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文化差异的语言学理据
刘志成
(云南大学 大学外语教学部,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中西方语言在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形成了明显的不同，从深层次看，这种差异是最后导致文化差别产生的最根本原因之一。在分析语言、思维、文化之关系中，“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存在明显的片面性，而洪堡特“语言、人、大地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观点不仅有助于揭示中西文化差异的本质，而且明了这一点也有益于增进中西方之间实现跨文化和谐交流。
关键词 ：中西方；语言；思维；文化；语言学
一、引言
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照应，属于同质而异名的关系，“人既创造出语言，又为语言所引导”①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选编译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页。 “思维以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于某种语言形式之中。”② 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左飚主编：《冲突互补共存-中西文化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3页。 因此，通过语言学的视角考察中西方民族的思维差异不仅是对“大地、人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③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选编译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6页。 观点的佐证，而且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刻的文化基因。
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与思维，言语与思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属于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列的。”④ [苏联]鲁宾斯坦：《论语言、言语和思维的问题》，《语言学译丛》1959年第1期。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是‘纠缠着’精神的物质。”⑤ [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 这个著名的论断表明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
首先，语言借助于思维而产生，而思维也是借助于语言产生的。语言并不是纯粹的声音，它是意义的承担者。自然界中有多种动物能够发出多种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由于没有跟抽象思维结合在一起，故都不能称为语言。只有人类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时候，人类才有语言，因此，没有思维，尤其是没有抽象思维，语言就不可能产生；同样，没有语言，思维也不可能产生。尽管人类大脑的发展是人类具有思维能力的物质基础，但是语言却是思维必不可少的物质外壳。换言之，尽管思维是人脑的机能，但是如果没有语言这个物质外壳，思维只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机能，不可能成为现实。
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并不被市场编辑出版业所青睐和认可，两者之间的不兼容关系对创新人才的培养造成一定的难度，失衡的人才培养结构和单一陈旧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于编辑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这一问题已经引起编辑出版业的高度重视，多数人才培养模式都没有达成统一共识，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笔者从自身的角度来看，基于对社会编辑出版业发展形势的预测，应当从加强培养编辑出版人才的创新能力，已适应新时代下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促进编辑出版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着当前国内居民用电量的增大，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水平的不断增强，也为我国电力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便利的条件。当前国内对用电需求量的提升也使得电力系统扩大电网的覆盖面积。处于这种时代背景下的电力系统，相关从业人员就要不断增强其运行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进而才可以不断满足当前电力系统的信息化发展要求。在本质上来看我国经济体系发展，人民日常生活和电力能源产生直接联系，因此相关领域人员要有效掌控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满足人民对于电能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除此之外，电气自动化系统中对于信息化技术的大力应用也可以对电力系统运行期间的故障问题进行有效判断。
其次，语言与思维的各自特点也表明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语言不仅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而且也是抽象思维的承担者和体现者；思维是人脑反映世界的机能，但这种机能是抽象思维的机能而不是形象思维的机能，这种机能能够产生正是因为依赖于语言这个物质外壳，“意义就是思维成果或思维活动的材料之被巩固或表现在语言成分里的形式。换言之，意义是从思维来的，没有思维，语言中的意义就不能存在。”⑥ 高明凯：《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8页。 此外，“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的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注] [苏联]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39页。 可见，语言形式是思维特点的一种反映，研究一种语言的语言形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这种语言的思维特点。
第三，语言与思维的特点是相互影响、彼此照应的。“我们在着手研究思维和作为思维的体现者的语言的时候，一开始就不能把语言与思维看成彼此孤立的东西，而应当作为一个统一体，表面上是一个方面，而内部已经是不可分离的、包括语言和思维两个方面的统一体。我们把这个整体叫做‘语言的思维’，只是为了特别强调它的存在的不可分离性。”[注] [苏联]谢德洛维茨基：《语言的思维及其分析》，《语言学译丛》1959第1期。 语言与思维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妨通过“语言·思维”这个统一体来表示，正因为语言与思维不可分割、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二者必然相互照应、同生同灭，一定的语言特点必定会诱导出一定的思维模式，反之，一定的思维模式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语言特点。正如“在内在或外在的言语中，语言也起着组织思想的作用，并由此决定着观念的联结方式，而这种联结方式又在所有的方面对人产生着反作用。”[注]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选编译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67页。 可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过于强调了语言的决定作用，而没有意识到语言与思维是相互照应、相互影响、具有同质而异名的特点，同时，通过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形式的对比，成为揭示不同思维模式的重要的视角。
三、英汉语言与不同的文化
2.英汉语句式分别体现了向外和向内的句式特点
既然语言与思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语言与思维均是体验的，那么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语言和汉语分别来自于什么样的体验呢？各自对应的思维模式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由于语言与思维均是体验的，英汉语言与思维所产生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包括语言和思维产生的自然环境以及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环境，而自然环境无疑是语言和思维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必须得到首先考察。“语言学必须首先考虑地理因素，确定每一语言的所在位置。大地、人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注]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选编译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6页。
(一)英汉语言来自不同的体验
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来自于天人相争的体验。西方文明的故乡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这里陆地被大海包围，是典型的海洋文明。而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中心在地中海地区，这里土地贫瘠、气候冬季潮湿、夏季干燥，很难发展农业经济，而且大部分地区均临海而居，海港林立，海深盐高，岛岛相望，虽然不适合农耕，但却很容易发展海上贸易，此外，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航海技术的不断成熟，内因和外因促使当地的原始初民必须离开故土、通过海上贸易去寻求谋生之道，旧有的家族观念和氏族观念慢慢地解体了，新的商业城邦开始慢慢建立。在进行海上贸易和开疆拓土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很容易就成为对立的两面，“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里，把他卷入到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注]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4页。
第三阶段（1992年—1997年），稳步增长阶段。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摆脱了姓“社”、姓“资”的困扰，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是起源于大江大河和冲积平原之上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带给原始初民的生活方式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乎天时，安土重迁，靠天吃饭，其最典型的生活方式就是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定居生活和天人合一的心灵体验。
(二)英汉语言与不同的思维模式
英汉语言与思维分别产生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带给各自原始初民不同的身体和心灵经验，长久而且反复的身体经验和心灵经验就会慢慢固定下来，让认知主体逐渐形成相应的概念、范畴等，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模式。由于语言与思维在本质上是同质而异名的，导致英汉语言的民族的思维方式产生差异。
1.“客体思维模式”和“主体思维模式”
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体现了“主客二分”“天人相争”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英语句法方面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英语往往是“物称”主语；其二是英语往往使用“被动语态”。汉语主要是受到“主客合一”、“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体现在汉语句法也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汉语往往是“人称”主语；其二是汉语常常使用“主动语态”。
An idea suddenly occurred to me.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1)英汉语使用不同的主语
英语往往以“物称”做主语。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体现了强烈的“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所衍生的理性思维，让英语的表达往往以“物称”做主语。此外，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让西方人以客体为研究和征服的对象，同时作为推理和考察的中心和立足点也往往让英语以“物”做主语。如：
英语的客体意识往往表现为理性意识，而理性意识的特点是距离意识，只有保持物我之间的距离，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冷静和理性的思考，因此，理性意识必然主客分明，反之亦然；汉语思维往往表现为主体意识，主体意识表现为参与意识，主体意识必然表现为主客合一，反之亦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表现为儒、道、释三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参与社会活动；道家主张积极出世，参与了自然界，把身心都融入大自然；佛家主张积极参与生命的轮回，这些都是主体思维和主体意识的具体体现。具体来讲，英汉语客体意识和主体意识分别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句法当中。
Shanghai has witnessed the great chang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英语的这种“物称主语”或者说“非人称倾向”反映了西方人的客体意识和理性主义，客体意识和理性主义是导致西方哲学思维和宗教思维发达的重要因素，因为客体意识和理性主义表现为主客分明，对自我意识和认知对象做了严格的区分，而这正是“洞穴理论”[注]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6页。 所揭示的本质。
汉语往往以“人称”做主语。汉字体现了强烈的“主体思维模式”。由于汉字体现了强烈的“天人合一”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让认知主体从自我的主体意识出发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正如庄子所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孟子指出“万物皆备于我”。“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注] 姜亮夫：《古文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因此汉语的表达方式往往是“人称”做主语，或者用有生命的事物来做主语，这与汉人的主体性思维甚有关系。主体性思维强调“事在人为”，也即是人的动作必须、也应当由人来发出，因此，汉语往往以“人”做主语。正因为汉语体现了强烈的“主体性思维”，“汉语非逻辑的表达方式，从英语的语法角度看，难以解释得通，但从汉语语言文化及其心理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角度看，是可以理解的。”[注] 王宗炎：《汉英语文研究纵横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144页。 比如,“晒太阳(to bask in the sun)”、“住四人(four people live in)”、“在家养病(to recuperate at home)”等，要理解这些表达的确切意思，就必须联系汉语的主体性思维。
英汉语“天人二分”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在英汉语各自句法中分别体现为主谓结构和非主谓结构，而非主谓结构往往是话题结构。同样，英汉语各自的句法结构又进一步强化了各自的思维模式。
1.2.3 形成最终量表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对某综合性医院265名护士进行正式调查，对量表进行信效度分析后形成最终版综合性医院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
(2)英汉语使用不同的语态
英语往往使用被动态，采用非人称表达法。英语中有众多的由it引导的非人称被动句式，如：it is reported, it is believed, it is said等这样的句式，这样的句式中，动作的发出者即主体不必出现，体现了叙事的客观性和理性。此外，还有众多的被动语句，如：The task has been finished.(任务已完成)在英语中，“In fact, about four out of five English passive clauses have no agent.”[注] Leech, Geoffrey & J. Svartvik, A Communicative Grammar of English.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74, p.63. 笔者认为，英语众多句子使用被动语态主要是基于几个原因：第一，被动语态往往使用物称主语，显示句子的客观性；第二，物称主语体现了“物”作为认知对象，体现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第三，做主语的“物”往往是名词，更方便被定语修饰。
可修改为：
汉语常常采用主动态，采用人称表达法。汉语思维是典型的“主客合一”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物本身不能发出动作，动作理应由人发出。如果人称不能确定，汉语也往往使用“有人”、“大家”、“人们”等表示泛指的人称主语；如果无法采用泛指，则采用无主句，但是翻译成英语的时候，必须补充主语，如“看树看果实，看人看事迹。(A tree is judged by its fruit, and a man is judged by his deeds.)”此外，汉语的被动态尽管很少使用，如果使用，汉语被动态中的动作发出者也必须说出来。这充分体现了汉语“主客合一”的思维模式，正如“中国正常的被动式是必须把主事者说出的。”[注]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汉语中，“在形式上，‘被’字底下一般要有宾语，表示主导者。”[注]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总之，英语的物称倾向和被动语态充分体现了西方人的客体意识，是“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在英语句法中的具体体现，充分体现了西方人思维中的客观性和理性主义；汉语的人称倾向和主动语态是汉人“主客合一”思维模式在句法中的具体体现，充分体现了“万物皆备于我”“近取诸身”的主体思维模式，主体思维模式往往表现为注重直觉、经验和领悟，这也恰好是汉语体现了悟性思维的语言学理据之一。
“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为基础的。”[注] [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89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3页。 这表明，语言不是天赋的，而是认知主体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体验而生成的。比如，词汇的形成是基于认知主体的身体经验和心灵经验，是体验的。如“山头”“山腰”“河口”等这些词汇是基于人体自身的体验而命名的；对待同一个事物的命名，不同的认知主体根据自身不同的体验而给予不同的命名，如“地瓜”是基于其生长的位置，“番薯”是基于其来自的地域，“红薯”是基于其外表的颜色，“甘薯”是基于品尝它的味道等；同样，英语中表示“眼镜”的命名，“glasses”是基于其材质，“spectacles”是基于其功能等。其次，语言中的隐喻是体验的。如“人生犹如航海”，理解“人生”是基于对“航海”的体验，对“地球是人类的母亲”的理解是基于对“母亲”的体验等，可见隐喻同样是基于认知主体身体和心灵的体验。此外，“隐喻不但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语言中的隐喻产生于隐喻性思维过程，反映了人类大脑认知世界的方式。”[注]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既然隐喻是体验的，隐喻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思维亦是体验的。
“拓基础、强根基、淡专业、重运用、灵考核”五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开运用与理解，但是各个部分的侧重点又各不相同。
“天人相争”的思维模式体现在句法上，表现为英语句法向右拓展，或者称为向外拓展，往往诱导出前瞻性和外向性思维；而“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体现在句法上，表现为汉语句式向左拓展，或者称为向内拓展，往往诱导出后馈性和内向性思维。“严格说，在汉语里，起限定作用的词出现在受限定的词之前，被指向词跟在指向词的后面。”[注]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选编译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2页。
英语中的修饰语、插入语可以后置，此外，针对英语句子真正主语过长，比如说主语从句、动词不定式等做主语，为了防止句子头重脚轻，把真正的主语放在后面，用形式主语it来指代真正的主语，这无疑也会导致英语句式向右拓展，而形成英语句子的末端重量(end-weight)，尤其是定语后置，让英语呈现可以向右、也即是向外无穷拓展的特点，也自然地形成了英语的线性结构(linear expansion)，正如“It seems possible that certain types of complexity vary from language to language. The degree of left or right-branching seems to be a variable between languages, with languages such as Japanese or Turkish employing left-branching, English on the other hand, tending towards right-branching. Other types of complexity might also be language dependent.”[注] Kress, G. R. Sentence Complexity in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In G. Nickel. (ed.) Papers in Contrastive Linguis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01. 英语的这种向右拓展的句式，从时间上看，向右代表将来，西方世界注重将来。与中国的“尊老”社会相比，西方社会更加“爱幼”；此外，向右代表将来，西方社会的电影，往往会有描述表示将来的科幻、地球毁灭等影视题材；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向外拓展的句式更容易诱导出征服外部世界的思维模式；从哲学和宗教的思维来看，向右拓展的句式很容易生出表示将来的彼岸世界的宗教观念。西方智者往往更喜欢对未来进行预测，提出假设、理论和方法，自古以来，西方人思维的预测性和前瞻性使得西方世界出现了众多的关于将来的理论和学说，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等，西方人向前看的思维成为西方人摆脱黑暗的中世纪的重要因素，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神学、哲学、政治等观念。
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委员会正在制订《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将于明年推出,以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研究生课程设置提供重要依据,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培养单位开展质量评估提供参考。我们相信,ESP相关课程一定能成为其核心课程,因为培养翻译专业硕士必须重视其专门性和特殊性,以使受业者达到岗位要求。只有加强ESP相关课程的建设,才能切实按照专业学位的特点和要求,保证MTI的培养规格和质量。
昆明是一座风景如画、四季如春、令人流连忘返的美丽城市。
汉语则有明显不同的表现。由于定语前置，中心名词没有出现，因此汉语的句式不可能很长。比如：
IHPC是近年兴起的一种腹腔恶性肿瘤治疗手段，对各种腹腔恶性肿瘤的腹膜转移均具有可靠的临床疗效[10]。IHPC通过持续高温作用（42～43℃条件下作用90 min），能在不影响正常组织的情况下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同时高温（＞41℃）可提高化疗药物进入肿瘤细胞的效率来达到更佳的肿瘤抑制效果[11]。
英语句式向右的特点还容易诱导出外向性的思维。外向性思维让西方人重视征服外部世界、敢于冒险，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古希腊的名言“活在开放之中”无不是这种思维的具体体现，外向性的思维同时激发起西方人爱好争论的性格。但是这种外向性思维也常常伴随着征服和掠夺，哥伦布发现美洲许多岛屿之后，开辟了欧洲到美洲的航线，美国的“西进运动”往往是伴随着印第安人的血泪史。
本文基于土质边坡非饱和-饱和渗流和DP5本构模型，并进行相关参数转化，引入非饱和土基质吸力分量，利用非饱和土的抗剪强度方程和渗流方程，通过数值计算方法，研究了降雨条件下雨水入渗过程中非饱和-饱和渗流场与应力场耦合作用下的边坡稳定性，从而为工程实践提供有效实用的方法。
昆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这里四季如春、风景如画，令人流连忘返。
中心名词前面的修饰语太多的话需要实行断句处理，这样更符合汉语习惯。汉语这样的句式对汉语思维具有重要的诱导作用：汉语思维很难向外拓展，容易导致封闭自守；从时间方面来看，句首开放、向左、向内的方向代表崇尚过去、崇尚历史、尊崇祖先等，这种思维模式对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影视作品很少有讲述将来的关于科幻的题材，相反，表达穿越到过去的这类题材比较多；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向左或者向内的句式很难诱导出一种向外拓展和进攻性的思维模式，如中国长城也主要是基于战略防御而不是战略进攻，正如《道德经》第六十九章指出：“(用兵)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从哲学和宗教思维的角度来看，汉语向左内收的句式很难产生彼岸世界的宗教观念；汉语思维往往表现出尊古、尊重传统的特点。如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提出的“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孔子在《论语·述而》指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温故而知新”，孟子讲：“言必称三代”都体现了厚古尊古的思维特点，凡事讲求“有章可循”“有例可遵”就是尊重传统的体现。
汉语句式向左的特点还容易诱导出内向性思维。如果说西方世界更倾向于征服外部世界的话，那么汉语向左的句式往往诱导出汉语思维更倾向于征服内心世界。中国历来“心学”发达可以说与此有紧密关系。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心外无物”，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等，中国传统思维强调“内圣外王”“反求诸己”“反身而成，乐莫大焉”无不是内向性思维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维亦是内向性思维的充分体现，老子讲“致虚极，守静笃”“水利万物而不争”“勇于敢则杀”都体现了向内而不是向外的思维模式。内向性思维讲求深邃平和、节制欲望，不起争斗，“存天理，灭人欲”等。郑和下西洋与西方航海家的结果和影响迥异，明朝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是所到之处，没有留下一兵一卒、更没有从事过任何掠夺行为。
定位信息：本端IP=11x.xx.xx.5,对端IP=22x.xx.xx.115,路径接口类型=GTP path EPC,框号=0,槽位号=13,进程类型=PCP,同类进程序号=0,PLMN网元间的接口=S10；
3.英汉语分别体现了典型的主谓结构和典型的非主谓结构
在汉语民族的思维中，受到“主客合一”主体思维的影响，人不仅与周围环境和大自然是合为一体的，甚至与所住的处所也是合为一体的，因此“她有个哥哥”与“她家有个哥哥”在意义上是等值的。《孟子》讲“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在汉语民族思维中，这几句话的结构是一样的，但是在英语思维中，受到“主客二分”思维的影响，“民有饥色”由于是人做主语，因此必须使用“have”，而其它几句的“有”表示客体的存在，必须译作“there be”结构，即：“In their kitchen, there is fat meat. In their stables, there are fat horses. But their people have the look of hunger, and on the wilds there are those who have died of famine.”[注] 理雅各：《四书》(汉英对照)，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这也就是英语中为何同样表示“有”，必须用“have”表示所属，而用“there be”表示“存在”的语言学理据。
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是典型的主谓结构(subject-predicate)的语言，每一个句子都必须有主语和谓语。“In English, it became an invariable custom to have a subject before the verb.”[注] Jespersen, Otto.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1, p.25. 这种主谓结构其实是西方“天人二分”、“主客分离”的思维模式的真实写照和反映，而这种主谓结构又进一步强化了“主客分离”的思维；此外，从哲学上讲，“主谓结构”的句式会诱导出“实体和其归属”的哲学概念，一直会思考哲学概念上的本体，这也是西方“我思故我在”哲学思维出现的语言学理据。
在西方语言中，一个句子的主语代表着主体的地位，相当于哲学上的“实体”和“本体”的概念，往往必须由名词来充当，因此，英语往往具有名词化的倾向，往往使用名词表达动作的含义。这也是西方语言善于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的语言学方面的优势。而上升到宗教层面的宇宙的主体和本体来看，那就是这个世界总有一个最初的创立者。可见，从宗教思维来看，“主谓结构”会诱导出彼岸的“上帝”的观念，也即是整个人类最终只会在上帝那里找到真正的归属，上帝成为整个宇宙的本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主谓结构”的西方语言架起了人类和上帝之间的桥梁，语言也充当了此岸与彼岸之间的中项。可以说，西方语言既是人类认知的坚实此岸，又为人类点化出“在水一方”的认知彼岸，同时并充当游弋于二者之间的中介，这也许就是西方语言最重要的哲学和宗教身份。正如“The English sentence must have a subject and a predicate. This subject and predicate gives rise to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of substance and attribute. Study of substance leads to the idea of a supreme being in religion and atoms in science.”[注] Meskill, John. (ed.)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601.
汉语句子往往是话题结构，主谓结构很少，汉语大部分句子的主语可有可无，并且可以隐含。“汉语的主谓结构大约只占50%，另外的50%左右是话题结构，即‘话题(topic)+说明(comment)’的结构。”[注]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所谓话题结构就是先提出话题，然后再谈与话题相关的事，而且话题也不一定是行为或者动作的施事者。
汉语的这种话题结构句式很难诱导出形而上的哲学思维和宗教思维，汉人更关注的是现实世界，而不是形而上的抽象世界和彼岸世界。由于汉语的主语往往难以确定，而不是省略，因此往往导致主谓关系亦极为模糊。比如“走得快”这个汉语表达式，当“走”被理解为名词时，固然可理解为是“主语”；但是，当“走”被当作动词时，就变成了谓语——这样的变化随时在心里发生(主语不再是主语，而是谓语。但谓语也随时不再是谓语，也不是主语，而是别的句子成分)。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走”像这个句子中的其他任何成分一样，只在乎这个词语的过程，只要有“走”就行了，不在乎“谁在走”中的“谁”很重要，从哲学的意义上讲，只重视现象发生的过程，至于这个“现象”是否一定要附着于某张“实体”的皮上，是无关紧要的。所以“西方语言多出来的语法和哲学思考，在汉语思维传统看来，显得毫无必要。”[注] 尚杰：《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页。 但是笔者认为，汉语思维并不是不思考主体和客体、实体与对象，而是汉语思维中主体与客体、实体与对象早就合二为一了。而在英语中，主语与谓语、主体与客体是泾渭分明的。在英语的逻辑体系中，主谓的严格区分意味着“所言”与“言”必须严格区分；而在汉语的逻辑体系中，主谓不分意味着汉语不习惯于思考“所言”，从哲学层面来讲，不习惯于思考“所言”，也就是不习惯于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也即是不善于哲学意义上的“对象性思维”，也就是不习惯于把谈论对象本身作为思考的对象。这也就是汉语世界中永远不可能出现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家，这也就是汉语所不具备的哲学身份之一。
其中，Y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区域t时期的农业绿色发展程度，Xit是外生解释变量矩阵，μit是随机扰动项向量，WYit是响应变量的空间自回归项，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度量相邻区域农业绿色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其大小反映了相邻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溢出和扩散的平均强度。
主语或者主体的地位在哲学上就相当于“实体”的概念，汉语“主客合一”的思维表明主体和客体同时是“实体”，亦同时是“对象”。可见，汉语的这种句式特点很难诱导出“形而上”的哲学思维，也很难诱导出“对象性思维”，也即是不习惯于哲学意义上的“反思性思维”；“主客不分”的汉语思维模式同样很难诱导出对象性的“彼岸世界”的宗教性思维。
在37℃，3%接种量条件下，研究培养时间的影响，分别在48 h、60 h、72 h、84 h 4个培养时间下测定酯化力的大小，培养结束后取出，40℃烘干，保持水分在14%左右，取出粉碎测酯化力。每个时间做3个平行，重复3组实验。
“西洋的语法通则是需求每一个句子有一个主语的，没有主语就是例外，是省略。中国的语法通则是，凡主语显然可知时，以不用为常，故没有主语却是常例，是隐去，不是省略。”[注]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此外，汉语中由于主语及主体的地位难以确定，自然谓语和客体的地位亦难以确定，因此，汉语的思维往往不是推因求果的逻辑思维，而是基于某种关系的辩证思维。“《周易》中那些爻与卦象的变化样式注重的是事物之间相互生成的关系，不去追究变化的背后是否有本体。”[注] 尚杰：《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页。
对不同色调和粒径的磷灰石X射线粉晶分析结果见表3，P2O5含量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仅荧色调不同，但X射线粉晶分析及P2O5含量相近。
因为汉语没有严格的性、数、格的变化和词形的变化，也就没有一种关系可以统领全句，因此，汉语的主谓结构极其灵活、复杂并且多样。因为一个词或者一句话的含义往往要取决于他们所在的语境，语境不同，同样的词和同样的句子可能意思完全不同。洪堡特亦指出：“对汉语句子里的词，很少有可能根据其孤立的用法理解其意义。”[注]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70页。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语境就意味着某种人际关系，因此，中国社会的哲学是一种典型的生活哲学、关注的是此岸的现实世界，是一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生活哲学。
综上可知，英语的主谓结构来自于“天人二分”的哲学思维，主谓结构句式极易诱导出“主体与客体”“对象性思维和反思性思维”，而这些哲学思维与主谓句式又相互影响，诱导出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和宗教的抽象世界；而偏重于话题结构，不关注客体的汉语往往更容易关注于现实，很难诱导出对象性思维和反思性思维，同样亦很难诱导出形而上的抽象哲学思维和彼岸世界的宗教思维。
四、结语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刻的文化基因，是导致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弄清楚基于语言和思维方式差异而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点及其产生原因，将有助于西方文化的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
On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LIU Zhi-cheng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for Non-English Major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Languages come into being with the aid of thinking. Similarly, thinking is generated and enrich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languages. To a great exten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make the way of think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obviously different. At a deeper level, such difference is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reasons leading to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end. I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among language, thinking and culture,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has obvious one-sidedness, while Humboldt’s viewpoint that “languages, man and the earth are an indivisible whole” is not only helpful in revealing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also very beneficial for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and harmoniou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s :China; the West; thinking pattern; culture; linguistics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2019)02-0059-07
【作者简介 】刘志成，云南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英汉语言对英汉民族思维和文化影响实证对比研究”(C176240104)、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及质量提升措施实证研究”(C176230100)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王东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