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个面向”为指导，推进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伦理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它的研究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他的“三个面向”的思想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个指示不仅对教育改革有意义而且对当代中国的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也有指导作用。
一、面向现代化：伦理学要加大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道德问题研究的力度。
一定的伦理学体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与计划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伦理学必须切实加以改革，面向现代化，加大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问题研究的力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第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遏止道德滑坡，开创道德建设的新局面〔1〕。
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首先必须正确分析当前的道德状况，认识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同时“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2 〕从现存的事实来说，道德滑坡确实存在，在某些地方甚至是严重的〔3〕。
从伦理上分析，道德滑坡基于两个方面，在义利关系方面，见利忘义；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享乐主义抬头。滑坡的实质是极端利己主义作祟。解决道德滑坡的问题，是人民的呼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同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切中时弊的。我们不仅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都搞上去了，才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次，在理论上探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要以两点论为指导，既看到两者相矛盾的一面，也要看到两者相互促进的一面，以积极的态度促进两者相一致的一面，抑制或减少两者矛盾的另一面。
有些学者认为经济与道德“两律背反”，其中含有某些真理的颗粒。但历史将会发问：难道经济与道德仅有相矛盾的一面吗？
经济发展与道德文明有相矛盾的一面。从两者的推动力来看，前者主要诉诸于利己心，后者主要诉诸于利他心。没有自身利益的增值，难以唤起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热情，而人们称颂的道德行为总是和利他、奉献联系在一起的。简言之，现实的人性是复杂的，经济发展与道德文明的矛盾可追溯至人性内部的利己利他的矛盾。
经济发展与道德文明的矛盾还表现在两者在运动过程中某些基本原则的不同。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是通过竞争得以实现的，而竞争中贯彻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强者打败弱者，而道德的基本点往往在于同情弱者，帮助弱者。前者是无情的，严酷的，而后者是有情的，充满人情味的。
经济发展与道德文明也有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面。市场经济促进了新的道德人格的形成，时间和效益观念，竞争和创新观念，信息和知识观念，自由和平等的观念的增强，影响和改变了社会道德风尚。道德本身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经济发展与道德文明矛盾的一面说明了“两手抓”的必要性，而两者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面说明了“两手抓”的可能性。在思维方法上，我们必须否定那种将现实人性中的某一面绝对化的倾向，才能为群众所接受，真正实现“两手抓”。
现实的人性是个复杂的多面体，既有利己心，也有利他心。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将利己与利他尽可能的统一起来。完全由利己心推动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已随着本世纪30年代凯思斯主义的兴起而破产。现代市场经济无论在何种国度，都是在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下进行的。换言之，利己而损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经济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了更有效的遏止。国家干预或曰调控的市场经济，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构成其道德基础。世人所说的“阳光下的利润，”正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不能完全否认人的利己心，而应确认经济行为的利己心在何种情况、何种程度下是不违背道德要求的？在这个问题上善与恶的分界线在哪里？80年代，我们较多地强调了在道德观上不能否定个人利益的追求，而90年代，我们则应强调对个人利益不能无限制追求，它应以不损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为前提。
在现实人性中，我们必须倡导其全面发展，竞争心与同情心，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不可偏废。市场经济中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竞争意识大为增强，在竞争发展的同时，切莫忘记唤起人们的道德同情心。慈善活动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心，有利于社会道德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要“两手抓”需要强调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协调统一。
第二，换脑筋，转变观念，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体系。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或迟或早要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它也必然带来和推动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的变革。那么，这种变革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首先，它必须反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旋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样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并为广大群众所践履。同时，我们也应强调伦理学不是经济学的“婢女”，不仅要为市场经济作伦理辩护，而且更要为认识和提高道德主体的尊严、价值，构筑人格蓝图。
其次，它必须反映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人们的生活日益多样化，处于各个阶层的人们在生活方式、思想道德水平的差异愈发明显。当代中国的道德价值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一个基本原则上，而应该针对不同层次的人们，提出不同的要求，以便有效地发挥道德的调节功能。
为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为基础。这是因为功利主义道德原则与商品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质是要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是利益的驱动。从历史发展看，与商品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功利主义道德原则。市场经济的土壤必然培育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这是其一。其二，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市场经济机制使求利成为社会生活中普遍的倾向。以社会主义的功利主义作为当代中国道德价值体系的基础，与大多数人的心态相吻合，具有最大的可接受性。其三，马克思主义确认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利益有关。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在肯定社会主义功利主义是当代中国道德价值体系的基础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它必须以集体主义为导向，沿着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方向发展。
中国古代先哲孟子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对于这个观点，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批评它否定功利的一面。但联系现实中国的道德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其有价值的一面，即孟子看到了个人和社会各阶层追逐私利而对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所带来的危害。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以中国的稳定和统一为条件，在提出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同时，也就必然要强调集体主义的导向，避免中国人“变为一堆相互排斥的原子”，危及集体的凝聚力和国家的统一，同时有利于克服极端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从历史上看，功利主义与感性主义有着不解之缘。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与人的自然的，感性的倾向相联系，功利主义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同时，也无法否认其属于低层次的道德范畴的事实。集体主义要求人们自觉地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并在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属于高层次的道德范畴。集体主义注重个人的高尚精神境界的追求，注重道德自律，有利于克服功利主义带来的负面效应。
以集体主义原则为导向，又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的道德基础。中国要加速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求社会集中有限的资源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新旧体制的转换是一个复杂和艰巨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权威使社会各方面的因素和活动能够形成合力，完成转换；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要求宏观上能够制定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在全局化解矛盾。例如社会保障，地区和部门利益的差距的过度扩大等问题；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日益呈多元化趋势，外部力量越来越多介入到中国的边缘地区，要求统一确定整体利益，保证国家的一体化。简言之，离开了集体主义的道德精神，宏观调控就缺乏思想基础，它的作用将会大大削弱。
当然，对于传统的集体主义原则既要肯定其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人上的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有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有不足之处，即过分强调个人对集体的义务。在新形势下，建立集体主义导向的过程也包含着在集体与个人的权利、义务双向统一的基础上更新、补充、发展传统的集体主义内涵。
第三，重实效，探索道德教育有效性的新途径，新方法。
重实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一般要求，道德教育当然也不例外，对于当前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持异见的人不多，但对于当前道德教育的效果，人们往往不满意。细细分析其中原因，不乏其中以下几条：
道德教育的内容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道德不是实然，而是应然，当然要以其理想性来激励人们追求高尚的境界。但道德教育的接受是一个过程，它是以被教育者的思想水平为前提。目前，道德教育的某些内容脱离实际，从理论上论证其高尚性，似乎无懈可击，但实际生活中却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其中原因是脱离个体的思想水平。这是其一。
其二，道德教育的手段还不够丰富，目前道德教育理性成分居多，从理论上灌输相对多了些，激发道德情感，培养道德习惯却嫌不足。这样，在社会生活中许多人可以从理性上认识某些行为恶性的本质，但在情感上却不愿拒绝这些行为。
其三，道德教育的有效性离不开社会的大背景。在感性主义抬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精神需求的道德建设要提高效果确属不易。从这个角度讲，当前道德教育的有效性不尽如人意，并不令人奇怪。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的需求大大增加，这样就可为道德教育有效性的提高创造有利条件。
提高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特点，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进行。笔者在研究中认为，以下三点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从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入手，效果最显著。例如，上海市进行“七不”（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乱穿马路，不破坏绿化，不损坏公物，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讲粗话脏话。）宣传教育活动，在市民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七不”属于社会公德范畴，最易为群众所接受，并付诸行动，“七不”活动的开展，为上海成为文明城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上海在“七不”方面的经验，有推广的价值。
其次，道德教育的手段和方法要多样化。仅仅靠听大报告，课堂教育效果是不理想的，而要把它们与谈心、讨论、参观调查、观摩电影、录像结合起来。形式的多样化才能丰富生动，产生吸引力，以而导致良好的效果。
再次，要塑造道德教育工作者的新形象。道德教育工作者要经常以平等的姿态与被教育者进行讨论、交流，灌输是必要的，但不能太多。在许多场合，要淡化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界限。要将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使道德要求更好地化为个体的信念。道德教育工作者专职的要少而精，要有其他专业的人员、特别是有成就的专家担任兼职道德教育工作者。道德教育工作者的语言，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也影响到其形象。在这方面还需花大力气研究，并切实加以解决。
二、面向世界：中国伦理学要更好地与世界对话
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不仅要把立足点放在中国国情上，而且还要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作为自己的参照系。面向世界，就是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放到世界大背景上来。中国伦理学的研究也要走出国界，更好地与世界对话。
建国后的相当长一般时间内，我们国家与国外有关伦理学的交流范围狭小，主要局限于翻译前苏联的伦理学著作，如施什金的《伦理学原理》等，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科的建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80年代以后，中国伦理学的对外交流有了明显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日本的伦理研究所举行了五次中日实践伦理学讨论会。讨论会内容涉及职业道德家庭婚姻道德等，它的纪要被编辑成书，在中国伦理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上海也曾经举办过中英澳有关应用伦理学的研讨班，推动了应用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联合出版了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这使相当一批古典名著和有较大影响的当代专著，包括较好的伦理学史和教科书，在中国问世，为中国伦理学与世界对话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如何对待外来伦理文化？这是当代中国伦理学面临的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中国历来号称文明古国，礼义之邦，伦理思想一向发达。几千年来，中国的伦理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思维方式，强调“内倾”，强调主体自身内在的修养与超越。而西方伦理文化强调“外倾”，强调主体对外在世界的征服与超越，在中西伦理文化的比较中，简单地下一个结论，孰优孰劣，这是幼稚的。比较后思考的角度应是，如何更好地吸收西方伦理文化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为中华文明的振兴服务。一概拒绝和全盘接受，有失偏颇。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伴随着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引入，不可避免地将国外的道德价值观念带入我国。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将中国的伦理文化的发展与世界伦理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狭隘的、夜郎自大的观点，不利于吸收和借鉴世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4〕。当然， 对于外来的伦理文化，必须鉴别，然后再决定取舍。笔者以为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情况：
第一类，反映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客观规律的道德价值观念。市场经济是规范化的经济，反映这种经济运行机制客观规律的道德价值观念，具有人类的共同性。中国走上市场经济时间不久，许多道德价值观念需要尽快建立和强化。例如，信誉观念。市场经济离开了讲信用的道德观念，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上也讲“信”，但主要是“朋友有信”，与现代市场经济中对信誉观念的理解，有着许多不同点。在现实生活中，产品不讲质量、信誉，伪冒假劣产品横行，诈骗犯罪屡见不鲜。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确立以信为本的思想道德基础。西方发达国家中，企业强调质量，信誉，并视它们为企业的生命，这种道德观念需要我们认真学习。
第二点，具有各民族特点的道德价值观念。道德有其民族的特点，中国与一些亚洲国家由于文化渊源上的关系，道德观念的借鉴和学习相对说客易些。例如新加坡、日本的在国家或企业管理上的伦理精神，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借鉴吸收的成份可多些，吸收的速度也快些。而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道德价值观念，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国情的不同，他们民族的道德价值观念要移植到中国“黄土地”上并不容易。而且其中有些道德价值观念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第三类，具有腐朽性质的道德价值观念。在开放过程中，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腐朽的道德价值观念也乘机而入，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作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反映了一定经济基础的性质，我们拒绝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腐朽的道德价值观念。在改革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三、面向未来，21世纪中国伦理学发展前瞻
80年代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面向未来”的方针。他指出：“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5〕在1989 年，他又提醒全党“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全局。 ”〔6〕同年6月9日，他再次要求人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7〕
历史即将跨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的高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于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0世纪初，英国著名伦理学家摩尔发表了《伦理原理》一书，这标志着元伦理学的开端，它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方向。元伦理学一反以伦理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西方伦理学，把研究对象局限于道德语言，风靡一时。本世纪60年代后，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精神生活的危机，规范伦理学又出现回归的潮流，以回答现实生活的挑战。21世纪的伦理学，各种类型的伦理学将相互融合。已故的美国著名伦理学家弗兰克纳认为，描述伦理学“解释道德现象或提出和伦理问题有关系的人的本性的理伦”，规范伦理学回答“什么是善的和正当的”，元伦理学“提出并试图解答逻辑的认识论的或语义的问题。”他持三者融合的观点，并同时明确指出伦理学“主要是提供概要的规范理论以帮助我们解答什么是正当的或应该做的问题。”〔8〕在21世纪， 他的这一观点将是非常有价值的。简言之，21世纪三类伦理学将相互融合，并以规范伦理学为主体。
21世纪也将是应用伦理学大发展的时期。既然伦理学以规范伦理学为主体，回答什么是善的，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伦理学将与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医学科学的发达，将促进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环境的恶化，将使环境生态伦理的研究具有更强迫切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冲突，将推动人对自身道德价值的思考；……应用伦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将不断找到新的生长点，形成许多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
21世纪伦理学在方法上将有新的突破。当代中国的伦理学研究方法注重善恶质的评判，道德教育经验的总结等。这些方法在21世纪还将成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比较方法，社会抽样调查法，观察实验方法将越来越多地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21世纪伦理学的研究将是联合其他学科“多兵团”的“作战”，这样；才能有广度和深度，更好地完成伦理学的使命。
注释：
〔1〕〔2〕〔3 〕本部分内容可参阅拙作《市场经济与道德文明需携手共进》载《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5期。
〔4〕〔5〕〔6〕〔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378页，268页，398页。
〔8〕参见威康·K ·弗兰克纳：《善的求索》，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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