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之二论文,中苏论文,走向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K51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6-0051-17
1960年7月赫鲁晓夫做出全部撤回在华苏联专家的决定，中苏关系一度呈现分裂的趋向之后，面对中国周边环境恶化，尤其是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毛泽东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同赫鲁晓夫的斗争，确立了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论争，对苏让步的指导思想。刘少奇等负责具体事务的中国领导人随之将落实中共中央对苏“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24字方针的重点放到了后发制人、留有余地上面。中共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实现与苏共团结的方针，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以是年末举行的莫斯科81国兄弟党会议为转折点，中苏关系逐渐显露的缓和迹象上升为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一种主色调。中共的宣传基调开始向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趋同，两党观点接近、认识统一之势，奠定了双方关系缓和的基础。只是，此时中共对苏政策的调整，实际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于国内形势而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大的容忍”，所谓“革命的妥协”和“调和”，不过是“一种过渡”，[1] (P34，35)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没有就此化解。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它仅表明了中苏关系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事实上，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形成的国际共运苏联和中国两个权威的结果，已与国际共运单一权威的传统机制发生深刻冲突。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①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会上发生的两件事情极大地触动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一是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支持过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被拒绝与会并遭到指名批评；二是中共认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新的苏共纲领获得通过。由此，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劳动党入手，开始准备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友好、缓和的局面就此结束。进入1962年后，中苏两国关系中大事不断，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每一件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矛盾的性质、两国关系的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两国继续务实地寻求具体的共同利益，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但是，促使中共迈出破裂与苏共关系步伐的关键，还不是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而是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估计的变化，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以及中国党在世界左派队伍壮大的新形势下，启动了对做国际共运领袖目标的追求。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敌我性质、半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已成为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
本文着重考察了1961年后期至1964年这一阶段中苏关系发展的脉络，探究了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由让步、缓和重新转入以斗争为主的过程，以及导致这种变化发生的国内、国际因素。
中苏两党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暗中斗争
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同处巴尔干半岛，在历史、民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是在南共的一手扶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发生冲突，铁托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恩维尔·霍查及时转变立场，积极追随斯大林，加入了对铁托的讨伐。② 此后，苏阿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阿尔巴尼亚是成员国之一。苏联在阿的发罗那建立的海军基地，成为华约组织在地中海上的最重要的据点。③ 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苏联调整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一贯敌视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开始严重不满赫鲁晓夫与铁托进行政治调情。[2] (P106)1961年2月，阿劳党四大召开，阿领导人在苏共代表团与会的情况下，指责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和独裁分子。赫鲁晓夫则于3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指责阿方对发罗那海军基地苏军的态度不好。苏阿关系急转直下，斗争日益尖锐，赫鲁晓夫相继做出了停止对阿无偿经济援助和撤出发罗那基地苏联海军的决定。[3] (P3528-3529)[4] (P244)[5] (P116)同苏联关系恶化的阿尔巴尼亚转而与中共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下迅速团结到了一起。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阿劳动党成为中共最坚定的支持者。中阿关系趋向密切。
此时，巩固与苏联的团结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共不能为过度维护阿劳党而牺牲刚刚用让步政策换来的中苏关系缓和的新局面。由此，中共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另一方面是“不要中苏关系好了使阿尔巴尼亚感到冷落”，“要照顾到跟阿尔巴尼亚的团结”；另一方面是“也不要去包了，苏联压阿尔巴尼亚，我们就全部把阿尔巴尼亚包过来”。“不要把文章作绝了。但是也不要去批评它不策略”。[1] (P71)对苏阿矛盾始终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苏阿争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共实际上一直在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做劝说工作，竭力调和苏阿矛盾。既劝阿同苏联搞好关系，表示中国不插手对阿军援较好；应后发制人，要针锋相对地斗争，也要留有余地。[4] (P345)[6] (P406)又致函苏共中央，认为苏联从发罗那海军基地撤退舰队“不适当”，“极不利于共同对敌斗争”，希望苏共中央改变这一决定，苏阿关系应通过协商途径得到解决。[7] (P527-528)
与此同时，中苏两党之间的信息交流稳步进行。1961年初，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其中确定由赫鲁晓夫报告新的苏共纲领草案。2月，契尔沃年科大使向刘少奇通报了这次全会的情况。[8] (P491-492)[9] (P307)接着，陈毅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在7月21日参加完日内瓦老挝问题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做短暂停留，与苏共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契尔沃年科则在7月24日，即苏联公布苏共新党纲草案一周之前，将厚达112页的俄文党纲草案连同中文译文一并交给了彭真和杨尚昆。[9] (P307)[4] (P47)[10] (P52)这个新纲领将苏共二十大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纲领路线进一步系统化，并且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新理论。在中共看来，这份文件可以说是苏共“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11] (P562-563)[12] (P84，83)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听说赫鲁晓夫要搞新党纲后，为了拖住他不要在修正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曾通过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向苏共二十大的纲领发起过一轮攻击。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仅没有“挽救”赫鲁晓夫，反而是中共自己先搁置分歧、做出了让步。面对这个将会被拿来指导国际共运的完整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中共中央开始酝酿重开与苏共的意识形态斗争，只不过其切入的形式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维护。
8月，在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会议上，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的刘晓受中央委托发表口头声明，反对苏方拒绝阿代表团出席会议的做法，呼吁改变此项决定，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及指责。[7] (P528)[4] (P244-245)中苏两党关系缓和脆弱的神经初步被触动。不过这属于正常的矛盾冲突，中共对苏的既定方针并没有就此改变。故而，尽管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新的苏共纲领持否定态度，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前却一直没有公开说明自己的认识。
9月9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会见陈毅，提出：中国报刊没有对苏共纲领草案做出评论，这在外交使团里被看作是中共领导人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立场。陈毅当即回驳说：“这是无聊的谎言，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已经全文发表了纲领草案，并出版发行了单独的小册子。”进而解释道：“中共代表团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即将发表贺词，而在会议召开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更好地学习这份严肃而重要的文件。召集记者写几篇关于纲领的文章——这并不是难事儿，瞬间就能够办到，但是，没有经过分析和思考而仓促写出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呢？对于苏共党纲草案我们可能有的只是支持。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目前，中共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农业上，中国领导人几乎长期住在各省里，我们简直是没有时间处理其他重要的事情”。[9] (P313)
陈毅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托辞，其实在8月23日至9月16日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着重研究工业、粮食等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与会者及理论家们，也曾多次讨论过苏共的新纲领。[10] (P62-63，64，66，68)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提出，无疑是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苏共已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12] (P411，424)只不过，这时的中共中央仍然希望回避意识形态争论，在毛泽东的认识中，依然是只要不妨害原则的坚定性，一切策略的灵活性是必要的，一定的妥协是许可的。④
为了既表示原则的坚定性，又维持策略的灵活性，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实际采取了一种迂回战略，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会议期间及其后，只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认识和立场，对苏共纲领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与此同时旗帜鲜明地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苏共对阿进行政治制裁，以对阿劳党的支持，间接表明中共对苏共纲领的态度。而赫鲁晓夫似乎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借攻击阿劳党代表团之名，行批评中共之实。结果一个是“挺阿射苏”，一个是“打阿射华”，手段不尽相同，反映了此时中苏两党的初衷还都是想将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于是，一场暗中斗争开始了。
9月末，邓小平在会见契尔沃年科大使时，为调和苏阿关系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表示：苏阿双方“都不应该把事情做绝，应为调解留下某种余地”。说“中共和苏共之间也有大量争论。好在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没把事情做绝”。但是，契尔沃年科通报的阿尔巴尼亚的一系列步骤已经危害到华约成员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利益的情况，以及苏共破例不邀请阿劳党参加会议的做法，⑤ 已预示了苏阿关系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赴苏前夕，周恩来在会见胡志明等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时谈到：这次我们去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是去祝贺，我们的贺词除致贺外，还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这样强调对敌斗争有好处。[6] (P440)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赫鲁晓夫谈到斯大林时不仅语调猛烈，而且还用了一些粗鲁的形容语，如：“斯大林是个坏蛋”，是个“白痴”、“傻瓜”，“刽子手”等等。周恩来专注、安心地听完这番谈话后并没有反驳，只是说：“我们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对斯大林有很大的意见。这些很大的意见是与他对一系列中国革命问题的评价有关的。在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时，我们并没有把这些错误归咎于他，而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党的错误。我们把所犯的一切错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去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对这些错误负责的问题。”[13] (P93-94)通过这次谈话，中共代表团应该对二十二大可能要对斯大林做进一步否定有了精神准备。
10月17-31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7、18两日，赫鲁晓夫先后做了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报告，阐述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严厉批判斯大林，并点名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4] (P244-245)[11] (P561-563)19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读了毛泽东签署的贺词。他在讲话中指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6] (P440-441)周恩来的讲话赢得全场大多数人的掌声。而主席台上赫鲁晓夫等人没有鼓掌，受到全场注目，赫鲁晓夫为此“面红耳赤，表情沉重”。⑥
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扩大会议，由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对苏共二十二大的方针。[10] (P79)此方针的具体内容目前尚未见有材料详尽披露，但据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采取的迂回、暗中斗争的举措，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灵活、克制、软中带硬的斗争方针。
一方面，在中国国内，由《人民日报》同时摘要报道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全文发表周恩来的致词，既表示中共对苏共报告的重视，又申明中方强调团结的立场；[14] 在莫斯科，21日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献花圈，上面分别题词：“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和“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6] (P441)[13] (P93-94)以此对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斯大林的攻击做出回应。
一方面，周恩来在22日与苏共主席团负责人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人进行长达九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只正面阐述中共对苏阿关系、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苏共党内反党集团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6] (P441)有限地批评苏共对阿劳党的做法，而不直接批评苏共纲领，不就意识形态分歧问题做面对面的争论。周恩来在分别会见胡志明、黎笋、金日成等兄弟党领导人时，也只是批评赫鲁晓夫对阿党的做法，不评述二十二大的报告和新党纲。[15] (P1610-1611)总之，注意避免为此与苏共发生正面冲突。
与此同时，苏共方面也试图缓和中苏两党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一方面表示：苏共二十大后，中共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12] (P85)一方面又保证苏共领导层重视维护苏中友谊和苏中两党的团结。[9] (P316)赫鲁晓夫还利用22日的休会时间，邀请中共代表团吃中饭，两个小时中不谈政治问题，[10] (P79)摆出息事宁人的示好姿态。会议期间，苏方虽然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但在用语上还是注意分寸并留有余地。[5] (P116)
由于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纲领路线毕竟与中共的立场观点差距太大，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后，对中共的指责声不断，于是，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以示表态。[5] (P113)中共采取的这种回应措施，其主旨还是要在回避正面尖锐冲突的同时，表示中共依然坚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由此，23日，周恩来以要回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由向苏方提出提前回国的要求，指定彭真为代理团长。赫鲁晓夫对此虽心中不快，却也只能按照国际惯例去机场为周恩来送行。[5] (P113)[16]
10月24日，周恩来乘专机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到机场迎接，[16] 以此政治色彩浓厚的行为，含蓄地向苏方表明中共领导人的不满情绪和态度。苏达利柯夫临时代办就此事向莫斯科通报说，与此前类似的迎送惯例不同的是，这次苏联大使馆的代表没有被安置在机场的政府休息厅里，而是被礼貌地送到只有中国外交部官员余湛所在的房间中。迎接周恩来的仪式异常隆重。周恩来显然没有料到毛泽东会亲往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看到毛时感到吃惊，毛极其热情地向他问好。在同到机场的苏联官员打招呼后，毛没有说任何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话，只有刘少奇道了几句礼节性的话语。苏达利柯夫评价说：众所周知，毛泽东很少在人民中间露面，几乎没有迎接和欢送过任何人。他能够来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被人们评定为是打算显示对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行为的支持，这给周提前国的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9] (P316)[10] (P81)
不过，周恩来回国后，中共代表团虽然在会上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一般性辩论，但在一些参观活动中，继续避免涉及两党的政策分歧，主要还是讲友好团结。彭真认为向群众讲话应和会议讲话不同，气氛要和缓一些。[9] (P314-315)[5] (P113)
10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日发出的谴责赫鲁晓夫的声明。而赫鲁晓夫随即在27日向大会做的总结发言中提出：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对在大会上公开提出阿苏关系问题表示不安。据我们的理解，他主要的是担心苏阿关系的现状可能影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们对中国朋友们的不安具有同感，珍视他们对巩固团结的关心。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17]
其后，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词中就和平共处、帝国主义性质等问题不点名地与中共进行辩论，驳斥中共领导人的指责，以批评“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顽固的莫洛托夫分子”影射攻击中共。[9] (P314-315)大会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并在通过的《关于弗·伊·列宁墓的决定》中提出：“在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7] (P528-529)[11] (P568)针对这种情况，10月30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还是决定对此默声抗议，不写文章。[10] (P83)彭真也在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指示刘晓说：尽管两党争论很激烈，但两国关系还要保持友好，应多做一些友好工作，不要把形势弄得太紧张，使得没有回旋余地。中苏关系还在变化中，改善关系的因素仍然存在着，因为两国都有此需要。[5] (P114)
尽管这一阶段中共代表团对外采取了克制的斗争策略，但是在国内，还是开始了集中批判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纲领的活动。这种状况，成为了中苏关系重新紧张的起点。
11月9-10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做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具有原则上的性质，在中苏两党的思想斗争中出现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永远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并将把这种立场坚持到底，哪怕这需要5年，10年甚至更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会听命于苏联，它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成社会主义。”[6] (P442)[9] (P316-317)翌日，毛泽东则在关于中国在国外得到拥护的通讯报道上批语说：“修正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孤立中国，究竟被孤立的是谁呢？修正主义者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而我们(所谓教条主义者)却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18] (P600)
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在中国中下层干部中传达之后，阿尔巴尼亚问题、苏共纲领问题等情况迅速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传播开来，渲染起了广泛的反苏情绪，人们对二十二大引起的许多重大问题议论纷纷，群情激愤。[19] (P10-14)而此期由于《人民日报》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霍查反击苏共的报告等材料，苏共中央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特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对此提出指责。[20] (P205)中苏关系缓和的形势面临瓦解的危机，这是中共领导人此时还不想发生的局面。由此，中共中央、外交部相继发出一系列指示、通知，竭力控制事态的发展。
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阿关系问题的指示，要求对于霍查的报告，“目前，我们暂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处理兄弟国家、兄弟党可能进行的责难和挑衅方面，应掌握五项原则，对苏阿关系问题，要维护阿党的正确立场和观点，要明确是非，不要含糊其辞。在谈话中要紧握团结的旗帜，区别对象，注意策略，有理有节，适可而止。应限于口谈不要见之文字，更不要走到街上，形成群众式争论。等等。[21] (P66-68)11月25日中央又批转东北局的有关通知，指出：要使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问题，继续高举中苏团结的旗帜，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强调要避免发生一切可能被人利用来破坏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事情。此通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在各种公共场所特别是沿国境线地区、国际列车、国境车站和港口附近，应控制和避免议论这类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各级干部和各方人士有关二十二大的反映，一律集中到各级党委宣传部以绝密电报向上级宣传部上报。各地报刊不要针对二十二大有关问题发表影射性言论。对外国专家和留学生的议论可多听少说，表示意见时，应以周恩来在二十二大的致词、吴玉章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中的有关提法为依据。等等。[22] (P10-14)次日，外交部也发出有关苏共二十二大问题在对外接触中应注意的事项，规定各驻外机构和外事机构在对外接触中严格按照周恩来致词的口径答复兄弟党提出的问题，如有人挑起争论，应坚决站稳立场予以回击，但也不必纠缠。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探询，要以中苏两党团结牢不可破示之等等。[23] (P42)
12月，苏联宣布同阿尔巴尼亚断交后，中国于继续对阿提供政治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4] (P337，343，345)的同时，再发通知，重申11月26日外交部通知中的有关精神，并强调要求中央、国务院、地方各机构组织，在对外接触中不要主动谈论苏阿关系问题。[22] (P1)
进入1962年后，2月22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报刊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4] (P246)3月1日，契尔沃年科又与邓小平会见，转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提出了改善苏阿关系及苏中两党团结、搁置争论等问题。邓小平阅信后建议说：在改善与阿尔巴尼亚关系这类问题上大党应该采取主动。对于大党和大国来说，不存在威信问题。认为苏共中央提出苏中团结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两党应该努力利用现有的可能克服双方关系中存在的困难，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两党在多数问题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可以加强团结。说：“你们的信号召团结——这很好”。“对于我们而言，”“很清楚，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农业。”契尔沃年科则表示相信，苏中两党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无论多大，也不能阻碍苏共和中共的团结，只要有了紧密团结的愿望，我们就能回到真诚信任和友好的形势之中去。其后，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解决苏共中央2月来信中提出的问题，统一思想。这一意见因苏共中央要求国际会议召开的先决条件是阿领导人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告搁置。⑦
总之，随着中共越来越深地介入苏阿冲突之中，中苏关系重新出现恶化的迹象，但是中国这时的主要注意力仍然还放在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上，两党都表示了珍惜关系缓和局面的意图。中苏双方暂时搁置或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维持关系稳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不过，1962年春夏之交，在中苏边界西段，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发生的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及冲击伊犁州党政机关的“伊塔事件”。⑧ 这次事件的发生虽然与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冲突加深加剧有关，迄今为止却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苏共决策层直接策划了这次事件。但不管怎样，其结果是严重干扰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在正常道路上徘徊的日程，影响到中共决策层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而此期中共党内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时出现的一种否定毛泽东设计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倾向，则进一步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迈出了与苏联决裂的步子。
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调整对苏方针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3年多的失误造成的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毛泽东在考虑对苏政策时不得不以眼前利益为重，先扭转经济困难之势，再解决与赫鲁晓夫的原则性分歧。由此，中共中央不仅在莫斯科会议上对苏做出重大让步，而且在苏共新纲领出台后，继续采取容忍态度，搁置争执，谋求稳定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这种妥协其实已大大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使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压抑之中。即如他在苏共二十二大后所谈到的：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不过，在毛泽东看来，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办的好事是基本的，只是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24] (P1016)这种认识实际预示了毛泽东进行经济调整、总结经验教训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24] (P1077)这是毛泽东承认错误的心理底线，如果触动或越过，必将引起他的干预。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将调整工作深入下去，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中，用“一个大的马鞍形”来批评“大跃进”，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5年、10年后“再来总结经验”，“做出结论”；[24] (P1046)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并重提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列举过的湖南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25] (P421，337)[24] (P1024，1023)
此时中共党内出现的这一类认识，显然已经含有了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思。这不啻于是响应了赫鲁晓夫对中共国内政策的批评。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跃进”运动的目的是要显示中国的建设速度快于苏联、发展道路优于苏联；人民公社制度则是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这两项发明创造是不容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否则就触动了他实行政治、经济调整的大前提，超过了他总结经验教训的心理底线。毛泽东开始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看作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形成了“党内出现新的右倾思想”的概念，[24] (P1103)[26] (P22)警觉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毕竟中国不可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只有马列主义。⑨ 由此，他在会上提出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意见。⑩ 这种情况，事实上也促使他开始改变对外政策调整中的缓和思路，考虑中止对苏让步方针。
关于对外政策问题，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25] (P418)王稼祥则于2月以党内通信的方式致函周恩来等人，其后又起草报告、文章，详细阐述了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些文件中，王稼祥一方面继续1960年末与苏妥协期间中共领导人关于时代、战争等问题的反思，强调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指出，中国不赞成片面强调世界战争已经注定可以避免，但也不认为世界战争注定地不可避免，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中国不认为武装斗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过程中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中国赞成运用裁军的口号。等等。[27] (P560-561)[28] (P446-460)一方面就对外斗争中的策略问题提出建议，主张在国际斗争中，中国“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在支持别国反帝斗争和民族独立、民族革命运动方面，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对外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对中印边境问题，要设法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民族的敌人；等等。提出避免中美战争、改善中国国际处境的根本一环在于避免中苏破裂。为此，设想同苏共发展对等的统一战线的关系，有斗争、有团结，维护中苏同盟；在中苏关系上应当纠正“左”的错误，那种断言紧张比缓和好，紧张能够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只会加剧中苏分歧和矛盾等等。[27] (P563-564，556-557)[28] (P444-445)
这时在毛泽东看来，王稼祥的反思性认识，是在苏共进一步向修正主义下滑之后，继续向赫鲁晓夫的观点靠拢；其关于中国在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上有“左”的错误的检讨，无疑越过了毛泽东的对苏政策的认识限度。毕竟对于毛来说，以妥协让步改善和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以策略的灵活性为先的应对方针，它并不是纠正“左”的错误的结果，当然也更非对马列主义原则的放弃。
7月初，在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和世界和平大会召开之前，王稼祥根据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确定的一系列缓和方针，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与会方案并主持起草了讲稿。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完全同意了这种方案。[26] (P21)其后，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个“一不反对美帝，二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29] (P83)的大会，具体实践了1960年末刘少奇与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王力同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进行交谈，就对裁军等问题的认识达成妥协，然后召开兄弟党会议进行协商，最后由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公开会议上发表讲话。[26] (P22)王力在未向国内请示的情况下，同意了会议起草的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王稼祥与中央书记处的方案其实不过是在维持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对外政策中的缓和基调，可是毛泽东却转而批评说，这样做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30] (P490)
此后，在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阶级、国际国内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6] (P492)中共中央实际根据毛泽东的思路，提出了对整个国际形势的新看法，认为帝国主义每况愈下，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一天天更加反动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更加原形毕露，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马列主义左派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天天增加，毛泽东思想一天一天成为革命人民的旗帜。这更明确看到代表帝国主义的是美国，代表修正主义的是赫鲁晓夫，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是毛泽东。整个形势还是东风压倒西风。[29] (P46)毛泽东则根据其对国内形势的新的认识，把中央一些同志春天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把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等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进行甄别平反的意见批判为“翻案风”，[6] (P492)指责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这不是压我？进而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目的即在于防止修正主义。[24] (P1077，1145)[6] (P492)王稼祥关于对外工作的主张，也随之被会议批评为是“三和一少”的错误。(11)
应该说，彭德怀于此时提出平反的要求，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警惕苏共势力向中共党内渗透的敏感神经。毛泽东早就把彭德怀看作是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者，(12) 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拾1959年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即“通苏联”的责难，[31] (P232-233)说彭德怀和高岗“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他1959年的信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急急忙忙写，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党进攻。[24] (P1091)这种旧调重弹的结果不啻于是火上浇油，加深了毛泽东关于“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32] (P199)相互勾结的认识，促使他将所谓“黑暗风”同“翻案风”和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紧密联系到了一起，把党内对于政策失误的反省当作了当年庐山会议上所谓的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内外呼应”，“阴谋推翻”毛的领导，试图让莫斯科控制中国那一幕的重演。[33] (P390-392，523，600)
这种思维逻辑直接影响到毛泽东对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的检讨，使他做出了调整对苏方针的决定，将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的思路恢复为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的基调。按照这种调子，王稼祥和王力重新考虑中国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做法，起草了参加8月初在东京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方案，即对苏联及修正主义国家和党的代表要针锋相对。随后，中国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在会上同苏联等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论争。[26] (P23)这一行为被毛泽东评价为是“7月犯错误，8月改。”[30] (P490-491)
在8月26日至9月2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9月24-27日举行的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诉遭到了声势很大的批判，被上纲上线为是配合“三尼”(肯尼迪、尼基塔·赫鲁晓夫、尼赫鲁)反华，利用中国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新的进攻，是“里通外国”，“国际反动别动队”，是敌对分子搞篡党夺权的阴谋。[24] (P1093，1094)会议继续批判“三和一少”的思想，明确将它与“黑暗风”联系到一起，认为之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是只打小算盘，不打大算盘；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32] (P188-189)其间，经毛泽东批准，部分与会成员还以中央外事小组的名义，开会批评王稼祥提出的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的妥协方案，以及由他主持起草的、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信函、报告等一系列文件。[26] (P24)
9月2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着重讲了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24] (P1100，1145)全会公报特别发表了毛泽东那段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著名论述，并强调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运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13) 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至此也发展成为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26] (P24)[24] (P1110)
这样，从1961年5-6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在一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总结教训，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基本遏止住了工农业不断滑坡的势头。但是，中共中央在总结政策失误的过程中触动了毛泽东同意进行调整的前提，突破了他承受失误的心理底线。由此，经过北戴河会议，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止，国内政治风向再次发生逆转，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中断了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进程。随着毛泽东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所谓的“三风”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其1960年以来形成的务实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开始转变。国内政治的变化最终不可避免地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34] (P593-594)
中共中央这时开始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强调这条总路线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要求“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继续贯彻实行这条总路线”。[35] 这就将视野投向了外交上的路线斗争，其实也就是重新突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即党际关系的层面，改变了中国1956年时所倡导并强调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36] 的外交基调。中苏两党新一轮意识形态论战呼之欲出，关系破裂的前景已轮廓初显。
不久，中苏两国即率先在外交上展开了新的斗争，其从客观上加快了中共对苏方针向斗争层面转化的速度。
中苏外交上的新一轮较量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足一个月，国际上同时发生两件大事：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中苏两党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由配合到斗争，重新开始进行较量。
在加勒比海危机过程中的斗争
1961年4月猪湾事件之后，苏联开始加强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其后，考虑到对付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干涉活动，保护古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以及应对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西德、英国设置导弹，以军事基地包围苏联的态势，赫鲁晓夫征得古巴革命统一组织领袖、总理卡斯特罗的同意，于1962年6月开始，不断将有核弹头的中程和近程导弹秘密运往古巴，由苏军设置并操纵。美国政府获悉此情况后，于10月22日下令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苏美关系一度紧张至极，加勒比海笼罩在核战争的危险之中。这时，对于中国来说，古巴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帝的前哨阵地，赫鲁晓夫用导弹武器帮助古巴加强防御能力，无疑有利于世界反帝斗争和古巴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10月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在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同时，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政府的立场。[7] (P533)
但是，徘徊在核战争边缘的苏美两国很快就不敢、也不愿意再将这场危险的赌博继续下去，双方开始以积极的态度谋求缓和。10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提出了处理危机的条件：苏联撤走其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设施，美国则撤走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设施。毕竟在赫鲁晓夫看来，土耳其同苏联毗邻，苏土两国的哨兵互相可以望到。美国有权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向苏联提出撤除进攻性武器的要求，苏联同样也拥有这种理由和权利。[37] 同日，罗伯特·肯尼迪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传达了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所提要求的答复：作为交换，美国政府除撤销海上、空中的封锁外，还保证不入侵古巴；同意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但这项决定不能公开宣布。因为，在土部署导弹是北约的专门决定，现在由美国总统单方面宣布撤除，将破坏北约的整体结构，影响到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并将严重分裂北约。赫鲁晓夫与肯尼迪随即就此达成协议。28日，赫鲁晓夫下令停止古巴基地上的工程，把导弹装箱和运回苏联，并答应由联合国代表“核查拆除情况”；美国则在4-5个月内撤走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14) 加勒比海的风暴以此平息下来。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他不仅取得了华盛顿不侵犯古巴的承诺，而且还拔掉了土耳其美军导弹基地这枚钉子，破坏了美国对苏的军事包围态势。因此，加勒比海危机“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胜利”，也是他的“一次个人胜利”。他“把世界引向原子战争的边缘而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不发一枪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没有给美帝国主义吓倒，而是完成了一件革命的壮举”。[38] (P709)
但是，由于苏美对有关土耳其的协定严加保密，中国并不知道有这场交易。在中共中央看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就是“在肯尼迪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拿导弹、核武器作赌注，做投机生意”，一旦肯尼迪用核战争进行威胁，“他们就仓皇失措，步步退让，完全陷入被动”。因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古巴事件中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39] (P3-4)
赫鲁晓夫退却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国的宣传机器立即投入全速运转，《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通信；[37] 大报小报纷纷展开关于加勒比海形势的讨论，有的重要文章甚至把古巴形势比作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隐喻苏联用牺牲古巴主权的办法，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40] 谴责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城市贴满支持古巴的标语；卡斯特罗关于古巴和苏联领导人关系破裂的电视演说小册子，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畅销读物；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中国领导人纷纷出面在各种集会上发表讲话；陈毅在出席11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45周年纪念大会时，用“良师的口吻”当面指责苏方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示威活动自11月3日到6日从无间断，其参与人数达到500万人。以至于在京苏联外交官向国内通报说：中国舆论宣传的注意力全部投入到关于古巴问题的争论中了。(15)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转而批判说：苏联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其“真实目的，不是援助古巴人民，而是用侵犯古巴主权的办法来控制古巴革命；不是援助古巴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而是企图把古巴作为他们同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棋子”。“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对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革命是极为不利的”。[39] (P4)赫鲁晓夫则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借反对教条主义、斥责阿尔巴尼亚为名，指责中国围绕古巴危机的所作所为是想挑拨苏联同美国冲突，而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冲突意味着引起世界热核战争。[41] 他后来还曾评论说，中国人一直在公开地大吵大嚷，并且在卡斯特罗耳边嘀咕：“记住，你不能相信帝国主义者会恪守他们所作的诺言！”换句话说，中国人利用这个事件在古巴人面前向我们脸上抹灰。[38] (P708)
古巴导弹危机可以说是冷战年代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核战争的前景有从纯理论问题转变成现实的危险，其可能产生的灾难性结果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惊恐不已，这不啻于是一针清醒剂，使得他们对核讹诈手段的运用转而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而双方在危机处理中达成的妥协，也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创造出了某种信任的因素，使他们看到了在核不扩散、停止核试验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前景。这一动向，恰恰又触动了中国维护主权的敏感神经。
此前，苏联政府于8月25日递交中国政府一份备忘录，说美国向苏联建议签订一项防止核扩散协定，其中规定：核大国不把核武器及其所需要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无核国家则不生产也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苏联政府对这一建议“给了肯定的回答”。[7] (P531-532)此时的中国正在加紧制造原子弹，其研制工作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42] (P38)故而中国政府于9月3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这一建议，它“是个大阴谋”，旨在“束缚中国的手脚”和“挑拨中苏关系”。[7] (P532)随后，二机部(核工业部)便在9月11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呈送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目标。[43] (P748)中国政府在10月20日答复苏联的备忘录中声明：“如果帝国主义没有真正全面禁止核武器，中国绝对不会承担不生产核武器的国际义务”，如果苏联代替中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的话，“中国政府将保留自己对此发表相应声明的权利”。[7] (P532)
加勒比海危机过去后，中国加快了核试验的步伐，10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呈送的二机部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设想，同时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1月3日，毛泽东对此做出批示：“很好，照办。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7日，中央专委会即正式成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开始进入突飞猛进时期。[44] (P432-433)[6] (P512-513)中国的“独特立场”无疑使赫鲁晓夫在继续与肯尼迪就禁止核武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达成协议的进程中，陷入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在苏联方面看来，苏联一国拥有核武器就能“可靠地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中苏关于核扩散问题分歧的实质即在于，社会主义各国在反帝斗争中“是单干”，“还是共同行动”。[7] (P532-533)中国方面则认为是“美赫勾结，限制我们搞原子科学”。[29] (P83)在美国没有做到禁止核武器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应加强拥有核武器的优势。你们有原子弹，好，我们再有一点不是更好吗？有了优势，才能制止核战争。[45] (P94-95)
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斗争
当加勒比海涛澜汹涌之时，喜马拉雅山麓也是风云开阖，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持。
事实上，自1959年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边界冲突以来，苏联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中却一直在援助尼赫鲁政府。从1960年10月到1962年5月，苏联向印度交付及印度向苏联订购飞机94架，喷气引擎6台。其中安-12运输机32架、米格直升机26架、米格-21战斗机12架、伊尔-14运输机24架。[45] (P89)1962年夏，当中印边境局势再度趋向紧张之时，苏联不仅向印度提供大型运输机，而且还在尼赫鲁已公开说明向苏联购买战斗机的用途是对付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情况下，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于8月接待访苏的印度专家代表团，向印度出售米格-21战斗机。[46] [47] (P243)为此，周恩来曾特向契尔沃年科大使提出：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士兵看到了苏联飞机，印象很不好。契尔沃年科只能尴尬地解释说：没多少，几架而已，你们打得过。给印度几架飞机，增加不了他们多少力量。[45] (P91)10月20日中国军队开始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还击印度军队。[6] (P504)边界冲突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后，苏联继续给印度交付飞机，以及供山地作战的被服、帐篷等等，并帮助印度设厂制造飞机、坦克。中国军人在中印边境地区打下三架飞机，其中有一架就是苏联直升机。[45] (P89)[29] (P83)
在苏美关系因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一事陷入紧张之后，赫鲁晓夫试图以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对苏联的支持。10月14日，他在为刘晓大使饯行的宴会上表示：在中印边界争端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苏联将同中国站在一起。[4] (P249)此后，苏联一度实践了这一承诺，10月25日，《真理报》以《为了各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的和平》为题发表社论，明确放弃以往的立场，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并且指称：“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48]
但是，加勒比海危机在苏美达成的妥协中很快消弭，苏联也随之改变了调门。《真理报》11月5日发表题为《谈判是解决冲突的途径》的社论，主张停火，但却未像10月25日的社论那样，敦促印度接受中国的条件作为开始谈判解决问题的基础；也没有再重复麦克马洪线是无效的那种断言。西方外交观察家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评论说：“人们认为苏联现在在印度问题上保持中立”，“《真理报》暗示结束对中国立场的支持”。[49] [50] (P13)事隔一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即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苏联对中印问题的态度，说明修正主义干了什么坏事”。他支持中国“是表面现象，是在古巴形势需要的情况下的支持”。“31日古巴问题上投降，反过来就不讲麦克马洪线，不讲支持我三点建议，本质的东西又出来了”，“出卖背叛我们，支持尼赫鲁”。康生也在这次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批判赫鲁晓夫“是实用主义者”，“可以瞬息万变，他的话不要相信”，11月5日真理报社论就已经变了。(16) 中共中央则认为，通过在外交、宣传上揭露印度的斗争，“进一步暴露了尼赫鲁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使现代修正主义者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51] (P59)
此时中国就苏联与美妥协之事大做文章，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实际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浪潮的做法，无疑惹恼了赫鲁晓夫，使他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在苏联内部摆明了同情印度、指责中国的立场。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报告时提出：中国声明单方面停火、撤回军队的“步骤是明智的”，但是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把自己的军队撤退到这一冲突发生的那条线上了。不从这些军队当初所在的阵地前进，岂不更好”？“没有什么边界性质的争端不可以在双方都有愿望的情况下不使用武器加以解决”。“只有理智才能制止流血，国家领导人应该有这种理智”。[41]
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中外交上配合与斗争的变化情况，反映了中苏两党对外战略和外交方针的不同，即如章汉夫指出的：“整个外交方针是对立的，外交上对苏工作怎能不充满斗争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时对苏联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中苏两国两年来战略方针上的矛盾、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定性为“是敌我性质”，是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根本路线的不同，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只是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两个国家关系的性质变了”，苏联现在在领土、独立、主权问题上颠覆中国。苏联已是“坏兄弟、修大哥”，中苏关系已成为一种“统战关系”。赫鲁晓夫也不再是“半修正主义者”，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他已被说成是“叛徒”、“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敌对人民的”。只是因为他“是苏联的国家首领”，所以要注意“投鼠忌器”，对他“带点统战性质”，在宣传上先“不提赫的名字”。[52] (P83，106，107)[29] (P92)[53] (P212)[54] (P26)据此，中共的对苏方针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虽然表面上仍然说是1960年确定的二十四字方针，即坚持原则、团结、斗争，后发制人、反对分裂、留有余地，但是强调的侧重面已很不相同，更加突出斗争的一面，要求采取“攻势”，强调“临阵要斗”，要“敢于斗”，中苏斗争应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而不是“防御、消极、被动”的。[45] (P110，112，111)在处于僵持状态的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中共要用革命的、马列主义的两手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两手政策，并且要不怕走向边缘。[54] (P22，24)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继续左转，中国领导人指出：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讲“从现在起，五十年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社会主义彻底变化和胜利的伟大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是历史上比任何过去都不能比拟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进行同过去不同的斗争。有些同志对当代形势认识不足，主张“三和一少”，这同没有很好了解主席的这一讲话有关。[29] (P46-47)认为：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揭露出来了，阶级斗争更加激烈”，“逐渐走向摊牌，走向根本解决矛盾的道路”。“这些矛盾的解决，只能靠革命的办法”，“用妥协的办法是不能解决”的。由此转而提出要“三斗一多”，只是还仍然强调“要留有余地”。(17)
事实上，中苏两党此时外交战略方针的分歧和斗争形势，与1958年和1959年中苏之间外交上的尖锐矛盾和斗争相比较，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中苏两国在领土、独立、主权等国家利益上的冲突，除伊塔事件的影响较大外，中印边界问题等斗争的形式和程度，与那时相比，也无太大的差别，但是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定性却有了质的变化。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前述中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促使中国外交政策向左的方向转化外，还有一个重要现象，这就是国际共运中左派队伍的出现。中国党的观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多的呼应者，国际共运中新的左派势力的形成，使得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由此，中共中央最终完全改变了对苏方针的基调，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已成定局。
国际左派队伍形成与中苏大论战的开始
实际上，195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与斗争的发展，国际共运中赞同中共认识的左派也逐渐形成，只是还处于形单影只的状态。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当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时，只有阿尔巴尼亚、印尼和日本的党不赞成这种做法。到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时，发展为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印尼、日本、缅甸、马来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十个国家的党支持中共，反对修正主义。而苏共二十二大后，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有的党中“革命派”通过斗争将“修正主义派”领袖逐出领导机构；有的党因右派将左派开除而分裂成为两个党；有的党左派和右派共存；有的非党组织左，进而成为新的共产党；有的党则是领导层右，基层党员左。总之，左派党的成员已不只11个，除了亚洲的左派党之外，拉丁美洲左派队伍正在很快发展，西欧和北美等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左派人物和组织。一支左派队伍出现了。这成为国际共运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18) 尤其是不仅亚洲左派党的旗帜更加鲜明，而且历来变化很小的欧洲党，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意共左派和法共左派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响应一两年前中共《列宁主义万岁》之文，形成“三呼万岁”的局面，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另外，左派队伍在反修斗争中由于缺乏理论武器，许多党来向中共索要刊物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文章。[54] (P20)[29] (P56，65)
左派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以及向中共取经的情况，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看来，这种形势的出现，是与毛泽东领导中共进行的反修斗争分不开的。中共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了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高举革命旗帜，反对和平主义；高举团结旗帜，反对分裂主义；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反对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这种斗争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党左派的发展。由此，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愈来愈高，“要革命的就要到北京来”。“毛泽东思想日益成为一切马列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和团结的中心”，成为“国际运动中广大人民的旗帜”。[29] (P65，88)[53] (P201)[54] (P21)
1962年9月，美国《现代史料》刊物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九六二年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文中指出：“北京已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代替者。”毛泽东思想“作用很大，影响很大，不能忽视。毛泽东主义已达到一定成熟程度。共产党集团升起了一个强大的具有吸引力的新的领导中心”。这样的估计实际呼应了中共党内的有关认识，同时也引起了中共理论家的强烈共鸣。周恩来9月26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即提到：“现阶段斗争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55] (P38)康生则在是年末批评中共党内“对主席领导思想，发生某种动摇”，“对主席著作估计不够”的情况，指称“这是十分危险的”，“应当引起很大注意”。[29] (P90)
在国际共运这种新形势、新动态的影响下，到1962年末时，中国党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意识大大膨胀，开始集中并明确地提出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谁是真正的领袖的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争当领袖，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自居。但真正的领袖不是几个人吹起来的，真正的领袖是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将新的问题提高到新的阶段，为世界人民信服，并为事实证明是胜利的学说。列宁并没有当领袖，但实际上成了国际共运领袖。列宁之后，斯大林应运而生。现在，责任落在了我们身上，“落在我们的毛主席身上”。“今天真正能发展马列主义的是我们毛主席。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说明了这个问题。修正主义自封领袖篡夺领袖是不行的，没有人能赶上毛主席”。“世界革命领导的中心转移到我国”，“马列主义的旗帜，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就丢开了，从莫斯科宣言开始，是我们把马列主义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来了”。以此，全世界革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而且还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53] (P204，203，212，195)
基于这种认识，中国领导人首次在1962年11月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并且确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那就是集中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要求在这两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始终掌握领导权”。“要认真接受莫斯科裁军大会的教训，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降低马列主义的原则，迎合修正主义，以至脱离左派，加强右派，增加中间派的动摇”。[54] (P24)
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目标明确后，中国领导人着手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以求在“三分天下”，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各占一部分”的世界大势[54] (P19，18)中，把毛泽东推向世界革命领袖的位置。
其一，开始以积极、主动、进攻性姿态展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此时，中国领导人已把对赫鲁晓夫是“应该斗争”，还是要“三和一少”与之“讲和”的问题，提高到了是“要不要马列主义”、“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无产阶级的党的问题”的高度，提出：“不斗争只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要马列主义就要斗争。我们历来主张团结，但没有斗争，不可能有团结，放弃马列主义原则，是达不到团结的。”并且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进一步与国内问题紧密联系到一起，所谓“反修正主义不仅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其性质是：“要马克思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赫走。”[29] (P85，94)
其二，“积极支持左派的发展，巩固壮大马列主义队伍”。具体言之就是：一方面，加强和左派党的联系，不要怕人家说中国党“干涉内政”、“分裂他们党”和搞“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亚非拉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亚非拉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保证左派的领导。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扩充左派力量，坚持做好左派工作，“这是保卫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核心部分，是我们的真正希望所在”，“这个工作的好坏是关系世界命运的重大问题”。[54] (P24-25，28)[53] (P201)
其三，就是要克服左派运动中没有理论、纲领的缺陷。世界革命要求中共有马列主义纲领，在国际舞台上打出鲜明的旗帜。对于中共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理论已为时7年，但是，有哪一个国家实践了这一理论呢？目前的国际局势，既不是世界大战的前夜，也不是修正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只能说是“冷战”和“热战”、斗争和谈判互相交织的“僵持共处”的局面。因此，修正主义的政策已经破产了。中共领导人这时认为苏共的新党纲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指出，这个纲领“政治上是反阶级斗争的和平主义”；“经济上是取消思想教育的福利主义”；“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全民国家、全民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苏联要把这个纲领强加给兄弟党，作为国际共同纲领，中共就要反对。而“批判他的纲领，我们工作做得不够”。要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彻底地、系统地批驳修正主义的谬论。[29] (P64，49，80-81)[45] (P110)[54] (P21-22，28)至此，中共中央实际已在酝酿着要拿出自己的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了。总之，就是根据毛泽东此时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决定于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做革命的促进派，利用当前有利形势，掌握主动，抓紧时机，发挥效能，调动全局，以展开新的局面，取得新的胜利”的思想，“以我为中心开展工作”，在国际活动中，“冲破修正主义的圈子，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独立的一套，使北京成为一个国际活动中心，同帝、修唱对台戏”。[54] (P28)
是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11月5-14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11月20-24日)、意大利共产党“十大”(12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12月4-13日)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1963年1月15-21日)相继举行。中共中央联络部分管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保、匈、捷、德四国党的代表大会，分管资本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赵毅敏率团出席意共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库西宁、科兹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分别率苏共代表团参加五党会议。会上又形成了对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以及对中共的直接攻击或影射批判。中共代表团认为，这是在苏共组织并指挥之下，对中国党进行的有计划地的围攻。“是修正主义者发动反华运动的一个新步骤”。(19)
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在任何情况下，一直参加会议到底，不退场，不作抗议表示”的与会方针和“在目前形势下，公开展开争论，是有益无害的”思路，[56] (P35)一方面，针锋相对地回应一些党的攻击和批判，其间由于苏共代表未指名攻击中国，中共代表团也不点苏联的名；[57] (P66)一方面，把这种国际会议作为宣传中共主张、提高中共威信、争取并团结左派力量的重要时机，充分利用来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如在意共“十大”上，除中、苏、南之外，30个与会外国代表团中，不反华的党已达半数；赵毅敏的发言迎来了热烈的掌声。在保、匈、捷三党大会期间，有的党公开发言支持中国，一些左派党代表还不避嫌地与中共代表接触，到中国大使馆聚会，或公开在会议休息室围坐议论。[58] (P72，70-71)[59] (P9)
面对左派队伍得到发展的局面，赫鲁晓夫在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称：“‘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越来越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险显露出来。不看到这一点就是害怕正视事实，回避现实，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我们时代所肩负的全部责任。”[41] 试图以此稳住阵脚，抑制共运各党对苏共的离异趋势。
这时，尽管欧洲五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以及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共“明显的恶毒的攻击”，[60] (P531)[61] (P1)实质上都没有超过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的情势，中共中央却把它看作是“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确提出：“公开争论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它有利于我们更充分地阐明我党的观点和主张，有利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有利于提高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的觉悟”、“揭露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推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61] (P1-2)
不过，由于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实现根本性好转，中国领导人继续认为，国际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主要还是应靠“国内工作的支持，要把国内工作搞好，这是基础”。[29] (P92)由此，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国际斗争的方针应该是：“善于利用僵持状态，争取相对的缓和局势，赢得时间，加速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世界革命力量”；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三者有主有从，必须把反帝斗争放在第一位”，“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服从于反帝斗争”。指出：建立反修统一战线的提法是错误的，要尽量推迟大分裂。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依然是：团结革命派，争取中间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积极支持民族民主运动，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最大限度的孤立美帝国主义，揭露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54] (P25，24，26-27)是年1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对苏留有余地的方针。翌年初，中共中央又要求在对国际共运左派之外的宣传中，“尽可能避免指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实在避免不了时，可以指出其错误，“但是不要给他们戴修正主义的帽子”。总之就是给赫鲁晓夫、苏共留有回旋余地，不直接点名，不希望跟苏共公开破裂。[60] (P530-531)[61] (P3)
但是，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已是斗争而不是缓和，着重强调的是“以斗争求团结”，“只有不怕紧张，才能争取缓和”；[54] (P26，25)具体步骤也是以真正马列主义代表的身份，积极主动地投入国际共运中的路线斗争，扩大左派队伍，实际亮出了与苏共争夺领导权的架势。如此一来，避免与苏共关系破裂、推迟国际共运分裂的设想，其实只能成为一张空头支票，一厢情愿而已。
由于中国领导人把争夺国际斗争领导权的途径确定在了反对美帝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上面，通过反帝斗争进一步揭露修正主义，事实上也就把反帝反修两个目标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所谓的“主从”关系已为相辅相成的关系所取代。这样，中共中央1950年代确立的建立反美统一战线、集中一切国际政治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一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至此，实际上已调整为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
是年末和翌年初，毛泽东写就《七律·冬云》和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吟诵“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字里行间满溢出一股与苏联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中苏两党关系朝着分手的方向无可挽回地延伸下去，大论战的气息已扑面而至了。
为了回应欧洲五党会议提出的挑战，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定稿并确定标题[60] (P514-517)的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正式揭开了国际共运中公开论战的序幕。此后至翌年3月8日，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导下，[32] (P231，245，246-254，260-261)[60] (P525)中国方面又陆续发表了6篇文章，(20) 回答各国党的批评和攻击。这七篇文章虽然没有采取公开点名批评苏共的方式，但其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苏共领导集团。即如3月7、8两日毛泽东、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中共领导人所指出的，文章在阐述我们观点时还是针对苏共的观点。这样做既鼓舞了左派，也争取了中间派，促使许多党独立思考究竟对世界形势怎么估计，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对我们来讲，公开论战好处很大，形式上是防御性的，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60] (P552-554)
面对中共摆出的公开论战的架势，莫斯科也亮出了因应的姿态：于1963年1月7日发表近两万字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中共高傲地以一切共产党的导师、列宁的真正继承者自居，把自己置于列宁的地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处方强加给兄弟党，宣传国际共运中存在坚持错误的多数和坚持真理的少数的论点，分裂共运。强调维护团结和统一是共运的“最高法则”，要承认“国际无产阶级的纪律”，执行集体制订的莫斯科会议决议；“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越来越突出地成为共运中的严重危险。并在2月10日发表的长篇《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中，指名批驳《人民日报》1月27日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社论，同时打出了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和停止公开论战的旗帜。[62] [63]
2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停止论战举行会谈，共同筹备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其后，3月30日，苏共中央又在公开发表的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的问题。不过，既然两次莫斯科会议实际已将苏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纲领确立为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赫鲁晓夫自然也不会真想就一条新的总路线的问题，引起共运中各党的大讨论，给中共提供争夺领导权的机会。因此，苏共中央信中所说的总路线，仍然是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确立的共同路线。即如其在信中指出的，“最近几年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正确性”，因此，“我们深信，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这条路线”。赫鲁晓夫所能接受的，只是在筹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就最近几年来实际生活丰富了这条路线的新的东西交换意见。[4] (P250)[12] (P462-463，476)苏共中央这时提出这一问题，其实只是要将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进一步明确为是“总路线”罢了。由于共同纲领经过了共产党国际会议的讨论，为各国党，包括中共所接受，所以，它转化为总路线，当然也是合理并且合法的，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中国党此时已不能再接受把苏共的纲领确定为是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即如前述，中共中央此时已认定赫鲁晓夫由半修正主义沦落为彻底的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苏共已是修正主义政党，苏联也已是搞资本主义的国家，领导国际共运的责任已落在了中共、毛泽东的身上。于是，当赫鲁晓夫送来这一契机时，中共中央迅速抓住，于6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并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信。[64] 中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与苏共纲领大相径庭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设想，(21) 正式迈出了夺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步伐。应该说，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实在是赫鲁晓夫所始料不及的了。
7月5日至20日，由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与由苏斯洛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会谈。双方就国际共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各自阐释自己的论点，指责对方的立场观点，[65] (P3823-3977)[66] (P3982-4018)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评价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件，对中共进行了指名批判。[64]
至此，中苏两党谁都不愿、也不能再做出实质性让步。对于苏共而言，让步的结果就是让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其只有继续垄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才能巩固由列宁传下来的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而对于中共来说，让步则意味着向修正主义投降，放弃掌握国际斗争和世界革命的领导权。其只有占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言人的位置，才能成为国际共运的旗手。因此，当意识形态的斗争承载了太多政治斗争的内涵时，两党之间也就没有了妥协的余地。
于是，从是年7月中到10月末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莫斯科方面仅在中央一级报刊上发表的批评、攻击中共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七百多篇。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苏联报刊转载的其他兄弟党反对中国党的文章。后来，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停止论战。但是在他说这话后的半个月里，又有38篇反华社论和文章等在苏共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上连续发表；10月底至11月下旬，各种刊物则发表此类社论和文章65篇。[67][68]中国方面围绕苏共中央公开信，从9月6日到12月12日，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紧锣密鼓地连续发表6篇重头评论文章，(22)全面否定苏共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这就是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前六评。其他各类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也是铺天盖地。中苏两党以这种形式，正式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国党在论战中斗志昂扬，已无意、也无法再刹住对苏共口诛笔伐的气势。
1964年1月初，刘少奇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说，现在不能够停止公开论战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许多左派兄弟党正在兴头上，已经尝到公开论战的好处，正积极行动起来批判苏共。我们要像对蒋介石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穷寇要追，不是穷寇莫追。毛泽东则指出，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这样，2月4日至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继续发表3篇长文，(23) 从标题上就鲜明地突出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甚至把赫鲁晓夫称为“假共产主义”。7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应将反修斗争做通盘考虑。针对其他常委关于以后不要再批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党，首恶必批、胁从不问的议论，他明确说：我们的方针原来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现在形势对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更为有利。[60] (P660-662，799-800)中共中央领导人随之在8月指出：目前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已进入新阶段，应该集中力量打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4] (P255)
应该说，在共产主义体系以一党权威为权力基础的政治范式，以及共产国际时代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各国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随着各党、各国作用和影响的变化，新的力量脱颖而出，原有领导者的地位也必然遇到挑战。中苏两党这场以意识形态斗争为表现形式，以捍卫和夺取国际共运领导权为实质内容的论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起来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时对共同纲领、总路线的需要，则是与各党根据各自国情制定斗争策略路线的需要相矛盾的。由于国际共运确立领导中心的运行机制决定了这条总路线要以领导中心的方针政策为核心，其结果势必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以一党的纲领路线涵盖众党的利益、目标和任务。鉴于各国党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不同，所拥有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背景各异，要使各党派一致接受一条以一党理论为基础的共同纲领和总路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场论战的大前提先就错了。中苏两党都没有理由自认为可以代表共运各党的利益和要求，进而争相把自己的纲领路线确定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是以苏共还是以中共为核心，其结果都是要用自己的方针政策约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而要求社会主义各国服从苏联或是中国的利益。
至于论战的具体内容，可以说，导致两党进行口诛笔伐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对时代的认识，其他观点只是这个问题的延伸。而对时代问题分歧的根源，即在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相差至少二三十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当苏联在世界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时，中国还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而帝国主义的对华遏制政策，进一步令中国领导人低估或者不愿意承认二战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出现后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制约等诸种因素对时代的影响，依然坚持列宁几十年前所创立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学说，认为当前时代的特征仍旧是战争与革命。这种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认识基础，决定了中共的对外、对内政策要与苏共的有所不同。当双方把论战的目光聚焦于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时，谁真正具备领导国际共运的资格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两党分手的大局由此而确定。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中苏两党关系在思想和感情上已经破裂，组织关系的中断只是时间问题了。(24)
当中国党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赫鲁晓夫，论战的调门愈益提高、气势日趋激烈时，克里姆林宫内发生变故，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基于对当前利害关系的分析，决定暂停公开论战，派周恩来于11月初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试探与新的苏共领导集团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毕竟在毛泽东看来，停止论战，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可以争取人心，中共现在需要积累资本。[60] (P849-850)其出发点还是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关注。
但是，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庆祝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周恩来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15] (P1785-1786)而在与苏方举行的会谈中，周恩来则劝告苏共新领导人不要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重新搞起。这样，双方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4] (P261)显然，中苏双方的做法其实都是在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矛头也继续明确对准了对方的最高领导人，不管这个人是在位还是已经卸任。这种做法无疑是在两党分裂的创口上洒盐，其结果势必激化旧有的矛盾。
总之，伴随中苏两党走向分裂的步伐而来的是，两国关系的愈益紧张。此时，既然中国领导人已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敌我性质，两党关系破裂后，两国关系发展的趋向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苏联为依托的国家军事防御战略是否还可靠？中共中央内部是否已有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否巩固？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毛泽东的新的思考，中苏关系的历史进程由此出现了新的转折。(25)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81-282页。关于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的过程、双方对外方针表象上相互趋同的变化、在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中，中共调和与苏矛盾，对苏让步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中苏关系短暂的缓和等问题的考察，见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②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③见苏联政府就阿尔巴尼亚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友好行为致阿政府的照会，1961年10月31日。
④见笔者保存的林克日记(手稿)，第150-151页。
⑤见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的会谈备忘录，1961年9月30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74-175；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10页；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9页。不过也有俄方材料称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任何人赞同周的立场，谁也不与周交谈。见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16。
⑦详见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备忘录，1962年3月1日、4月9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17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⑧指1962年4-5月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的60000多边民大规模逃往苏联，以及5月29日边民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中共伊犁区党委、进行打砸抢的事件。对此事件起因的考察，详见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⑨见毛泽东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理事长安井郁谈话记录，1962年1月3日。
⑩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145页。
(11)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91页。所谓“三和一少”，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的发言中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88页)。康生1962年11月8日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则指出：七月莫斯科裁军大会后，“有一种思想，说要同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修正主义讲和，少和民族运动左派接触联系。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3页)。以后，毛泽东曾解释说，“三和一少”是指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154页)。
(12)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记录，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144页。
(13)《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这段话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14)详见Doberynin' s Cable to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27 October 1962,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5,Spring 1995,pp79-80；三个重要材料·《纽约时报》文章——古巴危机：一步一步的回顾，1962年12月10日，长春市档案馆，1/1-15/53，第48页；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李树柏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70-71页；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著：《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徐葵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25-227页。有关的俄国档案文献见沈志华、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5)苏联驻华使馆关于中国领导人对古巴危机立场的报告，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49，卷宗530，第477、434页、435、440页，转引自M.Y.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 the Sino-Soviet Split,October 1962: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p.251-257。
(16)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5、90-91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91页。关于三点建议，指1962年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的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中印两国总理再举行一次会谈的三点建议。详见《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4日。
(17)陈毅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1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189、190、202-204页。“三斗一多”，这时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民族主义要斗，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支持要多。
(18)康生讲话，1962年11月8日，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48、51-56、65页；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0-21页。11个左派成员国的组成有所变化，苏共二十二大后澳大利亚党由左变右，但古巴作为左派党又加入进来。
(19)赵毅敏：《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下旬保、匈、捷、德、意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情况》(2001年4月19日笔者采访赵老时，赵老提供了这一材料)，第1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3页；中央转发中央联络部、外交部关于保、匈党代会情况的通报，1962年12月3日，长春市档案馆，1/1-15/38，第66页。
(20)这些文章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1963年第1期《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196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1963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1963年第3、4期《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美国共产党声明》(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
(21)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页。
(22)此六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题目和发表时间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23)七、八、九评的题目和发表时间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24)到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的邀请，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人民日报》，1966年3月24日)，中苏两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两党彻底分道扬镳。
(25)关于对1964年毛泽东外患内忧思路的变化、对苏安全防御战略的转变等问题的考察，见李丹慧：《1964年：中苏关系与毛泽东外患内忧思路的转变》，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7-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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