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动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格局论文,国民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入分配是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产物，是经济机制的运行结果，并因此而成为判断宏观经济状况、研究体制变迁及体制有效性的必不可少的信息和依据。同时，收入分配反映的是现实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且一定的收入分配确定和造就着一定的利益群体及其相互关系。本文的目标是对制度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作一大致的描述，并着力分析这种变化对宏观经济相关变量的影响。
一、指标的选择与说明
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国民收入的度量口径是有较大伸缩余地的，既可以指要素收入、净收入、总收入等的任何一种，也可以是狭义的，专指要素收入（National Income）。一般说来， 国民收入的度量分以下几种：（1）国民总收入（GNI），对应的生产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对应的支出指标是国民总支出；（2）国民净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NNI），对应的指标是国民生产净值（NNP）；（3）按要素费用计算的国民净收入（NNI AT FC），对应的指标即通常所指的国民收入；（4）个人收入（PI）； （5 ）个人可支配收入（DPI）。
以上是SNA（联合国国民会计制度）为国民收入下的定义， 被众多市场经济较完善的西方国家所采用。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些长期沿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则采用MPS （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国民收入概念。MPS和SNA的主要区别在于：MPS未考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经济活动， 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能创造经济价值。MPS 对于国民收入的定义不仅缺乏科学性，而且在实证统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本文使用的国民收入概念来自于SNA定义，且使用较宽的口径，即以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国民收入的代替物。
收入的分配的概念有两种，一是功能收入分配（ FunctionalDistribution of Income），又称为要素收入分配；二是规模收入分配（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与之相对应，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分为两种：一是功能收入分配格局；二是规模收入分配格局。鉴于本文研究的着力点，我们重点分析国民收入的规模分配格局，并且我们将焦点集中在主体收入分配格局与国民收入的产业分配（分布）格局上。主体收入分配格局是指分配主体在经过国民收入的初始分配和再分配之后，所掌握的真实可用的收入（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及其相互关系。（注：参见范一飞：《国民收入流程及分配格局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它是分配的最终成果，集中反映了国民收入分配全过程——收入流转渠道、数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各分配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向前承继了国民收入的生产、交换、分配，向后则开启了国民收入的支出、使用（消费、积累）以及国民收入的新一轮循环。国民收入的产业分配（分布）格局是指各产业部门对国民收入总量及其增量的贡献，它既是主体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前提，同时又是主体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结果。举例说来，如果主体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假设相对于政府、企业（集体）部门来说，居民部门的最终收入份额增加，则居民部门的消费也相应增加，与居民部门联系密切的产业，如轻工业、商业较之其他产业会发展得更快，国民收入分配的产业分配（分布）格局相应随之变化。同样，假如提供较多居民所得的产业比如农业，相对于其它产业的较快发展，则产业分配（分布）格局的变化会引发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因而，它与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结合分析，能更好地揭示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状况。
二、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迁的动态分析
（一）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分析
一般说来，国民收入的分配主体，分为政府、企业、居民三个部分。主体收入分配格局即是分析国民收入在这三大收入群体之间的分布，从而揭示这三大部门之间收入份额的变化规律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大部门最终收入的原始数据的整理和研究，我们对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情况作出以下结论：
1.政府部门最终收入增长率及所得份额的变化在1978—1996年呈持续下降态势。
政府部门最终收入绝对值在此期间增加了6.31倍，远远低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倍数（18.64倍）。 因此政府部门所得的相对份额也由1978年的26.61%下降为1996年的8.76%，下降了17.8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99个百分点。仔细分析政府最终收入增长率及所得份额在1978—1996年间的变化，还可以发现其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变化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1982年的快速下降阶段，此期间不仅相对份额迅速下降，由1978年的26.61%降至1982年的 17.5%，四年降低9.0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2.26个百分点，是整个考察期间平均降幅（0.99个百分点）的2.28倍。而且收入绝对额也比1978年有较大下降，平均每年递减2.03%。二是1983—1986年相对稳定阶段，这一时期政府最终收入年均增长18.53%， 略低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22.69%），政府最终收入也逐年下落， 但下落速率已明显缓和，从1983年的17.7%降到1986的16.39%，年均递减0.44个百分点， 不足整个考察期间（1979—1996）年均降幅的一半。三是1987—1996年间，政府收入份额温和下降，每年下降0.76个百分点，从1986年的16.39%降到1996年的8.76%。
剖析政府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原因应在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宏观经济变革的背景下来进行。简言之，造成政府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后，中国政府改变了传统的“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战略。降低了政府对国民收入的集中比例，这是导致政府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几项重要改革诸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企业利改税等都是以牺牲政府收入份额为代价进行的。二是改革前对政府收入贡献颇丰的国有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滞后于非国有经济。政府并没有从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对等”受益。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民收入总量中政府收入份额并没有趋稳的迹象，但国民收入增量中政府部门所占份额在1989—1996年间则有趋稳的态势，在6.06%—9.31%间波动，平均为8.01%。
2.居民部门收入变化从1987—1996年整个期间来看，则显示出明显的上升态势，无论是收入绝对量，还是其收入份额。
居民部门的最终收入在整个期间增长了27.45倍， 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倍数（18.64倍）。 因而， 其收入份额也稳步攀升， 从1978年以49.10%上涨到1996年的72.30%，期间最高为73.73 %（1986年）。当然，居民部门收入变化也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一是从1978—1983年的收入份额快速增长阶段，此期间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长率平均为22.36%，明显高于同期GNP的平均增速11.05%， 其收入份额也快速上升，从1978年的49.20%上升到1983年的66.99%。二是从1984—1996年的温和波动，小幅上升的阶段。同期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长了10.73倍，略高于同期GNP的增长倍数（9.38倍），居民部门的收入份额也在63.19%—73.73%之间波动，平均为69.87%。
居民部门收入份额的持续上升，一方面得益于国家以及企业采取的收入向居民个人倾斜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副产品调价及相伴随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给农村居民带来更多的生活改善外，还表现在1984年以后城市经济改革中企事业单位职工收入的大幅增加上。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引发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例如，对个人收入贡献较多的农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近二十年获得了快速发展。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最令人瞩目的是以城乡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非国民经济成分的迅速崛起，而国有企业的数量却徘徊不前。而现行的分配制度和财税制度对非国有企业和小型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较为有利。居民部门从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中获得较大的收入份额。
3.企业部门的收入变化则没有明显的趋势特征。
1978—1996年间，企业部门收入所得增加了14.54倍，低于同期GNP的增长倍数（18.64倍），因而企业部门的收入份额也由1978年的24.29%下降到1996年的18.94%，但是剔除1986 年收入份额的非常变化情况（收入份额为9.88%），企业部门的收入份额则是在15.31%—24.29%间随机扰动，平均为19.66%，没有明显的趋势特征。 如果以下个较短的周期，比如四年为一周期来考察，则可以发现在整个考察期间，企业部门所得往往是在一个周期内，前两年表现为一个趋势特征，紧接着一年则呈相反走势，再接着重新回归到原趋势，例如1978—1981年，1980—1983年，1991—1994年。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部门收入变化的原因则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企业各项内部改革导致企业收入向职工个人的倾斜，另一方面，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体制的改革，诸如承包制、利改税等，则使政府收入有向企业集中的趋势。在这两种相反因素的影响下，企业部门的收入在改革开放以后没有出现明显的趋势性变化特征，收入份额高低落差较小。
以上对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演变所作的总括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国民收入的主体分配格局在改革开放以来是朝着有利于居民部门的方向进行的。从本文的研究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 ）从收入增量看，每年国民生产总值新增部分的大半为居民部门所得。改革之初的几年，居民部门新增收入甚至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新增额，如1979 、 1981年，最低年份也得到了新增国民生产总值的47.96%（1987年）。 相对而言，政府和企业部门只得到了国民收入新增量的较小部分，二者总和最多也没有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额的52.04%， 某些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2）从收入总量看， 居民部门自始至终得到了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较大部分，且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收入份额从1978年的49.10%升到1996年的72.30%，其间最高达到73.73%（1986年）。（3）从整个考察期各年国民生产总值累计存量的分布看，十九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累计为369958.3 亿元， 其中居民部门得到其中的较大部分， 共259592.68亿元，占70.17%，而政府和企业部门共计只得110365.62亿元，占29.38%。
（二）国民收入的产业分配（分布）格局考察
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各产业部门的数值的原始统计资料汇总，通过对其分析与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诸多特征。
1.在整个考察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8.93倍， 其中第一产业部门增加了13.63倍，第二产业部门增加了19.26倍，第三产业部门增加了24.52倍。各部门收入绝对值的相互变化，导致了各个产业部门占GDP比重的相互升降。其中，第一产业由1978年占GDP的28.10%降到1996年的20.24%；第二产业由1978年占GNP的48.16%微升到1996年的49.005；第三产业由1978年的23.74%上升到1996年的30.76%。第一产业缩小的份额几乎全部被第三产业部门规模扩张所吸纳，第二产业则显示出整个期间内的相对稳定性。
2.具体分析国民收入分配变化的不同时段，则可显示有其明显的制度变迁特征。例如，1987—1984年间，由于农村改革的先期实行，第一产业的年增加值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年增加值的36.45%， 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超过三分之一。在此期间，农民得益颇多，对于居民部门收入的增长也有较大的贡献。而到了1984年以后，第二产业的高速发展则阻止了1978—1984年间发展的相对滞后。第二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也在34.45%的低点上，重新反弹，在1985—1986 年间达到50.58%的高点， 也就是说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一半由第二产业所贡献。1989年开始的市场疲软及治理整顿的宏观调控也在各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面得到体现。在1989—1990年度，第二、三产业合计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还不到5.2%， 创下整个考察期间的最低贡献率。
3.对国民收入的产业分配（分布）格局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第二产业的周期波动吻合于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或者说第二产业的周期波动引致了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 第二产业贡献率创新高的两年即1985—1986年和1992—1993年，这两年度的第二产业贡献率分别达到50.58%和59.14 %， 正是中国两轮经济高速增长的起始年， 即1985 —1988年，1992—1996年。而国民经济的萧条期（1989—1991）的开始又是发端于第二产业贡献率的大幅下降。第二产业贡献率从1987—1988年度的45.03%降到紧接两年的34.87%和26.81%。
三、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未来变化的分析
在中国这样经济发展迅猛、制度快速变革的转型社会中，想准确把握较长时期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经济、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的相应调整。但是针对未来几年的情形，大胆地作一番分析还是可能的。
尽管政府收入份额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并没有趋稳的态势，但我们观察到，在国民收入增量中，政府所得份额已有所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相信随着人们对政府职能的重新认识（诸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传统由国有企业来承担的事情，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相信会由政府来承担这部分职能），以及政府间接调控机制的初步构建，政府收入会稳步提高。
就居民部门而言，其收入不论是绝对额，还是相对值，在近十年都有了巨大的增加，居民部门收入份额的增加既有利也有弊。利在于它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弊在于它的过快增长，相应抑制了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正常增加，使这二部门的一些职能（诸如宏观调控、自主投资）等无法正常发挥出来。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我们相信随着个人收入调节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居民个收入来源的规范化和正当化，居民部门收入总量稳步增加，但增速会趋缓，相应地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则会有微幅下降。
谈及企业部门未来几年的收入变化情况，则分歧较多。有人认为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改革将导致大量的企业破产或兼并，加之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低下，企业部门的收入状况将会恶性化。有人则认为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运营的微观基础不断强化，改革中出现的企业收入向个人流失的状况将得到有效阻制，企业部门的收入份额有趋升的潜力。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我们认为企业部门的收入状况仍将在现有水平随机波动。至于国民收入的产业分配（分布）格局，考虑到我国今后未来产业发展的脉络，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三产业贡献率仍将会提高，第一产业贡献率将会在低位徘徊，第二产业贡献率将在现有水平上微幅下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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