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东西部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摩擦论文,我国古代论文,东西论文,文化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5)02-0023-08
技术转移作为人类的一种技术实践活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甚至可以说 ，它与人类的历史同长。我国古代的技术转移主要体现在东西部之间的技术转移，特别 是伴随着历代统治者们开发西部所实施的技术转移。不过，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区 域民族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就使得在实施技术转移的过程中产生了或大 或小的阻力或障碍，即在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化摩擦。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技术转移进 行考察，了解导致文化摩擦的自然和人文因素以及解决的对策和方法，这对于推动当前 的技术转移，有效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有所裨益的。
一、技术转移的路径及其特征
1.通过移民转移技术
这是指依靠人口的跨地域流动而带动技术的转移，它是人类社会较为古老也较为原始 的一种技术转移路径。“人是观念、信息、文化的载体，当人迁移流动时，不论是迁移 流动的个体，还是群体，所具有的各种文化特征，所遵循的文化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 方式，生产生活方式，毫不例外地随之移动”[1]。历史上的移民大多是从经济文化较 发达的地区主动或被动地迁移到经济文化相对较为落后的地区，因此，他们便把自己原来所在地区的先进技术一同转移进来了。
秦汉时代向西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便是如此。当时，随同移民被转移的技术主要是中 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和水利工程技术。例如，用于深翻土壤的铁铧犁具和先进的 田间耕作技术“代田法”等。在今新疆伊犁昭苏县一座西汉时期的乌孙墓出土了舌形大 铁铧，这种能深翻土地的生产工具就是从中原地区被转移到该地区的。同铁犁铧一样， 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居延西汉遗址发现的大型畜力播种器——耧车，也是从东部地区被 转移到该地区的。这种播种技术是由汉武帝时代曾任搜粟都尉的赵过发明的。使用这种 技术能够改先前的漫种为行播，从而有利于苗间通风和锄耕，这种先进技术在发明以后 不久就被转移并应用到西北边远垦区。可见，伴随着这种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跨地区的 迁移，技术实现了跳跃式转移，促进了后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汉代制定和实 施的移民开发边疆策略被后世奉为圭臬。延至清代，清廷在秉承前代边疆移民策略的同 时，还主动从内地引进技术。乾隆28年(1763年)，在新疆科布多一带主持屯政的成衮札 布等就曾向朝廷奏称：“科布多地方田亩膏腴，水草丰美，本年所添之喀尔喀等不谙耕 种者，悉令绿旗兵指引。是添派蒙古，不若添派绿旗兵。请再拨善于耕种之绿旗兵一百 名，并选派木匠、石匠、铁匠数人前来，于修理农具及建筑城恒、仓库诸务，颇为有利 ”[2]。
不仅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转移技术，而且自发地跨区域流动的流民也转移技术。例 如，在乾隆至道光年间，曾出现过大规模的东西部流民浪潮。由于流民们熟悉玉米具有 耐寒耐低温，又可以在沙土地上生长，极适合在高山土地瘠薄地区种植等优点，流民就 把这种农作物引入西部高寒山地，加快了西部边远山地经济文化的开发进程。清乾隆洵 阳县志就记载着玉米被引入陕西的经过：“江楚居民从土人租荒山，烧山播种包谷”[3 ]，甚而有“江楚民……熙熙攘攘，皆为包谷而来也”[4]。尤其是陕南，“乾隆三十年 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5]。这 时的四川，“蜀中南北诸山皆种之(玉米)”，垫江“闽广楚民入山开挖，遍种包箩”[6 ]。在云南，据道光时巡抚何煊奏称：“云南地方辽阔，深山密菁未经开垦之区，多有 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往寮栅居住，砍树烧山，艺种包谷之类。此等流民，于开 化、广南、普洱三府为最多。”[7]开化、广南、普洱均为云南边陲地区，可见传播之 快。在这些外来流民的示范作用下，当地的少数民族亦开始引种玉米。对此，乾隆《镇 雄府志》即言道：“汉夷平民，率其妇子，垦开荒山，广种济食”[8]。甚而有“秤嗄 野人，在澜沧江、怒江之极北墨齿、绣面，以包谷为食”[9]。另外，在此期间，流民 也熟悉红薯具有对热量、水分、土地肥力要求不高等特点，就把红薯引入西部高寒山地 种植并获得了成功。
当时的流民们不仅转移种植玉米和红薯的技术，而且，他们还将水稻、棉花等种植技 术一并移入。例如，清乾隆年间，来自湖广地区的流民在关中北山种植水稻并获得成功 [10]。在陕南，乾嘉时期，湖广、安徽和四川一带的大批人口进入秦巴山区，流民用“ 南方渠堰之法”发展了秦巴山区的水稻种植[11]。关于向西部地区转移种植棉花技术， 清代陕南洵阳县流传的一首竹枝词对此进行了生动描写：“洵河大半楚人家，夜夜篝灯 纺手车；宝庆(即今湖南邵阳—作者注)女儿夸手段，明年多种木棉花。”[13]。可见， 湖南宝庆移民不但将棉花种植技术引入陕南洵阳，而且还以其先进的纺棉技术使棉花成 为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除此而外，流民们还把甘薯[14]、荔枝[15]等种植技术转移到 了西部地区。
上述不管是军事开发性移民还是流民自发式的迁移，他们所实施的技术转移大都属于 被动型技术转移。所谓被动型技术转移是指转移技术带有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主要在 上述以政府为主导的大规模的军事开发移民所促使的技术转移和以流民为主体的无目的 性的技术转移。这种类型的技术转移伴随着移民和流民身份的转化，如由军屯转为民屯 ，占地为籍，其技术会逐渐融入到当地技术文化体系之中。
2.通过官员转移技术
我国古代统治者们在任用官员时制定和实施了“外官本地回避制”的制度。这种制度 萌芽于东汉，成形于北宋，完善于明清。其核心内容是除京官以外的官员不得由本地人 充职，即各省、府、州、县的官员一律不许由本省人士担任，甚至连佐贰副职也不得由 本省人士就职。受这种任职制度的影响，大批官员在广泛的东西部地区之间进行了相互 流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水利技术、番薯、玉米、水稻等作物种植技术、土壤施肥 技术、蚕丝技术等都成功地转移到其所任职的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与流民和军事开发移民所导致的技术转移不同，以官员为主导的技术转移表现出主动 性和选择性等特点。其中，主动性源于官员的诠选制；选择性则来自于官员对转移技术 所依存的环境的把握和判断。从技术转移的过程来看，官员实施的技术转移往往使技术 输出方和技术接受方合二为一，消除了技术转移的文化障碍，使转移技术所需要的社会 文化支持系统与技术本身的文化系统的通约性达到最大。再者，由于官员特殊的社会角 色，使转移技术能够得到足够的财力支持和充分的技术展示(示范效应)，大大降低了技 术转移的风险度。早在唐代，在河西走廊的沙洲地区，官吏们就进行“桑麻累年劝种” [16]的工作。唐宣宗时，时任四川泸州刺史的洗宗礼就开始在当地少数民族中推广小麦 种植技术，“给嘉种，喻以深耕，使蛮伯之邦，粗识荷仓之积”[17]。乾隆年间，新疆 乌鲁木齐水稻的引入及试种即是由当时新疆都统明亮倡导引种的。据乾隆四十七年明亮 奏称：“乌鲁木齐等处田地肥美，渠水畅流，历年出产小麦、青稞、粟谷、胡麻，各均 获丰收，节经奏明在案。今查迪化州昌吉、绥来二县一带地方，更有膏腴近水之处，经 发来遣犯中素种稻谷之人，一切布种插身事，最为熟悉，曾经栽种稻禾，收成丰稔，试 有成效。”[18]由此可知，当时，明亮根据当地的自然气候环境，首先令掌握种植水稻 技术的人试种水稻，待试种效果甚好以后，他就饬令地方官自该年起劝导当地人大面积 种植水稻，从而大大推动了北疆地区水稻的种植，也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3.通过政府推广技术
由于古代农民自身很难独自承担转移技术的经济负担和风险，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能 够迅速认同外来技术，从而给技术转移带来了许多障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 政府有目的地选择技术并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有计划地、强制性地推广技术和普及技 术，以此促进技术转移和当地经济的发展。
例如，明洪武年间，政府强行推广种植棉花，命凡民田5亩至10亩者，栽桑、麻、木棉 各半亩，10亩以上加倍。洪武24年(1391年)，为了推动甘肃农业的发展，政府调拨陕西 西安右卫以及华阴诸卫的官军八千余人到甘肃屯田，屯田所急需的生产资料由政府提供 ，史称“官给农器谷种”[19]。永乐初年，河西屯田缺乏耕牛和农具，于是，明太宗便 下令“官市牛给之，耕具于陕西布政司所属踌造”[20]，这样就有力地推动了甘肃农业 技术的发展。
再如，清代也曾以政府力量在全国推广番薯种植技术和蚕桑养殖技术。由于番薯能耐 旱抗瘠，适应性极强，而且产量特高，能接济民食，因此，官府便大力推广这项种植技 术。乾隆皇帝就特诏谕吏民，倡导种薯，“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2 1]。当时的贵州省和陕西省等地方政府也都发文推广番薯种植技术。乾隆初年，四川大 足县知县王巂(山东胶州人)，从山东运去柞蚕种蚕，在大足县试养成功。四川按察使姜顺龙知道后，便于乾隆8年冬，给乾隆皇帝的奏章上说山东有吃椿叶的椿蚕，和吃柞叶的山蚕。只要“散置树枝”，就能“自然成茧”。他请朝廷“敕下山东巡抚，将椿蚕、山蚕二种如何喂养之法，详细移咨各省”，以便各省如法喂养，“以收蚕利”[2 2]。乾隆帝看到奏章后，即命令山东巡抚照办，次年3月便编成《养蚕成法》分送各省 。由此促使种桑、养蚕、缫丝技术在西部的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等地得到广 泛推广。
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在内蒙、新疆等边疆地区大力推广内地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由 于蒙古牧民“田土播种后，即各处游牧，谷虽熟，不事衩获，时至霜陨，亦不收敛”。 针对牧民的“耕襦褥之术，皆所不讲”的情况，清政府采取了一些因势利导的措施，即 诏令理藩院派遣谙熟农业的官员去蒙古地区“教彼耕种”[23]，从而迅速改变了内蒙古 地区农业技术的落后面貌。在新疆地区，乾隆27年(1762年)，办事大臣旌额哩奏称：“ 乌鲁木齐每年各屯所需农具，具由内地运送，今陆续迁移民户，所需农具，较前倍多。 ”[24]光绪10年(1884年)，新疆建省后，新疆官府就组织工匠打制了2万张新梨器具用 于当地屯垦事业，大大改善了维吾尔族地区的梨耕技术。
上述三种技术转移的途径或方式并非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而是迭为主次，互为依存 的。从本质上来说，这三种技术转移都属于被动型的技术转移，而以技术差异或社会需 求为动力的主动型技术转移在当时是很少发生的。其原因在于技术在转移过程中，还存 在着许多制约因素，致使人们在实施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文化摩擦，从而阻碍 了技术转移的有效实施与实现。
二、文化摩擦的致成因素
技术转移的过程主要由技术提供方、接受方、转移渠道和转移环境组成，它是与技术 相关的人、物、信息在空间的转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输出方和技术接受方在人 、物、信息之间的通约性的大小就决定了技术转移的成败与效率，而这种通约性大小主 要取决于在技术转移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如下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如果认识和处理不 好这些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就会在实施技术转移的过程中产生文化摩擦，从而影响技术 转移的实施与实现。
1.地理环境
技术转移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和相应的技术通道才能得以实施与实现。但是，在西部 地区，山高原阔，沙漠、戈壁、草原广布，这些都成为人口和信息空间流动的巨大障碍 ，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甚至阻碍了技术转移。例如，清乾隆中玉米在关中和陕南种植已 有数十年之久，但由于交通不便和地理隔离等原因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陕北的农民 仍然对种植玉米的技术“无知”[25]。四川盆地虽然很早就广泛推广使用了精耕细作农 业技术，但紧邻其地的川西高原直至清代仍没有掌握到这种技术，仍然延续着刀耕火种 的原始生产方式(如“流耕”或“游耕”[26])。
地理环境阻碍技术转移的结果，使得不同地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技术，或者一种技术 在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技术形态，表现出了技术多样化的特点。以蚕桑技术为例，“ 中国古代的养蚕，方法多样，地区广阔，由于社会封闭性的限制，各个民族都按各自风 格特色的文化或技术办事，加以山河横垣、部族之间的隔绝，蚕的品种不可能相互传播 ，因而在各个地区，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程度上，分别将多化性桑蚕，驯化为各个地方 品种”[27]。蚕桑技术的转移如此，制盐技术、造纸技术等也莫不如此。制盐技术不但 受到盐业资源地域分布的限制，而且也受到技术空间的隔离。例如，四川的井盐开采技 术就和陕北池盐生产技术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海盐生产方式都不同。造纸技术虽然自东 汉以后逐渐向中原以外的地区传播，但直至今天，我国西部地区白族、壮族、傣族、藏 族等少数民族的造纸工艺不但古老滞后，而且还各不相同。其中，在加碱去碱、蒸煮方 法、捞纸、榨压、晒纸等方面都呈现了各自不同的工艺流程[28]。
很显然，这些不同的技术或技术形态更加降低了彼此之间的通约度。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把现代技术转移到这些地区，还是把这些地区中的某一种形态的技术转移到另一 个地区，都会因其各自具有的特殊性或不可通约性而产生矛盾或摩擦，从而阻碍了技术 转移的实施与实现。
2.气候风土
气候风土是指气候、地形、湿度等因素。众所周知，气候风土对动植物的影响是通过 自然选择进行的，“橘逾淮而北为枳，鸲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同样，气候风土对 技术也起到了自然选择的作用。这是因为，器物的制造所需要的原料、温度、气候等因 素皆与气候风土有关，一项器物的完成，除了与其主体的技能等主观因素有关以外，还 与外界气候风土等客观因素有关。《考工器》中论述了制造器物的四大要素，即“天有 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足以表明技术与气候风 土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因如此，在转移技术特别是转移受区域气候风土影响很深的农业 技术的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到这种因素，否则就会阻碍技术转移的顺利实施，甚至还会 导致失败。
例如，清雍正初年，政府在新疆厄尔得尼地方实施屯垦时，首先从内地引进谷种到该 地区进行种植，但由于所引进的谷种不太适宜当地的气候风土，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 于是政府又派人前往俄罗斯寻找与当地气候风土相适宜的谷种，并按时耕种，结果获得 了理想的收成[29]。云南腾冲在清末“农业耕获仍一岁一收”，据称光绪年间曾有人在 当地推广豆、麦种植，以此实现一年两熟，但因时地不宜未能成功[30]。
再如，新疆天山南路的气候风土很适宜于发展蚕桑，历史上也早有栽桑和养蚕织绸的 记载。因此，清光绪4年(1878年)，时任西征主帅的左宗棠就在该地区谋兴蚕桑之利惠 于民，曾招募浙江湖州的蚕工、织工60余人来新疆传授技术，但由于求成心切，不问土 宜，大力推广，结果“行之期年，上下交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光绪33年(1907年) ，新疆布政使王树又派通晓养蚕缫丝之法的戊员赵贵华前往南疆考察蚕桑之利。赵贵华 在经过深入考察之后，即积极摸索适合新疆水土条件的养蚕缫丝之法。他一方面把当年 从江南来的而未返回原籍的工匠召集起来组成技术班子，另一方面把试制的缫丝器拿到 民间，教授当地人使用，又剔选蚕种，按照当地的气候风土条件改善饲养技术和方法， 终于大获成功。为此，清政府于宣统元年下令，南疆官吏一切举措皆采用赵贵华的方法 ，从而促进了该项技术的有效转移。
3.经济基础
古代的农业经济特别是西部的农业经济以经济规模小型化，投资收益长期化(以年为单 位)为其主要特征。这种经济形态难有足够的积累，其基础很薄弱。受其影响，古代的 西部农民既无法预知使用外来技术可能带来的技术与经济风险，也很难支付为采用一项 新技术所必须的先期成本，这也将会阻碍技术转移的实施与实现。
例如，乾隆年间，曾经先后在云南、河南、湖南、湖北等地为官的甘肃皋兰县人段续 深谙水车之利，卸官回乡后于当地建造水车，引黄河水灌田亩，以造福乡梓。但是，要 建造水车“需费百余金，一坏即不能用”[31]。即是说，建造水车造价昂贵、岁修浩繁 ，这对于农民家庭的投资能力要求更高，而当时这一地区的农民又无力承担如此昂贵的 费用。因此，水车没有在当地被广泛推广使用。
再如，清乾隆年间，贵州安平县人刘祖宪发现当地不懂得养蚕技术，于是，他便一边 捐廉俸购买橡种并劝农民栽种，一边雇用知晓养蚕技术者教农民养蚕。此外，他还设立 机房，招募织匠，前后费银两千金。不仅如此，为了在当地普及养蚕技术，他还作《橡 茧图说》凡41条，其内容“明白显易，俾知所遵循而乐于从事，蚕利大兴，民赖之”[3 2]，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合乎当地自然资源又有利于民生的技术在一开始却不被人们所接 受，刘祖宪经过一番调查方知事情原委，“是无石粮者安肯出中人产而谋此未见之利哉 ?”[33]即由于当地农民个体的经济力量薄弱，所以他们很难承担使用这种新技术的成 本和风险。也就是说，落后的生产力和薄弱的经济基础阻碍了技术转移。
4.社会制度
我国古代很少将技术所应具备的工艺流程以数理或文献的形式加以记载或传播，大都 将技术隐含在人的世代经验中，或以“匠籍制”、“师徒制”、“父子制”等形式把技 术限制在帮规行会和家族谜笈中，或受到政府制度的限制。因此，技术也只能以单传或 内传制等形式进行传播或交流，从而严重制约了技术的发展。例如，依据清末民初腾冲 人李国仲写的《李氏世业农用铁器碑记》记载，明正统年间，王骥征麓川时腾越所用的 农器，均由一位姓李的汉族铁匠铸造。明政府特发给其印照：“以后凡腾越城乡及各土 司地之农器，只准我李姓支炉开铸，永久世袭为业……历代以来，不无冒鼓铸之人，皆 经呈请地方官出示捕拿禁止。”[34]这样就人为地限制了技术的转移和扩散。
另外，由于居住在不同区域环境之中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不同于其他 区域的异质型的社会制度。如两汉时代的属国制度，隋唐时代的羁縻府州县制，明清时 代的土司制度等。因此，当外来技术被转移到这些地区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些地区社会 制度的限制，技术转移也随之受到影响。
仅以清代云南永宁地区的技术转移为例。清代，在汉族农耕技术文化普遍进入永宁地 区以前，长期居住在永宁地区的彝人土司对汉族农耕文化持排斥态度，“禁居民不得瓦 屋，不得种稻”[35](有的土司势力强大，如云南东川府在雍正以前是“膏腴四百无人 敢垦”[36]，形成了技术转移的人为禁区)，使农耕文化多分布在永宁坝区以外的山区 ，而水稻种植条件较为优越的永宁坝区却迟迟没有发展水稻种植。清末地方政府曾派官 员到永宁地区要求在盆地内发展水稻种植，但皆因坝区内永宁土司的故意阻挠而不能取 得成功。永宁土司总管认为，如果种植水稻就要引进汉人的农业技术，而引进汉人的农 业技术，就会导致汉人的势力进入永宁盆地，所以水稻是万万不能种植的。
5.宗教习俗
我国西部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分布的地区，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习俗因地而异。当 异质文化中的技术文化被转移到该地区以后，就会因与该地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发 生矛盾而受到拒斥或阻碍。
例如，西藏牧民长期信奉佛教，认为铁匠打造刀矛是在为戕害生灵提供工具，因此， 他们不使用这种技术，从而严重妨碍了铁制手工业技术的转移。此外，他们还崇拜和敬 仰山神和土地神，拒绝和排斥以深翻土地为主的来自中原地区汉族的农耕技术文化，一 直到清代，依然如故。清光绪32年(1906年)，勘定巴塘里塘边务大臣赵尔丰在今川西地 区劝谕藏民垦荒，虽然给于当地藏民三年之后方升科纳粮的优惠条件，但仍然不能调动 他们的垦荒积极性。究其原因，藏民们认为，“未垦之地乃神山也，山有神，动之则雨 ，炀不若，刀兵立兴，疫疠必起。是以土司历代封禁不耕种，免牧畜，止打猎，阻采薪 ”[37]。另据光绪《炉霍屯志·公瘢》一书记载：“炉霍夷人……地荒不敢开，山童不 敢植，必请喇嘛问卦吉凶而决。”更有甚者“惑宗教上干咎鬼神之说，未敢轻行启垦” [38]。西藏查办大臣张荫棠在谈到西藏地区矿产丰富而藏民因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而怠于 开采时也说过：“藏矿丰富，西人以为冠绝全球。三十年，《英军入藏记》记载藏属各 矿颇详，甚尤著者为纳尔仓七百里之金田，及葛大克之金矿，现有土人数百用土法开采 ，但器诫苦菰，日获仅足糊口。其余各矿山，藏官素惑于鬼神风水之说，封禁不准开采 。”[39]
再如，伊斯兰教禁忌开垦土地，受之影响，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伊斯兰回民长期不用铁 犁以助耕，而保留以手木棒耕锄的习惯。即使在四川盆地传统农业区，由于受到这种文 化习俗潜在影响，他们也是因循守旧，不敢或不愿意使用外来先进技术，“凡耕耘灌溉 培壅转输等事，概遵成法，不敢稍变。至收获之丰歉，水旱虫蝗之流行，谓冥冥之中自 有主宰”[40]。在新疆地区，落后的文化习俗使得当时的“南北农人，耽逸恶劳，以稻 多水乡，涂体沾足，工费力句，故乐种麦不喜艺稻”[41]。另外，清代胡麻种植技术在 天山南北已被广泛推广和普及，然而在东疆地区推广这种技术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阻碍。 乾隆27年(1762年)，当时任陕甘总督的杨应琚对此就有奏称，辟展“上年屯兵所种菜子 、胡麻，虽已试有成效，但回地向来种植未尝有此，恐非回民所素习，若必强令分种， 转非随俗从宜之道。”[42]很显然，回族的民族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已成为推广菜子胡 麻种植技术的阻碍因素。
三、文化摩擦的消除对策
根据上述所论，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在技术转移中所出现的诸多影响因素，依据文化 的自我适应，形成针对变化环境的应对机制(这个过程是一个文化调整过程)，并以此为 基础产生与社会的需求、资源、环境、劳动力及资本等相适应，并能为当地社会环境和 经济发展有所促进的技术——适应技术。也就是说，实施文化调整和形成适应技术是消 除文化摩擦的对策。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通过交流促进当地人转变观念，使外来技术迅速扎根并得以推广
以割漆技术为例。秦巴山地漆树资源非常丰富，但长期以来当地居民并未利用，“山 产有漆可取，惟南人袍而沥之，邑人则不能。”[43]“漆树，南北山甚多，识者少”[4 4]。直到清乾隆年间，随着南方流民的大量涌入，才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割漆技术。但是 ，当地人并没有立即认同和使用这种技术，只是处于观望状态。也就是说，这种技术并 未和当地的经济文化融合，还处于离散状态。到了乾隆中期，当地人开始认同并开始模 仿使用这种技术，“向来多湖北客民割去，量给租银，近年本地有效其术者”[45]。等 到嘉道时期，当地人不仅积极使用这种技术，而且，他们还种植了大量的漆树，为推广 这种外来技术创造条件。同时也表明，这种外来技术已被本地化了。这个过程先后经历 了文化调整(即通过外来流民与当地人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当地人的观念认识发生了 转变，由观望转变为认同直至使用和推广)和适应技术的扎根和普及推广过程。
较近的民族学调查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不同民族之间由于相互交流而促使技术发生转 移的实例，据调查，云南元江地区的傣族主要分布于坝区，彝族和哈尼族则居住在附近 的山区，民族之间也早有经济往来，但都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直到晚近时代，居住在 坝区的傣族由于精于作物栽培，特别是善于种植水稻，对山上的彝族和哈尼族产生了巨 大的吸引力，所以每到春季，山上的彝族和哈尼族就会到坝区来向傣族农民学习种植技 术[46]。由此使以精耕细作为主的坝区耕作技术逐渐向彝族和哈尼族居住的山区转移。 这一事例表明，技术文化的中质性使它能够冲破民族文化的堡垒而实现技术转移，从而促进民族文化进步和地区经济发展。
2.根据环境需要，选择、引进外来技术
以引进“冬水田”灌溉技术为例。四川本为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但在清以前，丘陵山 地农田完全依靠天然降水，即所谓的“雷鸣田”。康雍之际湖北人阙昌言到德阳任知县 ，他看到当地人在秋冬后不知蓄水，至来年春耕，田涸土斫不敷浸灌，往往弃而不治。 于是，他仿照湖北家乡“冬水田”灌溉技术方法，令民于收获后以秋水满浸滔田，及来 年栽插时挹彼注滋，无不沾足，从此一县皆守其法[47]。后来，阚昌言又到罗江[48]任 知县。在罗江，他仍反复于民间劝导推广“冬水田”灌溉技术。据他自己说，“署任后 ，恐小民始勤终怠，农务稍懈，又刊俚语谕民曰：劝民预蓄冬水，明春栽插更易，高培 田埂，停潴一亩，旁灌三亩，早禾多收无虫，此言千金不易。若任水梢大河，堰长惰民 究治”。后来，绵竹知县安洪德即将“泡冬田，作冬堰”补入修筑灌溉诸法，从此冬水 田法迅速普及全川。
阚昌言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引进外来的“冬水田”灌溉技术，一是因为他能够抓住川北 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当地人比较关心的涉及到自身经济利益的问题， 引进能够解决该问题的外来技术就很容易受到当地人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因为他能够根 据当地自然环境情况和客观需要，有目的和有选择地引进与之相适应的外来技术；从而 有助于外来技术迅速在当地扎下根；三是因为他能够利用自己权力的支撑，不遗余力的 积极推广“冬水田”灌溉技术，并能够迅速给当地人带来经济利益。这个过程也经历了 一个文化调整(即阚昌言对当地农业生产技术的认识和当地人对他的认识以及他对当地 人进行劝导)和形成适应技术(即选择外来技术和推广外来技术)的过程。
3.根据当地人的经济基础条件，通过技术示范推广外来技术
古代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因此，当地人不能马上接受外来技术。为了解决技术 转移的经济限制因素，调动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需要实施技术示范。技术示范实 际上是技术吸纳方对技术风险性进行的实际效果的评判，它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对新技 术的懵懂和惧怕失败的心理。“以民之取利甚于官之教民，苟利所在，必争先往鹜”[4 9]。清乾隆年间，陕抚陈宏谋在陕西推广红薯种植，他不但发布《劝种甘薯檄》，将红 薯种植之法刊刻分发，广行劝种，而且还要求“各官先行觅地试种，或租民地试种，听 小民观看”。略阳等地甚至“雇有善种之人到陕，或署中现有曾经种薯之人”，今本县 “曾种园蔬之人，与之讲解明白下种、移栽、灌壅等法”[50]。由此推动红薯在陕西大 面积种植。而玉米在云南摩梭人居住地区传播就要艰难得多。云南永宁地区的摩梭人长 期种植埤子燕麦和青稞等几种传统粮食作物，即使在清咸同以前，在其周边地区早已有 玉米种植的情况下，摩梭人依然固守自己的种植传统。约在19世纪80年代，有两户迁居 永宁开坪乡的仲家(布依族和云南壮族的旧称)首先在永宁山地上种植玉米，由于玉米具 有适应性强，产量高等特点，到20世纪初，这种以整地、播种、施肥和除草为主的玉米 种植技术才逐渐为摩梭人所接受，玉米迅速成为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从仲家肇始到摩 梭人普遍种植，其间经历了一个近30年的示范和观望过程。可见，这个过程中的文化调 整是通过技术发起方对当地人进行技术讲解、劝导，亲自进行技术示范来完成的，其适 应技术也是依靠技术发起方对所转移的技术进行改良来完成的。
4.根据实际需要，利用外来技术改良当地的传统技术
西部地区长期形成的传统技术未必就与当地的环境相适应，为此，外来者们就利用外 来技术对当地的技术进行改良，产生适应技术，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和实际需要。
例如，四川合江人罗文思于乾隆11年做了陕西商南县知县。他一上任就否定了当地传 统的塘堰作法，将本地以布桩法固堤代之以植柳法固堤，以塘草法代替种荷法养塘，其 利弊是：“堤上植柳，以枝叶可荫塘，根能固堤脚……塘水肥菱草，乃生鱼，易长；种 荷成藕，坏堤。”此人之所以能很快看出问题所在，缘于他“家居时曾作塘，知其悉” [51]。罗文思此前曾在贵州石阡为官，亦在当地大力推广水利技术。他说：“阡近一带 ，安车之法可谓尽善，未见有用农骨车者，当授其法也。”这个法就是将塘坝技术与水 车技术有机结合，照罗文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其法用劲木，长六尺为椿，将一头削尖 ，交叉打入水中，如鹿角状，于近岸安车，用沙石壅堆，使无摇动。其布椿上广下狭， 逼水急流至车所，车自转动。若河平水缓，则离下坝十余丈以上更筑一坝，仍于坝头接 作曲坝，直连下坝，则众水由一港奔窜，逼成急势，可安水车两座于一处。”[52]可见 ，罗文思非常注意引入技术与当地环境的关系，并且常常从当地实际条件出发，因地制 宜调整技术与环境的关系，最大限度的利用自然环境和发挥技术的能动作用。
另外，清宣统二年，时任川边大臣的赵尔丰为了开发西藏东南部的林业资源以造纸， 曾命人考察西藏造纸技术情况，其结果是，“鸡贡(今察隅县吉公乡)地方多构树，夷民 取皮造纸，虽不甚莹洁，亦差可用。”“徜得良工改造，其纸适足为用”，他一方面积 极鼓励住藏官兵利用自身已有技术改造当地制造技术，另一方面令人于内地采购西藏造 纸所需的铁锅、竹帘，经过一番努力改变了西藏生产粗纸的历史，生产出了与内地相似 的白纸。为此，赵尔丰感慨地说：“工业一道，非悉心考究，不能得其精要，该管带( 程凤翔——作者注。)于产竹之区能督工造成纸张，足见事在人为，甚堪嘉慰。”[53]
还有，云南泸沽湖畔世代居住的是纳西族和普米族人，他们生产技术落后，长期以来 只在沿湖岸边的沼泽和滤不干的所谓“渣巴地”撒种毛裨，产量极低。清咸丰同治年间 ，有南京清河籍傅姓和福建汀州籍张姓两户随大批汉族流民迁入泸沽湖地区。二姓均采 用租佃土司土地以行耕种，由于他们率先采用了新式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使原来沼泽 和滤不干的“渣巴地”经过“拱商滤水”后，变成适于种植玉米和各种豆类作物，大大 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随后这种极利于改良当地土地利用方式的耕作技术被长期居于此 的纳西族和普米族人所接受和传习。
收稿日期：2004-03-24