成“传统”的诸要素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传统”常常同时包含着保守和进步两种倾向。就中国传统而言，其中既有以“君权神授”、“君臣父子”、“天不变道亦不变”等观念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传统和封建伦理道德传统的糟粕，也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从道不从君”的批判现实的传统，“经世致用”的务实治学传统等积极的内容。因此，我们与施拉姆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个分歧，不在于“中国传统”是否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影响，而在于究竟是传统中的哪些因素对他产生影响，这些影响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与施拉姆关于“传统”概念的第二个分歧，是“传统”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即“传统”的形式是否必然体现“保守”的精神？施拉姆在论述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倾向时，非常重视毛泽东早期论著的行文用典风格，并把这看成毛泽东倾向“保守”的论据。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利用传统的形式和词汇，赋予其新的内容，表达进步的思想观念，这是中国近代自康梁以来形成的一种学术风尚，这说明在新思想、新观念尚未真正形成体系之前，人们受到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不得不借助一种曲折隐讳的方法（如托古改制等）为改良和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但既然有改革现实的真实意愿为其主旨，我们就断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复古倒退，而应给予积极的评价。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启蒙家严复，论著译著均用古文，但我们断不能说他翻译的《原强》、《原富》、《法意》等西方论著所传达的是封建意识形态的信息。
毛泽东早期的两篇文稿也正是如此。这两篇文稿都用文言，都大量引用了儒家经典，但是其内在的精神却是积极进步的。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表露出的“动尚”、“天地盖唯有动而已”的宇宙观，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静”的正统观念的根本否定。这篇文章能够在《新青年》这样激进的刊物上发表，也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思想倾向是合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的。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更是充满对“传统”的反叛精神，他直言坦陈传统旧学的种种危害，用词造句无所不用其极：“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施拉姆的论述只字不提这些内容，而专注于文章的形式，不能不说他对两篇文章的读解是非常片面的。
对曾国藩的崇拜，是施拉姆论证青年毛泽东倾向“保守”的另一个重要论据。但是通过全面分析毛泽东的早期活动和思想，笔者认为施拉姆恰恰忽视了另外一些现象。如果说在读私塾时毛泽东主要对《水浒》中的英雄人物心驰神往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广泛接触新学以后，特别是在他读到《世界英杰传》以后，他也曾经对拿破仑、华盛顿、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产生强烈的仰慕和憧憬之情。施拉姆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笔者认为，对名人的崇拜是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崇拜的动因可以是名人的人格和事功，也可以是对名人政治价值观的认同。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的有关言论表明，他对曾国藩的崇拜并不是源于曾国藩具有特别保守秉性，而是由于曾国藩曾经取得了平定“洪杨”之役的军事成就。因此，如果施拉姆要以“伟人崇拜”现象论证青年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功利意识，尚且说得过去，但要借此现象证明青年毛泽东的传统保守倾向，则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矣。
总而言之，处于新旧交替的特殊的历史时期，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不可能完全摆脱中国传统的影响，但“保守”倾向确乎不是青年毛泽东思想的主导方面。应该说自从他走出韶山到投身革命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的生活经历是复杂的，其思想和知识的来源是广泛的、多元的，当时流行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构成了他思想来源的主体。对传统封建礼教和传统专制制度的强烈反感，对中国面临的紧迫的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近代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强烈反差，使得他更迫切地希望汲取新知识，更乐于从新思想、新观念中去寻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答案。正是这种内在的动因，使他完成了由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向达尔文社会进化论者、并进而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施拉姆过分强调所谓“传统”消极因素对毛泽东的影响，断言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保守的”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否认青年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性和时代进步性，是有失偏颇的。
二
如果说施拉姆对于1927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的论述重在分析其“保守的”“民族主义”的本源，那么对1927—1949年期间的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则着重阐述“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内容和表现。施拉姆的矛头集中地指向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
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施拉姆完全脱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不是从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等方面去分析“中国化”口号的动机，阐述其内容，评价其意义，而是将视角专注于“保守的”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苦思冥想“毛所谓的中国化，在1939年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毛所谓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什么意思？从马克思主义得到态度和原则，与毛说可以从总结中国古代宝贵遗产中得到的‘方法’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最终，他对“中国化”口号提出的动机做出了如下解释：“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这一口号的初衷，是想让中国共产党对问题的处理，适应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但是“到1941—1943年，他的这一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与毛同党内对手的斗争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所鼓吹的观点，被明确用来为他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服务”，“中国化的概念表明了中国人维护民族尊严的决心，因此，它的价值不仅是作为党内斗争的武器，也是在民族危机的关头，迎合非共产主义观点的口号”，“关于“中国化”的内容，施拉姆的论述更简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他（毛泽东）当时的考虑范围，大致不超出治国术。”
这里，施拉姆的意图很明显，即试图通过歪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错误路线斗争的性质，把“国际派”树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来反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非正统”性。
笔者认为，施拉姆的论证体系是经不起推敲的。他的错误首先表现在对中共党内斗争的定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另一位作者陈志让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派别斗争，都是为了争夺权力以左右革命进程”，“无论各派的意见分歧有多大，他们仍是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的共产党人。他们之间的破裂，主要是为了组织的和政治的路线”。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种对共产党内斗争性质的确定，使得中共党内的斗争与其他政治集团内部政客之间为一己私利而进行的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显著地区别开来。围绕“中国化”口号的论争也是如此。权力斗争只是表象，路线和政策的分歧才是本质。争夺领导权的目的，是为贯彻不同的路线和政策提供组织上的保证。施拉姆没有指出这场争论涉及到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基本力量、中国革命的道路以及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战略策略等重大原则分歧。而是用单纯的权力斗争解释“中国化”口号的动机，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事物的因果逻辑关系，我们不能不说这种认识是肤浅的、表象的，严重地歪曲了这场斗争的性质。
其次，施拉姆的论证极力回避有关的历史事实，而将“阐述观念”作为研究的“重点”，就理论谈理论，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泥潭，使科学论证沦为没有是非标准的诡辩。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强调说明。我们认为只有结合有关的历史事实，搞清楚“国际派”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危害，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当年发出“中国化”号召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从1931年至1938年，王明的“左”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是人所共知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表明，路线和政策的正确与否，对革命事业的成败至关重要。要避免革命事业的挫折，要使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成功，就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国际派”的路线和政策。这是“中国化”口号提出前后在中共党内绝大多数同志中形成的共识。
实际上只要正视事实，任何人都不难判定这场争议的是非。《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其他一些作者在做相关论述时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陈志让指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张国焘政治地位的下降，很大程度上由于自身的错误和对军队笨拙的指挥。”范力沛曾经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作过辩护，但他最终承认：毛泽东能够在长征以后成为中共无可争议的领袖，是“因为他成功地实现了党内统一，并制定了一系列后来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因此，“国际派”后来在中共党内的失势，并不像施拉姆所说的那样，是毛泽东玩弄政治权术的结果，而是血的教训教育了全党，使广大党员（包括“国际派”的一些主要成员）逐步认识到错误路线的危害，自觉地与之展开斗争，自觉地站到正确路线一边。
第三，要判定毛泽东的“中国化”口号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首先确定“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科学含义，制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标准。施拉姆的论述表明，他判定毛泽东思想“非正统”的标准是教条的而非实践的标准。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澄清。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两个，一是阶级性，二是实践性。
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化”口号争论双方的观点，我们就不难发现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的许多论著并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辞藻，但是贯穿于其中的阶级分析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坚持党的领导的观点以及对共产主义前途的必胜信心，使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带有显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征。毛泽东的大量论著表明，他自始至终自觉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做着艰苦细致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工作。那些被“国际派”斥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的东西，恰恰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产物，体现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制定的一整套战略和策略，表面看来不如“国际派”的主张激进，但正是这些与“国际派”激进主张相左的东西，使得“无产阶级领导”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由空洞的口号变为具体的政策和行动。基于这些事实，我们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巨大的贡献，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反观“国际派”，他们主观上是要革命的，他们也想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没有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只有首先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懂得民主革命阶段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意识到在一定条件下阶级矛盾是可能转化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农民采取一概排斥的政策，结果使得“无产阶级领导”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孤军奋战。他们在土地革命时期推行的一系列“左”的政策实际上是自杀的政策，客观上无助于革命事业，不可能使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取得成功。同时，由于他们没有一个关于中国革命的明确的总体战略，思想方法的混乱导致其政治立场的动摇性，因而在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面前常常不知所措，摇摆于“左”的和右的错误两个极端之间，也就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
总之，施拉姆在解释“中国化”的动机和内容时，把“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把“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起来，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对立起来，把革命的目标与革命的手段对立起来，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从观点到方法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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