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兹尼克釉陶器的中国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釉陶论文,中国论文,因素论文,兹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与西亚和中东国家之间的交流史源远流长。公元9世纪以后，中国的陶瓷器大量外销。“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揭示了中国与中东国家陶瓷贸易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①根据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报告，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输往埃及的时间大体可定在9时纪后半期。13世纪中到15世纪前期，外销的瓷器则以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及闽广地区的白瓷窑产品为主。② 本文对15～16世纪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伊兹尼克釉陶器加以介绍，并从元明时期青花、彩瓷与伊兹尼克釉陶器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时期两者之间的陶瓷交流。 一 伊兹尼克釉陶器 奥斯曼帝国在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塞利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和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统治时期得到持续的发展，帝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达到了鼎盛，该时期伊兹尼克(Iznik)陶器的生产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种陶器的生产中心位于安纳托里亚西部的伊兹尼克(拜占庭帝国的呢尅呀)，以生产供应宫廷日常使用的陶器以及装饰寺院、宫殿等建筑物的壁砖为主，其流畅的纹样巧妙地将纯粹的土耳其式图案与中国输入的青花瓷器图案相结合。15世纪晚期，伊兹尼克釉陶器以单色青花钴料为主要装饰。16世纪是伊兹尼克釉陶器的全盛时期，陶器纹饰用青料、孔雀绿釉、绿彩、红彩等彩料相互组合。伊兹尼克釉陶器的基本纹样来自于元代和明代早期的青花瓷器、奥斯曼时期的“中国风格陶瓷器”(Chinoiserie)以及受欧洲植物学和园艺学影响的自然花纹。伊兹尼克釉陶器的装饰来源多元，代表着伊斯兰文明陶器生产的最高水平。③ 二 元明瓷器对伊兹尼克釉陶器纹饰的影响 伊斯兰艺术善于运用抽象的几何图案、植物纹饰。伊兹尼克釉陶器除了继承传统的装饰手法之外，也从中国的瓷器纹样中吸收精华加以改造。据马文宽先生的研究，奥斯曼土耳其釉陶器上模仿的中国纹饰约有13种。④本文结合实物对双方的相互影响加以阐释。 1.束花纹 金代白地褐花瓷器上就可以看到束莲纹，明洪武时期，束莲纹成为红绿彩玉壶春瓶上的主体 纹饰(图一：1)，⑤永乐、宣德时期这种纹样很常见，如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永乐青花并蒂莲纹折沿盘(图一：2)。⑥一般用丝带束莲的形式来描绘莲花、叶、莲蓬等。伊兹尼克釉陶盘上，以本地的郁金香、风信子、康乃馨、蔷薇、柏树等代替莲花，另外，一般不用丝带而用草叶，或者用一棵草里长出来的花茎加以表现。如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收藏，1550年左右的伊兹尼克釉下青花、孔雀绿彩、紫彩、暗青轮廓线釉陶盘⑦(图一：3)和釉下青花、孔雀绿彩、淡紫彩、灰绿彩、暗色轮廓线釉陶盘(图一：4)。⑧ 这些纹样有一些装饰在折沿盘上。北宋定窑的折沿盘上装饰有纹样。折沿盘边缘的菱花口沿始源于唐代铜镜，经过宋代的发展，元代晚期、明代早期的青花菱花口折沿盘大量生产，当这些产品出口之后，菱花口装饰为西方陶瓷业所借鉴。⑨
图一 束花纹瓷器和釉陶器 1.洪武红绿彩束莲玉壶春瓷瓶 2.永乐青花并蒂莲纹折沿瓷盘 3.伊兹尼克釉陶盘 4.伊兹尼克釉陶盘 2.缠枝、折枝花纹 缠枝花纹是中国传统纹饰之一，以植物的枝杆或蔓藤作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结构。折枝花纹是与周围纹样无连结的单独纹样。宋代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器物上多见这种纹样。折枝纹多作为主题纹样，有时也作为辅助纹装饰于器物肩部或口沿处。这两种纹饰元代以后更为流行。明代早期洪武、永乐、宣德时期的缠枝、折枝花纹是明代早起最典型的，能够代表时代风格的纹饰之一。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花口折沿盘(图二：1)⑩和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花口盘(图二：2)。(11)这种纹样在16世纪伊兹尼克釉陶盘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如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收藏，1580年左右的伊兹尼克釉下青花釉陶盘(图二：3)(12)和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伊兹尼克青花孔雀绿时期的釉陶器(图二：4)。(13)
图二 缠枝、折枝纹瓷器和釉陶器 1.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花口折沿瓷盘 2.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花口瓷盘 3.伊兹尼克釉下青花釉陶盘 4.伊兹尼克青花孔雀绿时期釉陶器 3.葡萄纹 葡萄酒的酿造工艺起源于6000年前的安纳托利亚半岛，虽然土耳其地区生产葡萄的历史悠久，但是在伊兹尼克釉陶器上的葡萄纹并不常见。永乐、宣德时期风行一时的葡萄纹是多用作主题纹样，其周围的辅助纹以折枝、缠枝花纹。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宣德青花葡萄纹花口盘(图三：1)。(14)伊兹尼克陶盘的葡萄纹明显地模仿永乐、宣德青花瓷盘的构图，如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收藏，1530年左右的伊兹尼克釉下青花、孔雀绿彩釉陶器(图三：2)，(15)伊兹尼克青花时期(1475-1510年)也有仿中国葡萄纹的釉陶器(图三：3)。(16)在融合中国葡萄纹样式的基础上，伊兹尼克还发展出自己的纹饰风格，如伊兹尼克青花—孔雀绿彩时期(1500-1520年)的釉陶器(图三：4)。(17)
图三 葡萄纹瓷器和釉陶器 1.宣德青花葡萄纹花口瓷盘 2.伊兹尼克釉下青花、孔雀绿彩釉陶器 3.伊兹尼克仿中国葡萄纹的釉陶器 4.伊兹尼克仿中国葡萄纹发展的釉陶器 4.动物纹 由于伊斯兰教不许可偶像崇拜，排斥具象，因此其艺术作品中缺少对人物和动物形象的描绘。元青花外销瓷纹饰中常见的动物纹样，诸如麒麟、狮子、豹，孔雀、鹦鹉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伊兹尼克釉陶器。土耳其托布卡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元青花麒麟牡丹折沿盘(图四：1)，(18)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伊兹尼克釉下青花、青绿彩、暗灰色轮廓线、凸显红彩釉陶盘，上绘动物(图四：2)。(19)另一件1520年左右的伊兹尼克青花釉陶盘(图四：3)则与(20)元青花麒麟牡丹折沿盘构图更为相似，有意思的是元青花麒麟牡丹折沿盘的麒麟向前奔驰，而伊兹尼克两件釉陶器的动物皆做回顾状。
图四 动物纹瓷器和釉陶器 1.元青花麒麟牡丹折沿瓷盘 2.伊兹尼克釉陶盘 3.伊兹尼克青花釉陶盘 5.阿拉伯纹样 从中国元末青花折沿盘的纹饰来看，几何形的阿拉伯纹样曾经和中国陶瓷装饰相结合，如伊朗Ardebil灵庙和土耳其博物馆收藏的14世纪中叶的元青花瓷盘(图五：1、2)。(21)卢浮宫收藏的1480年左右仿照中国瓷器烧造的伊兹尼克釉陶盘(图五：3)，(22)盘心有阿拉伯纹样(Arabesque)，周围环绕二方连续花纹和文字带。2007-2009年西藏萨迦寺的北寺考古发掘出的一件青花釉陶盘(图五：4)，(23)一棵草里长出来的花茎和三朵花类似于束花纹，以及其周围的几何纹样都具有15～16世纪伊兹尼克青花釉陶盘的特征。
图五 阿拉伯纹瓷器和釉陶器 1.元青花瓷盘 2.元青花瓷盘 3.伊兹尼克釉陶盘 4.西藏萨迦寺青花釉陶盘 三 伊兹尼克彩陶与元明彩瓷的关系 明初《格古要论》云：“大食窑器皿出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24)又天启间(1621-1627年)刊行的谷应泰《博物要览》记：大食器者，以铜为器皿，用药料烧成五色，有香炉、花瓶、合子之类，窑之最下者也。(25)阿拉伯陶工虽然没有烧出高温透明釉瓷器，但他们通过在陶泥表面施含铁量极低的化妆土生产出了多彩的釉陶器。(26) 据研究，伊兹尼克釉陶器经历了一下几个发展时期：(27)一、青花时期(1475-1510年)；二、青花—孔雀绿彩时期(1500-1520年)；三、所谓Damascus群(1520-1555年)；四、所谓Rhodian群(1550-1600年)，这一时期黑色轮廓线强烈，铜绿、青色、番茄红色都是这一时期得到运用的。触摸时，明显可以感受得到鲜红色花纹在釉下形成的凸显感；五、17世纪釉陶器(1600-1660年)，17世纪伊兹尼克制陶业仍然在持续，但是质量在很多方面逐渐下降，釉不明亮，纹饰也大不如前。 早期伊兹尼克釉陶器器形多来源于金属器，16世纪初纹饰出现孔雀绿釉(28)加上青花料和橄榄绿彩的器物，稍后出现锰紫彩、灰彩和灰绿彩。16世纪后半期，又出现了明亮的红彩和绿彩，来描绘丰富多彩的宫廷样式。中国青花瓷器的影响一直存在，与当地的传统纹样相结合，生产出明显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器物。(29) 青花钴料和孔雀绿彩釉的原产地是中东地区，“早在公元前4000年，埃及人就用钴、铜、铁等色料装饰琉璃珠。公元9～10世纪时，伊斯兰陶工又用这些色料装饰陶瓷釉，研制成高温型的釉上蓝彩、绿彩、棕彩。公元13世纪以后，由于从中国输入的元青花的启发，伊斯兰陶工又研制成釉下青花和其他釉下彩。”(30)鲜红彩料的使用是伊兹尼克釉陶器的突出成就。釉下红彩丰富含铁黏土，16世纪中期在Armenia发现的釉面上稍微凸显的红彩又被称为“Armenian bole”。(31)伊兹尼克匠人利用红彩料极大地丰富了釉陶的装饰。 四 结语 9世纪后半叶，中国制瓷工艺技术传播到波斯、埃及、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在输入中国瓷器的同时，对器形和装饰也不断加以模仿，而中国为了满足阿拉伯国家的需求，也不断在瓷器上模仿阿拉伯传统纹样(Arabesque)生产瓷器。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末盛烧的伊兹尼克釉陶器，显示出与中国同时期瓷器的相互影响甚至是同步发展，具体表现在束花纹、缠枝纹等纹饰的模仿以及釉下青花陶器、多彩陶器、鲜红彩料的同期出现等。伊兹尼克釉陶器的青花料使用的是当时在伊拉克萨马拉地区丰富生产的钴料，孔雀绿釉则利用了波斯和伊拉克地区的盐湖中盛产的泡碱(natron)。对于中国而言，金、元代以来的彩瓷，经过明初、中期的发展，产品的种类和装饰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而这种繁荣与明代制瓷业与伊兹尼克釉陶器生产之间的交流有关。 ①林亦秋：《长沙窑蓝釉与铜红釉器及宗教纹饰——黑石号沉船的发现》，罗宏杰、郑欣淼主编：《古陶瓷科学技术7——’09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559～563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②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③Cooper E.,10,000 Years of Pottery,The British Museum Press,2010,pp95-96. ④马文宽：《中国瓷器与土耳其陶器的相互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⑤藤冈了一、长谷部乐尔编集：《世界陶磁全集14明》，241页，小学馆，1976年。 ⑥炎黄艺术馆编：《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第127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⑦Carswell J.,Iznik Pottery for the Ottoman Empire,Museum of Islamic Art,Doha,Qatar,2003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slamic Art Society,London 2003,p41. ⑧Carswell J.,IZNIK Pottery for the Ottoman Empire,p42. ⑨[韩]梁寿子：《明代早期景德镇御窑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第37页，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0年。 ⑩耿宝昌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卷，第62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11)耿宝昌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下册，第25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12)Carswell,J.,IZNIK Pottery for the Ottoman Empire,p49. (13)Azade Akar,Treasury of Turkish Designs:670 motifs from Iznik Pottery,Dover Publications,1988,p12. (14)耿宝昌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卷，150页。 (15)Carswell,J.,IZNIK Pottery for the Ottoman Empire,p35. (16)Azade Akar,Treasury of Turkish Designs:670 motifs from Iznik Pottery,p8. (17)Azade Akar,Treasury of Turkish Designs:670 motifs from Iznik Pottery,p8. (18)叶佩兰：《元代瓷器》，第74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 (19)Carswell,J.,IZNIK Pottery for the Ottoman Empire,,p87. (20)John Carswell,IZNIK Pottery,Northampton and Massachusetts:Interlink Pub Group Inc.2007,p58. (21)a.T.Misugi,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81,p61; b.John Carswell,IZNIK Pottery,p34. (22)同(21)b。 (23)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7)》，第169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4)(明)曹昭著，杨春俏编著：《格古要论》卷下《古窑器论·大食窑》，第236页，中华书局，2013年。 (25)(明)谷应泰：《博物要览》，第16页，商务印书馆，1941年。 (26)张福康：《公元九至十七世纪伊斯兰釉陶的研究》，李家治、陈显求主编：《古陶瓷科学技术2——’92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304～305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12世纪以后……说明坯体的烧成温度不高。大部分石石英—熔块料坯体的表面，未发现曾施加化妆土，但15～16世纪的Isnic釉陶器则是例外，这种本身含铁量不高的石英—熔块料坯体的表面仍施加了一层以石英为基的含铁量极低的化妆土。石英—熔块料坯体(根据当地的传统工艺，熔块料是把碎石英和植物灰[有时还加氧化铅]的混合物经熔炼而制成的。这种石英—熔块料坯体是用10份碎石英，1份熔块料和1份粘土配制而成的)的生产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古埃及公元前4000年以前，后来又流传到中东地区。从12世纪以后在伊斯兰世界都普遍生产，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所有的伊斯兰粘土质坯体以及少数石英—熔块料坯体的色调都呈土黄色或浅灰色，为了改进这一缺点，伊斯兰陶工采取了二种技术措施。其一是采用以锡作乳浊剂的乳浊釉，SnO[，2]含量介于2～7%之间。其二是在有色的坯体表面施加一层含铁量低的化妆土。在中东地区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方，锡釉的使用相当普遍。与中国古代瓷器相比，伊斯兰的石英—熔块料坯体的胎釉结合力很差，用一把小刀就可把釉从坯体上剥离下来。” (27)Azade Akar,Treasury of Turkish Designs:670 motifs from Iznik Pottery,pp8-9. (28)熊樱菲、张福康：《中国古代孔雀绿釉的研究》，罗宏杰、郑欣淼主编：《古陶瓷科学技术7——’09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421～422页。波斯和伊拉克地区的孔雀绿釉都以Na[，2]O作为主要助熔剂，其含量高达9～14%，CaO和MgO含量也相当高，而清代孔雀绿釉以K[，2]O作为主要助熔剂，CaO和MgO含量不高，是因天然资源不同。波斯和伊拉克地区的盐湖中盛产泡碱(natron)，泡碱的主要成分是苏打(Na[，2]CO[，3]·10H[，2]O)和碳酸氢钠(NaHCO[，3])，他们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已利用泡碱和石英砂等作为原料，熔制成玻璃，后来又把玻璃粉碎成粉末，加入一些黏土和着色剂，制成孔雀绿釉，用于美化釉陶并使之不渗水。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中国硝的资源很丰富，而泡碱却不太容易得到，硝的化学组成是K[，2]NO[，3]。汉代以前就从土壤中提取硝，并用硝作为原料之一制成玻璃和黑火药，后来把硝配合石英砂和炼铜时产生的废渣制成孔雀绿釉。另外波斯和伊拉克地区的孔雀绿釉都施于陶胎上而中国古代的孔雀绿釉主要施于瓷胎上，因此中国的孔雀绿釉与他们的烧造技术无关。 (29)John Carswell,BLUE AND WHITE—Chinese Porcelain and Its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Congress Printing Company,1985,p32. (30)张福康：《公元九至十七世纪伊斯兰釉陶的研究》，李家治、陈显求主编：《古陶瓷科学技术2——’92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305～306页。 (31)Cooper E.,10,000 Years of Pottery,pp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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